胡適常說，他在“澄衷”求學期間有三個較大的收獲：
其一、英文與數學的進步很快。
其二、他小時體弱多病，到上海上學後，注意體操鍛煉，他在“梅溪”與澄衷”期間從來不曾缺脫一堂體操課。雖然他從沒有參加過什麽體育競技的比賽，但他上體操課總是“很用氣力做種種體操”。 他的身體也開始逐漸強健。
其三、大膽參加各種社會群體活動。他在家鄉時處於婦女的保護圈中，顯得羞怯、文弱、膽小，到上海後逐漸擺脫這種習性。到“澄衷”不久，他便成為學校各種活動的骨幹分子、活躍分子。
胡適特別擅長講演，是一位出色的講演大師。他一生做過無數次的講演，成大名後也回母校“澄衷”作過講演。他的講演能力雖成熟於留美期間，但濫觴於“澄衷”。 生平首次的演講就是在“澄衷”作的。
正如他在日記中所言：“吾入澄衷學堂以後，始稍稍得朋友之樂。居澄衷之第二年，已敢結會演說，是為投身社會之始。”
在澄衷學堂就讀期間，胡適寫下了他存世最早的100篇日記（《丙午年學界用自治日記》）。該日記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
值得注意的是，這100篇澄衷日記中，涉及社團活動的約占總數的一半。在五個多月中，僅胡適發起或參與的學生自治性組織就有“自治會”、“閱書會”、“集益會”、“理化研究會”、“講書會”、“算術研究會”、“球會”等近十種。
社團活動自然離不開演講，胡適在日記中記述：“4月13日，集益會開第七次常會，諸位師生就會員出會之法、‘泰否’二字之義、南昌教案事、光學、算術九試法等話題發表演講，……”
胡適則‘聞諸君演說，輒生無數感情，乃登台演說，總論各人之演說’，深得會員好評。
“4月29日，‘自治會’會時，胡適演說三事：‘釋治字之意’、‘論同學宜於學問上、德性上著力競爭’、‘論選舉時被選者及選人者之權利義務’。”
之後選舉職員，胡適以18票之多被選為會長，其演講之魅力，可見一斑。
在《四十自述》中，胡適回顧了他曾在澄衷“自治會”發表題為“論性”的演說。他否定孟子的“性善說”與荀子的“性惡說”，讚同王陽明的性“無善無惡，可善可惡”之說。孟子曾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胡適直言孟子不懂得科學，不明白地心萬有引力和水自會保持水平的原理。認為“水無有不下”，並非水性向下，隻是地心吸力引它向下。吸力可以引它向下，高高的蓄水塔也可以使自來水管裏的水向上。依據水無上無下保持水平，卻又可上可下的特點，論證了王陽明的“性論”的正確性。胡適的這番演說通俗形象，深入淺出，頗受同學的歡迎。
正是因為澄衷學堂開放的氛圍、眾多的社團活動，使得胡適有了較多的演講訓練機會，為日後成為舉世矚目的演講大師邁開了堅實的一步。
在澄衷學堂，胡適所讀的新書之中，對他生平思想影響最大的還有一個人，就是梁啟超。
梁啟超是著名的維新黨領袖人物。戊戌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日本，創辦《新民叢報》，繼續宣傳君主立憲的改良主義，成了保皇黨人。
作為清末民初重要曆史人物，雖其在對抗革命黨、支持北洋軍閥政府袁世凱、段祺瑞等事件中，引發諸多爭議甚至不滿，但他一生致力於民族強盛和國家繁榮呐喊奔波，在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地位不能動搖；是中國新史學的開山祖師和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驅不可否定；在清末科舉製度的廢除和立憲運動的推手作用不能忽略。
他堅持介紹西方的新學，抨擊中國社會的黑暗，解剖國民性的缺點和弱點，而且文章“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在中國思想界仍有相當大的影響，發揮了巨大的啟蒙作用。
胡適在梅溪學堂便開始讀《新民叢報》，讀梁啟超一派人的文章。到澄衷以後，似乎和梁氏更結下了不解之緣。
澄衷學堂是依據學生的英文水平分班，故班裏學生國文程度參差不齊。楊千裏將學生分成三組：甲組讀飲冰室文；乙組讀讀粹化新編，丙組讀春風館國文教科書。其中，乙組和丙組人數居多，隻有胡適與另外三人分在“最高級別”的甲組。
胡適所在甲組讀的飲冰室文，也就是梁啟超的著作。
胡適最初接觸梁氏文章，緣於二哥胡紹之推薦。轉入澄衷學堂後，在楊千裏的影響下，對梁氏著作有了更廣泛、更深入的他從梁啟超的文章中，知道世界上除了孔子孟子以外，還有培根、笛卡爾、霍布士、斯賓諾莎、孟德斯鳩、盧梭、康德、達爾文等許多大思想家和大學問家。他折服於梁氏文章的魔力，他的思想也不能不跟著梁啟超走。
胡適說，他那時“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主要是兩部著作對他的思想事業影響極大，第一是《新民說》，第二是《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新民說》，是梁啟超有代表性的政論著作。現在版的全書共二十節。分別為第一節敘論、第二節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第三節釋新民之義、第四節就優勝劣敗之理以證新民之結果而論及取法之所宜、第五節論公德、第六節論國家思想、第七節論進取冒險、第八節論權利思想、第九節論自由、第十節論自治第十一節論進步（一名中國群治不進之原因）、第十二節論自尊、第十三節論合群、第十四節論生利分利、第十五節論毅力、第十六節論義務思想、第十七節論尚武、第十八節論私德、第十九節論民氣、第二十節論政治能力。
書的主旨，是要改造中國的國民性，試圖個老大落後的民族，改造成一個先進強盛的新民族，使“吾四萬萬人之民德民智民力”，可以同西方的先進民族相匹敵，成為新民。他說：“苟有新民，何患無新製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因此，梁氏自號“新民子”，自稱“中國之新民”，他辦的雜誌也叫做《新民叢報》。總歸一句話，他把“新民”看作是“今日中國第一急務”。
胡適讀到的《新民說》，是匯編了關於曆舉西方民族的許多優長，解剖中國國民的奴隸根性的十幾篇文章的老版本，覺得給他打開了一個新世界，使他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
因此，胡適認為：《新民說》的最大貢獻在於指出中國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許多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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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道：“他指出我們所最缺乏而最須采補的是公德，是國家思想，是進取冒險，是權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進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義務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這十幾篇文字裏，抱著滿腔的血誠，懷著無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指揮那無數的曆史例證，組織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淚，使人感激奮發的文章。其中如《論毅力》等篇，我在25年後重讀，還感到他的魔力。何況在我十幾歲最容易受感動的時期呢？”
另一篇《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是梁氏早年的學術著作。他將中國學術思想史分為七個時代：一、胚胎時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時代，春秋末及戰國是也；三、儒學統一時代，兩漢是也；四、老學時代，魏晉是也；五、佛學時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時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時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複興時代，今日是也。
這種劃分，今天看來自然是需要商榷的，但這是在80多年前，正如胡適所說，這篇文章“是第一次用曆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因此，胡適也最愛讀，而且也給胡適“開辟了一個新世界”，使他知道“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
但梁啟超的這篇文章沒有寫完，隻是一個半成品。胡適覺得很失望，很不滿足。
後來梁氏又在《新民叢報》上續作，也沒有完成，中間仍缺三個時代最緊要的部分。胡適眼巴巴地望了幾年，忽然靈機一動：“我在失望的時期，自己忽發野心，心想：我將來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補作這幾章闕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豈不是很光榮的事業？我越想越高興，雖然不敢告訴人，卻真打定主意做這件事了。這一點野心就是我後來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
由此可見，梁啟超對胡適一生的思想和事業，影響是何等重大。
胡適四十歲左右，在學術界如日中天，堪稱泰鬥的中青年時期，對已漸被大浪淘退的梁啟超，依然敬重有加。
他常說：“我們把梁先生看作老輩”，又說梁任公：“和藹可親，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
梁氏逝世，他特別難過，在日記中寫道：“今天任公大殮，我在廣慧寺。我同（任）叔永、陳寅恪、周寄梅去送他入殮，第一個見著蹇季常，他兩眼噙著老淚，我說，我來遲了8分鍾！也不覺墜淚了！……有許多任公舊友下淚的。”
20餘年後，提及梁啟超，胡適又說： “（協和醫院）世界最新最完備的一個醫院，競無法延長一位平日體格很強，生龍活虎一般的大人物的壽命。”作為朋友抑或師長，這是胡適先生作為晚輩予以的敬愛和惋惜。
其一、英文與數學的進步很快。
其二、他小時體弱多病，到上海上學後，注意體操鍛煉，他在“梅溪”與澄衷”期間從來不曾缺脫一堂體操課。雖然他從沒有參加過什麽體育競技的比賽，但他上體操課總是“很用氣力做種種體操”。 他的身體也開始逐漸強健。
其三、大膽參加各種社會群體活動。他在家鄉時處於婦女的保護圈中，顯得羞怯、文弱、膽小，到上海後逐漸擺脫這種習性。到“澄衷”不久，他便成為學校各種活動的骨幹分子、活躍分子。
胡適特別擅長講演，是一位出色的講演大師。他一生做過無數次的講演，成大名後也回母校“澄衷”作過講演。他的講演能力雖成熟於留美期間，但濫觴於“澄衷”。 生平首次的演講就是在“澄衷”作的。
正如他在日記中所言：“吾入澄衷學堂以後，始稍稍得朋友之樂。居澄衷之第二年，已敢結會演說，是為投身社會之始。”
在澄衷學堂就讀期間，胡適寫下了他存世最早的100篇日記（《丙午年學界用自治日記》）。該日記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
值得注意的是，這100篇澄衷日記中，涉及社團活動的約占總數的一半。在五個多月中，僅胡適發起或參與的學生自治性組織就有“自治會”、“閱書會”、“集益會”、“理化研究會”、“講書會”、“算術研究會”、“球會”等近十種。
社團活動自然離不開演講，胡適在日記中記述：“4月13日，集益會開第七次常會，諸位師生就會員出會之法、‘泰否’二字之義、南昌教案事、光學、算術九試法等話題發表演講，……”
胡適則‘聞諸君演說，輒生無數感情，乃登台演說，總論各人之演說’，深得會員好評。
“4月29日，‘自治會’會時，胡適演說三事：‘釋治字之意’、‘論同學宜於學問上、德性上著力競爭’、‘論選舉時被選者及選人者之權利義務’。”
之後選舉職員，胡適以18票之多被選為會長，其演講之魅力，可見一斑。
在《四十自述》中，胡適回顧了他曾在澄衷“自治會”發表題為“論性”的演說。他否定孟子的“性善說”與荀子的“性惡說”，讚同王陽明的性“無善無惡，可善可惡”之說。孟子曾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胡適直言孟子不懂得科學，不明白地心萬有引力和水自會保持水平的原理。認為“水無有不下”，並非水性向下，隻是地心吸力引它向下。吸力可以引它向下，高高的蓄水塔也可以使自來水管裏的水向上。依據水無上無下保持水平，卻又可上可下的特點，論證了王陽明的“性論”的正確性。胡適的這番演說通俗形象，深入淺出，頗受同學的歡迎。
正是因為澄衷學堂開放的氛圍、眾多的社團活動，使得胡適有了較多的演講訓練機會，為日後成為舉世矚目的演講大師邁開了堅實的一步。
在澄衷學堂，胡適所讀的新書之中，對他生平思想影響最大的還有一個人，就是梁啟超。
梁啟超是著名的維新黨領袖人物。戊戌變法失敗後，他流亡日本，創辦《新民叢報》，繼續宣傳君主立憲的改良主義，成了保皇黨人。
作為清末民初重要曆史人物，雖其在對抗革命黨、支持北洋軍閥政府袁世凱、段祺瑞等事件中，引發諸多爭議甚至不滿，但他一生致力於民族強盛和國家繁榮呐喊奔波，在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導地位不能動搖；是中國新史學的開山祖師和思想解放運動的先驅不可否定；在清末科舉製度的廢除和立憲運動的推手作用不能忽略。
他堅持介紹西方的新學，抨擊中國社會的黑暗，解剖國民性的缺點和弱點，而且文章“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在中國思想界仍有相當大的影響，發揮了巨大的啟蒙作用。
胡適在梅溪學堂便開始讀《新民叢報》，讀梁啟超一派人的文章。到澄衷以後，似乎和梁氏更結下了不解之緣。
澄衷學堂是依據學生的英文水平分班，故班裏學生國文程度參差不齊。楊千裏將學生分成三組：甲組讀飲冰室文；乙組讀讀粹化新編，丙組讀春風館國文教科書。其中，乙組和丙組人數居多，隻有胡適與另外三人分在“最高級別”的甲組。
胡適所在甲組讀的飲冰室文，也就是梁啟超的著作。
胡適最初接觸梁氏文章，緣於二哥胡紹之推薦。轉入澄衷學堂後，在楊千裏的影響下，對梁氏著作有了更廣泛、更深入的他從梁啟超的文章中，知道世界上除了孔子孟子以外，還有培根、笛卡爾、霍布士、斯賓諾莎、孟德斯鳩、盧梭、康德、達爾文等許多大思想家和大學問家。他折服於梁氏文章的魔力，他的思想也不能不跟著梁啟超走。
胡適說，他那時“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主要是兩部著作對他的思想事業影響極大，第一是《新民說》，第二是《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新民說》，是梁啟超有代表性的政論著作。現在版的全書共二十節。分別為第一節敘論、第二節論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務、第三節釋新民之義、第四節就優勝劣敗之理以證新民之結果而論及取法之所宜、第五節論公德、第六節論國家思想、第七節論進取冒險、第八節論權利思想、第九節論自由、第十節論自治第十一節論進步（一名中國群治不進之原因）、第十二節論自尊、第十三節論合群、第十四節論生利分利、第十五節論毅力、第十六節論義務思想、第十七節論尚武、第十八節論私德、第十九節論民氣、第二十節論政治能力。
書的主旨，是要改造中國的國民性，試圖個老大落後的民族，改造成一個先進強盛的新民族，使“吾四萬萬人之民德民智民力”，可以同西方的先進民族相匹敵，成為新民。他說：“苟有新民，何患無新製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因此，梁氏自號“新民子”，自稱“中國之新民”，他辦的雜誌也叫做《新民叢報》。總歸一句話，他把“新民”看作是“今日中國第一急務”。
胡適讀到的《新民說》，是匯編了關於曆舉西方民族的許多優長，解剖中國國民的奴隸根性的十幾篇文章的老版本，覺得給他打開了一個新世界，使他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
因此，胡適認為：《新民說》的最大貢獻在於指出中國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許多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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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道：“他指出我們所最缺乏而最須采補的是公德，是國家思想，是進取冒險，是權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進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義務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這十幾篇文字裏，抱著滿腔的血誠，懷著無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指揮那無數的曆史例證，組織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淚，使人感激奮發的文章。其中如《論毅力》等篇，我在25年後重讀，還感到他的魔力。何況在我十幾歲最容易受感動的時期呢？”
另一篇《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是梁氏早年的學術著作。他將中國學術思想史分為七個時代：一、胚胎時代，春秋以前是也；二、全盛時代，春秋末及戰國是也；三、儒學統一時代，兩漢是也；四、老學時代，魏晉是也；五、佛學時代，南北朝、唐是也；六、儒佛混合時代，宋、元、明是也；七、衰落時代，近二百五十年是也；八、複興時代，今日是也。
這種劃分，今天看來自然是需要商榷的，但這是在80多年前，正如胡適所說，這篇文章“是第一次用曆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因此，胡適也最愛讀，而且也給胡適“開辟了一個新世界”，使他知道“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
但梁啟超的這篇文章沒有寫完，隻是一個半成品。胡適覺得很失望，很不滿足。
後來梁氏又在《新民叢報》上續作，也沒有完成，中間仍缺三個時代最緊要的部分。胡適眼巴巴地望了幾年，忽然靈機一動：“我在失望的時期，自己忽發野心，心想：我將來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補作這幾章闕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豈不是很光榮的事業？我越想越高興，雖然不敢告訴人，卻真打定主意做這件事了。這一點野心就是我後來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
由此可見，梁啟超對胡適一生的思想和事業，影響是何等重大。
胡適四十歲左右，在學術界如日中天，堪稱泰鬥的中青年時期，對已漸被大浪淘退的梁啟超，依然敬重有加。
他常說：“我們把梁先生看作老輩”，又說梁任公：“和藹可親，全無城府，一團孩子氣”。
梁氏逝世，他特別難過，在日記中寫道：“今天任公大殮，我在廣慧寺。我同（任）叔永、陳寅恪、周寄梅去送他入殮，第一個見著蹇季常，他兩眼噙著老淚，我說，我來遲了8分鍾！也不覺墜淚了！……有許多任公舊友下淚的。”
20餘年後，提及梁啟超，胡適又說： “（協和醫院）世界最新最完備的一個醫院，競無法延長一位平日體格很強，生龍活虎一般的大人物的壽命。”作為朋友抑或師長，這是胡適先生作為晚輩予以的敬愛和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