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方發生直皖之戰、西南發生粵桂之戰時，介於中間地段的湖南也同樣發生了內亂。
趕走了“張毒”，譚延闓主政湖南後，堅持的政治原則是，不再以“兵事困擾湘人”。他和趙恒惕宣稱湘軍任務以驅張為止，不卷入南北漩渦，並主張閉關自守，請南北均勿駐軍湘境。
驅張一役，湘軍從北軍中奪得大批槍支，擴編為形形色.色的部隊。以湖南人的勇敢善戰，如果內部團結起來，不要說北洋派不敢正眼相覷，就在西南各省中，也算是強大的武力。可是湘軍並不團結，驅張成功後，變成了三分天下。譚延闓、趙恒惕和程潛鼎足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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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變局是譚延闓、趙恒惕、程潛三派之爭。首先是程派軍人發動政變逐譚下台，趙在政變中取得了總司令地位，而後程派倒趙失敗。
譚趙兩派本是一係，在反程戰線上更是一致，不過當程派勢力被鏟除後，譚趙兩位雖無芥蒂，可是下麵的人則因利害關係而水火不容了。
湖南譚趙之爭醞釀了好幾年。趙恒惕在他答複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訪問時曾對此表示遺憾，他敘述他對譚的印象，以及和譚之間的衝突，言道：“湘軍隱分新舊兩派：新派多為保定軍校出身，水準較齊，知識亦較高，如唐生智、賀耀祖等是；舊派則分子複雜，有湖南速成學堂，武備學堂，弁目學堂卒業者，有學兵，亦有行伍出身者，如吳學劍、魯滌平、蔡钜猷、陳嘉祐、謝國光輩是。省憲實行以來，新派軍官因程度較高，遂漸成湖南軍政之重心。……”
譚延闓四次督湘，遇到的是兵驕將悍、財政困難、軍餉無著的局麵。譚是文人出身，驅張一役則是軍人的功勞，因此他們對譚就有不敬之心。他們在各自的勢力範圍內不隻是行政權操於己手，連地方稅收也要支配，省政.府無權過問。因此，譚的號令不出省門，他所用的民財各長，也受武人的幹涉。譚在民國初年，曾說過：“省長是督軍的媳婦”，可是他做了督軍時竟變成各地方軍人的媳婦了。 ……
譚趙之爭的結果是譚延闓懷著萬分複雜的心情去了上海。
自從民國六年南北戰爭以來，湖南就變成南北兵爭的焦點。譚延闓也幾進幾出長沙，他雖稱文武全才，究竟文事重於武功，在湘省內爭中，他需要倚賴軍人的支持。趙恒惕是支持他的，可趙的部下希望趙能主綰一省軍政，趙在大勢所趨的情況下，負起了湖南軍政省長的責任。
湖南局勢在趙恒惕控製下，總算安定了下來。
趙恒惕治湘後，以自治號召保境息民，他的策略是：一方麵與川、滇、黔、粵四省成立聯省自治陣線，一方麵又與鄂贛兩省訂立聯防條約。
湖北方麵，督軍王占元挾西南以示重於北京，儼然以兩湖的重鎮自居。原來湖南湖北兩省之間，本就有其密切的關係而相互依存。湖北因為有漢陽兵工廠，湘軍必須向湖北購軍火，而湖南盛產的米穀也須經湖北賣出。
至於江西，江西督軍陳光遠既害怕孫中山出兵江西；又害怕李烈鈞統率的滇軍由湖南進攻江西，也需要結交湖南以紓西顧之憂。
自湘軍回湘，粵軍回粵，川軍治川後，對湖北產生了很大的示範效應。湖北自從黎元洪被袁世凱“請”去北京後，一直在外省籍北洋軍人統治下。
直係王占元主鄂政有年，“日事聚斂”，所部軍隊兵變不斷，鄂人深受其害。隨著聯省自治運動的深入，鄂人驅逐王占元、實現鄂人治鄂的願望越發強烈。但是，鄂人沒有力量，兩湖同氣連枝，隻有求助於湖南。
一九二一年春天，長沙來了一批湖北客人，為首的是蔣作賓、孔庚、李書城、何成浚等，他們是到湖南來作說客，請求借兵“援鄂”。
他們說：援鄂不僅是急人之急難，而且對湖南自己也有好處。好處是：
第一，湖南是全國自治運動的“先進”省區，不過自治需要推廣，不能獨善其身，不能孤立，必須聯合各省組織聯省自治政.府，才能立於不敗之地。湖南出兵“援鄂”，占領武漢這首義聖地，登高一呼，各省必能風起雲從，聯省自治政.府就有實現的可能。
第二，驅逐王占元後，湘軍兩師可以駐防鄂南，協助防務，軍餉由湖北供給，這樣就可以減輕湖南當前財政的壓力。
第三，現在湘軍向湖北購買軍火，可否之權操在王占元，如果驅王後，湖南勢力控製了湖北，自己掌握了漢陽兵工廠，湘軍繼續發展，就不會受到限製。
末了，這些說客們還強調王占元的不堪一擊。就當時的形勢分析湘軍所占有利情勢，肯定地說，隻要湘軍發動援鄂，與湖北民軍裏應外合地配合作戰，就可在一個星期之內占領武漢；同時也不必擔心直係的支援，因為王占元已失歡於直係，直係不會出兵相助。何況直係正和奉係明爭暗鬥，自然沒有餘力過問湖北的事。
這些說客顯然是有備而來，知道湖南的困難和關切。他們提出的好處極具說服力，特別是可以在鄂南駐軍兩個師，其軍餉全由湖北方麵提供，湘軍方麵還可以掌握漢陽兵工廠，使軍火得到可靠的供應。這個誘惑力實在是太大了。
湖北本來就對湖南人有吸引力，所謂的大湖南主義就是包括兩湖。湖南有一句俗話說：“麻雀子飛不過洞庭湖”，若有機會實現大湖南主義，湖南人何樂而不為。加上湖南內部問題太多，擴軍後軍人也需要向外發展才能使湖南本身相安無事，因此湘省軍人大為所動，均主張“援鄂”。首告奮勇的，是第二師師長魯滌平。
北洋時代，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所謂“援”什麽地方，就是出兵那裏，就是去打仗。
但是，趙恒惕對於“援鄂”還是持審慎的態度，他有三個顧慮：（一）怕引起吳佩孚的武裝幹涉；（二）出兵援鄂與自治精神背道而馳；（三）湖南這時已答應陳炯明的邀請，出兵桂林討伐桂係，而湘西又有滇軍假道的風潮，這兩方麵已經費去不少兵力，無力“三管齊下”了。
六月二十四日，長沙又到了一位四川客人，自稱為考察湖南製憲而來，這位客人就是前任四川督軍熊克武。
熊路過湖北時，曾受王占元的盛大款待，因此在長沙的湖北說客以為熊是來替王占元做說客的。其實熊既不為考察製憲而來，也不為王占元作說客，是來秘密接洽川湘兩省共同出兵“援鄂”的問題。
因為四川也和湖南一樣，內部有矛盾，需要向外發展。川湘共同出兵，成功的公算自然大得多，因此熊克武到長沙後，又為湖南“援鄂”的勢頭加大了籌碼。
趙恒惕畢竟比別人多看幾步，雖然也蠢蠢欲動，但還是有些猶豫。有人向趙提出三策：第一是將夏鬥寅的鄂軍團（被湖南收容的鄂西民軍石星川的殘部，實力僅六七百人），改編為“湖北自治軍”，暗中卻令大量湘軍改裝加入，以充實這支部隊。然後宣布“鄂軍回鄂”，湖南則佯裝中立，以避免予人侵犯湖北的口實；第二是派人疏通吳佩孚，如果吳能中立，就可以大膽援鄂了；第三是在湖南的國民黨人保證，如果湘軍出兵武漢，北伐軍一定會改道江西而不通過湖南。
王占元於四月二十五日到了天津參加了曹銀、張作霖、靳雲鵬和王占元的四巨頭會議。在這次會議中，王占元雖然隻是陪客，無足輕重，但能躋身北洋巨頭之林，是多大的榮耀？這時候的王占元可謂自得意滿。
他從北方回武漢時，路過鄭州，鄭州車站上有吳佩孚第三師的學兵隊在車站列隊恭迎他。他目睹這些小夥子個個精神飽滿，在傾盆大雨中隊形整齊，大為觸動。
想到回到湖北後，要下決心裁汰老弱，在強軍上大幹一番。
但是，他這個強軍夢還沒醒，六月四日，他回鄂的第二天，宜昌便發生了大規模的兵變。變兵大燒大殺大搶，還禍及了外國人的商店，惹起了外交糾紛。
六月八日，英、美、法三國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嚴厲的質問，隨後又提出賠償僑民損失和勸告中國裁兵的覺書。
意大利公使竟提出組織各國聯軍開往各通商口岸保護外僑的建議。宜昌各國僑民公然提出在宜昌開辟租界，宜昌周圍三十裏不得駐兵的條件。
尤其讓王占元不安的是，川軍旅長胡濟舟竟建議派兵進駐宜昌，劃宜昌為四川的轄市，以避免國際共管。
六月七日，武昌又發生兵變，和宜昌一樣大燒、大搶、大掠、大殺，武昌官錢局和造幣廠在被搶以後又被放火焚燒。
武昌為督軍駐節的所在地，而變兵又是王占元的直轄軍隊，使得王占元更加無地自容。
第二天他下了一道命令，變兵第二師第七團全團官兵一千八百三十二人準其退伍，欠餉一次發清。每人另給解散費二十元，劫來贓物準其攜帶，由火車免費遣送其回鄉。
八日晚間，變兵們興高彩烈地上了火車。車子開到孝感站，突然槍聲四起，預先埋伏在車站周圍的湖北第四混成旅兵士一擁而出，開槍射擊。除了在黑暗中逃脫了數十人，其餘的都被殲滅。
王占元用這樣惡劣的手段處理變兵事件，收回發給變兵的欠餉和解散費。雖然追回了贓物，但這個手段太過卑鄙下作，為有良知的人所不齒，使湖北的人心和軍心更加不穩。就連一貫迎合王的武昌宜昌兩地商會，也都通電痛斥王的慘忍毒辣。
王在乘馬巡視武昌災區時，看見督署發出的布告上自己的名字被人挖掉，知道自己在湖北已經是多麽不得人心。
趕走了“張毒”，譚延闓主政湖南後，堅持的政治原則是，不再以“兵事困擾湘人”。他和趙恒惕宣稱湘軍任務以驅張為止，不卷入南北漩渦，並主張閉關自守，請南北均勿駐軍湘境。
驅張一役，湘軍從北軍中奪得大批槍支，擴編為形形色.色的部隊。以湖南人的勇敢善戰，如果內部團結起來，不要說北洋派不敢正眼相覷，就在西南各省中，也算是強大的武力。可是湘軍並不團結，驅張成功後，變成了三分天下。譚延闓、趙恒惕和程潛鼎足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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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變局是譚延闓、趙恒惕、程潛三派之爭。首先是程派軍人發動政變逐譚下台，趙在政變中取得了總司令地位，而後程派倒趙失敗。
譚趙兩派本是一係，在反程戰線上更是一致，不過當程派勢力被鏟除後，譚趙兩位雖無芥蒂，可是下麵的人則因利害關係而水火不容了。
湖南譚趙之爭醞釀了好幾年。趙恒惕在他答複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訪問時曾對此表示遺憾，他敘述他對譚的印象，以及和譚之間的衝突，言道：“湘軍隱分新舊兩派：新派多為保定軍校出身，水準較齊，知識亦較高，如唐生智、賀耀祖等是；舊派則分子複雜，有湖南速成學堂，武備學堂，弁目學堂卒業者，有學兵，亦有行伍出身者，如吳學劍、魯滌平、蔡钜猷、陳嘉祐、謝國光輩是。省憲實行以來，新派軍官因程度較高，遂漸成湖南軍政之重心。……”
譚延闓四次督湘，遇到的是兵驕將悍、財政困難、軍餉無著的局麵。譚是文人出身，驅張一役則是軍人的功勞，因此他們對譚就有不敬之心。他們在各自的勢力範圍內不隻是行政權操於己手，連地方稅收也要支配，省政.府無權過問。因此，譚的號令不出省門，他所用的民財各長，也受武人的幹涉。譚在民國初年，曾說過：“省長是督軍的媳婦”，可是他做了督軍時竟變成各地方軍人的媳婦了。 ……
譚趙之爭的結果是譚延闓懷著萬分複雜的心情去了上海。
自從民國六年南北戰爭以來，湖南就變成南北兵爭的焦點。譚延闓也幾進幾出長沙，他雖稱文武全才，究竟文事重於武功，在湘省內爭中，他需要倚賴軍人的支持。趙恒惕是支持他的，可趙的部下希望趙能主綰一省軍政，趙在大勢所趨的情況下，負起了湖南軍政省長的責任。
湖南局勢在趙恒惕控製下，總算安定了下來。
趙恒惕治湘後，以自治號召保境息民，他的策略是：一方麵與川、滇、黔、粵四省成立聯省自治陣線，一方麵又與鄂贛兩省訂立聯防條約。
湖北方麵，督軍王占元挾西南以示重於北京，儼然以兩湖的重鎮自居。原來湖南湖北兩省之間，本就有其密切的關係而相互依存。湖北因為有漢陽兵工廠，湘軍必須向湖北購軍火，而湖南盛產的米穀也須經湖北賣出。
至於江西，江西督軍陳光遠既害怕孫中山出兵江西；又害怕李烈鈞統率的滇軍由湖南進攻江西，也需要結交湖南以紓西顧之憂。
自湘軍回湘，粵軍回粵，川軍治川後，對湖北產生了很大的示範效應。湖北自從黎元洪被袁世凱“請”去北京後，一直在外省籍北洋軍人統治下。
直係王占元主鄂政有年，“日事聚斂”，所部軍隊兵變不斷，鄂人深受其害。隨著聯省自治運動的深入，鄂人驅逐王占元、實現鄂人治鄂的願望越發強烈。但是，鄂人沒有力量，兩湖同氣連枝，隻有求助於湖南。
一九二一年春天，長沙來了一批湖北客人，為首的是蔣作賓、孔庚、李書城、何成浚等，他們是到湖南來作說客，請求借兵“援鄂”。
他們說：援鄂不僅是急人之急難，而且對湖南自己也有好處。好處是：
第一，湖南是全國自治運動的“先進”省區，不過自治需要推廣，不能獨善其身，不能孤立，必須聯合各省組織聯省自治政.府，才能立於不敗之地。湖南出兵“援鄂”，占領武漢這首義聖地，登高一呼，各省必能風起雲從，聯省自治政.府就有實現的可能。
第二，驅逐王占元後，湘軍兩師可以駐防鄂南，協助防務，軍餉由湖北供給，這樣就可以減輕湖南當前財政的壓力。
第三，現在湘軍向湖北購買軍火，可否之權操在王占元，如果驅王後，湖南勢力控製了湖北，自己掌握了漢陽兵工廠，湘軍繼續發展，就不會受到限製。
末了，這些說客們還強調王占元的不堪一擊。就當時的形勢分析湘軍所占有利情勢，肯定地說，隻要湘軍發動援鄂，與湖北民軍裏應外合地配合作戰，就可在一個星期之內占領武漢；同時也不必擔心直係的支援，因為王占元已失歡於直係，直係不會出兵相助。何況直係正和奉係明爭暗鬥，自然沒有餘力過問湖北的事。
這些說客顯然是有備而來，知道湖南的困難和關切。他們提出的好處極具說服力，特別是可以在鄂南駐軍兩個師，其軍餉全由湖北方麵提供，湘軍方麵還可以掌握漢陽兵工廠，使軍火得到可靠的供應。這個誘惑力實在是太大了。
湖北本來就對湖南人有吸引力，所謂的大湖南主義就是包括兩湖。湖南有一句俗話說：“麻雀子飛不過洞庭湖”，若有機會實現大湖南主義，湖南人何樂而不為。加上湖南內部問題太多，擴軍後軍人也需要向外發展才能使湖南本身相安無事，因此湘省軍人大為所動，均主張“援鄂”。首告奮勇的，是第二師師長魯滌平。
北洋時代，不知從什麽時候開始，所謂“援”什麽地方，就是出兵那裏，就是去打仗。
但是，趙恒惕對於“援鄂”還是持審慎的態度，他有三個顧慮：（一）怕引起吳佩孚的武裝幹涉；（二）出兵援鄂與自治精神背道而馳；（三）湖南這時已答應陳炯明的邀請，出兵桂林討伐桂係，而湘西又有滇軍假道的風潮，這兩方麵已經費去不少兵力，無力“三管齊下”了。
六月二十四日，長沙又到了一位四川客人，自稱為考察湖南製憲而來，這位客人就是前任四川督軍熊克武。
熊路過湖北時，曾受王占元的盛大款待，因此在長沙的湖北說客以為熊是來替王占元做說客的。其實熊既不為考察製憲而來，也不為王占元作說客，是來秘密接洽川湘兩省共同出兵“援鄂”的問題。
因為四川也和湖南一樣，內部有矛盾，需要向外發展。川湘共同出兵，成功的公算自然大得多，因此熊克武到長沙後，又為湖南“援鄂”的勢頭加大了籌碼。
趙恒惕畢竟比別人多看幾步，雖然也蠢蠢欲動，但還是有些猶豫。有人向趙提出三策：第一是將夏鬥寅的鄂軍團（被湖南收容的鄂西民軍石星川的殘部，實力僅六七百人），改編為“湖北自治軍”，暗中卻令大量湘軍改裝加入，以充實這支部隊。然後宣布“鄂軍回鄂”，湖南則佯裝中立，以避免予人侵犯湖北的口實；第二是派人疏通吳佩孚，如果吳能中立，就可以大膽援鄂了；第三是在湖南的國民黨人保證，如果湘軍出兵武漢，北伐軍一定會改道江西而不通過湖南。
王占元於四月二十五日到了天津參加了曹銀、張作霖、靳雲鵬和王占元的四巨頭會議。在這次會議中，王占元雖然隻是陪客，無足輕重，但能躋身北洋巨頭之林，是多大的榮耀？這時候的王占元可謂自得意滿。
他從北方回武漢時，路過鄭州，鄭州車站上有吳佩孚第三師的學兵隊在車站列隊恭迎他。他目睹這些小夥子個個精神飽滿，在傾盆大雨中隊形整齊，大為觸動。
想到回到湖北後，要下決心裁汰老弱，在強軍上大幹一番。
但是，他這個強軍夢還沒醒，六月四日，他回鄂的第二天，宜昌便發生了大規模的兵變。變兵大燒大殺大搶，還禍及了外國人的商店，惹起了外交糾紛。
六月八日，英、美、法三國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嚴厲的質問，隨後又提出賠償僑民損失和勸告中國裁兵的覺書。
意大利公使竟提出組織各國聯軍開往各通商口岸保護外僑的建議。宜昌各國僑民公然提出在宜昌開辟租界，宜昌周圍三十裏不得駐兵的條件。
尤其讓王占元不安的是，川軍旅長胡濟舟竟建議派兵進駐宜昌，劃宜昌為四川的轄市，以避免國際共管。
六月七日，武昌又發生兵變，和宜昌一樣大燒、大搶、大掠、大殺，武昌官錢局和造幣廠在被搶以後又被放火焚燒。
武昌為督軍駐節的所在地，而變兵又是王占元的直轄軍隊，使得王占元更加無地自容。
第二天他下了一道命令，變兵第二師第七團全團官兵一千八百三十二人準其退伍，欠餉一次發清。每人另給解散費二十元，劫來贓物準其攜帶，由火車免費遣送其回鄉。
八日晚間，變兵們興高彩烈地上了火車。車子開到孝感站，突然槍聲四起，預先埋伏在車站周圍的湖北第四混成旅兵士一擁而出，開槍射擊。除了在黑暗中逃脫了數十人，其餘的都被殲滅。
王占元用這樣惡劣的手段處理變兵事件，收回發給變兵的欠餉和解散費。雖然追回了贓物，但這個手段太過卑鄙下作，為有良知的人所不齒，使湖北的人心和軍心更加不穩。就連一貫迎合王的武昌宜昌兩地商會，也都通電痛斥王的慘忍毒辣。
王在乘馬巡視武昌災區時，看見督署發出的布告上自己的名字被人挖掉，知道自己在湖北已經是多麽不得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