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段祺瑞的日子也不好過。外是全國性的反日,反對向日本借款;內裏是北洋派乃至皖係內部的,因各自私利驅使而相互猜疑、相互傾軋。段深深感到舊的北洋派已經病入膏肓,沒有指望了,因此而決定,加速建立自己的直接武裝。


    遂命徐樹錚在小站,以參加歐戰的名義,先建立起參戰軍三個混成旅,希望借此達到重編新軍的願望。


    曹錕越來越感覺到徐樹錚的手段過於毒辣,不能不對其深懷戒心。


    但是,徐樹錚信誓旦旦地向他保證,副總統問題一定照原約辦理,決無變更。徐樹錚還說:今後並不要求他再到漢口主持軍事,隻要不反對第五期作戰計劃,讓別人去打,副總統就可穩穩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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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這顆“定心丸”, 曹錕又半信半疑了。


    七月二十八日張作霖到了天津。三十日張懷芝也到了天津。


    三十一日督軍團又在天津舉行會議,這一次張作霖親自參加了督軍團會議。其他參加者是:曹錕、張懷芝、徐樹錚、倪嗣衝、田中玉、龍濟光等。長江三督仍未派代表出席,倪嗣衝是接到徐樹錚密電於當天趕到的。


    這次天津會議是繼續討論總統問題和南征問題。張作霖讚成推舉徐世昌為下屆總統,而且力推段祺瑞為副總統。


    明知段無意於這個副總統,張作霖為什麽還要如此賣力地勸進呢?其實,正因為段沒這個心思,張才來這麽一出,原來,是他自己看好了副總統這個位置。他此舉是想通過這次會議推舉一個副總統,段不幹他不就有機會了。


    事情明擺著,誰也不傻,都看得清楚。倪嗣衝怕會議造成僵局,趕忙建議副總統人選暫時不作決定,留待給對南作戰有殊功的人。


    這個意見是徐樹錚借倪嗣衝口提出來的。因為徐樹錚原已答應過曹錕,自不便食言。發現張作霖窺視副總統的位置,又想用這個位子籠絡張作霖,借以鼓勵張作霖把奉軍全部調赴南方作戰。而副總統位置“留待給對南作戰有殊功的人”,又可以用副總統為餌,引誘曹錕和他的直軍繼續對南作戰,豈不兩全其美!


    至於將來怎麽辦,小徐可管不得那麽多。


    曹錕本以為自己是唯一的副總統候選人,而且徐樹錚已經表示過,隻要他不反對對南作戰就夠了,並不需要他積極南征。


    但風雲突變,這次的天津會議卻把副總統留給征南有功者,張作霖又在旁虎視耽耽。


    另一方麵,他自己的大將吳佩孚已拒絕作戰,並和南軍訂立了停戰協定。事情到了這個地步,已經不是他想戰就能戰的了。這樣一來,他如何能成為“對南作戰有殊功的人”。


    天津會議一致決議,勸告曹錕南下立功。


    曹錕一方麵舍不得放棄副總統位子,另一方麵又接到吳佩孚密電,阻止他南下,使他進退兩難。


    這個布販出身的老實人也有一手,在進退兩難中想出了應付的辦法。


    他一方麵答應南下,一方麵又提出三個條件:(一)中央預籌軍費;(二)規定四省經略使職權;(三)軍火暫由奉天借撥,並須取得德州、上海、漢陽三個兵工廠的管理權。


    曹錕料到北京政.府對這三個條件難於接受,這樣他便可借詞推延南下的日期。


    他深深覺得自己是被騙了。在他看來,他如果真的南下,則張作霖一定乘機“深耕”北京政.權。張作霖是他最大的威脅,有取副總統的野心,同時也是除他以外唯一的人選。


    段祺瑞派車接曹錕赴京詳談,曹竟予以拒絕。


    在這次天津會議中討論對南作戰時,誰在先誰在後也各有歧見。張作霖既然積極,各省督軍就主張以奉軍為前方主力,把前線的軍隊替換下來。


    但張作霖的積極隻是停留在嘴上,輪到要有行動了,他又建議把奉軍當做各路戰線的總預備部隊,隨時應援前方。至於真需要時,他會怎樣,那就隻有天知道了。


    這理所當然遭到各方的反對,耗盡了別人的氣力,再由奉軍前往接收,當別人是小孩子嗎?


    於是,這個問題大家便爭論不休、你推我賴。


    天津會議中,大家一致要求北洋派大團結,對督軍本人沒參加也沒有代表列席的各省則提出了特別的要求。這明顯是針對直係的長江三督,他們沒有參加天津會議,也沒有派代表列席。


    於是,天津會議以全體成員名義去電,征求他們對“南征問題”有何意見?請他們迅速答複。


    長江三督很快回答說:毫無意見,隻願意保境安民。


    這次的天津會議雖有張作霖親自參加,但除了爭執,什麽事都無法議決。各省督軍在此期間,唯一一致的是向北京政.府索取軍餉,他們開出來的數目是一千五百萬元。


    沒有錢當然不能打仗,於是段內閣便忙於在“錢”上麵動腦筋。


    財政總長曹汝霖建議發行金幣券二億四千萬元,向朝鮮銀行借款八千萬元作為三分之一的準備金。金幣券代表的貨幣是二分之一美金,成立幣製局為發行金幣券的監督機關,另設貿易公司經營發行及國際匯兌業務。


    段祺瑞采納了這個建議,擬就發行金幣券條例,請馮國璋公布施行。而馮又一次拒絕蓋印。


    但馮最終還是妥協,在八月九日召集各部總長和中交兩行負責人在公府舉行會議,討論發行金幣券問題。


    曹汝霖在會議上報告,他說發行金幣券是改革幣製,是采行金本位的準備步驟。


    八月十日,馮以總統名義公布製定金幣券條例及幣製局官例。


    西方國家對北京政.府這項措施表示堅決反對,這時由於歐戰已接近尾聲,列強又有精力關注中國了。


    他們認為中國改革幣製應該先同五國銀行團商量,不應該單獨行事。他們更不能容忍日本政.府和段祺瑞政.府的各種勾結,全力阻止日本對華借款的壟斷。


    由此,便聯合起來,對中國發出強烈抗議。


    日本政.府迫於壓力,也不願過分招致西方國家的惡感,便召回了留在中國的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對於金幣借款一事也暫不考慮。


    於是,發行金幣的事也就隻能落空。


    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的勾結,並沒有得到什麽好處。軍火的供應隻便宜了奉軍,兩次日本軍火都被奉軍劫取,借款雖不少,但最急迫需要的是軍火。


    天津會議是七月三十一日開始的,八月九日在無結果中結束。張懷芝和倪嗣衝都離津返回,張作霖卻仍留在天津,他這時對於北京的政壇已發生了興趣。


    張作霖在天津竟無意中發現,從三月二十五日段祺瑞第三次組閣起,徐樹錚一共代領到奉軍軍費五百五十萬元,但奉軍隻實收到一百八十餘萬元。經他他進一步追查,發現徐樹錚把其他的錢用在編練參戰軍和組織新國會的選舉上,小徐竟敢對他搞“假報銷”。


    張作霖自入關後,與各方接觸中,聽到的盡是徐樹錚如何跋扈,如何猖狂,挾段祺瑞以淩欺北洋各軍。他心中對這個小徐已經很厭煩,現在發現他竟擅把奉軍軍費移作別用,欺負人欺到了他的頭上,怎麽可以?


    他不待和北京政.府磋商,立即下令解除徐樹錚的奉軍副司令職務,並且聲言找小徐算帳。


    段祺瑞聽說張作霖翻臉,生怕鬧出別的麻煩,趕快叫徐樹錚去向張謝罪。


    那些錢本來不是給奉軍的,隻是經一下他們的手。現在倒好,弄假成真,還得承諾在短期內歸還這筆款子,段祺瑞覺得很虧。


    民國七年修正的國會組織法,於二月十七日由王士珍內閣公布後,北京政.府遂令內政部籌組國會事務局,依修正法籌備國會選舉。


    為了控製國會選舉,由徐樹錚在幕後支持,組織安福俱樂部。


    安福俱樂部是由中和俱樂部蛻變而成的。


    中和俱樂部是一九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正式成立的團體組織。


    靳雲鵬、李經羲、李國筠等人發起,由平社、澄社、憲法協議會、蘇圓、尚友會、衡社、友仁社、靜廬、正社、新民社、憲政會等小政團合並而成。


    其章程以交換政見,聯絡情誼為宗旨。


    各政團各推舉代表六人為交際員,每星期開會一次。


    這是個完全依附和支持段祺瑞的組織,被稱為段的禦用工具。


    在安福俱樂部成立前, 皖係政客王揖唐、曾毓雋等人,就經常在宣武門內安福胡同梁式堂的住宅聚會。當時是一個尋常俱樂部,請宴召妓,皆用安福胡同梁宅名義。


    一九一八年初,皖係政客往來於安福胡同梁宅的越來越多,開始討論國會選舉問題。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晚,王揖唐、王印川、劉恩格、黃雲鵬、田應璜、解樹強、江紹傑等人在梁宅開會,決定成立了安福俱樂部,確定一九一八年三月八日為正式成立日。


    因梁宅在安福胡同,故取名安福。用俱樂部的名義而不用政黨名義,是因為袁世凱解散國民黨後,政黨為政.府所忌,籌安會又為國人詬罵,故不敢以政黨麵目出現。


    安福俱樂部下設有幹事部、評議會、政務研究會。幹事部由王揖唐任主任,下分文牘、交際、會計、庶務、遊藝五課,課下複設股。評議會會長為田應璜。政務研究會會長為李盛鐸。


    安福俱樂部實際上是支持段祺瑞的政黨組織,其作用是收買議員政客,操縱國會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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