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育仁被遞解後，他的老師國史館館長王闓運大受驚嚇。
王闓運（1833—1916），晚清經學家、文學家。字壬秋，又字壬父，所居名湘綺樓，所以人家又稱他王湘綺，世稱湘綺先生。鹹豐二年（1852）舉人，曾任肅順家庭教師，後入曾國藩幕府。一八八零年入川，主持成都尊經書院。後主講於長沙思賢講舍、衡州船山書院、南昌高等學堂。授翰林院檢討，加侍讀銜。著有《湘綺樓詩集、文集、日記》等。
他和趙爾巽同時被袁世凱邀請，袁世凱請他任國史館館長。他於民國三年四月五日應袁電召，由長沙啟程北上。
路過湖北時，段芝貴曾設宴招待。
這是個極風趣之人，到了北京，有人問他偌大年紀幹嗎還要萬裏迢迢跑到北京來做官？
他嬉笑著說：“做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年紀大了，隻能找最容易的事情去做。”
他同樣用嘻嘻哈哈的態度對待袁世凱，他替總統府戲擬了一塊橫匾。橫匾上“旁觀者清”四個字，兩邊的對聯則是“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
袁世凱拿這位名滿天下的老學究沒有辦法，聽說此事後隻一笑了之。
王闓運對徐世昌還是給予了足夠的尊重，他為政事堂擬的橫匾是“清風徐來”。
這樣的人膽子其實都不大，宋育仁案發後，他惶惶不可終日。最後留了一封信給“慰亭老侄總統”，然後徑返湖南。
袁世凱遂派王闓運的得意門生楊度代理國史館長。
王闓運的棄印潛歸，除了他的高足宋育仁事件外，還有這樣一個插曲：
王闓運就任國史館長時，有派湖南人譚啟瑞充任國史館辦事。不知王闓運怎麽得罪了譚啟瑞，竟上書告發王闓運“庇亂”，引用宋育仁案和保黃漢湘事為證。
黃漢湘是受另一複辟案牽連被逮。
譚啟瑞的這份控狀，袁政.府並未追究，可是王闓運聽到了這個消息，為之大怒。立即上書總統，聲稱國史館內“品類太複雜”，要求整頓。
袁世凱派人去找王闓運，問如何整頓？
王闓運大發脾氣，拍著桌子說：“因為我沒法整頓，才上書求教總統，現在你們又來問我，真是官僚極了！”
前麵已提到，他在離鄉赴京接任國史館時，有人曾問他，這大年紀幹嗎還要做官？他調侃地說：因為做官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一件事，我年紀大了，隻好揀容易事去做。
可是迨他接任國史館後，才知道做官甚難。
第一難是難在經濟，國史館每月固定經費八千元，可是經常兩月不發經費。
有一次王館長谘文教育部說：“此項經費有類索逋，殊傷雅道。本館長亦不願累累索瀆，困難如此，不如取消。相應谘請貴部查照，既不能逐月照發，請即轉呈大總統，將國史館取消可也。”
教育部認為此老詼諧成性，不必和他咬文嚼字，乃知照中國銀行，先發國史館經費一月，餘則稍緩辦理。
王闓運責問教育部，欠兩個多月的經費，為何隻給撥一個月的費用？
有人告訴他這還是因為他的麵子大，總長特殊照顧，教育部的日子更不好過。
王闓運為一介書生，所謂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不管事不知道管事難，不管錢不知道沒錢的滋味。
加之，一反起複辟，他這樣的老家夥人人自危，何況他腦後還一直拖著辮子。
宋育仁離京時，他不便親自送行，可是又不能不送行。因此隻好派“如夫人”代表，結果又搞得滿城風雨。這位學富五車，才高八鬥的一位名士，至此才知這官實在不是好當的。
思來想去還是早點離開這個是非之地為妙。
於是他把印信交出，但沒人敢接受，因為印信除了移交時是不能隨便接收的。
印信又交了幾處無人收後，最後隻好交給他的四兒媳婦。
他的這位四兒媳婦可不是一般人，名氣大得很。是楊度的妹妹楊莊，字少姬，一代才女，嫁給王的四子文育。
楊度對他這個妹妹是特別地溺愛，有一次小兩口吵架，楊度寫信給楊莊說：“夫婦之道同於君臣，合則留，不合則去。”
楊莊聽了哥哥的話，涕泣求去。
急得王闓運頓足搔首說：“你不看他（指其子）的麵子，須看我的老麵，你真不肯做我的媳婦，做我的女兒如何？”
楊莊把公公的國史館大印交給他的哥哥楊度，楊代王轉呈袁世凱，請示辦法。袁世凱順勢派楊度為國史館副館長，代理館務。
王闓運棄印潛歸，留書告別“慰亭老侄總統”離京後，肅政廳提出彈劾案，責其擅離職守。
袁世凱將王闓運等人招到麾下，並不是想指望著些人為他獨當一麵，也沒指望著些人幹成什麽事。隻是想讓他們裝潢門麵，顯示自己人才盡用。這樣的人走就走了，尤其這王闓運，袁世凱正看他不順眼，巴不得快點滾蛋。
彈劾就免了，大總統以王闓運“年高德劭，不予深究”而了事。
當複辟風刮起的時候，紫禁城裏遜清小朝廷當然也聽到了風聲，有好些人無疑是滿懷期待的。小朝廷裏邊的人，和外邊的遺老遺少也是有動作的。
突入其來的反複辟，袁世凱反複辟的態度又那麽堅決，嚇得故宮裏的遜清小朝廷慌了手腳。
因為怕引火燒身，在宮中廢除宣統年號，改稱民國三年，除去清朝服製，宮中人員一律剪掉辮子。並且電勸辮子軍大帥張勳，也剪掉了辮子，可是張勳卻沒有聽。
清宮內的負責人瑾太妃，派內宮管事誌錡向袁世凱解釋，清室和盛傳一時的複辟運動沒有關係，並且把勞乃宣的一封密奏繳出來以明心跡。同時，請袁世凱派員駐守清宮，查驗出入門照，以免發生誤解。
袁自己沒有接見誌錡，派總統府的內史監阮忠樞代為接見，好言勸慰了一番。
民國三年，北京的冬天冷得出奇，上了歲數的人說，他們活了一輩子，從沒經曆過這麽冷的天。冷到什麽程度？守夜的警察竟凍死了好幾個人。
北京的政局，好像也如天氣一樣低沉。複辟案把京城的遺老遺少搞得如驚弓之鳥，人心惶惶。袁世凱在反複辟的同時，狠抓的另一宗事，也讓這些習慣於吃喝玩樂的人很不痛快。就是厲行禁賭和娼禁，禁賭的風聲尤其緊。
都知道袁世凱在年輕時，因為賭吃過大虧，他對賭是深惡痛絕。
袁世凱自小站練兵時期就禁止軍隊賭博，在其製定的《簡明軍律二十條》中有兩條為罰律，其中之一即是關於賭博，犯者插箭責罰。
任直隸總督時期，袁世凱以巡警製度相配合對社會上的賭博現象予以打擊,並停辦了順直義賑彩票。在直隸師範學堂和小學堂《學堂條規》中規定，學堂上下人等一概嚴禁賭博，違者由總辦分別“責飭開革”。
任職民國總統後，袁世凱則以法令的方式禁賭，一九一二年六月頒發《暫行新刑律》，對賭博者、開設賭場者規定有不同的刑罰。
但是，賭博的惡習在北京已經根深蒂固。《暫行新刑律》剛發布時，還是取得一定成效的。但風頭一過，人們便將禁賭的事拋到了腦後。特別是袁世凱政.府的一些大小官員，也常出入賭場，更助長了賭博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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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在其回憶錄《曹汝霖一生之回憶》中介紹，民國初年的北京政壇賭博之風日盛，一些政.府大員通宵達旦豪賭，第二天根本沒有精力處理政務，有的甚至連國務會議也遲到。袁世凱對此非常不滿，密令警察總監吳炳湘徹查呈報。
吳炳湘當然知道這些人物都是何路神仙，哪敢得罪。
當時北洋內部好此道者有梁士詒、孫寶琦、段芝貴、王克敏、潘複等，幾乎每晚必聚，常賭到天亮。有晚孫寶琦在梁士詒家打麻將，淩晨方歸，倦眼迷矇，竟一頭撞在院內假山上，碰得鮮血直流。
曹汝霖在書中這樣寫道：“翌晨入府，項城(袁世凱)已偵知此事，故意問道，君何額忽有傷？慕韓(孫寶琦)答以小癤忽破，出了一點血。項城笑道，噢！未必吧，晚上總以少出為是。”
這一次，袁世凱加大了禁賭的力度，並從官員身上抓起。特別是高官，好賭之人，袁世凱都讓人打了招呼。
所謂抓不抓，是不一樣的，大抓小抓，花得氣力不一樣，效果肯定也會有很大不同。
有文記載：“小醬坊胡同張寓，是梁士詒寓邸的後門口，原是張文達公伯熙故居，賭徒租了作為俱樂部，每禮拜六或禮拜日聚賭其間，達官顯要，富商巨賈，都是座上客，清宴既終，往往雜以撲克和雀戰。
“突然由於查辦複辟和嚴禁娼賭，這個高級俱樂部也有顧忌。
“某晚晚宴有梁士詒，主人問梁飯後要不要消遣消遣？梁說：我有兩個月不動手了，為了一時餘興，鬧出麻煩來，太犯不上。
“原來在一個月前，袁曾令內務總長孫寶琦傳諭文武官吏，嚴禁賭博，第一個被通知的人就是梁士詒。孫傳袁的口諭，要大家謹慎些，倘如鬧出事來，是沒法可想的。”
這樣的情勢能維持多久，就很難說了。和法製社會相比，人治社會的局限在於，光有法是不夠的。如果當權者不重視，不花大氣力抓，再嚴苛的法也會被人們當作耳邊風。而對法的貫徹執行，又常常以搞運動的形式出現，風頭浪尖上，人們會很當回事。過了一些時間，或者當權者又力推別件事了，便會慢慢淡化。
王闓運（1833—1916），晚清經學家、文學家。字壬秋，又字壬父，所居名湘綺樓，所以人家又稱他王湘綺，世稱湘綺先生。鹹豐二年（1852）舉人，曾任肅順家庭教師，後入曾國藩幕府。一八八零年入川，主持成都尊經書院。後主講於長沙思賢講舍、衡州船山書院、南昌高等學堂。授翰林院檢討，加侍讀銜。著有《湘綺樓詩集、文集、日記》等。
他和趙爾巽同時被袁世凱邀請，袁世凱請他任國史館館長。他於民國三年四月五日應袁電召，由長沙啟程北上。
路過湖北時，段芝貴曾設宴招待。
這是個極風趣之人，到了北京，有人問他偌大年紀幹嗎還要萬裏迢迢跑到北京來做官？
他嬉笑著說：“做官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年紀大了，隻能找最容易的事情去做。”
他同樣用嘻嘻哈哈的態度對待袁世凱，他替總統府戲擬了一塊橫匾。橫匾上“旁觀者清”四個字，兩邊的對聯則是“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
袁世凱拿這位名滿天下的老學究沒有辦法，聽說此事後隻一笑了之。
王闓運對徐世昌還是給予了足夠的尊重，他為政事堂擬的橫匾是“清風徐來”。
這樣的人膽子其實都不大，宋育仁案發後，他惶惶不可終日。最後留了一封信給“慰亭老侄總統”，然後徑返湖南。
袁世凱遂派王闓運的得意門生楊度代理國史館長。
王闓運的棄印潛歸，除了他的高足宋育仁事件外，還有這樣一個插曲：
王闓運就任國史館長時，有派湖南人譚啟瑞充任國史館辦事。不知王闓運怎麽得罪了譚啟瑞，竟上書告發王闓運“庇亂”，引用宋育仁案和保黃漢湘事為證。
黃漢湘是受另一複辟案牽連被逮。
譚啟瑞的這份控狀，袁政.府並未追究，可是王闓運聽到了這個消息，為之大怒。立即上書總統，聲稱國史館內“品類太複雜”，要求整頓。
袁世凱派人去找王闓運，問如何整頓？
王闓運大發脾氣，拍著桌子說：“因為我沒法整頓，才上書求教總統，現在你們又來問我，真是官僚極了！”
前麵已提到，他在離鄉赴京接任國史館時，有人曾問他，這大年紀幹嗎還要做官？他調侃地說：因為做官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一件事，我年紀大了，隻好揀容易事去做。
可是迨他接任國史館後，才知道做官甚難。
第一難是難在經濟，國史館每月固定經費八千元，可是經常兩月不發經費。
有一次王館長谘文教育部說：“此項經費有類索逋，殊傷雅道。本館長亦不願累累索瀆，困難如此，不如取消。相應谘請貴部查照，既不能逐月照發，請即轉呈大總統，將國史館取消可也。”
教育部認為此老詼諧成性，不必和他咬文嚼字，乃知照中國銀行，先發國史館經費一月，餘則稍緩辦理。
王闓運責問教育部，欠兩個多月的經費，為何隻給撥一個月的費用？
有人告訴他這還是因為他的麵子大，總長特殊照顧，教育部的日子更不好過。
王闓運為一介書生，所謂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不管事不知道管事難，不管錢不知道沒錢的滋味。
加之，一反起複辟，他這樣的老家夥人人自危，何況他腦後還一直拖著辮子。
宋育仁離京時，他不便親自送行，可是又不能不送行。因此隻好派“如夫人”代表，結果又搞得滿城風雨。這位學富五車，才高八鬥的一位名士，至此才知這官實在不是好當的。
思來想去還是早點離開這個是非之地為妙。
於是他把印信交出，但沒人敢接受，因為印信除了移交時是不能隨便接收的。
印信又交了幾處無人收後，最後隻好交給他的四兒媳婦。
他的這位四兒媳婦可不是一般人，名氣大得很。是楊度的妹妹楊莊，字少姬，一代才女，嫁給王的四子文育。
楊度對他這個妹妹是特別地溺愛，有一次小兩口吵架，楊度寫信給楊莊說：“夫婦之道同於君臣，合則留，不合則去。”
楊莊聽了哥哥的話，涕泣求去。
急得王闓運頓足搔首說：“你不看他（指其子）的麵子，須看我的老麵，你真不肯做我的媳婦，做我的女兒如何？”
楊莊把公公的國史館大印交給他的哥哥楊度，楊代王轉呈袁世凱，請示辦法。袁世凱順勢派楊度為國史館副館長，代理館務。
王闓運棄印潛歸，留書告別“慰亭老侄總統”離京後，肅政廳提出彈劾案，責其擅離職守。
袁世凱將王闓運等人招到麾下，並不是想指望著些人為他獨當一麵，也沒指望著些人幹成什麽事。隻是想讓他們裝潢門麵，顯示自己人才盡用。這樣的人走就走了，尤其這王闓運，袁世凱正看他不順眼，巴不得快點滾蛋。
彈劾就免了，大總統以王闓運“年高德劭，不予深究”而了事。
當複辟風刮起的時候，紫禁城裏遜清小朝廷當然也聽到了風聲，有好些人無疑是滿懷期待的。小朝廷裏邊的人，和外邊的遺老遺少也是有動作的。
突入其來的反複辟，袁世凱反複辟的態度又那麽堅決，嚇得故宮裏的遜清小朝廷慌了手腳。
因為怕引火燒身，在宮中廢除宣統年號，改稱民國三年，除去清朝服製，宮中人員一律剪掉辮子。並且電勸辮子軍大帥張勳，也剪掉了辮子，可是張勳卻沒有聽。
清宮內的負責人瑾太妃，派內宮管事誌錡向袁世凱解釋，清室和盛傳一時的複辟運動沒有關係，並且把勞乃宣的一封密奏繳出來以明心跡。同時，請袁世凱派員駐守清宮，查驗出入門照，以免發生誤解。
袁自己沒有接見誌錡，派總統府的內史監阮忠樞代為接見，好言勸慰了一番。
民國三年，北京的冬天冷得出奇，上了歲數的人說，他們活了一輩子，從沒經曆過這麽冷的天。冷到什麽程度？守夜的警察竟凍死了好幾個人。
北京的政局，好像也如天氣一樣低沉。複辟案把京城的遺老遺少搞得如驚弓之鳥，人心惶惶。袁世凱在反複辟的同時，狠抓的另一宗事，也讓這些習慣於吃喝玩樂的人很不痛快。就是厲行禁賭和娼禁，禁賭的風聲尤其緊。
都知道袁世凱在年輕時，因為賭吃過大虧，他對賭是深惡痛絕。
袁世凱自小站練兵時期就禁止軍隊賭博，在其製定的《簡明軍律二十條》中有兩條為罰律，其中之一即是關於賭博，犯者插箭責罰。
任直隸總督時期，袁世凱以巡警製度相配合對社會上的賭博現象予以打擊,並停辦了順直義賑彩票。在直隸師範學堂和小學堂《學堂條規》中規定，學堂上下人等一概嚴禁賭博，違者由總辦分別“責飭開革”。
任職民國總統後，袁世凱則以法令的方式禁賭，一九一二年六月頒發《暫行新刑律》，對賭博者、開設賭場者規定有不同的刑罰。
但是，賭博的惡習在北京已經根深蒂固。《暫行新刑律》剛發布時，還是取得一定成效的。但風頭一過，人們便將禁賭的事拋到了腦後。特別是袁世凱政.府的一些大小官員，也常出入賭場，更助長了賭博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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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在其回憶錄《曹汝霖一生之回憶》中介紹，民國初年的北京政壇賭博之風日盛，一些政.府大員通宵達旦豪賭，第二天根本沒有精力處理政務，有的甚至連國務會議也遲到。袁世凱對此非常不滿，密令警察總監吳炳湘徹查呈報。
吳炳湘當然知道這些人物都是何路神仙，哪敢得罪。
當時北洋內部好此道者有梁士詒、孫寶琦、段芝貴、王克敏、潘複等，幾乎每晚必聚，常賭到天亮。有晚孫寶琦在梁士詒家打麻將，淩晨方歸，倦眼迷矇，竟一頭撞在院內假山上，碰得鮮血直流。
曹汝霖在書中這樣寫道：“翌晨入府，項城(袁世凱)已偵知此事，故意問道，君何額忽有傷？慕韓(孫寶琦)答以小癤忽破，出了一點血。項城笑道，噢！未必吧，晚上總以少出為是。”
這一次，袁世凱加大了禁賭的力度，並從官員身上抓起。特別是高官，好賭之人，袁世凱都讓人打了招呼。
所謂抓不抓，是不一樣的，大抓小抓，花得氣力不一樣，效果肯定也會有很大不同。
有文記載：“小醬坊胡同張寓，是梁士詒寓邸的後門口，原是張文達公伯熙故居，賭徒租了作為俱樂部，每禮拜六或禮拜日聚賭其間，達官顯要，富商巨賈，都是座上客，清宴既終，往往雜以撲克和雀戰。
“突然由於查辦複辟和嚴禁娼賭，這個高級俱樂部也有顧忌。
“某晚晚宴有梁士詒，主人問梁飯後要不要消遣消遣？梁說：我有兩個月不動手了，為了一時餘興，鬧出麻煩來，太犯不上。
“原來在一個月前，袁曾令內務總長孫寶琦傳諭文武官吏，嚴禁賭博，第一個被通知的人就是梁士詒。孫傳袁的口諭，要大家謹慎些，倘如鬧出事來，是沒法可想的。”
這樣的情勢能維持多久，就很難說了。和法製社會相比，人治社會的局限在於，光有法是不夠的。如果當權者不重視，不花大氣力抓，再嚴苛的法也會被人們當作耳邊風。而對法的貫徹執行，又常常以搞運動的形式出現，風頭浪尖上，人們會很當回事。過了一些時間，或者當權者又力推別件事了，便會慢慢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