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的獨立,從一開始就是“假獨立”。柏文蔚雖然是名義上的安徽討袁軍總司令,但軍隊實際上被師長胡萬泰和民政長孫多森所控製。等到北洋軍的倪嗣衝部及張鎮芳部大兵壓境,安徽那些搞假獨立的人也就立刻撕下麵紗,宣布擁袁。


    丟掉了安徽,南京也就門戶大開。南京方麵也因部分討袁軍反水而作戰失利,九月一日南京失守。


    隨著北洋軍的節節勝利,袁係的升官圖也緊跟其後。段芝貴仍兼第一軍軍長,升上將,實授江西宣撫使;張勳亦升上將,段芝貴的右司令王占元兼湖南護軍使。


    上海方麵因南京討袁軍失敗,亦功敗垂成。袁世凱命第四師師長楊善德為鬆江鎮守使,鄭汝成為上海鎮守使,海軍總長劉冠雄為福建都督。


    廣東和四川兩地解決得是快又省力。七月二十七日袁派龍濟光、覲光兄弟為廣東正副鎮守使,八月三日龍濟光升上將繼任粵督,八月五日陳炯明出走。四川方麵熊克武雖於八月九日宣告獨立,但為時隻一月就被解職下野。


    湖南獨立的局麵,主要受湖北的壓迫。廣東獨立失敗後,使湘督譚延闓和湘軍師長趙恒惕更加孤掌難鳴。


    八月十二日湖南為環境所迫取消獨立。九月十七日袁令湯薌銘率楚有等四艘淺水艦,在第三師曹錕部的配合下進駐嶽州,袁政.府任命卅九混成旅旅長伍祥禎為嶽州鎮守使。這樣一來,湖南便完全落入袁的掌控中。


    袁繼續施行借刀殺人計,命黎元洪兼領湘督。黎當然不會中計,敬辭大命。袁乃請黎薦人自代,黎自然不會推薦與袁無關的人。他覺得湯薌銘是袁的死黨 ,又是湖北人,黎和湯的長兄湯化龍又是老朋友,因此順水推舟保薦了湯為湘督。


    十月七日湯薌銘赴長沙晤譚延闓,十月二十四日袁發表人事命令,免譚,以湯繼任都督,王瑚繼任民政長,王未到任前以湯兼署。


    並命譚延闓即日入京,同時令將師長趙恒惕解往北京聽候處分。袁的軍隊於十一月十五日入駐長沙。


    黎元洪與譚延闓、趙恒惕的關係很好。譚延闓下野後,黎元洪打電報給袁世凱,極力為譚延闓開脫:“譚的獨立非出自願,乃係被迫,曾仰藥以求解脫,元洪敢力保其無他。”


    譚延闓人品極佳,是個認真又有擔當之人,當然也有些書生意氣。見到黎為他解脫的電報,立即加以否認。


    他發出一則通電,大意是說:黎副總統心存愛護,力為解免,難道我不知感激,可是我並未仰藥,亦未受迫。我為都督,發號施令俱自己為主,要治罪,一身甘當雲雲。


    二次革命後,各省取消獨立,浮起一片罵孫、黃聲,但譚卻始終不罵。各都督多諉稱獨立時係被迫,或被冒名,譚則獨任其咎。


    譚延闓(1880—1930),字組庵,號無畏、切齋,湖南茶陵人。與陳三立、譚嗣同並稱“湖湘三公子”;與陳三立、徐仁鑄、陶菊存並稱“維新四公子”。生於浙江杭州,民國時期著名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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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延闓曾經任兩廣督軍,三次出任湖南督軍、省長兼湘軍總司令,授上將軍銜,陸軍大元帥。曾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  一九三零年九月二十二日,病逝於南京。  去世後,民國政.府為其舉行國葬。譚延闓有“近代顏書大家”之稱  ,著述有《組庵詩集》等,   其精於美食,為組庵湘菜創始人 。


    蔣介石和宋美齡結婚,譚延闓為介紹人。


    袁政.府北京陸軍部判譚四年有期徒刑,黎再出頭說項,乃於十二月十二日下令特赦,僅褫陸軍上將銜“以示薄懲”。


    黎同時又代趙恒惕說情。趙亦因之免難,議處有期徒刑四年,褫奪少將銜。後趙獲蔡鍔力保,民國三年年九月十三日亦獲特赦。


    袁世凱於七月二十三日發表命令撤銷孫中山籌辦全國鐵路全權。


    孫是於民國元年九月九日受任籌辦全國鐵路,提倡修築鐵路二十萬裏。可惜當時人們沒有遠見,以為修築二十萬裏鐵路簡直是神話,於是大家以“孫大炮”嘲笑孫中山。


    其實當時美國已有一百多萬裏鐵路,中國比美國大,即使修築了二十五萬裏根本算不得一回事。而國人竟大驚小怪如此,實在太淺見了。


    孫中山慨然統一籌劃全國鐵路大計,第一步預定修築三大路線:第一條是由廣州經廣西、雲南接緬甸鐵路;第二條是由廣州經湖南、四川達西藏;第三條由揚子江口經江 蘇、安徽、河南、陝西、甘肅、新疆以迄伊犁。


    籌款方法主張借款,“如京奉、京漢、滬寧諸路辦法,其條件以不礙中國主權為範圍”。資本訂六十億元,裏程二十萬裏,期限十年。


    計劃才告擬定,由於二次革命以及袁世凱撤銷孫中山鐵路籌辦全權,此一宏大計劃,乃隨孫之去而告流產。


    七月月二十三日袁世凱同時發布命令,稱黃興、陳其美、柏文蔚為“叛徒”,責成馮國璋、張勳捉拿黃興到案,還發出捉拿賞格,捉到黃興的賞洋十萬,捉到陳其美的賞洋五萬。


    上海、南京兩地的討袁軍相繼失敗後,八月二日孫中山乃乘德輪約克號離滬。本意擬去廣東,不料次日經馬尾,日本駐福州領事館武官多賀京之來告,“駐粵將領張義權、蘇慎初已與龍濟光勾結,接受袁世凱亂命”,恐不安全,孫中山乃決定改赴台灣。


    行前召見隨行同誌梅光培、李朗如,令梅、李兩人先至.香.港,自己則偕胡漢民去台灣,並把隨身所帶全部款項六百元交梅、李備用。梅、李拒不肯受,胡漢民勸他們接受,大家黯然話別,分道而行。


    孫中山偕胡漢民抵台後,張繼、馬君武亦隨後趕至。這時各地的討袁軍都相繼失敗,孫乃轉去日本。


    不料袁世凱已要求日本拒絕孫上岸。幸得船長的掩護,以及國民黨在日本的負責之人丁懷瑾(石僧)的布置,日本友人萱野長知等地協助,才得在神戶秘密登岸。這時隨侍孫在神戶的是胡漢民和廖仲愷,丁懷瑾則往來東京、神戶各地,對外連絡。


    九月六日北京總檢察廳秉袁世凱命下令通緝二次革命首要。以黃興、陳其美、鈕永建、何海鳴、岑春煊五人為寧滬倡亂首魁,其餘孫中山、張繼、李烈鈞、柏文蔚、譚人鳳、陳炯明亦在通緝之列。不久,黃興、陳其美、居正、戴傳賢、邵元衝、鄧鏗、田桐等亦先後亡命至日本。


    民國二年的討袁之役(又稱為癸醜之役、贛寧之役、湖口之役和二次革命),可惜是曇花一現,它是民國成立後的第一次南北戰爭。這一次戰爭的結果使得北洋軍源源進入南方各省,除了廣西、貴州、雲南、四川省外,其他南方各省都成為了北洋軍及其附屬軍的征服地,袁家天下已囊括了全國十分之九。


    至於桂、黔、滇、川四省為什麽沒有給北洋軍侵入,一來是這四省的都督都不是屬於國民黨係,二來是這四省地處偏遠,袁覺得鞭長莫及。由於地盤擴大,北洋軍既要鎮攝北方,又要占領新奪到的南方各省,當然感到兵力不敷分配,於是乃大舉擴充,從此北洋軍的番號便越來越多了。


    國民黨第二次革命失敗,對於中華民國的影響是極大的。因為袁世凱的勝利進一步膨脹了他獨裁稱帝的野心,使中華民國民主事業,遭受到了致命的打擊。


    戰爭的最終結果是袁世凱所代表的軍政集團大獲全勝,國民黨在廣東、江西、安徽三省勢力也都被一一清除。“三藩”既除,其他省的大佬們也就噤若寒蟬,唯袁世凱是命了。


    平定二次革命中,袁世凱很注意做反袁派的分化瓦解工作。他曾令梁士詒、曾彝進轉告討袁派說:“現在看透孫(中山)、黃(興)除搗亂外無本領。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自信政治軍事經驗,外交信用,不下於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嚐不願,然今日誠未敢多讓。彼等若敢另行組織政.府,我即敢舉兵征伐之!國民黨誠非盡是莠人,然其莠者,吾力未嚐不能平之!”


    梁士詒當袁世凱麵囑曾彝進“以個人資格往告國民黨人”,袁世凱則擺手製止說:“就說是我袁慰亭說的,我當負責任。”


    五月二十九日,在袁世凱的支持下,共和、民主及統一三黨合並組成進步黨,舉黎元洪為理事長,實際負責人是湯化龍、梁啟超。進步黨明確聲明擁護袁世凱和“宋教仁案”以法律解決。


    各地進步黨的都督也緊隨其後,為袁世凱張目,連國民黨山西、陝西都督亦列名於攻詆黃興的通電。


    在鎮壓“二次革命”的過程中,袁世凱反複重申尊重國會和約法,這也就使得在北京的國民黨議員徒增合法鬥爭的信心。在“二次革命”中,僅有少數議員決然南下討袁,大部分仍坐在國會大廳裏從容論道。


    袁世凱一直安撫議會中的國民黨議員:這場戰爭僅僅是要討伐黃興、李烈鈞等幾個叛亂分子,並非要對付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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