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總體上說,辛亥革命爆發後,各國采取的態度是觀望,隨後則是根據自己的在華利益采取不同程度和方式的幹涉。


    作為一個在華英國人,莫理循首先表現了對辛亥革命歡迎的態度,他迅速向世界報道了中國的事態,說明中國本身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新國家。


    他通過支持袁世凱的一係列報道和活動來證明他的這一信念。由於他的認識在不斷深入,其報道也呈現出階段性的差異。


    最終由於他對袁世凱的支持,向全世界表明袁世凱是中國唯一的希望,為列強支持袁世凱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澳大利亞出生的蘇格蘭人,一八八七年畢業於愛丁堡大學醫科。一八九七年,莫理循被英國《泰晤士報》賞識並聘為駐中國記者,就此開始他長達二十餘年的中國生涯。


    一九二零年五月,一個英國人在倫敦病逝了,他曾在中國生活了數十年之久,曾任《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中華民國總統政治顧問,並獲得袁世凱頒發的嘉禾勳章。


    作為記者,他身曆或親見從戊戌變法,辛醜簽約,清末新政,日俄戰爭,帝、後之喪,直至辛亥革命的全部曆史變遷。


    作為中華民國政.府政治顧問,他參與了鞏固袁世凱統治的進程,幫助中國政.府對抗日本“二十一條”政治訛詐,推動中國參加歐洲大戰,但反對袁世凱稱帝。


    在他病重之際,依然還為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團修改文件。他視中國為自己的第二故鄉,一生中拍攝了數千張珍貴的照片,為那段時光的中國曆史留下了珍貴的影像記錄,他就是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


    這是個真心實意幫助中國和中國人民的人,我們應當記住他。


    當然,列強的態度,最主要的還是受他們各自的在華利益所驅使。正如駐上海的英,日、德、美、法、俄六國領事在同文照會中所說:“中國戰爭繼續下去,將使外國人的物質利益與安全遭受重大危險。”


    “南北議和”在第二次會議後陷入了僵局,南方所堅持的以“共和”為基點成了過不去的坎。


    唐紹儀心裏比誰都急,他和南方代表一樣都渴望共和,渴望國家免於戰亂。


    他知道自己代表的不是清廷,而是袁世凱,他更知道袁世凱的難處。


    一個清廷的內閣總理大臣怎麽能讚成共和呢?更何況還占據著軍事上的優勢。


    怎麽才能破解這個難題?


    唐紹儀經過一番苦死苦想終於想到了一個辦法。就是召開由各省派代表參加的國民議會來決定國體。


    唐紹儀很高興,他覺得,國民議會肯定會支持共和。這樣,袁世凱也就有了民意的台階。


    唐紹儀首先發電請示袁世凱。


    從各方麵傳來的信息看,袁世凱已經知道大總統的寶座肯定不會旁落了。


    因為國體受阻,袁世凱也很焦急。他雖然每天言必稱“世受國恩,忠君報國”,別人信不信他不知道,但他自己肯定是不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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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讓他自己說出背叛朝廷的話,也真說不出口。


    欺負一個孤兒寡母,太讓人看不下去了。如果由國民議會來決定,這就不是他袁世凱的事了,他覺得唐紹儀的這個主意真的很不錯。


    袁世凱找自己的高參徐世昌商量,徐世昌也認為唐紹儀的這個主意好。但是,有一個問題無法解決,雖然現在袁世凱大權在握,但在表麵上,同意還是不同意召開國民議會來決定國體,不是他袁世凱個人或內閣可以決定,必須要通過清廷。


    於是,他和徐世昌商定,把這個皮球踢給隆裕太後,讓她開禦前會議來討論決定。


    為了減少阻力,袁世凱專門去拜會了奕劻,把目前的嚴峻形勢說給了他。實際上是教會他在會議上如何發言,引導大家。


    次日,袁世凱與國務大臣一同將奏折遞上。


    奏折主要是引用唐紹儀的話,內稱:“唐紹儀計無所出,苦心焦思,以為隻有速開國民大會,征集各省代表,將君主、共和問題付之公決之一法。其最近兩次來電略謂:‘彼黨堅持共和,不認則罷議,罷議則決裂,決裂則大局必糜爛。


    “試思戰禍再起,度支如何?軍械何如?豈能必操勝算?萬一挫衄,敵臨城下,君位、貴族豈能保全?外人生命財產豈能保護?不幸分崩離析,全國淪胥,上何以對君父?下何以對國民?


    “如召集國會,采取輿論,果能議決仍用君主國體,,豈非至幸之事!就令議決共和,而皇室之待遇必極優隆,中國前途之幸福尚可希望。孰得孰失,情事較然。若再延緩,禍害立至’等語。又稱:‘現計停戰之期僅餘三日。若不得切實允開國會之諭旨,再無展現停戰之望,勢必決裂,唯有即日辭去代表名目,。以自引罪’等語。


    “臣等接閱之下,憂心如焚。內察民情,外觀大勢。實逼此處,無可轉圜。言和則詞說已窮,言戰則餉械兩絀。即俯如唐紹儀國會公決之請,而用正當選舉之法,選合格代表之人。其手續與時期均非旦夕所能蕆事。


    “革黨迫不及待,尚不知能否聽從;而決定如何政體,亦難預料。事關存亡,解決非閣臣所敢擅專。唯有籲懇召集宗支王公速行會議,請旨裁奪。以定大計。”


    隆裕太後看完奏折後,看向了袁世凱,意思是問:沒有別的辦法了嗎?


    袁世凱做出一副很為難,很無奈的樣子。從朝堂出來,袁世凱一身輕鬆,把這個難題交給隆裕太後和皇室解決,自己免去了任何嫌疑。


    隆裕太後沒有別的辦法,事情又很緊急,就於次日召集宗支王公開會討論。


    隆裕太後先叫人把內閣的奏折念了一遍,請大家發表意見。


    奕劻第一個發言,把袁世凱講給他的形勢學說了一遍,最後的結論是沒有別的選擇,隻能同意。其餘諸人,除了載澤和毓朗之外,也都附和奕劻。


    隆裕太後見多數人都讚成,當即通知袁世凱,準唐紹儀所請,並讓轉告伍廷芳,先行罷兵,由內閣迅擬選舉辦法,協定施行。


    清廷頒布上諭的當晚,唐紹儀就收到袁世凱的電令。十二月二十九日,上海南北和談複會。


    關於袁世凱電令的內容,會談速記錄隻記錄了唐紹儀所說:“昨夜得袁內閣之令,囑我令商閣下,召集國民會議,決定君主民主問題。”


    而據會議當天發出的伍廷芳致黎元洪及各省都督、北伐聯軍總司令、南京代表團、天津《民意報》電,內容較為詳細,而且有所不同:


    “今日唐使言:自初一會議以後,日將讚成共和之意電達告袁內閣,昨接袁電囑開國民會議,將共和問題付之多數取決。決定之後,兩方均須依從。”


    召開國民會議,袁世凱的電報是說決定君主民主,而伍廷芳則強調共和指向,有意避開君主製的存廢是否仍在考量之列。


    從一開始民黨方麵就堅持以實行共和製為議和的前提條件,此前,伍廷芳曾表示,共和是南北和談的基點,而再度開議,伍廷芳卻輕易答應了袁世凱的要求,等於放棄了既定的和議原則立場。


    對此伍廷芳解釋道:“廷意共和主義已為全國人心所趨向,原不必再開會議以觀民情,但袁既欲免戰事,且有服從民意之心,則此亦可為解決目前問題之一法。因與唐使開議。”


    在和談再次陷入僵局時,伍廷芳答複南京代表團的問難,解釋稍詳,意思一致:“廷意今日國民大多數趨向共和,已為顯著之事實,而唐使尤以開國民會議為言者,不過欲清帝服多數之民意以為名譽之退位而已,且傳之萬國,知民國政.府為國民多數之意見,使清帝服從,不徒用兵力,尤為文明待遇,實曆史上光榮之事,故廷以為可行。至於民國各省,決無適用清政.府所定選舉法之理。”


    等到清帝退位,溫宗堯、汪兆銘等人辭去和談代表之職時,伍廷芳又聲稱,開國民會議,取決多數,以定國體,“蓋當時彼此明知全國人心已趨於共和,特以是為表示之作用耳”


    南方參與和談的人員當中,極力主張以國民會議公決國體政體的,是代表團成員汪精衛,他在南北之間極力運動協調,影響力雖未如預期,不過,汪精衛與楊度聯手進行的活動在關鍵問題上還是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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