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對袁世凱是不放心的，袁世凱回原籍時，步軍統領衙門曾派袁得亮護送，其實是監視袁世凱。
肅親王善耆也派了些密探，在暗中盯著袁世凱地一舉一動，袁世凱對此當然心中有數。
開始為了避開嫌疑，他在家裏閉門不出。有當地官員來探視，他一方麵畢恭畢敬，一方麵閉口不談國事。還無病呻.吟地總是說自己的足疾有多嚴重，身體多病是一天不如一天，一付悲悲切切、絮絮叨叨的市井小民的模樣。
對袁得亮則是特別地恭敬，常常找各種借口重禮相送。
因為都姓袁，袁得亮也很快成了袁世凱的本家。
這本就是個貪財好利之徒，加之袁世凱也真沒有什麽不軌行為。
每個月向步軍統領衙門寫的報告，最後都是袁世凱的幕僚代勞。
或許是清廷真的對袁世凱放心了，或許是他們已經沒有精力管袁世凱的事。這個曾經叱詫風雲的人物，似乎漸漸被人們淡忘了，這正是袁世凱求之不得的。
沒有了袁世凱，清廷這個又老又破的機器，還在艱難地運轉著。
主事的攝政王，二十幾歲的小青年載灃，正焦頭爛額。
從對袁世凱處置中，應該能看出，這是個有心機，能忍耐，也是能夠識大體的人。
他接管朝政後，在攝政王的崗位上，可謂是盡心盡力，盡職盡責，是一直在兢兢業業的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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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道地說，無論是個人的才幹，還是在勤政方麵，比起他的那些有作為的前輩君王，並不遜色。
隻是生不逢時，比如一部車已經馬上就癱瘓了，司機的駕駛技術再好，又何濟於事呢？
對一個病入膏肓的人，醫術再高明的郎中又能有什麽回天之術？
一個人有再大本事，如何能夠扭轉乾坤。
這個時候被開缺，對袁世凱來說，應該是他的幸運。
因為他離開後，清廷的統治就陷入了一個接一個的危機。
有人說如果袁世凱在位，清廷就可以化解這些危機，其實未必。
因為，袁世凱不是超人，他如果繼續在位，恐怕也隻能是和所有在位的人一起受罪而已。甚至很難再有後來的，東山再起機會了。
袁世凱離開政壇不久，就暴發了大規模的立憲請願活動。
載灃攝政之初，就承諾立憲將按著既定的政策繼續進行。
他沒有食言，一九零九年一月十八日，清廷頒布了城鎮鄉自治章程。一九零九年十月十四日，全國二十一個省，除新疆之外，都完成了谘議局地選舉。、
各省的谘議局一產生，就顯示了極大的生命力。議員們積極的參政議政，不但監督製約著政.府的權力，也促進和完善著政.府的施政。
上上下下，積極性都很高，特別是士紳階層，成為立憲最積極和熱心的群體。這也不奇怪，這些人已經是這個社會最為活躍的階層，立憲本就是這個新興的階級的政治訴求。
是的，立憲在繼續，但廣大的士紳和民眾對原定的準備立憲時間，不滿意了。九年時間太長了，大家等不得了，紛紛要求加快進度。
張謇，不錯，就是袁世凱的那位老師，他一直熱衷於立憲。我們記得，當年提議立憲時，老成持重的張之洞曾托他征求袁世凱的意見。
袁世凱在朝鮮時兩人因張謇那封信已絕交多年，但為國家、為立憲大局，張謇放下了個人恩怨，主動給袁世凱寫過一封信。
現在，張謇已經成了立憲請願活動的領袖。
從一九零七年秋天起，各地立憲派便紛紛上書清廷，要求速開國會。而在一九零九年十月各省谘議局第一次開會時，江蘇谘議局議長張謇通電各省谘議局，建議組織國會請願同誌會。
經過一個多月的多方聯絡，各省代表於十二月十八日陸續抵達上海，開會商議請願速開國會之事。
在張謇的策劃聯絡下，一九零九年十二月中旬，十六個省的谘議局的代表，在上海成立聯合會。
聯合各省的督撫和谘議局，要求中.央政.府召開國會，建立責任內閣。
他們組織了三十三人國會請願團進京請願。名為“谘議局請願聯合會”，請願書出自狀元張謇之手。
主要的要求是：一九一一年召集國會，在此之前應設“大政谘詢”，並召開臨時國會，從速組織責任內閣。
請願完全是和平的方式。
都察院的大人們對此類幹涉朝政的帖子向來十分反感，因而沒有為他們代奏。代表們失望之餘，便開始利用各種關係遍謁朝臣，尋求支持。
他們首先去求見的是首席軍機奕劻和其他軍機大臣。
奕劻一向圓滑，他對請願代表說：“我亦國民一分子，自必幫忙”，那桐也表示讚成。
在經過他們的爭取後，鹿傳霖和戴鴻慈也表示理解。但在訪問一些皇族親貴的時候，肅親王善耆、貝子溥倫和鎮國公載澤則避而不見。而貝勒載濤和毓朗則表示將“竭力相助”，總算是讓代表們感到些許安慰。
與此同時，各省督撫也紛紛致電清廷，請求“俯從輿論，速開國會”。隨後，禦史江春霖（也是資政院議員）特意上折“奏請縮短國會年限”。不僅如此，連旗民也加入請願隊伍，他們“公推代表，赴都察院呈請代奏速開國會”。在這種情況下，都察院隻好將這些請願書一同上奏。
盡管經過一番很大的波折，請願書還是送達到了最高統治者攝政王載灃手中。
清廷在對請願書答複的諭令中，對代表的愛國熱情表示讚賞，對各地表現出的立憲積極性給予了充分地肯定。
但是，要求大家充分考慮中國的國情，做什麽事都不能過急，所謂欲速則不達。九年立憲既然是已經定下來的大政方針，還是不要改變為好。客客氣氣的拒絕了這一次地請願要求。
請願團的目的雖然沒有達成，但能看出新一屆的清政.府，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在克服慈禧太後當政時期的固執和傲慢。至少已經能夠有個平和的姿態，傾聽來自民間的聲音了，這個進步還是應當肯定的；盡管完全是在敷衍。
回想一下當年的公車上書，請願書根本就沒交到皇帝的手中，那麽多人發出的聲音，清廷根本不當回事。
遭到拒絕的谘議局的代表不甘心，也沒有放棄。對於這個結果，各省請願代表們並不感動吃驚。如果請願一次就能成功，那就不叫中國的朝廷了。
於是，他們經過商議後，決定再次發動請願。而且要擴大請願代表的範圍，並廣泛征集請願簽名，以壯聲勢。
同時，請願代表們還製定了章程並成立了“國會請願同誌會”，北京設立總部，各省各埠設立支部，隱然已有政黨之雛形。
一九一零年六月初，經過“國會請願同誌會”的努力，各省代表們再度進京，發動第二次請願。
這次請願代表擴大到一百五十人，除了各省諮議局議院外，還包括了各省商會、學會及華僑代表等。而且，令人鼓舞的是，這次請願還征集到三十萬人的簽名，其規模遠遠超過第一次。
進京請願代表再次來到都察院，呈遞了十份請願書。雖然十份請願書各有側重不同，但結論隻有一個，那就是“速開國會才是弭亂救亡之策”。請願代表們還警告說，如果不速開國會，“漢唐元明末造之禍，必將複見於今日”，與其等“大難已作同遭玉石俱焚之慘，何不及今力持大體，俯順民情，速開國會，以弭亂於無形乎？”
這次都察院沒有為難，而是立刻代奏朝廷。
請願書上去後，朝中大臣開始分化，有人力主“嚴旨震嚇”，以免代表們“嘵嘵不休”；有人則認為“民心不可失，民怨不可積，須婉言對付，免生枝節”。據說載灃看到請求立憲的簽名者已經有三十萬之多時，也曾忍不住拍案大呼：“人民請願如此之多，倘再不準，未免大失民心！”
但是，這些大員們討論下來，覺得還是不能輕易服軟；萬一這先例一開，以後這些老百姓都群起效尤，朝廷的威嚴何在？豈不是留下極大的麻煩。
於是，六月二十一日下發諭詔，以“財政困難，災情遍地”為由，堅持“仍俟九年籌備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議會”。
這一次的拒絕態度強硬，明確提出“宣諭甚明，毋得再行瀆請。”已經有些不耐煩了。
很遺憾，這個政.府畢竟還沒有學會如何正確麵對，人民日益增強的民主意識，如何傾聽發自民眾地呼聲，更談不上正確對待民眾的請願活動。
第二次請願失敗後，代表仍未氣餒，他們通電各省：“務必再作第三次請願之舉，矢以百折不撓之心，持以萬夫莫拔之力，三續，四續，乃至十續，或可有望成功。”於是，他們便展開了規模更大的第三次國會請願活動。
肅親王善耆也派了些密探，在暗中盯著袁世凱地一舉一動，袁世凱對此當然心中有數。
開始為了避開嫌疑，他在家裏閉門不出。有當地官員來探視，他一方麵畢恭畢敬，一方麵閉口不談國事。還無病呻.吟地總是說自己的足疾有多嚴重，身體多病是一天不如一天，一付悲悲切切、絮絮叨叨的市井小民的模樣。
對袁得亮則是特別地恭敬，常常找各種借口重禮相送。
因為都姓袁，袁得亮也很快成了袁世凱的本家。
這本就是個貪財好利之徒，加之袁世凱也真沒有什麽不軌行為。
每個月向步軍統領衙門寫的報告，最後都是袁世凱的幕僚代勞。
或許是清廷真的對袁世凱放心了，或許是他們已經沒有精力管袁世凱的事。這個曾經叱詫風雲的人物，似乎漸漸被人們淡忘了，這正是袁世凱求之不得的。
沒有了袁世凱，清廷這個又老又破的機器，還在艱難地運轉著。
主事的攝政王，二十幾歲的小青年載灃，正焦頭爛額。
從對袁世凱處置中，應該能看出，這是個有心機，能忍耐，也是能夠識大體的人。
他接管朝政後，在攝政王的崗位上，可謂是盡心盡力，盡職盡責，是一直在兢兢業業的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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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道地說，無論是個人的才幹，還是在勤政方麵，比起他的那些有作為的前輩君王，並不遜色。
隻是生不逢時，比如一部車已經馬上就癱瘓了，司機的駕駛技術再好，又何濟於事呢？
對一個病入膏肓的人，醫術再高明的郎中又能有什麽回天之術？
一個人有再大本事，如何能夠扭轉乾坤。
這個時候被開缺，對袁世凱來說，應該是他的幸運。
因為他離開後，清廷的統治就陷入了一個接一個的危機。
有人說如果袁世凱在位，清廷就可以化解這些危機，其實未必。
因為，袁世凱不是超人，他如果繼續在位，恐怕也隻能是和所有在位的人一起受罪而已。甚至很難再有後來的，東山再起機會了。
袁世凱離開政壇不久，就暴發了大規模的立憲請願活動。
載灃攝政之初，就承諾立憲將按著既定的政策繼續進行。
他沒有食言，一九零九年一月十八日，清廷頒布了城鎮鄉自治章程。一九零九年十月十四日，全國二十一個省，除新疆之外，都完成了谘議局地選舉。、
各省的谘議局一產生，就顯示了極大的生命力。議員們積極的參政議政，不但監督製約著政.府的權力，也促進和完善著政.府的施政。
上上下下，積極性都很高，特別是士紳階層，成為立憲最積極和熱心的群體。這也不奇怪，這些人已經是這個社會最為活躍的階層，立憲本就是這個新興的階級的政治訴求。
是的，立憲在繼續，但廣大的士紳和民眾對原定的準備立憲時間，不滿意了。九年時間太長了，大家等不得了，紛紛要求加快進度。
張謇，不錯，就是袁世凱的那位老師，他一直熱衷於立憲。我們記得，當年提議立憲時，老成持重的張之洞曾托他征求袁世凱的意見。
袁世凱在朝鮮時兩人因張謇那封信已絕交多年，但為國家、為立憲大局，張謇放下了個人恩怨，主動給袁世凱寫過一封信。
現在，張謇已經成了立憲請願活動的領袖。
從一九零七年秋天起，各地立憲派便紛紛上書清廷，要求速開國會。而在一九零九年十月各省谘議局第一次開會時，江蘇谘議局議長張謇通電各省谘議局，建議組織國會請願同誌會。
經過一個多月的多方聯絡，各省代表於十二月十八日陸續抵達上海，開會商議請願速開國會之事。
在張謇的策劃聯絡下，一九零九年十二月中旬，十六個省的谘議局的代表，在上海成立聯合會。
聯合各省的督撫和谘議局，要求中.央政.府召開國會，建立責任內閣。
他們組織了三十三人國會請願團進京請願。名為“谘議局請願聯合會”，請願書出自狀元張謇之手。
主要的要求是：一九一一年召集國會，在此之前應設“大政谘詢”，並召開臨時國會，從速組織責任內閣。
請願完全是和平的方式。
都察院的大人們對此類幹涉朝政的帖子向來十分反感，因而沒有為他們代奏。代表們失望之餘，便開始利用各種關係遍謁朝臣，尋求支持。
他們首先去求見的是首席軍機奕劻和其他軍機大臣。
奕劻一向圓滑，他對請願代表說：“我亦國民一分子，自必幫忙”，那桐也表示讚成。
在經過他們的爭取後，鹿傳霖和戴鴻慈也表示理解。但在訪問一些皇族親貴的時候，肅親王善耆、貝子溥倫和鎮國公載澤則避而不見。而貝勒載濤和毓朗則表示將“竭力相助”，總算是讓代表們感到些許安慰。
與此同時，各省督撫也紛紛致電清廷，請求“俯從輿論，速開國會”。隨後，禦史江春霖（也是資政院議員）特意上折“奏請縮短國會年限”。不僅如此，連旗民也加入請願隊伍，他們“公推代表，赴都察院呈請代奏速開國會”。在這種情況下，都察院隻好將這些請願書一同上奏。
盡管經過一番很大的波折，請願書還是送達到了最高統治者攝政王載灃手中。
清廷在對請願書答複的諭令中，對代表的愛國熱情表示讚賞，對各地表現出的立憲積極性給予了充分地肯定。
但是，要求大家充分考慮中國的國情，做什麽事都不能過急，所謂欲速則不達。九年立憲既然是已經定下來的大政方針，還是不要改變為好。客客氣氣的拒絕了這一次地請願要求。
請願團的目的雖然沒有達成，但能看出新一屆的清政.府，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在克服慈禧太後當政時期的固執和傲慢。至少已經能夠有個平和的姿態，傾聽來自民間的聲音了，這個進步還是應當肯定的；盡管完全是在敷衍。
回想一下當年的公車上書，請願書根本就沒交到皇帝的手中，那麽多人發出的聲音，清廷根本不當回事。
遭到拒絕的谘議局的代表不甘心，也沒有放棄。對於這個結果，各省請願代表們並不感動吃驚。如果請願一次就能成功，那就不叫中國的朝廷了。
於是，他們經過商議後，決定再次發動請願。而且要擴大請願代表的範圍，並廣泛征集請願簽名，以壯聲勢。
同時，請願代表們還製定了章程並成立了“國會請願同誌會”，北京設立總部，各省各埠設立支部，隱然已有政黨之雛形。
一九一零年六月初，經過“國會請願同誌會”的努力，各省代表們再度進京，發動第二次請願。
這次請願代表擴大到一百五十人，除了各省諮議局議院外，還包括了各省商會、學會及華僑代表等。而且，令人鼓舞的是，這次請願還征集到三十萬人的簽名，其規模遠遠超過第一次。
進京請願代表再次來到都察院，呈遞了十份請願書。雖然十份請願書各有側重不同，但結論隻有一個，那就是“速開國會才是弭亂救亡之策”。請願代表們還警告說，如果不速開國會，“漢唐元明末造之禍，必將複見於今日”，與其等“大難已作同遭玉石俱焚之慘，何不及今力持大體，俯順民情，速開國會，以弭亂於無形乎？”
這次都察院沒有為難，而是立刻代奏朝廷。
請願書上去後，朝中大臣開始分化，有人力主“嚴旨震嚇”，以免代表們“嘵嘵不休”；有人則認為“民心不可失，民怨不可積，須婉言對付，免生枝節”。據說載灃看到請求立憲的簽名者已經有三十萬之多時，也曾忍不住拍案大呼：“人民請願如此之多，倘再不準，未免大失民心！”
但是，這些大員們討論下來，覺得還是不能輕易服軟；萬一這先例一開，以後這些老百姓都群起效尤，朝廷的威嚴何在？豈不是留下極大的麻煩。
於是，六月二十一日下發諭詔，以“財政困難，災情遍地”為由，堅持“仍俟九年籌備完全，再行降旨定期召集議會”。
這一次的拒絕態度強硬，明確提出“宣諭甚明，毋得再行瀆請。”已經有些不耐煩了。
很遺憾，這個政.府畢竟還沒有學會如何正確麵對，人民日益增強的民主意識，如何傾聽發自民眾地呼聲，更談不上正確對待民眾的請願活動。
第二次請願失敗後，代表仍未氣餒，他們通電各省：“務必再作第三次請願之舉，矢以百折不撓之心，持以萬夫莫拔之力，三續，四續，乃至十續，或可有望成功。”於是，他們便展開了規模更大的第三次國會請願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