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章在他的任上，致力於洋務運動，也就是和西方人學習，求新變革。
學習西方先進的管理，先進的技術，也辦了一些實業。
這樣，他總督的直隸，至少在北方地區要富一些。
有時候老佛爺想用錢，沒處搞去，就和李鴻章說點小話要些。
人家該交的都交了，再和人家要，就是求人家了。
李鴻章知道，不給不行，給又肝疼，就要點優惠，提點條件。
這一次，老佛爺手頭又緊了，又張口和李鴻章要，李鴻章借機把袁世凱的事提了出來。不就升職嗎？官都能賣，為了搞到錢給人升個職算什麽？也沒有指標限製，薪酬長一點也沒多少。
再說了，老佛爺對袁世凱印象也不錯。
這樣，袁世凱的仕途就又上了個大台階。一八九零年二月，李鴻章給袁世凱寫了“血性忠誠，才識英敏，力持大局，獨為其難”，十六字的考核評語，
奏請免補知府，以道員分省歸候補班盡先補用，並賞加二品銜。
很快下旨照準。袁世凱從此換上了紅色的頂戴，成為了一名二品大員，一名監司大員。
袁世凱沒有功名，在八年之內，一下子升到如此高位，從古到今，是難得一見的。
除了從家庭和嗣父那裏獲得資源，並對這些資源善加利用。除了運氣，除了自己的主觀努力，比如忠於職守，辦事認真；手段靈活，聰明好學，協調能力強；會辦事，會來事，善於處理人際關係外，最主要是有李鴻章的這樣的靠山。
就連袁世凱的三哥袁世廉，都對李鴻章感激得銘心刻骨，寫信給家人說：“吾家世受國恩，傅相（李鴻章）知遇之隆，雖肝腦圖報，亦說不了。”
這還不算，接下來，一八九二年八月，李鴻章又奏保袁世凱以海關道記名簡放。次年5月，再奏補為浙江溫處道員，仍留任朝鮮。
袁世凱雖然好事不斷，官運亨通，但在朝鮮的日子卻很難過。正如他給他的二姐信中所寫：“弟自思不能再久居外，自必極力設法脫此苦海，能早一日即早一日回。惟內外俱無替人，此間關係中國亞洲全局，不可悶耳。”
然而，為了標榜自己，在李鴻章那裏，他又總是吹噓，朝鮮方麵對他是多好多好？對他是多麽的尊重？他的意見如何為朝鮮上下重視。
比如，一八九零年五月，他在給李鴻章信中自吹自擂：“某在此素得民心。”
一八九一年十月，他想借母親有病的機會離開朝鮮，但還不忘在告假中說假話：“頃晤王及世子，情甚殷洽，屬凱遇事指教，務期中東無稍芥蒂。現深知凱待韓甚厚，已往各事，請毋介意等語。近自貸款念萬，韓君臣感悅，凱乘機聯絡開導，與權貴閔泳駿、泳達、鄭稟等均善。駿等疊次諫王及妃誠事華、信待凱以自保，王、妃漸感悟。倘能久定此見，東方事可望漸順。”
朝鮮與沙俄相鄰，和日本隔海相望，國弱無能。日本和俄國早就對這塊肉垂涎已久。隻是有中國這個大國站在其身後，才輕易不敢有所行動。
隨著清王朝的衰敗，它們的膽氣也就壯起來了。
特別是日本，本身國小又是島國，急於擴張。而明治維新以後，國力又日漸強盛，越來越有對外侵略擴張的能力。
日本對吞並朝鮮，早就在密密準備，袁世凱一直被蒙在鼓裏。他不了解世界大勢，對世界力量的對比更是知之甚少。
也不了解日本，根本沒把這個東瀛小國看在眼裏。
日本在一八九零年就做好了入侵朝鮮的準備，但在一八九三年，他在給李鴻章的信中還沒有絲毫察覺。
聲稱：“揣倭時勢，決不敢與華生釁，特知華誌傳和局，故為跳梁，冀售詭謀。倘華牢特定見，不稍假借，倭自必改圖。”
在日本已大肆活動，事情已經非常明顯了，他還盲目樂觀，自信滿滿。
給李鴻章的另一封信中還說：“頃聞日本新駐使大石（大石正已）謂，自可聯合各國，扶韓自主，永不受華淩侮，……附倭群小頓增聲勢，恐自主議將複熾。然前年韋（俄國駐朝公使韋貝），德尼（美國人，由李鴻章推薦，在朝鮮政府協辦內務府事兼管外務衙門掌交司堂上））等謀韓自主，迄無寸功。倭強不如俄，大石陰狡不如韋等，各國亦未必聽其聯合，庸人徒擾，似無能為。”
“前得大石著《韓論》，頗訾韓人。曾錄示韓君臣，並遇事挑撥。近聞韓王殊憎大石，附倭群小均屏息，不敢言倭事，渠自主邪說必無能力。”
袁世凱的這一番言論，或者是由於他對形勢的誤判，或者是為了表現自己，繼續地說假話，說大話，蒙蔽上方為自己謀取私利，也或許是兩者兼而有之。
李鴻章對袁世凱又過於的信任，同樣被袁世凱蒙在鼓裏。致使幾次的對日作戰，或是準備不足，或是輕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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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些失敗，從戰略上，最終是和國力有關。但由情況不明導致在戰術和策略的失誤，無疑和袁世凱的誤導有關，也就是說，袁世凱是難辭其咎的。
一八九四年四月，朝鮮東學dang發動農民在全羅道舉行起義。盡管起義來勢洶洶，朝鮮當局很難有能力平定動亂。但苦於這些年吃盡了袁世凱的苦頭，不想引狼入室，害怕請神容易送神難。因此，拒絕了袁世凱地建議，不請中國出兵。
一直到五月三十一，起義軍攻克全州，人越來越多，勢力越來越大。李熙看到再不向中國求援，政權將不保。於是，在六月一日，派人找袁世凱求救兵。
袁世凱這些年正因為沒有實力，在朝鮮漸漸被邊緣化，聞聽後大喜。轉告李熙寫個正式呈文，以便轉呈上報。
這時候的日本，已經做好了出兵朝鮮的準備。為了給自己的出兵找到借口，特別希望中國對朝出兵。
就在李熙提出請中國出兵的同一天，日本駐朝使館的翻譯來麵見袁世凱。說起義對商務破壞極大，朝鮮無力鎮壓。提出中國做為宗主國，不能置身事外；極力慫恿中國對朝出兵。一再騙袁世凱，日本沒有出兵的意願。
袁世凱信以為真，立即給李鴻章發電報：“韓歸華保護，其內亂不能自了，求華代戡，自為上國體麵，未便固卻。……如不允，他國人必有樂為之者，將置華於何地！自為必不可卻之舉。”
李鴻章已經從其它的渠道，聽到了日本欲出兵朝鮮，詢問袁世凱日本的動向。袁世凱不去調查了解，單憑主觀臆斷，就答複：“倭如多事，擬不過借保護使館為名，調兵百餘兵來漢。”
打消了李鴻章的顧慮，又一次誤導了李鴻章。
六月二日，日本出兵的準備工作已經就緒，三日，日本駐朝代理公使杉村浚，專程會晤袁世凱，催促中國出兵。此行，也為刺探中國的軍情。
袁世凱十分大意，把中國即將出兵的計劃告之。泄漏了軍情。使日本能夠搶在中國之前，爭取了主動。
此時的袁世凱對日本仍無任何警覺，日本駐朝代理公使杉村浚走後，他即電告李鴻章：“杉與凱舊好，察其語意，重在商民，似無他意。”
打消了李鴻章的最後顧慮。
學習西方先進的管理，先進的技術，也辦了一些實業。
這樣，他總督的直隸，至少在北方地區要富一些。
有時候老佛爺想用錢，沒處搞去，就和李鴻章說點小話要些。
人家該交的都交了，再和人家要，就是求人家了。
李鴻章知道，不給不行，給又肝疼，就要點優惠，提點條件。
這一次，老佛爺手頭又緊了，又張口和李鴻章要，李鴻章借機把袁世凱的事提了出來。不就升職嗎？官都能賣，為了搞到錢給人升個職算什麽？也沒有指標限製，薪酬長一點也沒多少。
再說了，老佛爺對袁世凱印象也不錯。
這樣，袁世凱的仕途就又上了個大台階。一八九零年二月，李鴻章給袁世凱寫了“血性忠誠，才識英敏，力持大局，獨為其難”，十六字的考核評語，
奏請免補知府，以道員分省歸候補班盡先補用，並賞加二品銜。
很快下旨照準。袁世凱從此換上了紅色的頂戴，成為了一名二品大員，一名監司大員。
袁世凱沒有功名，在八年之內，一下子升到如此高位，從古到今，是難得一見的。
除了從家庭和嗣父那裏獲得資源，並對這些資源善加利用。除了運氣，除了自己的主觀努力，比如忠於職守，辦事認真；手段靈活，聰明好學，協調能力強；會辦事，會來事，善於處理人際關係外，最主要是有李鴻章的這樣的靠山。
就連袁世凱的三哥袁世廉，都對李鴻章感激得銘心刻骨，寫信給家人說：“吾家世受國恩，傅相（李鴻章）知遇之隆，雖肝腦圖報，亦說不了。”
這還不算，接下來，一八九二年八月，李鴻章又奏保袁世凱以海關道記名簡放。次年5月，再奏補為浙江溫處道員，仍留任朝鮮。
袁世凱雖然好事不斷，官運亨通，但在朝鮮的日子卻很難過。正如他給他的二姐信中所寫：“弟自思不能再久居外，自必極力設法脫此苦海，能早一日即早一日回。惟內外俱無替人，此間關係中國亞洲全局，不可悶耳。”
然而，為了標榜自己，在李鴻章那裏，他又總是吹噓，朝鮮方麵對他是多好多好？對他是多麽的尊重？他的意見如何為朝鮮上下重視。
比如，一八九零年五月，他在給李鴻章信中自吹自擂：“某在此素得民心。”
一八九一年十月，他想借母親有病的機會離開朝鮮，但還不忘在告假中說假話：“頃晤王及世子，情甚殷洽，屬凱遇事指教，務期中東無稍芥蒂。現深知凱待韓甚厚，已往各事，請毋介意等語。近自貸款念萬，韓君臣感悅，凱乘機聯絡開導，與權貴閔泳駿、泳達、鄭稟等均善。駿等疊次諫王及妃誠事華、信待凱以自保，王、妃漸感悟。倘能久定此見，東方事可望漸順。”
朝鮮與沙俄相鄰，和日本隔海相望，國弱無能。日本和俄國早就對這塊肉垂涎已久。隻是有中國這個大國站在其身後，才輕易不敢有所行動。
隨著清王朝的衰敗，它們的膽氣也就壯起來了。
特別是日本，本身國小又是島國，急於擴張。而明治維新以後，國力又日漸強盛，越來越有對外侵略擴張的能力。
日本對吞並朝鮮，早就在密密準備，袁世凱一直被蒙在鼓裏。他不了解世界大勢，對世界力量的對比更是知之甚少。
也不了解日本，根本沒把這個東瀛小國看在眼裏。
日本在一八九零年就做好了入侵朝鮮的準備，但在一八九三年，他在給李鴻章的信中還沒有絲毫察覺。
聲稱：“揣倭時勢，決不敢與華生釁，特知華誌傳和局，故為跳梁，冀售詭謀。倘華牢特定見，不稍假借，倭自必改圖。”
在日本已大肆活動，事情已經非常明顯了，他還盲目樂觀，自信滿滿。
給李鴻章的另一封信中還說：“頃聞日本新駐使大石（大石正已）謂，自可聯合各國，扶韓自主，永不受華淩侮，……附倭群小頓增聲勢，恐自主議將複熾。然前年韋（俄國駐朝公使韋貝），德尼（美國人，由李鴻章推薦，在朝鮮政府協辦內務府事兼管外務衙門掌交司堂上））等謀韓自主，迄無寸功。倭強不如俄，大石陰狡不如韋等，各國亦未必聽其聯合，庸人徒擾，似無能為。”
“前得大石著《韓論》，頗訾韓人。曾錄示韓君臣，並遇事挑撥。近聞韓王殊憎大石，附倭群小均屏息，不敢言倭事，渠自主邪說必無能力。”
袁世凱的這一番言論，或者是由於他對形勢的誤判，或者是為了表現自己，繼續地說假話，說大話，蒙蔽上方為自己謀取私利，也或許是兩者兼而有之。
李鴻章對袁世凱又過於的信任，同樣被袁世凱蒙在鼓裏。致使幾次的對日作戰，或是準備不足，或是輕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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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這些失敗，從戰略上，最終是和國力有關。但由情況不明導致在戰術和策略的失誤，無疑和袁世凱的誤導有關，也就是說，袁世凱是難辭其咎的。
一八九四年四月，朝鮮東學dang發動農民在全羅道舉行起義。盡管起義來勢洶洶，朝鮮當局很難有能力平定動亂。但苦於這些年吃盡了袁世凱的苦頭，不想引狼入室，害怕請神容易送神難。因此，拒絕了袁世凱地建議，不請中國出兵。
一直到五月三十一，起義軍攻克全州，人越來越多，勢力越來越大。李熙看到再不向中國求援，政權將不保。於是，在六月一日，派人找袁世凱求救兵。
袁世凱這些年正因為沒有實力，在朝鮮漸漸被邊緣化，聞聽後大喜。轉告李熙寫個正式呈文，以便轉呈上報。
這時候的日本，已經做好了出兵朝鮮的準備。為了給自己的出兵找到借口，特別希望中國對朝出兵。
就在李熙提出請中國出兵的同一天，日本駐朝使館的翻譯來麵見袁世凱。說起義對商務破壞極大，朝鮮無力鎮壓。提出中國做為宗主國，不能置身事外；極力慫恿中國對朝出兵。一再騙袁世凱，日本沒有出兵的意願。
袁世凱信以為真，立即給李鴻章發電報：“韓歸華保護，其內亂不能自了，求華代戡，自為上國體麵，未便固卻。……如不允，他國人必有樂為之者，將置華於何地！自為必不可卻之舉。”
李鴻章已經從其它的渠道，聽到了日本欲出兵朝鮮，詢問袁世凱日本的動向。袁世凱不去調查了解，單憑主觀臆斷，就答複：“倭如多事，擬不過借保護使館為名，調兵百餘兵來漢。”
打消了李鴻章的顧慮，又一次誤導了李鴻章。
六月二日，日本出兵的準備工作已經就緒，三日，日本駐朝代理公使杉村浚，專程會晤袁世凱，催促中國出兵。此行，也為刺探中國的軍情。
袁世凱十分大意，把中國即將出兵的計劃告之。泄漏了軍情。使日本能夠搶在中國之前，爭取了主動。
此時的袁世凱對日本仍無任何警覺，日本駐朝代理公使杉村浚走後，他即電告李鴻章：“杉與凱舊好，察其語意，重在商民，似無他意。”
打消了李鴻章的最後顧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