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什麽時候，同事之間，好朋友之間，上下極之間，甚至親人之間。相互之間相互的批評、提醒都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有益處的。
這有助於人們增長才幹，克服不足。
如很多人所說：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比較的聰明起來，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
一般說來，對於批評者來說，是應該注意批評的方式方法，注意批評的文字或語言，能夠婉轉一些，使被批評方更容易接受。
而對於被批評方呢？則盡可能不要計較批評方的方式方法，批評的用詞或用語，本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敞開胸懷。
這樣，批評肯定會取得好的效果。
而如果批評和被批評的雙方不是這樣，而是正好相反。也就是說，批評者要求被批評者，你不應該計較我的方式方法，而應該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而被批評者如果一味地要求批評者的方式方法一定要怎麽樣？用詞和用語一定要怎麽樣？這樣的結果就很難預料了。
現在我們來看張謇和朱銘盤這兩位老兄，在這批評信中的用詞之尖刻，諷刺挖苦的語氣，譴責抨擊的用語。顯然已經遠遠超出批評的範圍。
確切的說是聲討，是列舉羅列罪狀。
這個樣的批評，恐怕這世上，很難有誰能夠接受。是呀！批評是幫助人而不是否定人，應該是善意的。把人說得一無是處，罵得狗血噴頭，能算是善意的批評嗎？
張謇這樣的狀元出身的大才子，能不懂這些嗎？
或許，他根本沒考慮袁世凱能否接受，他隻是想發泄一下，因為他太生袁世凱的氣了。想當初，自己在吳長慶麵前極力推薦袁世凱代理一營的統領時，袁世凱感激涕零的樣子，差一點跪下叫自己祖宗。這還沒怎麽樣呢？不就當個破同知嗎？牛成什麽樣？除了溜須巴結李鴻章外，眼睛裏還有別人嗎？
所以，我們甚至可以認為，這是一封絕交信。
再來看這被批評一方的袁世凱，勉強把信讀完就怒氣衝天。把信撕得粉碎扔在了地上還不解氣，又跳著腳在上麵踩了一陣。
從此和自己這位曾經的恩師，曾經給過他很多支持和幫助的長者，恩斷義絕。
不就是給自己當過幾天老師嗎？給過那點幫助算什麽？自己有今天那是靠自己的實力，是靠自己的努力得來的。
看不得別人好呀？有紅眼病呀？不就是嫉妒人嗎？還一個月不出門，還讀什麽**語、近思錄？我呸！見鬼去吧！
現在袁世凱對張謇和朱銘盤恨得咬牙切齒。
其實，如果袁世凱能冷靜的想一想，也許不至於這樣的暴跳如雷。
張謇的話是特別刺耳，但他不是當過自己的老師嗎？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老爹訓斥兒子話重一點，是不是恨鐵不成鋼呢？
還有，張謇這是寫給袁世凱本人的，不是貼在牆上的大字報，也不是往上寫的檢舉揭發信。
既然是寫給袁世凱個人的，袁世凱看完了也就完了。說一些難聽的話，又能有多少惡意呢？
再說了，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張謇和朱銘盤信裏雖然說了許多過頭話，但不能不承認，提出的很對問題是有道理的。不用說有之改之，無之加勉；有些問題，袁世凱是真應該引起注意了。
比如，得誌就猖狂，得誌就忘乎所以，得誌就利令智昏。
事實上，袁世凱這一輩子，吃的最大的虧，恰恰就在這一點上。
最後成了曆史的罪人。
當然，如果袁世凱真能做到張謇和朱銘盤要求那樣，謹遵先賢的教誨。每日三省吾身，每日多反省自己，經常的從自己身上找原因，那袁世凱會有完全不同的人生。
但話說回來，能做到以上，需要怎樣高尚的人品，需要怎樣的個人素質呀？如此地要求袁世凱這樣的人，不是對牛談琴嗎？
世人最大的弱點就是旁觀者清，當時者迷。看別人的事，看別人的毛病，那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論到看自己就糊塗了，就跑到雲裏霧裏了。再被馬屁精奉承幾句，就更不知道東南西北了，飄飄然地不知道自己幾斤幾兩了。
自己也覺得自己成了神，成了天才。或許，這就是人性的弱點，或許，這就是個人的曆史局限性。或許，這也是反對個人專製的理由。
因為個人的局限性，因為容易利令智昏，個人的為所欲為是非常危險的。通過某種必要和必須的機製和形式，對個人的行為進行嚴格限製。每個人都隻能在一定的範圍內活動，也就是說，在你的權限範圍內，你是至高無上的。但你隻能在你的權限範圍內縱橫馳騁，超出你的權限範圍你就寸步難行，這或許就是民主政治的優勢。當然，這是後話。
當然，如果袁世凱像張謇和朱銘盤要求的那樣，規規矩矩做人？他能有以後的發展呢？他還能像後來那樣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嗎？
在一個不好的社會，好人常常四處碰壁，不怎麽樣的人則能大顯身手，這樣的事情不是也常見嗎？或許，袁世凱的悲劇也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
張謇和朱銘盤的勸戒，沒有使袁世凱因一帆風順的跋扈放肆有所收斂，特別是平定甲申政變的成功使他更加忘乎所以了。
他看到了高宗李熙和朝鮮皇室的無能，為了控製朝鮮，他給李鴻章寫信，強烈主張對朝鮮實行監國。
至於由誰來監國，當朝鮮的太上皇，他沒有說。但他因為認為這是和尚頭頂的虱子，明擺著，非他莫屬。
他寫了很多理由，他認為那些理由一定能說服李鴻章。
在等待的日子裏，袁世凱每天盼望著，每天做著當朝鮮太上皇的夢。
但是，等來的結果卻令他大失所望，李鴻章根本沒同意。
李鴻章也不是沒看到朝鮮的局勢，也並非不知道袁世凱牢牢控製住朝鮮，讓日本無機可乘是對的。
但他身在高位，眼界自然要開闊得多。一方麵，立約之初，已經寫明朝鮮為獨立自主國家，明確不許他人幹涉內政。
突然對朝鮮監國，不但會引起朝鮮的非議，傷害朝鮮人的民族感情，有被侵略和吞並的擔心。
另一方麵，也會引起日本的不滿和敵對。
在中法之間的戰爭正在進行之中，李鴻章不想再生事端。
李鴻章不批準就算了唄！可袁世凱不甘心。他或許是嚐到了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的好處，竟自做主張，搬進了皇宮。借口保護高宗皇帝，住到了高宗李熙的隔壁。
這還不算完，他還什麽事都管，什麽事都得經過他。好像朝鮮的皇帝不是李熙，而是袁世凱。
這樣一來，不但朝鮮方麵不滿，中國軍隊也非議不斷。
你袁世凱憑什麽住進皇宮？誰派你去的。如果中國軍隊的首長要住進皇宮，那也有總管吳兆有，而不是你袁世凱呀？
樂極生悲，物極必反，接下來一連串的打擊落到了袁世凱頭上。
首先就是，袁世凱為了在朝鮮收買人心，他擅自決定挪用軍款，對在甲申政變中被殺害的朝鮮大臣的家屬進行撫恤；並上報李鴻章要求在軍費中報銷。
袁世凱不知道當時的清政府的國庫有多空虛，財政有多困難？哪有錢幹這種事？就是有錢也不能往這個地方花呀？
結果引起李鴻章的大怒，把袁世凱狠狠的訓斥了一頓。並指示駐軍負責人吳兆有，責令袁世凱個人承擔這些費用。意思很明顯，你不是想當好人嗎？，那就花自己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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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兆有和張光前看到袁世凱越來越目中無人，權勢欲和野心極大，一心想在朝鮮獨攬軍權，自覺不自覺的總把他自己擺在三個人之首，吳兆有當然心有不甘。
過去攝於袁世凱和李鴻章關係不一般，而有所顧及。現在，一看他們的關係也不過如此。就向上寫揭發檢舉信。揭發袁世凱貪汙軍餉、蓄養官妓、自做主張，幹預朝鮮朝政等問題。
福無雙降，禍不單行，這時候，日本政府又致函清政府。反咬一口，在甲申政變中是袁世凱妄啟釁端，挑起中日衝突，要求嚴懲肇事者袁世凱。
清廷的相關大臣不知真像如何？以為如日本方所說，也惹不起日本。就認為袁世凱是無事生非，沒事找事。
於是，朝廷責令李鴻章和會辦北洋事務的吳大溦、負責查處。並明確要求，不準與日本開釁。
這有助於人們增長才幹，克服不足。
如很多人所說：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比較的聰明起來，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
一般說來，對於批評者來說，是應該注意批評的方式方法，注意批評的文字或語言，能夠婉轉一些，使被批評方更容易接受。
而對於被批評方呢？則盡可能不要計較批評方的方式方法，批評的用詞或用語，本著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的態度敞開胸懷。
這樣，批評肯定會取得好的效果。
而如果批評和被批評的雙方不是這樣，而是正好相反。也就是說，批評者要求被批評者，你不應該計較我的方式方法，而應該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而被批評者如果一味地要求批評者的方式方法一定要怎麽樣？用詞和用語一定要怎麽樣？這樣的結果就很難預料了。
現在我們來看張謇和朱銘盤這兩位老兄，在這批評信中的用詞之尖刻，諷刺挖苦的語氣，譴責抨擊的用語。顯然已經遠遠超出批評的範圍。
確切的說是聲討，是列舉羅列罪狀。
這個樣的批評，恐怕這世上，很難有誰能夠接受。是呀！批評是幫助人而不是否定人，應該是善意的。把人說得一無是處，罵得狗血噴頭，能算是善意的批評嗎？
張謇這樣的狀元出身的大才子，能不懂這些嗎？
或許，他根本沒考慮袁世凱能否接受，他隻是想發泄一下，因為他太生袁世凱的氣了。想當初，自己在吳長慶麵前極力推薦袁世凱代理一營的統領時，袁世凱感激涕零的樣子，差一點跪下叫自己祖宗。這還沒怎麽樣呢？不就當個破同知嗎？牛成什麽樣？除了溜須巴結李鴻章外，眼睛裏還有別人嗎？
所以，我們甚至可以認為，這是一封絕交信。
再來看這被批評一方的袁世凱，勉強把信讀完就怒氣衝天。把信撕得粉碎扔在了地上還不解氣，又跳著腳在上麵踩了一陣。
從此和自己這位曾經的恩師，曾經給過他很多支持和幫助的長者，恩斷義絕。
不就是給自己當過幾天老師嗎？給過那點幫助算什麽？自己有今天那是靠自己的實力，是靠自己的努力得來的。
看不得別人好呀？有紅眼病呀？不就是嫉妒人嗎？還一個月不出門，還讀什麽**語、近思錄？我呸！見鬼去吧！
現在袁世凱對張謇和朱銘盤恨得咬牙切齒。
其實，如果袁世凱能冷靜的想一想，也許不至於這樣的暴跳如雷。
張謇的話是特別刺耳，但他不是當過自己的老師嗎？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老爹訓斥兒子話重一點，是不是恨鐵不成鋼呢？
還有，張謇這是寫給袁世凱本人的，不是貼在牆上的大字報，也不是往上寫的檢舉揭發信。
既然是寫給袁世凱個人的，袁世凱看完了也就完了。說一些難聽的話，又能有多少惡意呢？
再說了，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
張謇和朱銘盤信裏雖然說了許多過頭話，但不能不承認，提出的很對問題是有道理的。不用說有之改之，無之加勉；有些問題，袁世凱是真應該引起注意了。
比如，得誌就猖狂，得誌就忘乎所以，得誌就利令智昏。
事實上，袁世凱這一輩子，吃的最大的虧，恰恰就在這一點上。
最後成了曆史的罪人。
當然，如果袁世凱真能做到張謇和朱銘盤要求那樣，謹遵先賢的教誨。每日三省吾身，每日多反省自己，經常的從自己身上找原因，那袁世凱會有完全不同的人生。
但話說回來，能做到以上，需要怎樣高尚的人品，需要怎樣的個人素質呀？如此地要求袁世凱這樣的人，不是對牛談琴嗎？
世人最大的弱點就是旁觀者清，當時者迷。看別人的事，看別人的毛病，那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可是，論到看自己就糊塗了，就跑到雲裏霧裏了。再被馬屁精奉承幾句，就更不知道東南西北了，飄飄然地不知道自己幾斤幾兩了。
自己也覺得自己成了神，成了天才。或許，這就是人性的弱點，或許，這就是個人的曆史局限性。或許，這也是反對個人專製的理由。
因為個人的局限性，因為容易利令智昏，個人的為所欲為是非常危險的。通過某種必要和必須的機製和形式，對個人的行為進行嚴格限製。每個人都隻能在一定的範圍內活動，也就是說，在你的權限範圍內，你是至高無上的。但你隻能在你的權限範圍內縱橫馳騁，超出你的權限範圍你就寸步難行，這或許就是民主政治的優勢。當然，這是後話。
當然，如果袁世凱像張謇和朱銘盤要求的那樣，規規矩矩做人？他能有以後的發展呢？他還能像後來那樣要風得風，要雨得雨嗎？
在一個不好的社會，好人常常四處碰壁，不怎麽樣的人則能大顯身手，這樣的事情不是也常見嗎？或許，袁世凱的悲劇也不僅僅是個人的悲劇。
張謇和朱銘盤的勸戒，沒有使袁世凱因一帆風順的跋扈放肆有所收斂，特別是平定甲申政變的成功使他更加忘乎所以了。
他看到了高宗李熙和朝鮮皇室的無能，為了控製朝鮮，他給李鴻章寫信，強烈主張對朝鮮實行監國。
至於由誰來監國，當朝鮮的太上皇，他沒有說。但他因為認為這是和尚頭頂的虱子，明擺著，非他莫屬。
他寫了很多理由，他認為那些理由一定能說服李鴻章。
在等待的日子裏，袁世凱每天盼望著，每天做著當朝鮮太上皇的夢。
但是，等來的結果卻令他大失所望，李鴻章根本沒同意。
李鴻章也不是沒看到朝鮮的局勢，也並非不知道袁世凱牢牢控製住朝鮮，讓日本無機可乘是對的。
但他身在高位，眼界自然要開闊得多。一方麵，立約之初，已經寫明朝鮮為獨立自主國家，明確不許他人幹涉內政。
突然對朝鮮監國，不但會引起朝鮮的非議，傷害朝鮮人的民族感情，有被侵略和吞並的擔心。
另一方麵，也會引起日本的不滿和敵對。
在中法之間的戰爭正在進行之中，李鴻章不想再生事端。
李鴻章不批準就算了唄！可袁世凱不甘心。他或許是嚐到了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的好處，竟自做主張，搬進了皇宮。借口保護高宗皇帝，住到了高宗李熙的隔壁。
這還不算完，他還什麽事都管，什麽事都得經過他。好像朝鮮的皇帝不是李熙，而是袁世凱。
這樣一來，不但朝鮮方麵不滿，中國軍隊也非議不斷。
你袁世凱憑什麽住進皇宮？誰派你去的。如果中國軍隊的首長要住進皇宮，那也有總管吳兆有，而不是你袁世凱呀？
樂極生悲，物極必反，接下來一連串的打擊落到了袁世凱頭上。
首先就是，袁世凱為了在朝鮮收買人心，他擅自決定挪用軍款，對在甲申政變中被殺害的朝鮮大臣的家屬進行撫恤；並上報李鴻章要求在軍費中報銷。
袁世凱不知道當時的清政府的國庫有多空虛，財政有多困難？哪有錢幹這種事？就是有錢也不能往這個地方花呀？
結果引起李鴻章的大怒，把袁世凱狠狠的訓斥了一頓。並指示駐軍負責人吳兆有，責令袁世凱個人承擔這些費用。意思很明顯，你不是想當好人嗎？，那就花自己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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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兆有和張光前看到袁世凱越來越目中無人，權勢欲和野心極大，一心想在朝鮮獨攬軍權，自覺不自覺的總把他自己擺在三個人之首，吳兆有當然心有不甘。
過去攝於袁世凱和李鴻章關係不一般，而有所顧及。現在，一看他們的關係也不過如此。就向上寫揭發檢舉信。揭發袁世凱貪汙軍餉、蓄養官妓、自做主張，幹預朝鮮朝政等問題。
福無雙降，禍不單行，這時候，日本政府又致函清政府。反咬一口，在甲申政變中是袁世凱妄啟釁端，挑起中日衝突，要求嚴懲肇事者袁世凱。
清廷的相關大臣不知真像如何？以為如日本方所說，也惹不起日本。就認為袁世凱是無事生非，沒事找事。
於是，朝廷責令李鴻章和會辦北洋事務的吳大溦、負責查處。並明確要求，不準與日本開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