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曜又道：“國營總署下暫時設立鹽茶署負責鹽、國茶、國絲綢的營運，文印署負責朝廷之造紙、印刷商業的營運，礦務署負責全國境內一切礦產資源的開發利用！總署成立後十年內不對外承包，劉彪你暫時兼任總署長！”
“臣領命！”劉彪起身拜道。
劉曜看向程昱道：“至於成立財政總署的合適人選，程昱你先與劉彪、陳群慶商議一下，交一份名單上來。”
“臣等領命！”程、陳、劉三人同時拜道。
劉曜為詳細了解西漢與東漢的鑄幣權變化曆史，以及五銖錢的發展曆程。
他曾特地翻閱過不少檔案典籍，更請教過橋玄、郭泰等正直之人。
所以，劉曜向劉彪、程昱、陳群慶三人陳述了有關國營、財政、銀行三大總署的構思之後，重點把鑄幣與五銖錢的發展曆史向三人簡單介紹了一番。
自漢武帝創立五銖錢製之後，五銖錢開始日益興旺。
然而，隨著王莽篡權，五銖錢製也遭到了腰斬。
但五銖錢並沒有就此退出曆史舞台，它就像一頭潛伏的巨獸，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又得到了重新崛起。
王莽多次變革幣製，違背了貨幣流通的規律。
在他打出的“托古改製”旗號下，別出心裁一次又一次推行的新幣製，大多難以投入到實際運行之中。
就那時的漢朝經濟實際環境而言，五銖錢製是非常符合社會需求的一種錢製。
這種錢製比較適應那時的經濟體製和管理體製，就五銖錢重量與大小而言，很便於流通使用，具有十分強大的生命力。
所以，即便在王莽統治時期，凡王莽錢幣流通受阻之時，百姓們很自然就會想到五銖錢，甚至在某些私下的場合中用五銖錢交易。
一直到劉曜建立楚王國，百姓們使用的仍然是五銖錢。
劉曜發行的代金券，依然隻在少部分人手中使用，多數集中在跟百姓集團有關係的人手中。
根據劉彪與程昱三個月前的統計，目前楚王國境內有三百萬百姓在使用百姓集團發行的代金券，多集中在南方。
劉曜稱王後，下令隻許百姓集團發行代金券和百姓集團錢莊發行銀票，所以近幾個月使用“紙幣”的人數肯定又有所增加。
東漢光武十六年，即公元40年，東漢朝廷複行五銖錢後，加強了對鑄幣權的控製。
雖然社會上私鑄並沒有完全杜絕，但是官鑄五銖錢基本上占有了統治地位。
《後漢書·第五倫傳》記載：“時長安錢多奸巧，乃署倫為督鑄錢椽，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鬥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東漢早、中期，政權穩固，對錢幣的鑄造和流通之管理比較到位，因此即便少數地區有出現私鑄，也能得到及時處置，興不起大浪。
可是等到了東漢後期，尤其是從漢靈帝上位開始，中央集權已受到嚴重衝擊，朝廷一統鑄錢的局麵被打破，地方鑄錢和私鑄、盜鑄現象加劇。
同時還出現一批善於投機取巧的“能人”，對官鑄五銖進行著“外科手術”。
他們將官鑄錢改造，使其變小、變輕。
橋玄就曾經告訴劉曜一個例子。
有能人用一根方木杆或方形金屬棍子穿進錢的孔，一次穿約百枚或更多一點，將兩端固定後，用沙石、砂輪等打磨錢幣的邊緣，以此可以得到數量可觀的銅屑。
通過這樣改造的磨邊錢，重量會減輕三分之一左右，但一般不會影響到錢幣的麵文，並且錢幣的邊緣都比較光滑。
磨邊所獲銅屑，將用作擅自增鑄錢幣的原料。
橋玄認為，這種對五銖錢的改造應該具有一定規模，很可能是某些有權勢之人的所為，也有可能是地方上鑄幣機構的“傑作”。
朝廷對地方上五銖錢的磨邊取銅聽之任之，那麽社會上又出現了更為便捷的改造辦法。
剪子、鑿子是民間常見的金屬處理工具，剪、鑿要比打磨更為容易，不少人以剪邊、鑿邊等手段來改造五銖錢，於是社會上又出現了大量的剪邊五銖錢、鑿邊五銖錢。
一般情況下，剪邊錢、鑿邊錢要比磨邊錢所去的輪廓更多一點，大多要把錢幣的麵文減去部分，形成錢幣文字不完整的現象。
剪邊錢、鑿邊錢直徑大多剩下不足二十毫米，重量多數減重到原來的五分之二以下，與磨邊錢相比，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有的經過剪、鑿的錢文，“五銖”二字僅剩一半，這些錢實際上是將五銖錢文對開了，當時就有稱之為“對文五銖”的。
與對文五銖有密切聯係的是環五銖，u看書.uukansu 這是有的正規五銖錢被剪、鑿成對文五銖後，剩下的環狀邊緣部分，當時就有人稱此為“環錢”或“環五銖”。
一枚完好的五銖錢經過這樣的剪、鑿，似乎可以變成兩枚錢使用了，真正做到了“一枚錢幣掰成了兩枚用”。
對文五銖的出現和順利流通，又為鑄造劣錢的人開通了一條新路，一些掌握地方鑄錢業務的或專營私鑄的，開始模仿對文五銖鑄造出僅見對開錢文的輕小劣錢。
“嚴禁地方及私人鑄造錢幣，乃是朝廷接下來重點要抓的事情！”劉曜鏗鏘有力道：“必須將鑄幣權收歸中央，由銀行總署全權負責！”
程昱、劉彪、陳群慶聽著劉曜中氣十足的聲音，知道這位英明的君主肯定又聯想到了過去漢靈帝在位時期地方和私人大量鑄幣引發的種種社會問題。
比如物價上漲，原來那些雇農被迫賣身給大中型地主，成了別人的奴婢，而普通的自耕農也被逼變賣耕地，甚至淪為他人的雇農。
原曆史上，東漢後期，朝廷發現了地方鑄錢和私鑄、盜鑄現象，努力加強對鑄幣權的控製。
為整頓幣製，到靈帝中平三年即公元186年推出了背四出文的新式五銖。
但時過境遷，劉氏王朝已失當年雄姿，想要以足重錢來挽回五銖錢的敗壞，已經無濟於事。
《後漢書·張讓傳》記載：“靈帝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
劉曜覺得，必須將鑄幣權牢牢抓在中央手裏！
“臣領命！”劉彪起身拜道。
劉曜看向程昱道：“至於成立財政總署的合適人選，程昱你先與劉彪、陳群慶商議一下，交一份名單上來。”
“臣等領命！”程、陳、劉三人同時拜道。
劉曜為詳細了解西漢與東漢的鑄幣權變化曆史，以及五銖錢的發展曆程。
他曾特地翻閱過不少檔案典籍，更請教過橋玄、郭泰等正直之人。
所以，劉曜向劉彪、程昱、陳群慶三人陳述了有關國營、財政、銀行三大總署的構思之後，重點把鑄幣與五銖錢的發展曆史向三人簡單介紹了一番。
自漢武帝創立五銖錢製之後，五銖錢開始日益興旺。
然而，隨著王莽篡權，五銖錢製也遭到了腰斬。
但五銖錢並沒有就此退出曆史舞台，它就像一頭潛伏的巨獸，在時機成熟的時候，又得到了重新崛起。
王莽多次變革幣製，違背了貨幣流通的規律。
在他打出的“托古改製”旗號下，別出心裁一次又一次推行的新幣製，大多難以投入到實際運行之中。
就那時的漢朝經濟實際環境而言，五銖錢製是非常符合社會需求的一種錢製。
這種錢製比較適應那時的經濟體製和管理體製，就五銖錢重量與大小而言，很便於流通使用，具有十分強大的生命力。
所以，即便在王莽統治時期，凡王莽錢幣流通受阻之時，百姓們很自然就會想到五銖錢，甚至在某些私下的場合中用五銖錢交易。
一直到劉曜建立楚王國，百姓們使用的仍然是五銖錢。
劉曜發行的代金券，依然隻在少部分人手中使用，多數集中在跟百姓集團有關係的人手中。
根據劉彪與程昱三個月前的統計，目前楚王國境內有三百萬百姓在使用百姓集團發行的代金券，多集中在南方。
劉曜稱王後，下令隻許百姓集團發行代金券和百姓集團錢莊發行銀票，所以近幾個月使用“紙幣”的人數肯定又有所增加。
東漢光武十六年，即公元40年，東漢朝廷複行五銖錢後，加強了對鑄幣權的控製。
雖然社會上私鑄並沒有完全杜絕，但是官鑄五銖錢基本上占有了統治地位。
《後漢書·第五倫傳》記載：“時長安錢多奸巧，乃署倫為督鑄錢椽，領長安市。倫平銓衡，正鬥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
東漢早、中期，政權穩固，對錢幣的鑄造和流通之管理比較到位，因此即便少數地區有出現私鑄，也能得到及時處置，興不起大浪。
可是等到了東漢後期，尤其是從漢靈帝上位開始，中央集權已受到嚴重衝擊，朝廷一統鑄錢的局麵被打破，地方鑄錢和私鑄、盜鑄現象加劇。
同時還出現一批善於投機取巧的“能人”，對官鑄五銖進行著“外科手術”。
他們將官鑄錢改造，使其變小、變輕。
橋玄就曾經告訴劉曜一個例子。
有能人用一根方木杆或方形金屬棍子穿進錢的孔，一次穿約百枚或更多一點，將兩端固定後，用沙石、砂輪等打磨錢幣的邊緣，以此可以得到數量可觀的銅屑。
通過這樣改造的磨邊錢，重量會減輕三分之一左右，但一般不會影響到錢幣的麵文，並且錢幣的邊緣都比較光滑。
磨邊所獲銅屑，將用作擅自增鑄錢幣的原料。
橋玄認為，這種對五銖錢的改造應該具有一定規模，很可能是某些有權勢之人的所為，也有可能是地方上鑄幣機構的“傑作”。
朝廷對地方上五銖錢的磨邊取銅聽之任之，那麽社會上又出現了更為便捷的改造辦法。
剪子、鑿子是民間常見的金屬處理工具，剪、鑿要比打磨更為容易，不少人以剪邊、鑿邊等手段來改造五銖錢，於是社會上又出現了大量的剪邊五銖錢、鑿邊五銖錢。
一般情況下，剪邊錢、鑿邊錢要比磨邊錢所去的輪廓更多一點，大多要把錢幣的麵文減去部分，形成錢幣文字不完整的現象。
剪邊錢、鑿邊錢直徑大多剩下不足二十毫米，重量多數減重到原來的五分之二以下，與磨邊錢相比，真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有的經過剪、鑿的錢文，“五銖”二字僅剩一半，這些錢實際上是將五銖錢文對開了，當時就有稱之為“對文五銖”的。
與對文五銖有密切聯係的是環五銖，u看書.uukansu 這是有的正規五銖錢被剪、鑿成對文五銖後，剩下的環狀邊緣部分，當時就有人稱此為“環錢”或“環五銖”。
一枚完好的五銖錢經過這樣的剪、鑿，似乎可以變成兩枚錢使用了，真正做到了“一枚錢幣掰成了兩枚用”。
對文五銖的出現和順利流通，又為鑄造劣錢的人開通了一條新路，一些掌握地方鑄錢業務的或專營私鑄的，開始模仿對文五銖鑄造出僅見對開錢文的輕小劣錢。
“嚴禁地方及私人鑄造錢幣，乃是朝廷接下來重點要抓的事情！”劉曜鏗鏘有力道：“必須將鑄幣權收歸中央，由銀行總署全權負責！”
程昱、劉彪、陳群慶聽著劉曜中氣十足的聲音，知道這位英明的君主肯定又聯想到了過去漢靈帝在位時期地方和私人大量鑄幣引發的種種社會問題。
比如物價上漲，原來那些雇農被迫賣身給大中型地主，成了別人的奴婢，而普通的自耕農也被逼變賣耕地，甚至淪為他人的雇農。
原曆史上，東漢後期，朝廷發現了地方鑄錢和私鑄、盜鑄現象，努力加強對鑄幣權的控製。
為整頓幣製，到靈帝中平三年即公元186年推出了背四出文的新式五銖。
但時過境遷，劉氏王朝已失當年雄姿，想要以足重錢來挽回五銖錢的敗壞，已經無濟於事。
《後漢書·張讓傳》記載：“靈帝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錢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象兆見，此錢成，必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海”。
劉曜覺得，必須將鑄幣權牢牢抓在中央手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