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曜安排好了蔡邕與王允之後，對鍾繇與田豐也進行了召見。
他對於鍾繇的重視，就像曹操、袁紹一樣，是作為台相來培養的。
所以簡單與其聊了幾句之後，便任命其為豫章郡治下的一個代理縣令，讓他去配合王允推行授田政策。
而田豐的話，劉曜是讓其進入了軍方係統，成為一名營一級的代理長史。
以上蔡邕是直接兼任國史侍郎，是正職。
王允就任的豫章郡郡守也是正職，鍾繇的縣令和田豐的長史都是代理。
劉曜之所以如此安排，並非是輕視寒門出身的田豐，或者對鍾繇有偏見。
而是他必須堅守一直以來自己定下的規矩，所有原先是白身，或者沒有擔任過同級別官職的人，一上來隻能從副職開始幹，任期內政績良好，方可轉為正職，否則隻能說拜拜。
鍾繇與田豐雖是代理縣令、代理長史，但他們上麵卻沒有正職縣令與長史。
其實等於是有代理的名，卻掌握著正職的實權。
去年劉曜舉兵，委任眾將領，也皆是副職。
等他稱王之後，原先眾人的副職大都轉為正職，而且是官方承認帶有合法性的職務！
劉曜舉兵之初，隻是打著義旗，屬於地方勢力，沒有正統的合法性。
等他與劉寵、劉虞簽訂停戰協議之後，三人之間互相承認對方的王爵，便等於三人的王國皆是有合法性的王國。
後來他用創立帝國時報，將停戰協議傳遍天下，便是由此告訴天下人，三個王國朝廷是合法的。
蔡邕、王允等人的官職任命，可不是憑劉曜一句話就完事，還需要走一個任命的流程。
兩漢時期，皇帝下的命令叫“製詔”，並不叫聖旨，也沒有“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的話。
製詔屬於正式的命令，屬於製度、規矩、規定、要求。
當時諸侯王與官府發布的命令，都稱為“令”。
至於“諭”，則是相當於“告訴”的意思，比如曉諭群臣，就是告訴群臣的意思。
東漢文獻《獨斷》記載：“漢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其言曰製詔。”
當然了，兩漢皇帝的命令，細分下來的話，其實共有四種。
一是策書，一般用於封授諸侯王、三公
二是戒書，也叫戒敕，通常用於告誡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
以上兩者，皆用於特定場合。
三是製書，四是詔書。
製書一般以“製詔某官”起首，後麵緊跟皇帝的命令之辭。
而且，製書還分為兩類。
一類是麵向全國發布的，另一類是下達給特定的官僚機構。
麵向全國發布的製書，一般以“製詔禦史”或“製詔丞相禦史”為起首，其功能是立法、布政、宣布高官貴族的任免和封除。
至於下達給特定官僚機構的製書，則通常以“製詔某具體命令的職官”為起首。
詔書主要由臣民章奏、“製曰”、皇帝批複這三者複合構成。
相較於詔書，製書更能體現皇帝“令由君出”、“言出法隨”的威嚴，所以兩漢皇帝更喜歡用製書。
製、詔廣泛應用與日常行政之中，所以皇帝的命令通常叫“製詔”便是出自這個原因。
劉曜不是皇帝，他下的命令還不能叫“製詔”，冠冕堂皇一點最多叫“王之詔令”或“王之命令”，按照兩漢的禮製應該叫“令”。
稱王之後，他雖然頒布過不少“王之詔令”，但每一個王令都是經過一套標準的程序之後，才能下發的。
首先，掛在光祿寺框架下的通政署少卿，需要依照劉曜的意思，起草一份文書。
若是發布詔令、冊封之類，則加蓋楚王行璽。
若是征召大臣、調兵遣將，則加蓋楚王信璽。
若是策拜外藩、祭祀天地鬼神，則加蓋楚王寶璽。這一條其實是天子行璽的功能，劉曜還不是天子，隻好刻一個楚王寶璽。
通政少卿起草好文書，劉曜蓋好王璽之後，下一步是由通政少卿安排通政使，將此文書送去相台。
相台輪值的台相需要檢查此文書之中是否有錯字或漏洞，若有需要立即上報劉曜，若沒有則加蓋“相台首相印”，然後將此文書交還給通政使。
接下來，通政使需要拿著此文書，去找禦史台。
禦史台輪值的禦史大夫或禦史中丞、禦史丞必須檢查此文書之內容，是否與製定的法律有衝突，若有需要立即上報劉曜，若沒有則加蓋“公法天下印”。
到了這一步，加蓋了楚王印璽、相台首相印、公法天下印的文書，才能變成具有法律效益的王令！
然後，通政使需要將此王令轉交給專門負責頒布王令的禮部禮官，uu看書 .uuanshu.co 禮官收到王令後，還要抄錄一份留作存檔。
若是王令內容明確說了需要立即執行，那禮官就必須去找相關部門或涉及到的人，直接宣讀王令，執行王令。
若是王令行文之中寫有日期，通常情況下是下一次朝議或大朝會的日期，那麽該禮官就需要將王令收好，在下一個朝議之時，按照劉曜的示意進行宣讀。
這種加蓋了三個印章的王令，由於非常正式和隆重，故而劉曜下麵的官員口語習慣稱之為“大王詔書”。
“大王詔書”目前並不常見，從劉曜稱王到現在，也就頒布那麽十幾份而已，都是非常大的政策。
例如生產隊與合作社、編戶齊民授田、太學分院建立等製度的執行與推廣。
其詔書的內容基本上是劉曜和眾臣工商議過的東西，加蓋了王璽之後，再加蓋相台與禦史台的印章，看似屬於走一個流程。
其實是劉曜借此機會，增加相台與禦史台執掌的“印”的威信。
按他的計劃，未來稱帝之後，在天下士人數量突破五十萬，占到全國人口百分之一的時候，正式的皇帝聖旨，還需要加蓋諫議台的“代國民言印”才有合法性！
除此之外，更多的王令，都是劉曜先與眾臣工商議一番，深思熟慮之後，命通政署少卿程昱起草，然後加蓋他的王璽，逢朝議之時直接讓程昱在適當的時候進行宣讀，命令各部門配合執行。
類似這種王令，劉曜下麵的官員口語習慣稱之為“大王令”。
比如對於蔡邕、王允、鍾繇、田豐四人的任命，便是常見的大王令。
他對於鍾繇的重視，就像曹操、袁紹一樣，是作為台相來培養的。
所以簡單與其聊了幾句之後，便任命其為豫章郡治下的一個代理縣令，讓他去配合王允推行授田政策。
而田豐的話，劉曜是讓其進入了軍方係統，成為一名營一級的代理長史。
以上蔡邕是直接兼任國史侍郎，是正職。
王允就任的豫章郡郡守也是正職，鍾繇的縣令和田豐的長史都是代理。
劉曜之所以如此安排，並非是輕視寒門出身的田豐，或者對鍾繇有偏見。
而是他必須堅守一直以來自己定下的規矩，所有原先是白身，或者沒有擔任過同級別官職的人，一上來隻能從副職開始幹，任期內政績良好，方可轉為正職，否則隻能說拜拜。
鍾繇與田豐雖是代理縣令、代理長史，但他們上麵卻沒有正職縣令與長史。
其實等於是有代理的名，卻掌握著正職的實權。
去年劉曜舉兵，委任眾將領，也皆是副職。
等他稱王之後，原先眾人的副職大都轉為正職，而且是官方承認帶有合法性的職務！
劉曜舉兵之初，隻是打著義旗，屬於地方勢力，沒有正統的合法性。
等他與劉寵、劉虞簽訂停戰協議之後，三人之間互相承認對方的王爵，便等於三人的王國皆是有合法性的王國。
後來他用創立帝國時報，將停戰協議傳遍天下，便是由此告訴天下人，三個王國朝廷是合法的。
蔡邕、王允等人的官職任命，可不是憑劉曜一句話就完事，還需要走一個任命的流程。
兩漢時期，皇帝下的命令叫“製詔”，並不叫聖旨，也沒有“奉天承運皇帝，詔曰”的話。
製詔屬於正式的命令，屬於製度、規矩、規定、要求。
當時諸侯王與官府發布的命令，都稱為“令”。
至於“諭”，則是相當於“告訴”的意思，比如曉諭群臣，就是告訴群臣的意思。
東漢文獻《獨斷》記載：“漢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其言曰製詔。”
當然了，兩漢皇帝的命令，細分下來的話，其實共有四種。
一是策書，一般用於封授諸侯王、三公
二是戒書，也叫戒敕，通常用於告誡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
以上兩者，皆用於特定場合。
三是製書，四是詔書。
製書一般以“製詔某官”起首，後麵緊跟皇帝的命令之辭。
而且，製書還分為兩類。
一類是麵向全國發布的，另一類是下達給特定的官僚機構。
麵向全國發布的製書，一般以“製詔禦史”或“製詔丞相禦史”為起首，其功能是立法、布政、宣布高官貴族的任免和封除。
至於下達給特定官僚機構的製書，則通常以“製詔某具體命令的職官”為起首。
詔書主要由臣民章奏、“製曰”、皇帝批複這三者複合構成。
相較於詔書，製書更能體現皇帝“令由君出”、“言出法隨”的威嚴，所以兩漢皇帝更喜歡用製書。
製、詔廣泛應用與日常行政之中，所以皇帝的命令通常叫“製詔”便是出自這個原因。
劉曜不是皇帝，他下的命令還不能叫“製詔”，冠冕堂皇一點最多叫“王之詔令”或“王之命令”，按照兩漢的禮製應該叫“令”。
稱王之後，他雖然頒布過不少“王之詔令”，但每一個王令都是經過一套標準的程序之後，才能下發的。
首先，掛在光祿寺框架下的通政署少卿，需要依照劉曜的意思，起草一份文書。
若是發布詔令、冊封之類，則加蓋楚王行璽。
若是征召大臣、調兵遣將，則加蓋楚王信璽。
若是策拜外藩、祭祀天地鬼神，則加蓋楚王寶璽。這一條其實是天子行璽的功能，劉曜還不是天子，隻好刻一個楚王寶璽。
通政少卿起草好文書，劉曜蓋好王璽之後，下一步是由通政少卿安排通政使，將此文書送去相台。
相台輪值的台相需要檢查此文書之中是否有錯字或漏洞，若有需要立即上報劉曜，若沒有則加蓋“相台首相印”，然後將此文書交還給通政使。
接下來，通政使需要拿著此文書，去找禦史台。
禦史台輪值的禦史大夫或禦史中丞、禦史丞必須檢查此文書之內容，是否與製定的法律有衝突，若有需要立即上報劉曜，若沒有則加蓋“公法天下印”。
到了這一步，加蓋了楚王印璽、相台首相印、公法天下印的文書，才能變成具有法律效益的王令！
然後，通政使需要將此王令轉交給專門負責頒布王令的禮部禮官，uu看書 .uuanshu.co 禮官收到王令後，還要抄錄一份留作存檔。
若是王令內容明確說了需要立即執行，那禮官就必須去找相關部門或涉及到的人，直接宣讀王令，執行王令。
若是王令行文之中寫有日期，通常情況下是下一次朝議或大朝會的日期，那麽該禮官就需要將王令收好，在下一個朝議之時，按照劉曜的示意進行宣讀。
這種加蓋了三個印章的王令，由於非常正式和隆重，故而劉曜下麵的官員口語習慣稱之為“大王詔書”。
“大王詔書”目前並不常見，從劉曜稱王到現在，也就頒布那麽十幾份而已，都是非常大的政策。
例如生產隊與合作社、編戶齊民授田、太學分院建立等製度的執行與推廣。
其詔書的內容基本上是劉曜和眾臣工商議過的東西，加蓋了王璽之後，再加蓋相台與禦史台的印章，看似屬於走一個流程。
其實是劉曜借此機會，增加相台與禦史台執掌的“印”的威信。
按他的計劃，未來稱帝之後，在天下士人數量突破五十萬，占到全國人口百分之一的時候，正式的皇帝聖旨，還需要加蓋諫議台的“代國民言印”才有合法性！
除此之外，更多的王令，都是劉曜先與眾臣工商議一番，深思熟慮之後，命通政署少卿程昱起草，然後加蓋他的王璽，逢朝議之時直接讓程昱在適當的時候進行宣讀，命令各部門配合執行。
類似這種王令，劉曜下麵的官員口語習慣稱之為“大王令”。
比如對於蔡邕、王允、鍾繇、田豐四人的任命，便是常見的大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