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曆史上，許多地方官喜歡用墓祭等形式來處理紓旱、止澇等具體的行政事務。
如東海郡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塚，因表其墓，以求雨解除久旱之災；會稽太守刑訟女而祭婦墓，以求雨；河南尹周暢身禱祭天求雨，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澎雨，歲乃豐稔”。
又如東郡太守王尊與巫士一起祭祀水神河伯，“親執豐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治理水澇。
以墓祭身禱等形式求雨紓災，主要是安撫民心，宣揚政德，可以穩定地方。
若地方官員迷信巫術，完全將一方平安付諸虛妄的崇拜祭祀神靈上，則不但不利，反而有害於地方政治的穩定。
如東漢末年，黃巾軍圍攻青州，刺史焦和雖“軍革尚眾”，卻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禜禱群神”，最終落得兵敗身亡，邊城失守。
鑒於此，政事堂的要求各地官吏在利用民間祭俗治理政務時，務必要分清主次，不可被巫師牽著鼻子走。
必須明白，以經治國、禮法理政才是治理地方的核心手段，合理利用民間祭祀習俗乃是行政手段的重要補充。
政事堂之所以會明確這個行政手段的主次，主要是劉曜總結了兩漢曆史當中的著名理政高手之手段，發現了這些理政高手治理地方的秘密。
這個秘密其實並沒有什麽特別，他們不過是把國家公法與儒家禮製結合起來，當公法與禮製不能奏效的時候，那就利用民間習俗，如此可解決大部分行政上的問題。
劉曜還發現，那些身居上位理政大佬，在提倡“霸王道雜之”的統治方略的同時，還以追求“以教化為大務”的理念為政治圭臬。
所以，在兩漢曆史記載之中，那些理政高手們常用的技巧，便是“以禮入法、以禮化俗”。
這樣的例子，在兩漢史料裏也比較普遍。
可以說，“以禮入法、以禮化俗”是一種難能可貴的理性思維。
劉曜最近讓程昱編寫的《治政方略》，其核心思想便是“以禮入法、以禮化俗”，用朝廷法律配以倫理，再輔以民風民俗，即為治政的三大手段。
政事堂有關祭祀方麵的政令，還有另外一個要求。
即對於那些與官方意誌相衝突背離、有礙國計民生的民眾祭祀，地方政府必須大力限製、禁絕。
除了前提到的限禁類似城陽景王祭祀例子之外，對民眾私社、私祭等民間信仰的態度也是如此。
私社，即百姓在裏社（官社）之外，由十家、五家等自願自發地組織起來的一種社祭團體。
漢代曆史上，在社與裏分離、鄉社與官社分離的大趨勢下，私社得到不斷發展，衝擊到官社的主體地位，故受限禁。
《漢書·五行誌》載有一個學界熟知的個案：“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但禁令下達後，個別地方仍有抵製的情況，如“山陽囊茅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複立其故處”。
除了禁止私社外，官方所立的官社祭祀在地方政府主持下仍施行於民間，史載：“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
這種官方祭禮意在引導民眾，限製私社發展。
對於其他有礙國家利益、為害民生的民間私祭，地方政府一律給予打擊、禁絕。
如東漢時期宋均上任九江郡太守，發現轄內浚遒縣民眾受巫士的蠱惑，歲獻良家男女作公嫗祭祀唐、後二山神，以致民間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他下令“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在巫叩頭謝罪後，“乃殺之，是後遂絕。”
又如會稽太守第五倫對當地淫祀無度的現象，采取“移書屬縣、曉諭百姓”和“敕之愈急”恩威並施的辦法，經過激烈的鬥智鬥勇，最終使人人相畏的私祭“遂斷，無複有禍祟”。
當然，對於不害民生、無傷於地方政府權威的民間祭俗，則采取不加禁止甚至適當保護的措施，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對汝南石賢士神祭祀的態度。
針對這種祭俗信仰，當時的地方官府隻是派“尉部常往護視”，維持現場的治安。
祭石頭神的集會對於民生和統治尚無大礙，官方隻是觀望、督查，以無為而治的方式盡力將其掌握在可控範圍中。
這種無為之舉何嚐不是一種默許性的支持，也是某些民間祭俗得以生存與發展下去的主要原因。
如何協調官意和民情，乃是曆朝曆代統治者的必修課。
既然地方祭祀是官、民雙方溝通、互動的一種方式。
那麽用恰當的方法，利用或限製禁止各類不同的民間祭祀習俗，以保證地方穩定顯然是非常有必要的。
劉曜在想出“萬家祖廟”之前，曾對兩漢時期的官民間有關祭祀的互動，做過深入的了解。
他甚至由此總結出了“總方略，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的治政理念！
政事堂頒布的政令要求，對於那些並不妨礙施政的民間祭俗，各地官員需要充分化用，將其變成處理公務的重要手段。
前文提到的立祠祭禮良吏的官民祭祀習俗，要給予保留，但祠堂不準另外選址建立，必須在官府指定的廟宇之中塑造。
這個官府指定的廟宇還不是萬家祖廟，而是文武祠！
文武祠是相對官方“文武廟”而言的民間祭祠，每個鄉裏都會建立一座，由鄉長提名三位長者擔任該祭祠的禮官。
凡是生前深得民心，受百姓擁戴的地方官，在其死後，百姓們可找到負責管理本鄉文武祠的禮官，提交為該官員設立神像以便祭拜的申請。
禮官收到申請後，必須在十日之內，回複百姓同意與否。
若是同意，那麽下一步，便是要求那些提交申請的百姓，去自行修建神像。
若是不同意，則必須向提交申請的百姓說明理由。
凡是同意的申請，禮官必須將原始申請文件上交到鄉政府十二房之一的禮房，進行備案歸檔。
至於英烈祠，就像後世的烈士林園一樣，屬於地方祭拜本地烈士的祭祠，也是每鄉一座。
凡是對敵時戰死沙場的士卒，死後骨灰會被送回家鄉英烈祠，接受後人祭拜。
如果說文武祠是劉曜用來勉勵地方官員用的，那麽英烈祠就是用來解決軍人戰死之後魂歸何處問題用的。
劉曜讓各鄉建立英烈祠，等於是告訴所有軍人——你們戰死後會成為受人祭拜的忠義之神！
在未來，uu看書 .uukansu 他還打算從地方上的文武祠或英烈祠之中，挑選一些典型，敕封為地方上的山神、河神或者是城隍、土地。
考慮到有些地方官員對於民間祭祀的判斷力較差，難以分辨民間祭祀其是否利於國計民生，是否對地方穩定造成隱患。
劉曜特地在文武祠、英烈祠之外，推出“萬家祖廟”，以來逐漸取代私社、私祭。
萬家祖廟的威力之所以會有那麽巨大，是因為它是人們祭拜自家祖宗的一座廟宇。
地方豪族望族大地主都有自家本族的祠堂，往往在逢年過節，或遭遇重大事件時進行對祖先的祭拜。
而廣大的勞苦大眾，那些小門小戶小地主，有的是旁支遠支沒有資格去自家所在的祖祠祭拜，有的因為路途太遠無法去祭拜祖祠，還有的是不知道該去何處祭拜老祖，隻能到父輩、祖父輩、曾祖父輩的墳碑前祭拜。
萬家祖廟的出現，便完美解決了廣大中下貧民祭拜祖宗，找不到祖祠的問題。
它和文武祠一樣，也是受鄉裏三為禮官管理。
廟裏的主體神像乃是伏羲、神農、黃帝、蚩尤等諸夏人文始祖，並沒有別的或者哪一宗一家一姓的祖先神像或神主靈牌位。
按照禮官的解釋，一切的華夏族人皆源自於這些諸夏始祖，祭拜他們可以溝通自家本姓祖宗，從而得到自家本姓祖宗的保佑！
拜祖宗比拜那些亂七八糟的神靈更加靠譜！
在熹平二年的最後一個月，各鄉的萬家祖廟之中，皆是人來人往，人聲鼎沸，熱鬧非凡！
如東海郡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塚，因表其墓，以求雨解除久旱之災；會稽太守刑訟女而祭婦墓，以求雨；河南尹周暢身禱祭天求雨，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澎雨，歲乃豐稔”。
又如東郡太守王尊與巫士一起祭祀水神河伯，“親執豐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堤”，治理水澇。
以墓祭身禱等形式求雨紓災，主要是安撫民心，宣揚政德，可以穩定地方。
若地方官員迷信巫術，完全將一方平安付諸虛妄的崇拜祭祀神靈上，則不但不利，反而有害於地方政治的穩定。
如東漢末年，黃巾軍圍攻青州，刺史焦和雖“軍革尚眾”，卻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禜禱群神”，最終落得兵敗身亡，邊城失守。
鑒於此，政事堂的要求各地官吏在利用民間祭俗治理政務時，務必要分清主次，不可被巫師牽著鼻子走。
必須明白，以經治國、禮法理政才是治理地方的核心手段，合理利用民間祭祀習俗乃是行政手段的重要補充。
政事堂之所以會明確這個行政手段的主次，主要是劉曜總結了兩漢曆史當中的著名理政高手之手段，發現了這些理政高手治理地方的秘密。
這個秘密其實並沒有什麽特別，他們不過是把國家公法與儒家禮製結合起來，當公法與禮製不能奏效的時候，那就利用民間習俗，如此可解決大部分行政上的問題。
劉曜還發現，那些身居上位理政大佬，在提倡“霸王道雜之”的統治方略的同時，還以追求“以教化為大務”的理念為政治圭臬。
所以，在兩漢曆史記載之中，那些理政高手們常用的技巧，便是“以禮入法、以禮化俗”。
這樣的例子，在兩漢史料裏也比較普遍。
可以說，“以禮入法、以禮化俗”是一種難能可貴的理性思維。
劉曜最近讓程昱編寫的《治政方略》，其核心思想便是“以禮入法、以禮化俗”，用朝廷法律配以倫理，再輔以民風民俗，即為治政的三大手段。
政事堂有關祭祀方麵的政令，還有另外一個要求。
即對於那些與官方意誌相衝突背離、有礙國計民生的民眾祭祀，地方政府必須大力限製、禁絕。
除了前提到的限禁類似城陽景王祭祀例子之外，對民眾私社、私祭等民間信仰的態度也是如此。
私社，即百姓在裏社（官社）之外，由十家、五家等自願自發地組織起來的一種社祭團體。
漢代曆史上，在社與裏分離、鄉社與官社分離的大趨勢下，私社得到不斷發展，衝擊到官社的主體地位，故受限禁。
《漢書·五行誌》載有一個學界熟知的個案：“建昭五年，兗州刺史浩賞禁民私所自立社。”但禁令下達後，個別地方仍有抵製的情況，如“山陽囊茅鄉社有大槐樹，吏伐斷之，其夜樹複立其故處”。
除了禁止私社外，官方所立的官社祭祀在地方政府主持下仍施行於民間，史載：“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之禮。”
這種官方祭禮意在引導民眾，限製私社發展。
對於其他有礙國家利益、為害民生的民間私祭，地方政府一律給予打擊、禁絕。
如東漢時期宋均上任九江郡太守，發現轄內浚遒縣民眾受巫士的蠱惑，歲獻良家男女作公嫗祭祀唐、後二山神，以致民間不敢嫁娶，前後守令莫敢禁，他下令“自今以後，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擾良民”，在巫叩頭謝罪後，“乃殺之，是後遂絕。”
又如會稽太守第五倫對當地淫祀無度的現象，采取“移書屬縣、曉諭百姓”和“敕之愈急”恩威並施的辦法，經過激烈的鬥智鬥勇，最終使人人相畏的私祭“遂斷，無複有禍祟”。
當然，對於不害民生、無傷於地方政府權威的民間祭俗，則采取不加禁止甚至適當保護的措施，最明顯的例子就是對汝南石賢士神祭祀的態度。
針對這種祭俗信仰，當時的地方官府隻是派“尉部常往護視”，維持現場的治安。
祭石頭神的集會對於民生和統治尚無大礙，官方隻是觀望、督查，以無為而治的方式盡力將其掌握在可控範圍中。
這種無為之舉何嚐不是一種默許性的支持，也是某些民間祭俗得以生存與發展下去的主要原因。
如何協調官意和民情，乃是曆朝曆代統治者的必修課。
既然地方祭祀是官、民雙方溝通、互動的一種方式。
那麽用恰當的方法，利用或限製禁止各類不同的民間祭祀習俗，以保證地方穩定顯然是非常有必要的。
劉曜在想出“萬家祖廟”之前，曾對兩漢時期的官民間有關祭祀的互動，做過深入的了解。
他甚至由此總結出了“總方略，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的治政理念！
政事堂頒布的政令要求，對於那些並不妨礙施政的民間祭俗，各地官員需要充分化用，將其變成處理公務的重要手段。
前文提到的立祠祭禮良吏的官民祭祀習俗，要給予保留，但祠堂不準另外選址建立，必須在官府指定的廟宇之中塑造。
這個官府指定的廟宇還不是萬家祖廟，而是文武祠！
文武祠是相對官方“文武廟”而言的民間祭祠，每個鄉裏都會建立一座，由鄉長提名三位長者擔任該祭祠的禮官。
凡是生前深得民心，受百姓擁戴的地方官，在其死後，百姓們可找到負責管理本鄉文武祠的禮官，提交為該官員設立神像以便祭拜的申請。
禮官收到申請後，必須在十日之內，回複百姓同意與否。
若是同意，那麽下一步，便是要求那些提交申請的百姓，去自行修建神像。
若是不同意，則必須向提交申請的百姓說明理由。
凡是同意的申請，禮官必須將原始申請文件上交到鄉政府十二房之一的禮房，進行備案歸檔。
至於英烈祠，就像後世的烈士林園一樣，屬於地方祭拜本地烈士的祭祠，也是每鄉一座。
凡是對敵時戰死沙場的士卒，死後骨灰會被送回家鄉英烈祠，接受後人祭拜。
如果說文武祠是劉曜用來勉勵地方官員用的，那麽英烈祠就是用來解決軍人戰死之後魂歸何處問題用的。
劉曜讓各鄉建立英烈祠，等於是告訴所有軍人——你們戰死後會成為受人祭拜的忠義之神！
在未來，uu看書 .uukansu 他還打算從地方上的文武祠或英烈祠之中，挑選一些典型，敕封為地方上的山神、河神或者是城隍、土地。
考慮到有些地方官員對於民間祭祀的判斷力較差，難以分辨民間祭祀其是否利於國計民生，是否對地方穩定造成隱患。
劉曜特地在文武祠、英烈祠之外，推出“萬家祖廟”，以來逐漸取代私社、私祭。
萬家祖廟的威力之所以會有那麽巨大，是因為它是人們祭拜自家祖宗的一座廟宇。
地方豪族望族大地主都有自家本族的祠堂，往往在逢年過節，或遭遇重大事件時進行對祖先的祭拜。
而廣大的勞苦大眾，那些小門小戶小地主，有的是旁支遠支沒有資格去自家所在的祖祠祭拜，有的因為路途太遠無法去祭拜祖祠，還有的是不知道該去何處祭拜老祖，隻能到父輩、祖父輩、曾祖父輩的墳碑前祭拜。
萬家祖廟的出現，便完美解決了廣大中下貧民祭拜祖宗，找不到祖祠的問題。
它和文武祠一樣，也是受鄉裏三為禮官管理。
廟裏的主體神像乃是伏羲、神農、黃帝、蚩尤等諸夏人文始祖，並沒有別的或者哪一宗一家一姓的祖先神像或神主靈牌位。
按照禮官的解釋，一切的華夏族人皆源自於這些諸夏始祖，祭拜他們可以溝通自家本姓祖宗，從而得到自家本姓祖宗的保佑！
拜祖宗比拜那些亂七八糟的神靈更加靠譜！
在熹平二年的最後一個月，各鄉的萬家祖廟之中，皆是人來人往，人聲鼎沸，熱鬧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