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衛東又返回了汽修車間，在自行車棚裏找到了自己的“二八大杠”，騎著車返回了運輸公司家屬院。
運輸公司的家屬院，實際上就是一大片的瓦房。
八十年代初期，筒子樓是大城市才有的配製，青河地區畢竟不是北上廣，連像樣一點的筒子樓都沒有，即便是國企職工，也那隻能住大瓦房。
李衛東家有三間瓦房，在運輸公司家屬院中，算是條件不錯的。這也多虧了李登科是運輸公司的元老人物，按資排輩比較靠前，才能分配到這三間大瓦房。
李衛東回到家中的時候，母親周秀春已經準備好了晚飯，一盤清炒白菜，一盤小蔥拌豆腐，還切了一盤鹹菜。
雖然這晚餐沒有半點葷腥，但當李衛東再次嚐到母親的廚藝時，淚水又忍不住的在眼眶中滾動。
母親一邊吃飯，一邊嘮叨，無非就是一些家長裏短的瑣事，就連鄰居家的貓走丟了一個月，又挺著大肚子回來，也能繪聲繪色的說上三五分鍾。
父親李登科自己倒了一小杯本地產的青河大曲，淺嚐輒止的抿了一小口，回味似了吧唧著嘴，旁邊弟弟李衛民，則不住往嘴裏塞菜，仿佛是餓死鬼投胎一般。
望著這一幕，李衛東心中不由得感歎起來，要是幾位姐姐也回來，一家人吃上一頓團圓飯，該多好啊！
李登科夫婦一共生養了六個兒女，這也算是響應當時“人多力量大”的號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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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來說，有四五個兄弟姐們是很正常的事情，若是隻生兩三個孩子，反而算是生的少的，獨生子女在那個年代，跟大熊貓一樣的稀少。
李衛東有四個姐姐，一個弟弟，前三個姐姐都已經出嫁，四姐初中畢業後被分配到了五十公裏外的小縣城工作，一個月才能回來一次。而弟弟李衛民現在正在讀初中一年級，學渣一個。
上一代的人免不了有重男輕女的思想，李登科連續生了四個閨女，到了第五個才生出來李衛東這個兒子，自然是對李衛東百般嗬護，四個姐姐也有些“扶弟魔”的姿態，隻不過那個年代大家都窮，想“扶弟”也沒有物質條件。
晚飯過後，學渣弟弟李衛民一溜煙的跑出去，找狐朋狗友玩耍。父親李登科則打開了收音機，靠在椅子上。
當時雖然已經有了黑白電視機，但李衛東家的經濟條件，還是買不起那東西的，有台收音機聽已經很不錯了。
“鳩山設宴，和我交朋友，千杯萬盞，會應酬……”
收音機裏響起了京劇《紅燈記》的選段，李登科一邊跟著哼哼，一邊用手打著節拍。
李衛東則幫著母親收拾碗筷。
“衛東，在車間裏累了一天，進屋裏把衣服換下來，我給你洗了。”母親一臉慈愛的說。
李衛東點了點頭，回到裏屋換下了那套深藍色的工裝。
房間裏的擺設，既熟悉又陌生，李衛東望著鏡子裏年輕的自己，一時間竟然癡呆的愣在原地。
“這麵鏡子，後來搬家的時候還帶走了，等第二次再搬家以後，就找不到了。”
李衛東長歎一口氣，他突然對自己的未來產生了迷茫。
“按說我這個重生者，熟知曆史，應該很容易就能成為億萬富翁吧！”李衛東喃喃自語的說道。
可真輪到自己的時候，他一時之間還真的想不到什麽賺錢的好方法。
“去郵局買上一遝猴票？先不說猴票是1980年發行的，現在還能不能買得到。就是等猴票漲價，也是二十多年以後的事情了。
出去擺個地攤當個體戶？恐怕得被爸爸給打死！我一個大型國企的正式職工，可丟不起那個人。
搗騰國債和外匯？我還沒有那個本錢，而且這八三年嚴打的風才剛吹過，去搞那東西，說不定會被當做投機倒把給抓起來，錢沒賺到再吃幾年牢飯，那就得不償失了。”
李衛東無奈的長歎一口氣。
在九十年代的時候，說一個人是個體戶，就意味著這個人賺了不少錢，會有很多人羨慕。而在八十年代，特別是八十年代的初期，“個體戶”絕對是個貶義詞。
八十年代初，個體戶就是待業青年、甚至是勞改犯的代名詞，和主流社會是格格不入的。
對於國企職工來說，“個體戶”這個東西，聽著硌耳朵，看著更是紮眼。
國企的家屬院中，要是誰家的孩子去當個體戶，那簡直就是給全家人蒙羞，父母在別人麵前都抬不起頭來。
若是農村人的話，去城裏擺個攤賺了錢，會被當成全村人的希望；可若是國企子弟的話，若是去擺地攤，絕對是全廠的恥辱。
因此國企職工的子女，寧願去國企裏當個臨時工，也不願意去練攤當個體戶。
更何況李衛東本身就是國企的正式職工，去當個體戶更是不現實。
像是重生小說裏的寫的，重生回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時候，開辦企業，順著改革開放的春風，一路發展，衝出亞洲，走向世界，幾年混成世界五百強，進入福布斯排行榜，跟比爾蓋茨和喬布斯稱兄道弟，那更是在瞎扯。
八十年代初的中國，除了特區，還沒有民營企業生存的土壤。雖然政策方麵已經逐漸放開，但那時候畢竟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度的年代，計劃經濟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
這也就意味著，幾乎所有的生產資料都是在計劃內分配的。國企會分走大部分的生產資料，剩下的則被集體企業拿走，民營企業不可能獲得計劃內的生產資料。
像是電力、能源，運輸、土地、基礎設施等等，也都是優先供給國企，然後是集體企業，民營企業什麽都撈不著。
沒有電力，沒有能源，沒有土地，沒有運輸，甚至連原料都搞不到，民營企業怎麽可能生存？
在整個八十年代，民營經濟幾乎都是以小作坊的模式在發展，比如炒個瓜子，炒個辣醬醬，這種小作坊幾乎不會占用到生產資料，也不會被各種“計劃內”卡脖子。
在1984年下海經商，大概就隻能像早期的溫州商人那樣，背著一大包小商品，穿梭於各個城市當中。
想到這裏，李衛東不由得暗罵一聲：“重生小說都是扯淡的！老子是重生了，可還是得繼續在國企裏苟著！”
運輸公司的家屬院，實際上就是一大片的瓦房。
八十年代初期，筒子樓是大城市才有的配製，青河地區畢竟不是北上廣，連像樣一點的筒子樓都沒有，即便是國企職工，也那隻能住大瓦房。
李衛東家有三間瓦房，在運輸公司家屬院中，算是條件不錯的。這也多虧了李登科是運輸公司的元老人物，按資排輩比較靠前，才能分配到這三間大瓦房。
李衛東回到家中的時候，母親周秀春已經準備好了晚飯，一盤清炒白菜，一盤小蔥拌豆腐，還切了一盤鹹菜。
雖然這晚餐沒有半點葷腥，但當李衛東再次嚐到母親的廚藝時，淚水又忍不住的在眼眶中滾動。
母親一邊吃飯，一邊嘮叨，無非就是一些家長裏短的瑣事，就連鄰居家的貓走丟了一個月，又挺著大肚子回來，也能繪聲繪色的說上三五分鍾。
父親李登科自己倒了一小杯本地產的青河大曲，淺嚐輒止的抿了一小口，回味似了吧唧著嘴，旁邊弟弟李衛民，則不住往嘴裏塞菜，仿佛是餓死鬼投胎一般。
望著這一幕，李衛東心中不由得感歎起來，要是幾位姐姐也回來，一家人吃上一頓團圓飯，該多好啊！
李登科夫婦一共生養了六個兒女，這也算是響應當時“人多力量大”的號召。
<a id="wzsy" href="https://www.yawenba.net">yawenba.net</a>
對於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來說，有四五個兄弟姐們是很正常的事情，若是隻生兩三個孩子，反而算是生的少的，獨生子女在那個年代，跟大熊貓一樣的稀少。
李衛東有四個姐姐，一個弟弟，前三個姐姐都已經出嫁，四姐初中畢業後被分配到了五十公裏外的小縣城工作，一個月才能回來一次。而弟弟李衛民現在正在讀初中一年級，學渣一個。
上一代的人免不了有重男輕女的思想，李登科連續生了四個閨女，到了第五個才生出來李衛東這個兒子，自然是對李衛東百般嗬護，四個姐姐也有些“扶弟魔”的姿態，隻不過那個年代大家都窮，想“扶弟”也沒有物質條件。
晚飯過後，學渣弟弟李衛民一溜煙的跑出去，找狐朋狗友玩耍。父親李登科則打開了收音機，靠在椅子上。
當時雖然已經有了黑白電視機，但李衛東家的經濟條件，還是買不起那東西的，有台收音機聽已經很不錯了。
“鳩山設宴，和我交朋友，千杯萬盞，會應酬……”
收音機裏響起了京劇《紅燈記》的選段，李登科一邊跟著哼哼，一邊用手打著節拍。
李衛東則幫著母親收拾碗筷。
“衛東，在車間裏累了一天，進屋裏把衣服換下來，我給你洗了。”母親一臉慈愛的說。
李衛東點了點頭，回到裏屋換下了那套深藍色的工裝。
房間裏的擺設，既熟悉又陌生，李衛東望著鏡子裏年輕的自己，一時間竟然癡呆的愣在原地。
“這麵鏡子，後來搬家的時候還帶走了，等第二次再搬家以後，就找不到了。”
李衛東長歎一口氣，他突然對自己的未來產生了迷茫。
“按說我這個重生者，熟知曆史，應該很容易就能成為億萬富翁吧！”李衛東喃喃自語的說道。
可真輪到自己的時候，他一時之間還真的想不到什麽賺錢的好方法。
“去郵局買上一遝猴票？先不說猴票是1980年發行的，現在還能不能買得到。就是等猴票漲價，也是二十多年以後的事情了。
出去擺個地攤當個體戶？恐怕得被爸爸給打死！我一個大型國企的正式職工，可丟不起那個人。
搗騰國債和外匯？我還沒有那個本錢，而且這八三年嚴打的風才剛吹過，去搞那東西，說不定會被當做投機倒把給抓起來，錢沒賺到再吃幾年牢飯，那就得不償失了。”
李衛東無奈的長歎一口氣。
在九十年代的時候，說一個人是個體戶，就意味著這個人賺了不少錢，會有很多人羨慕。而在八十年代，特別是八十年代的初期，“個體戶”絕對是個貶義詞。
八十年代初，個體戶就是待業青年、甚至是勞改犯的代名詞，和主流社會是格格不入的。
對於國企職工來說，“個體戶”這個東西，聽著硌耳朵，看著更是紮眼。
國企的家屬院中，要是誰家的孩子去當個體戶，那簡直就是給全家人蒙羞，父母在別人麵前都抬不起頭來。
若是農村人的話，去城裏擺個攤賺了錢，會被當成全村人的希望；可若是國企子弟的話，若是去擺地攤，絕對是全廠的恥辱。
因此國企職工的子女，寧願去國企裏當個臨時工，也不願意去練攤當個體戶。
更何況李衛東本身就是國企的正式職工，去當個體戶更是不現實。
像是重生小說裏的寫的，重生回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時候，開辦企業，順著改革開放的春風，一路發展，衝出亞洲，走向世界，幾年混成世界五百強，進入福布斯排行榜，跟比爾蓋茨和喬布斯稱兄道弟，那更是在瞎扯。
八十年代初的中國，除了特區，還沒有民營企業生存的土壤。雖然政策方麵已經逐漸放開，但那時候畢竟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度的年代，計劃經濟仍然占據著主導地位。
這也就意味著，幾乎所有的生產資料都是在計劃內分配的。國企會分走大部分的生產資料，剩下的則被集體企業拿走，民營企業不可能獲得計劃內的生產資料。
像是電力、能源，運輸、土地、基礎設施等等，也都是優先供給國企，然後是集體企業，民營企業什麽都撈不著。
沒有電力，沒有能源，沒有土地，沒有運輸，甚至連原料都搞不到，民營企業怎麽可能生存？
在整個八十年代，民營經濟幾乎都是以小作坊的模式在發展，比如炒個瓜子，炒個辣醬醬，這種小作坊幾乎不會占用到生產資料，也不會被各種“計劃內”卡脖子。
在1984年下海經商，大概就隻能像早期的溫州商人那樣，背著一大包小商品，穿梭於各個城市當中。
想到這裏，李衛東不由得暗罵一聲：“重生小說都是扯淡的！老子是重生了，可還是得繼續在國企裏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