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似醉非醉的時候，是最容易動情的了，有時所想的話題又非常地不合時宜、不合邏輯，真是如夢如幻、如醉如癡。某日與幾個朋友在山師大附近的小酒館裏喝酒，於似醉非醉中，竟無端地想起了馮中一先生，湧起了一股深深的傷感與歉疚。遂將在座的某同誌當成了馮先生，反來複去地向人家表示敬意與謝忱，令人家莫名其妙又尷尬萬分。要命的是第二天醒了酒之後，你無法解釋，人家又不認識馮先生，再說那樣的一個場合，你如此地“意識流”，誰相信、誰理解啊！幹脆就承認自己是酒後失態了，是沒出息了，對不起啊。
說是無端地想起，又不盡然。在馮先生去世後的大半年裏，我每當路過山師大的時候就會想起他；他去世前的一個月我們曾在那個小酒館裏喝過兩次酒；而且那一天我正收到了山師大為出馮先生紀念文集所發的約稿信，我去那兒的路上，還一直在心裏嘟嚷：這文章我是要寫的，要寫的……
我先前與中一先生不熟，僅是一般地認識。好像是我剛到某刊物負點小責的時候，他的一個研究生也分到了那裏。於某次會議上，他遂要我對他的學生多關照。給我一個溫和、善良、很體貼人的印象。此後就再沒單獨打過招呼。
有一個話題是山東文學界都知道，卻又是非常不好說的。我先前曾借用《北京人在紐約》上的一句話與朋友開玩笑說，你愛他，讓他當作協**；你恨他，也讓他當作協**。基於這一點，不管你選不選他，都不是他本人的原因。誰都知道，作協**的差事不是他情願和主動要求幹的；誰也都知道他太善良，善良到讓你覺得得罪他一下不要緊，因而，他這個**當得就不是很順利。不管他多麽寬容與坦蕩，他還是要尷尬。而我在選舉的某些細節中也是讓他尷尬者之一。我在醉酒時之所以對他懷著深深的歉疚，覺得一輩子欠他的，就是指這件事。唯一讓我稍微心安一點的是，我在此後與他單獨的交談中，向他表明了我的態度，重複了愛他恨他都不是針對他的那麽一種意思，他笑笑說，別說了玉堂，我理解……
我之所以在他去世前的幾個月裏麵與他有過較頻繁的接觸，是基於這樣一件事：我聽朋友說，先生當作協**之後，列了一個重點作家的名單，並打聽這些作家住在哪裏，他要逐個登門拜訪。名單中有我，朋友說，他那麽大年紀了，別讓他去看你了，你年輕，他又想見你們，幹脆你主動給他打個電話吧，這樣也不失禮不是？我當然就很感動，遂主動給他打了電話。先生真是好熱情，語氣裏透著寂寞的人兒想見熟人的那種渴望與急切。他好象著重說了重振魯軍聲威、繁榮山東文學創作的四條措施，並說已經跟作協黨組和省委宣傳部打招呼了，希望你們能積極配合。他遂後誇獎了幾句我在[齊魯晚報]發的那些小文章，並要我把某篇小文中提到的那個文學沙龍辦起來。讓你強烈地感受到他急於想為作家和文學辦點實事兒的那麽一種心情。
說實在的，那個文學沙龍的事情，我當初幾乎純是為了寫文章的需要，並沒打譜真地要辦。另外即使要辦，也純是一個民間活動的小事情，不必勞他費太多的心思。可他真是太關心了，從選擇地點，到出席人員名單，到老同誌怎麽接，他都是那麽細心與周到！你在覺得他對行政領導工作不是很熟悉、小心謹慎的同時，格外感受出他那種認真與熱心。那次見著他我才發現他還吊著一隻胳膊，是爬山的時候不小心摔的。
我知他是個著名的資深詩評家、學者、教授，原以為他對小說方麵的事情不是很了解的，不想他非常熟悉。我們第一次在那個小酒館裏喝酒（他以茶代酒）的時候，說起話來，他對山東中青年作家的創作是那麽了解，如數家珍的一個個提到他們的名字、他們的作品，引用某篇評他們作品的文章中的話。他那樣平易，你說一件可笑的事情的時候，他即寬容地看著你，多少有些矜持地笑著。我又感受到一種忘年交甚至是長輩與晚輩間的那樣一種親情。席間，我接過酒館老板的話茬兒，說到要在他72歲誕辰的時候與朋友一起給他祝壽。後來，我知他是將這話告訴給他的家人了。當我遠在上海，朋友電告我先生突然去世，先生的女兒恩大女士一邊哭著一邊提到玉堂要給父親辦生日酒席的，“可就差幾個月，父親就沒捱到……”我在電話那端淚水就嘩嘩的……
那個沙龍還是辦起來了，他竟預先準備好了講話稿。席間，他告訴我，記者發消息的時候一定要提團結和繁榮的字樣啊；下一次活動的事你再跟心田商量商量；有老先生要去衛生間，他又趴到我耳朵上：你扶他去玉堂……
此後即逐漸熟了。他好像挺喜歡我的性格，他是於背後說過我人品文品俱佳之類的話的，當麵也說過；他也說過其他許多作家的好話，我從沒聽他說過哪個作家不好的話。他以長者的寬容和學者的嚴謹，以身作則、一點一滴地做著促進團結、繁榮創作的工作。
他對我個人的創作又是那麽關心與細心，連外省的報紙上提到我作品名字的文章他都注意到了，爾後再轉告給我；還有我個人的一些私事，他都是那麽盡心盡力。有時沒辦成，他又表示過意不去。
……可惜的是，我與他相識相交得太晚了，也太短了。
依然是那個小酒館，依然是老板過來敬酒，但已物是人非。朦朧中，先生的音容笑貌是那樣的清晰，一隻胳膊還吊著，他那麽慈祥地看著我，我仿佛又聽到了他的聲音：別說了玉堂……那就不、不說了。
說是無端地想起，又不盡然。在馮先生去世後的大半年裏，我每當路過山師大的時候就會想起他；他去世前的一個月我們曾在那個小酒館裏喝過兩次酒；而且那一天我正收到了山師大為出馮先生紀念文集所發的約稿信，我去那兒的路上，還一直在心裏嘟嚷：這文章我是要寫的，要寫的……
我先前與中一先生不熟，僅是一般地認識。好像是我剛到某刊物負點小責的時候，他的一個研究生也分到了那裏。於某次會議上，他遂要我對他的學生多關照。給我一個溫和、善良、很體貼人的印象。此後就再沒單獨打過招呼。
有一個話題是山東文學界都知道，卻又是非常不好說的。我先前曾借用《北京人在紐約》上的一句話與朋友開玩笑說，你愛他，讓他當作協**；你恨他，也讓他當作協**。基於這一點，不管你選不選他，都不是他本人的原因。誰都知道，作協**的差事不是他情願和主動要求幹的；誰也都知道他太善良，善良到讓你覺得得罪他一下不要緊，因而，他這個**當得就不是很順利。不管他多麽寬容與坦蕩，他還是要尷尬。而我在選舉的某些細節中也是讓他尷尬者之一。我在醉酒時之所以對他懷著深深的歉疚，覺得一輩子欠他的，就是指這件事。唯一讓我稍微心安一點的是，我在此後與他單獨的交談中，向他表明了我的態度，重複了愛他恨他都不是針對他的那麽一種意思，他笑笑說，別說了玉堂，我理解……
我之所以在他去世前的幾個月裏麵與他有過較頻繁的接觸，是基於這樣一件事：我聽朋友說，先生當作協**之後，列了一個重點作家的名單，並打聽這些作家住在哪裏，他要逐個登門拜訪。名單中有我，朋友說，他那麽大年紀了，別讓他去看你了，你年輕，他又想見你們，幹脆你主動給他打個電話吧，這樣也不失禮不是？我當然就很感動，遂主動給他打了電話。先生真是好熱情，語氣裏透著寂寞的人兒想見熟人的那種渴望與急切。他好象著重說了重振魯軍聲威、繁榮山東文學創作的四條措施，並說已經跟作協黨組和省委宣傳部打招呼了，希望你們能積極配合。他遂後誇獎了幾句我在[齊魯晚報]發的那些小文章，並要我把某篇小文中提到的那個文學沙龍辦起來。讓你強烈地感受到他急於想為作家和文學辦點實事兒的那麽一種心情。
說實在的，那個文學沙龍的事情，我當初幾乎純是為了寫文章的需要，並沒打譜真地要辦。另外即使要辦，也純是一個民間活動的小事情，不必勞他費太多的心思。可他真是太關心了，從選擇地點，到出席人員名單，到老同誌怎麽接，他都是那麽細心與周到！你在覺得他對行政領導工作不是很熟悉、小心謹慎的同時，格外感受出他那種認真與熱心。那次見著他我才發現他還吊著一隻胳膊，是爬山的時候不小心摔的。
我知他是個著名的資深詩評家、學者、教授，原以為他對小說方麵的事情不是很了解的，不想他非常熟悉。我們第一次在那個小酒館裏喝酒（他以茶代酒）的時候，說起話來，他對山東中青年作家的創作是那麽了解，如數家珍的一個個提到他們的名字、他們的作品，引用某篇評他們作品的文章中的話。他那樣平易，你說一件可笑的事情的時候，他即寬容地看著你，多少有些矜持地笑著。我又感受到一種忘年交甚至是長輩與晚輩間的那樣一種親情。席間，我接過酒館老板的話茬兒，說到要在他72歲誕辰的時候與朋友一起給他祝壽。後來，我知他是將這話告訴給他的家人了。當我遠在上海，朋友電告我先生突然去世，先生的女兒恩大女士一邊哭著一邊提到玉堂要給父親辦生日酒席的，“可就差幾個月，父親就沒捱到……”我在電話那端淚水就嘩嘩的……
那個沙龍還是辦起來了，他竟預先準備好了講話稿。席間，他告訴我，記者發消息的時候一定要提團結和繁榮的字樣啊；下一次活動的事你再跟心田商量商量；有老先生要去衛生間，他又趴到我耳朵上：你扶他去玉堂……
此後即逐漸熟了。他好像挺喜歡我的性格，他是於背後說過我人品文品俱佳之類的話的，當麵也說過；他也說過其他許多作家的好話，我從沒聽他說過哪個作家不好的話。他以長者的寬容和學者的嚴謹，以身作則、一點一滴地做著促進團結、繁榮創作的工作。
他對我個人的創作又是那麽關心與細心，連外省的報紙上提到我作品名字的文章他都注意到了，爾後再轉告給我；還有我個人的一些私事，他都是那麽盡心盡力。有時沒辦成，他又表示過意不去。
……可惜的是，我與他相識相交得太晚了，也太短了。
依然是那個小酒館，依然是老板過來敬酒，但已物是人非。朦朧中，先生的音容笑貌是那樣的清晰，一隻胳膊還吊著，他那麽慈祥地看著我，我仿佛又聽到了他的聲音：別說了玉堂……那就不、不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