雜誌記者問


    記者(以下簡稱記):這次由《上海文學》等幾個單位聯合主辦的您的作品討論會在臨沂召開,我參加了,開得很好,是我所參加的作品討論會中層次最高的一個,你談談感受好嗎?


    劉玉堂(以下簡稱劉):好,這是我從事業餘和專業創作二十多年來,所受到的鼓勵和幫助最多最集中的一次。始終有醜媳婦見公婆的那麽一種心態,比得一次獎還要讓人激動。不管你平時多麽調皮和不嚴肅,那時你得老老實實,小心翼翼,特別要作無知和謙虛狀。從前我的一位老鄉問我:作品討論會是幹嘛的?是不是跟產品鑒定會差不多呀?我說差不多,確實就是一種精神產品的鑒定。作品發表出來,那是獲得了生產許可證:得獎,是評省優或部優;作品討論會,則是質量鑒定。參加會議的人,覺得開得還行,特別是現在這種形勢下,似乎討論文學問題已不合時宜。這次討論會至少是認真的。


    記:許多發言者都談到了您小說中的幽默風格,您對幽默是怎麽理解的呢?


    劉:如果不是給幽默下定義,恐怕各有各的理解。有人說智慧用不了了才幽默,也有人說無可奈何了才幽默。有的說幽默是一種風格,還有的則說幽默是一種生活態度。我認為都有道理。看《圍城》,我們感受的是智慧;看《麥田守望者》、《第二十二條軍規》印象最深的是無可奈何;看王朔的一些東西,感受的則是玩世不恭。我的理解是二者兼而有之。它是以一種不怎麽嚴肅的態度,表達一種非常嚴肅的思想。我喜歡積極向上而又多少帶點刺兒的東西。我力求不讓它發“黑”或發“灰”,溫馨一點,溫情一點,給人一種希望和美好。是“和煦的春風裏有幾粒冷雨或雪花”。頂多是一種苦澀的微笑吧。這確實就與生活態度、文化修養甚至心地和性格有關。我承認我有一點幽默,但層次還不高,說是農民式的幽默我也不反對。


    記:說“和煦的春風裏有幾粒冷雨或雪花”挺準確,讀您的作品是有這麽一種感覺。那麽您是怎麽幽默起來的呢?


    劉:是不知不覺地幽默起來的,不是一下子就幽默起來了;也不是有哪個老師上幽默課,我們聽了就會了。讀書能感受一點,但重要的還是生活。生活是幽默的老師。我那點幽默都是來自生活的。我有一個短小說叫《探監》你看過吧?說的是兩個農村婦女去監獄看望自己的丈夫,在路上鼓吹各自丈夫的劣跡。(記者笑笑:看過,挺有意思的,生活中有嗎?)生活中也許不是鼓吹,而是傾訴或控訴,但要換一個角度看呢?她從來沒到過臨沂,正是因為到臨沂探監才來一次,難道不可以炫耀一下嗎?


    記:您剛才說到幽默與一個人的生活態度、文化修養及心地、性格也有關,您談談這方麵的問題好嗎?


    劉:一個對生活持樂觀態度的人與一個失望者,我想他們的幽默是不一樣的。可以大概地叫它們是積極的幽默與消極的幽默。我自認為是前者。你讀了我的東西並沒有喪氣之感是不是?(記:是這樣)文化修養不高呢?幽默不起來,充其量也就是耍耍貧嘴而已。當然在這一點上很難把握,再有學問的人有時候也會耍貧嘴。積極幽默的人,心地起碼是善良的,寬厚的,與人為善的。性格上當然是開朗的,豁達的,大大方方敢於暴露自己的。心理陰暗,整天琢磨著整人,貪個小便宜什麽的,或者自我設防時時小心,他很難幽默,幽默也幽默不了高層次、高境界。


    記:有道理,您小說中的人物,經常寫一些很好玩兒的詩,像“三中全”了,“大眾日”了,還有那個“小人得誌,淨吃好東西,嘴吧嗒得很響,饞老子”,也特別有意思,您是怎麽琢磨出來的呢?


    劉:這當然也是來自生活。你隨便到哪個農村裏麵走一走,都能發現一些半吊子詩人。你將他們的詩記錄下來稍加改造,就會出效果。當然必須是從人物的個性出發。那個“嘴吧嗒得很響”的問題是我自己的親身感受。我們有時跟別人啃一樣的蘋果,總覺得不如別人啃得響是不是?(記者笑笑:是。)多年前,我在部隊的時候有一次去看電影,我當時有點感冒,還發燒,嘴裏幹得要命,我旁邊有個小女兵就於電影開演之前在那裏啃一個又紅又大的蘋果,啃得那麽響,確實就把我饞得夠嗆。看完電影回來我自己啃的時候,卻怎麽也不如她啃得響。我遂在日記中寫了那麽一段話。


    記:好,這次咱們就談到這裏。有機會,咱們換一個話題說好嗎?


    劉:好。我還想借你們《沂蒙》雜誌,轉達我對臨沂市委、市府及魯南製藥廠的深深的謝意。他們為此次會議所付出的支持和勞動,給與會人員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特別是北京和上海來的同誌,有三個“想不到”:想不到臨沂的經濟如此發達,想不到臨沂人民的文化層次如此高,想不到臨沂地區的各級領導對文學事業如此支持。我也為此而自豪。


    記: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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