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時刻，聶魯達奮筆疾書，寫出散發著火藥味的戰鬥詩篇。同時，他也從沒有在追求美好未來的道路上稍停。盡管他已重病纏身，盡管政局動蕩不安，但他仍然滿懷希望地注視著未來，他堅信：來日方長。他把剛完成的8部詩稿交給出版社，這是他為自己即將到來的70歲生日獻上的厚禮。他重視過生日，而且一向有自己特殊的慶祝方式，那就是做出新的貢獻。他要求不要馬上出版，等到1974年上半年再出。
1973年初，薩爾瓦多·阿連德政府就通知詩人，1974年7月12日，在他滿70周歲時，要舉行全國性的慶祝活動，將邀請世界各國作家參加，當然，還有全國人民。在接受了諾貝爾獎回到智利時，詩人曾受到智利人民的熱烈歡迎。而即將到來的他的生日慶祝活動將更盛大。為了對人民的盛情給予哪怕是極小的報答，詩人著手準備他的“魔匣”——生日禮物，他要給所有愛他的人一個意外的驚喜：8部詩集！因此，它們應該在他生日前夕作為獻禮和人民見麵。
智利災難性的政變，使這些詩集不幸成了聶魯達的遺著，在他去世後才出版。但其中《被剝離的玫瑰》在詩人生前，1972年，在巴黎出過法文版。它是詩人複活節島之行的產物。20年前，聶魯達在《漫歌集》第十四章《大洋》中就專有幾節描寫過複活節島：“拉帕·努伊；石像的建造者（拉帕·努伊）；雨（拉帕·努伊）。”但他第一次踏上這座曾是火山世界的小島卻是在1970年。
他爬上拉諾·拉拉古火山口，凝視那深不見底的圓形洞口，據說那是舉行活人獻祭之處。忽然，從那無底深淵裏冒出一團潮濕而濃重的亮光，籠罩了洞口上俯視的人們。天下著雨，風呼嘯著掃過山頂。雨霧籠罩下的天地顯得十分寂寥，顯示出一種攝人魂魄的美麗。仿佛有聲聲呼喚傳入人們驚懼的耳朵，那是被獻祭少女不屈服的呼聲。出身自島上最古老家族的向導瑪爾卡利達催促著說：“快走吧，神發怒了。”
詩人曾穿行在巨大的石人雕像行列中，仰望他們突兀在藍天上的巨大頭顱。這些被當地人稱為“莫阿伊”的巨石人像全都是大鼻子，深眼窩。他們沉默地矗立在這被稱為“地球之臍”的複活節島上，注視著波濤滾滾的太平洋，不知已有幾千年之久。
他們是怎麽從拉諾·拉拉古火山走到海邊的？對於這個問題，瑪爾卡利達嚴肅而又不以為然地回答：“當然是自己走來的了。”這是島民們世代篤信的說法。在那樣的氛圍中，不由得你不信。
拉帕·努伊古老神秘的文化給聶魯達留下深刻的印象。複活節島之行激發了他追本溯源的懷古幽情，他寫出了在這些巨石麵孔上尋找永恒的哲學沉思。
成為遺著的不少作品，是聶魯達躺在病床上倚著枕頭，麵對每夜都在門外窺伺的死亡寫出來的。他的筆並未就此停歇，《回首話滄桑》還未最後完成。除了寫詩，他還忙於各種事務。
聶魯達計劃辦個黑島出版社，專門為藏書家們出版印數不多、裝幀獨特的珍本。他考慮得很具體：首先出版貝爾納多·奧希金斯的情書集，由他作序。為此，他特意找到智利著名記者路·阿·曼西利亞，委托他具體辦理。
詩人在離黑島不遠的海濱買下一塊地皮，他要為那些沒有錢卻多夢的窮作家們建一個作家村。他用在海邊寫成的作品的稿費付清了這筆費用，借以回報浩瀚大海對他的厚愛。距那兒不遠就是巉岩累累而陡峭的特拉爾卡岬，這是一個阿勞科語名字，意為“霹靂岬”。因為在那兒，大海撞擊峻峭海岸掀起的滔天巨浪，高可達百米。詩人自己已經得以住在海邊、對著浪濤吟詩冥想，但他希望他的作家同行們也能有福氣麵對大海構想未來。對於他，大海不可須臾或缺，這是他詩思泉湧之源。詩人為這個未來的作家新村取了名字：坎塔嶗，還為它鄭重安放了“奠基石”：錨。這位一生都在出航——返航的航海者，這位大海的兒子，視錨為最好的奠基物。
與此同時，詩人正致力於“改造黑島”：這裏應當修起花園，建個廣場。為此成立了專門的委員會，詩人負責組織工作。
他還促使阿連德政府同意建立黑島文化之家，他要在那兒辦展覽，長期展覽窮苦的人們手工織成的壁掛。他們用的不是精致的絲綢而是低廉的粗麻布。在村舍暗淡的燈光下，這些窮苦的人們在粗麻布上織進自己實現不了的夢想、渴望。詩人希望這些產生於民間的壁掛能走遍世界。
1973年7月12日，黑島：聶魯達臥病在床，接受人們對他69歲生日的祝賀。他提出，人民聯盟政府有一件大事該辦：建立阿勞卡尼亞大學，教授土著語言，把土著文學和文化用文字記錄下來。印第安人有權作為一個民族受到尊重。土著人的境遇，始終是聶魯達牽掛在心的一大問題。30年前在墨西哥，為宣傳智利，詩人印了一本精美的雜誌，就取名為《阿勞卡尼亞》。封麵上是一位笑得露出一嘴皓齒的美麗的阿勞科女子肖像。詩人稱之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微笑。”結果他遭到智利外交部長的訓斥：“你雜誌如不改名，著即停刊，我國並非印第安人國家。”這些數典忘祖的統治者“急於忘記自己”，宣布智利不是一個印第安人的國家。對此，詩人極為憤慨。
他多次談到這個問題。1962年，在就任智利大學哲學教育係學術委員時發表的演說中，他說：“我們的第一位民族小說家是位詩人，就是阿隆索·德·埃爾西利亞。”“我們在《阿勞加納》這篇史詩中，不僅看到人們殊死鬥爭的驚天動地的場麵，看到我們的祖先在難分難解的廝殺中表現出來的勇氣和臨死前的痛苦，還能看到對我國的森林以及自然界的包羅萬象的生動描繪。飛禽、草木、河流、小鳥、習俗、禮儀、語言、發式、弓箭、芳香、冰雪、潮汐，屬於我們的這一切，終於在史詩《阿勞加納》中得到了名稱，而正因為有了名稱，這一切才開始生存。我們繼承的這筆響亮的遺產是我們的生命，理應受到我們的精心保護。”在回憶錄中他寫道：“沒有幾個種族比阿勞科人更值得尊敬。總有一天，我們會看到阿勞卡尼亞大學，看到阿勞科文字印的書，那時我們就會發現，我們失去的是他們的光明磊落，他們的純潔，他們火山般充沛的精力。”
他有一篇文章標題就是《我們是印第安人》。他大聲疾呼：
“外交部先生，請您重印《阿勞加納》，並在今年聖誕節的時候把它送給智利的每一個兒童（也請給我一部）。政府先生，請盡快設立阿勞科大學。阿隆索·德·埃爾西利亞同誌，《阿勞加納》不僅僅是一部史詩，它還是一條道路。”“而正是埃爾西利亞的作品，正是這些明淨如水的詩章，使西班牙有了史詩和人文主義。”他稱《阿勞加納》是一部字字珠璣的史詩：“智利的發現者堂·阿隆索·德·埃爾西利亞，以其璀璨奪目的寶石照亮了一片鮮為人知的土地，他還將我們阿勞卡尼亞的人與事公之於世。”“埃爾西利亞的偉大史詩如同披在智利身上的王袍。”
如今，詩人在他重病臥床的晚年，仍然念念不忘要尋回阿勞卡尼亞的“根”。聽著他滿懷激情和民族自豪感提出的建議，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
詩人還給阿連德總統寫信，建議印100萬冊他的詩選的普及本，贈送給學校、工會和軍隊。並說明，無論是他本人還是洛薩達出版社，對這一版書的收益都將分文不取。詩人請總統為這本詩選寫前言，如果不行，他將印上獲諾貝爾獎時阿連德的賀詞作為序。他希望更多的人，特別是那些沒錢買書的人能讀到他的詩。
他手頭正忙著的事情不知有多少，他還有醞釀中的計劃，未來的夢……
聶魯達永遠“航行”在他的“大洋”上。他像當年初次遠航時那個20歲的小夥子，興致勃勃，眼望未來，幻想無邊。又像40歲的壯年船長，航向明確，穩穩地把著舵，揚帆破浪。他為智利今天的建設添磚加瓦，又為它的明天繪製藍圖。他有幹不完的“活”，做不完的夢。這就是詩人對守候在門外，窺伺在窗下的死亡的回答。
1973年9月11日
1973年9月11日，一個寧靜的早晨。陽光透過窗戶照進聶魯達黑島的家。大海平靜，天空晴朗，微風輕搖著院子裏的花朵。這是一個令人心曠神怡的清晨，沒有一點兒不祥的征兆。這該是又一個忙碌的日子，好幾項早就開始著手辦理的事情今天將最後完成。聶魯達的律師也是他的親密朋友，當時正擔任阿連德政府司法部長的內格爾·塞爾希奧將到黑島，他要帶來聶魯達基金會的章程、基金會辦公處的平麵圖和設計模型。這些都已完成，隻待今天最後審定。
要來的還有何塞·米格爾·貝拉斯，他將帶給詩人他最喜歡收到的東西：一本今天出版的詩集，基曼圖出版社出版的《英雄事業的讚歌》。還有一位講究吃的朋友費爾南多·阿萊格裏亞也要來，得為他準備一頓可口的午餐。這又將是繁忙而熱鬧的一天。詩人和馬蒂爾德談說著今天的計劃，愉快地等著朋友們到來。沒有任何跡象預示這是和平生活將告結束的一天，他們一點也沒有覺察到自己正處在深淵的邊緣。
時間還早，聶魯達打開收音機聽新聞，他大吃一驚：除了麥哲倫省電台，所有的台都啞然無聲。忽然他們聽到薩爾瓦多·阿連德的聲音，詩人雙拳緊握，聽著這位總統在炸彈呼嘯、爆炸聲中的最後演說：“……忠於人民事業，我不惜付出生命……”然後，是死一般的沉寂。詩人急切地打開另一台收音機，同時收聽聖地亞哥和外國電台的報道。他不停地扭著調諧度盤，絕望地尋找著那個消失了的聲音。
不久，首先聽到外國電台報道：薩爾瓦多·阿連德總統在烈焰衝天的拉莫內達宮以身殉職。幾小時後聖地亞哥電台才公布總統的死訊。真是霎時間天昏地暗，整個世界都塌陷了。聶魯達和馬蒂爾德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當天下午，聶魯達開始發燒。馬蒂爾德費了很大勁兒才給聖地亞哥的醫生打通電話，他開了藥方，並且要求：“關掉收音機，關掉電視機，不要讓巴勃羅知道正發生的事情，這對他是致命的打擊。”但是，這怎麽可能？詩人始終不肯離開收音機，他要聽到一切，知道一切。
電視機就擺在他麵前：拉莫內達宮濃煙滾滾，坦克轟隆隆地在街上碾過，數百名市民陳屍街頭，他們大概隻是過路的行人。然後是戒嚴令：“任何人不許走出家門，違者殺無赦。”他們看到總統府被攻占，有人在搶劫，衣物遍地撒落。但是他們從電視上看不到也想不到的是，他們聖地亞哥的家“拉查斯哥那”也遭到同樣的劫難：被劫、被搗毀、被焚燒。
這一天，從歐洲，從德國，從西班牙，從法國……不斷打來電話，人們急於知道聶魯達怎麽樣。外國有消息說他已經去世。馬蒂爾德告訴人們，那不是真的，聶魯達活著，活著！但是，他已經元氣大傷，他的心被擊中了。他非常沮喪地對馬蒂爾德說：“一切都完了。”他知道：大勢已去。馬蒂爾德竭力安慰他：“但願情況還不那麽嚴重。”詩人沉痛地回答：“很嚴重，這是法西斯主義。”為消滅貧窮、為爭取和平自由，詩人以他的筆和生命奮鬥終生，他是那樣滿懷希望地憧憬著美好的未來。但如今，人民的幸福、平等、正義，那已經建成的大廈，那剛描繪出的藍圖……全都在刹那間化為烏有。詩人的生命所附麗的事業被毀滅，他的生命也就岌岌可危。他的病情迅速、明顯地惡化了。
1973年9月11日的智利總統府
14日早晨，聶魯達感覺稍好一些，他要口授，馬蒂爾德急忙拿好紙筆立刻坐到他床邊記錄。這就是回憶錄《回首話滄桑》的最後一章《阿連德》。他激憤地譴責政變，譴責對拉莫內達宮的轟炸：“這使人想起納粹空軍對西班牙、英國、蘇聯等外國不設防城市的閃電攻擊；現在，智利也發生了同樣的罪行；智利的飛行員竟俯衝襲擊兩個世紀來一直是我國公民生活中心的國宮。”他悲憤地揭露殺害阿連德總統的罪行：“空軍轟炸之後，坦克立即行動起來，許多坦克猛攻單獨的一個人——智利共和國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他在辦公室裏等候他們，除了他那顆偉大的心，沒有任何人與他為伴，圍繞著他的是硝煙和烈焰。”“那位光榮死者的軀體被再次背叛了智利的智利士兵的機槍子彈，打得百孔千瘡、支離破碎。”詩人在政變發生後剛3天，就為他的回憶錄寫下了這幾行急就章。這是他作為見證人的憤怒控訴。
忽然，詩人的司機驚慌地跑進來：“這是非法闖入民宅。來了3汽車的士兵。”馬蒂爾德非常緊張，她擔心的是手上這幾頁詩人的口授記錄稿。她急忙把這幾頁紙夾在一疊雜誌裏，然後把雜誌亂攤成一堆。在拉莫內達宮，飛機坦克曾對準一個人——阿連德猛攻。現在，在黑島，全副武裝的士兵又把一個重病臥床詩人的家包圍得水泄不通。機關槍架在房子周圍，槍口對準門窗。士兵們用靴子跺著地板，問有沒有地下室，他們要搜查武器。臥病在床的詩人對帶隊的上尉說：“對於你們，這裏隻有一種危險品。”上尉一下子跳了起來：“是什麽？”並驚慌地伸手去摸腰間的手槍。“這——就——是——詩——歌！”詩人一字一頓地回答。上尉聳聳肩，鬆了口氣，以為這不過是詩人開的一個玩笑而已。他不懂，詩人是在莊嚴宣告：在他的家裏，能找到的隻有詩歌。而他的詩歌，對於敵人，就是最危險的武器！
每天都有令人不安的壞消息從聖地亞哥傳來。詩人的朋友、熟人們，有的躲藏起來，有的被逮捕，還有很多人，已經死去。這就像鋼刀刺在心上，詩人痛苦而憂傷，他的病情迅速惡化。19日，一輛救護車接聶魯達去聖地亞哥醫院。一路上，車被士兵兩次截住搜查。詩人眼裏飽含著淚水，這是馬蒂爾德第一次見到他流淚。他請求：“巴多哈，幫我擦一下臉。”他不是為自己，是為他的智利而哭泣：災難，巨大的災難落在智利人民頭上。
聶魯達住進聖瑪麗亞醫院。朋友們來看望，其中有墨西哥大使，他堅持要接詩人去墨西哥，路易斯·埃切維裏亞總統派了一架飛機供他專用。馬蒂爾德勸巴勃羅離開，但詩人對這話連聽都不要聽：“我絕不離開智利，我要在這兒承受我的命運。這是我的祖國，我的崗位就在這兒。”第二天，墨西哥大使和一些朋友們又來了，他們力圖說服詩人離開智利。他們勸了很久，陳述了各種理由。特別提到他的病在這兒無法得到應有的治療，還有他沒有最後完成的回憶錄……最後，聶魯達終於同意了。但他隻帶少量必需品，因為不管怎樣，他要盡快回來。但是，當馬蒂爾德從黑島取了一些必需品趕回醫院時，詩人又變卦了。他剛和一些朋友談過話，馬蒂爾德竭力瞞著不讓他知道的許多野蠻暴行，殘酷屠殺……他都知道了：“他們在殺人，屍體都是殘缺不全的，停屍所堆滿死人。維克多爾·哈拉維克多爾·哈拉，智利著名歌唱家。在智利軍事政變一開始就被殘酷殺害。被砍掉手，被砍成幾段而死……”他痛苦，他震驚，他憂傷，他憤怒，但他卻無能為力。最後，他溫柔但卻是堅決地對馬蒂爾德說：不，他不離開智利，他希望這也是她的決定。他熱愛的一切都在這裏，當他的人民遭受殘酷迫害的時候，他不能逃跑，他要親眼看到在他的祖國發生的一切。馬蒂爾德說：“好吧，我們留下不走。明天我就告訴墨西哥大使，謝絕埃切維裏亞總統的邀請。”聽了這話，聶魯達才平靜下來。
夜裏，詩人睡得很不安穩。在夢中他喊了幾次：“他們在殺人，他們在開槍。”聽著直升機在轟鳴，警車在呼嘯，還有槍聲……他知道發生的是什麽……他一再說：“我不走，我應該留在這兒……”後來，他逐漸安靜下來。第二天，直到下午，他都沒有醒。馬蒂爾德還以為他是太累了：讓他安安穩穩地多睡一會兒吧。她什麽都想到過，就是沒想到詩人會這麽突然就離去。醫生對她說過，癌症已經控製住，如果不發生意外，詩人還可以再活5—6年。他一直頭腦清醒，關注著一切。22日上午，他和畫家內梅奧·安圖內斯談論形勢。在政變後不到兩周，他就預言，政變當局將長久統治智利。他不幸言中了，軍政府統治智利長達16年之久。這位畫家，成了聶魯達生前接待的最後一位客人。
3個憂愁的女人：馬蒂爾德、詩人的妹妹勞拉、一位親密朋友特雷莎·阿米爾，一直守候在詩人床前。不知道過了多久，忽然，詩人動了一下。太好了，他要醒了。馬蒂爾德俯下身去，隻見一陣輕微的顫抖掠過他的全身，然後，他再也不動了。詩人再也沒有恢複知覺，他從前一夜的噩夢中徑直走向了死亡。這是1973年9月23日夜裏10點半，政變發生後的第12天。聶魯達的心髒永遠停止了跳動：“他的心碎了。”
聶魯達以生命履行了自己莊嚴的誓言：
但是，我卻深深眷戀著
我那寒冷的小小國家。
如果必須死一千次，
我隻願意死在那裏：
如果必須生一千次，
我隻願意生在那裏：
依傍著野性的南美杉，
沐浴著從南極吹來的風，
傾聽著剛剛購置的鍾的奏鳴。
——《伐木者醒來吧》
送別
勞拉在哭，馬蒂爾德像傻了一樣愣在那兒，欲哭無淚。隻有特雷莎·阿米爾頭腦清醒地操持著，她催促馬蒂爾德找衣服。她們給聶魯達穿上他平日喜歡的一件鮮豔的方格襯衣，外麵套上近於咖啡色和紅色之間的大方格外衣，把一條紅絲巾圍在他的脖子上。一口灰色的棺材抬進來，很醜陋，但總算不是黑色的。馬蒂爾德特別囑咐過，要淺色的，聶魯達不喜歡黑棺材。他們曾戲謔地談到過死，詩人說：“太可怕了，棺材都是黑色的。為什麽沒有淺色的、鮮豔的，甚至木蓋上有小花的？”而現在，馬蒂爾德就守在一具灰色的棺材前。她輕輕把詩人的頭扶正，讓他躺得舒服些，正像20多年前在墨西哥，詩人的病床前一樣。她還沒意識到死亡已經把他帶到另一個世界，隻覺得他仍然需要她的精心照顧。詩人的臉上留著一絲嘲弄的微笑，在那最後一刻，他想到了什麽？
天亮了，宵禁解除了。很多國內外記者湧進醫院，朋友們也到了。有人走近馬蒂爾德問：“送巴勃羅去哪兒？”“回家。”她回答。他們驚愕了，他們都知道那個“家”的慘狀，但沒有人敢勸阻她。“拉查斯哥那”到了，馬蒂爾德不禁愣住了：好像是整個世界翻了個個兒，這房子從空中落下摔碎了一樣。到處是一堆堆的碎玻璃碴、爛磚頭、黃泥湯。四門大開，卻無法進去。一股激流沿著入口處的樓梯衝出來——原來從房後流過的“瀑布”：水渠，被劫掠者改道引進屋裏——一樓淹沒在泥水中。有人建議：是不是送聶魯達去作家協會？“不，巴勃羅想回家。不能送他去別處。”馬蒂爾德斷然拒絕了。這時，所有的鄰居都知道詩人“回家”了。他們從自己家裏找出木板、磚塊、棍棒……幾分鍾後，一座“橋”就搭成了。人們抬著棺材爬上屋後的陡坡，從已經沒有門的後門進到二樓。終於，去世後的聶魯達進了自己的家。山坡上，一群年輕人緊跟在棺材後麵。忽然，他們打破了沉寂，振臂高呼——一個人高聲呼喚，眾人齊聲響應：
“巴勃羅·聶魯達同誌！”
“到！”
“巴勃羅·聶魯達同誌！”
“今天——永遠”
“和我們在一起！”
“今天——永遠”
“和我們在一起！”
這是對兩周前開始而且愈演愈烈的屠殺、逮捕發出的最早的抗議呼聲。
滿地的碎玻璃在人們腳下咯吱作響。這間“透明屋子”三麵都是落地玻璃窗，現在一塊玻璃也不剩，全成了大窟窿。到處是一堆堆火灰，裏麵還雜著燒剩一角的圖畫、書頁。撕成幾片的紙扇、珍稀鳥類的彩色羽毛被踩進爛泥。電話已連根扯斷扔在泥水裏，家具不翼而飛，拿不走的就被砸爛。馬蒂爾德隻能坐在從鄰居家借來的椅子上歇歇她那幾乎麻木的雙腳。餐廳像遭了轟炸，吊燈碎在地上，牆上飄著扯爛的畫，印著汙濁的皮靴印。人們動手收拾地上的碎玻璃，馬蒂爾德止住了他們：“不要撿，就這麽留在那兒吧。巴勃羅會要求保留遭劫現場的。”她把一束紅色康乃馨放在棺材上。這時，瑞典大使踩著碎玻璃碴、爛泥，舉著大花圈走來，把它立靠在棺材前。花圈上長長的藍色和黃色雲紋帶子上寫著：“獻給諾貝爾獎獲得者巴勃羅·聶魯達。瑞典國王古斯塔沃·阿道爾弗。”大使對記者們憤怒地高聲喊道：“請拍照，請把這些破壞、搶劫全拍下來，全拍下來！讓全世界都知道！”
來了很多朋友，他們是勇敢地穿過警察的封鎖線到這兒來的。他們告訴馬蒂爾德，“拉查斯哥那”被警察整個包圍著。周圍街道上都擠滿了人，他們被警察擋住，不敢往前走。馬蒂爾德去鄰居家給警察局長打電話，要求他撤走警察。局長回答：“夫人，這是為了保護你和聶魯達先生。”真是天大的笑話！真是厚顏無恥！正是他們把詩人的家洗劫一空，夷成廢墟！在馬蒂爾德堅持下，警察向後撤遠了一些，這樣，周圍街道上等候的人們總算可以往前走動，進入“拉查斯哥那”了。
人們源源不斷地列隊走進來，流著淚向聶魯達致哀，和他告別。墨西哥大使、法國大使……在泥水中走進詩人被劫掠一空的家，向他告別。一位全身著黑的老人蹣跚地走來，他流著淚，迷惑不解地看著周圍，似乎在問，這究竟是怎麽回事？！這就是被聶魯達稱為“我國的評論大師（同時又是矛盾大師）”的阿洛內。當年他曾慷慨解囊，資助19歲的聶魯達出了第一部詩集《晚霞》；後來，他也曾寫文章反對阿連德政府，因為他不喜歡“共產主義”。但現在，屠殺、搶劫、逮捕，還有這被砸成廢墟的詩人的家，讓他惶惑了，這可不是他所期待的勝利。歌唱家和作家帕特裏西奧·芒斯也在人流中，他是冒著生命危險來和詩人告別的。前幾天著名歌唱家維克多爾·哈拉剛被害。這是死亡橫行的時刻，對不肯屈服的人們就更是危險，他們不得不躲藏起來。記者比希尼婭·比達爾凝視著聶魯達的麵龐，他的兩眼緊閉著，但厚嘴唇上卻留著笑意。記者回憶起詩人從斯德哥爾摩受獎回來下飛機時與記者的對話。“你最喜歡的東西是什麽？”“舊鞋子。”“哪個詞你最喜歡？”“愛。”而現在，他躺在那兒，在冒著生命危險來陪伴他的愛他的人們中間永遠地沉睡了。
一隊年輕的共產黨員走進來，他們是在附近的基曼圖出版社的工作人員。就在此時，攻占出版社的軍隊正在用裁切機粉碎上萬冊剛裝訂好的書籍，聶魯達那本9月11日正式出版的《英雄事業的讚歌》就在其中。年輕人們請求記者不要照相。他們肅穆地排成整齊的行列，舉行了沉痛的悼念儀式，和自己的詩人告別。源源不斷的人流在莊嚴的沉寂中緩緩移動著。
朋友們在“拉查斯哥那”親眼看到了、真正懂得了什麽是野蠻和殘暴。“生命之樹”，這件墨西哥民間藝術傑作成了碎片，比希尼婭小心地從一堆碎片中撿出一個小小的泥塑聖母像。臥室裏，床已粉碎，床墊上滿是泥靴子印。唯一幸免於難的是刻著兩個連在一起的大寫字母p和m的石砌壁爐。三樓藏書室和四樓工作室裏散發著一股很濃的焦糊味。羅伯托·帕拉達撿起一張燒焦的書皮，上麵印著：《對生活的悲戚感情》，作者：米格爾·烏納穆諾。他含著淚把紙撫平，裝進口袋。座鍾被開了膛，擺錘被拽走，指針也不見了。滿地是撕爛的、燒焦的書籍、畫冊。畫上的人眼被刺刀戳成黑洞。人們從水流裏撈出的餐具、托盤、陶瓷器、書、畫……堆成一座小山。
一個聲稱是皮諾切特副官的軍官帶著一群士兵、卡賓槍手走進來，說是來吊唁，但卻不摘頭上的帽子和鋼盔。他問，聶魯達的遺孀或親屬在哪兒？切拉·阿爾西雷斯激動地回答：“我們所有的人都是聶魯達的親屬！請尊重我們的哀悼！”阿伊達·菲格羅亞指給他們看周圍的一切：“在你們造下的這座廢墟裏我們為聶魯達守靈。我們需要安靜，請尊重我們，不要打擾我們對詩人的悼念。”周圍的人們沉默地怒視著他們。最後，他們像喪家之犬一樣狼狽地溜走了。軍政府曾發通告為聶魯達去世哀悼3天，從詩人去世時算起。但從通告發出到截止時間隻有兩個小時，即它的有效期實際隻有兩個小時。馬蒂爾德是看著這個佩著閃閃發光金銀絲帶的副官走進來的，但是，她緩緩地轉身上樓，砰的一聲把門關上。她拒絕接受軍政府的吊唁，是的，她拒絕！智利被釘上十字架，鮮血還在流，而他們正是罪魁禍首！聶魯達絕不是他們的朋友。可惜詩人去得太匆忙，隻來得及在回憶錄中寫出一章對他們的譴責。但就是這一章，已經擊中要害，把他們永遠釘死在恥辱柱上。
25日清晨，宵禁解除後，作家、大學生、工人、婦女……從四麵八方匯集到“拉查斯哥那”，無數雙手抬起聶魯達的棺材，走向墓地。一路上，人流不斷從大街小巷湧出匯入這支送葬行列。這是一支勇敢者的隊伍，人們冒著生命危險來和自己的詩人告別，為他送行。街道兩旁是一輛接一輛的兵車，機槍、自動步槍全都對準送葬的隊伍。卡賓槍手們駕著摩托車在隊伍旁竄來竄去，隨時準備衝進人群。戴黑色貝雷帽的士兵在街口迎著人們平端起槍瞄準。但是，隊伍仍然在前進，人們目不斜視，望著前方，仿佛沒看見閃著寒光的黑洞洞槍口正對準他們。而且，加入這支隊伍的人越來越多，組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大軍。而路旁的軍車也一輛挨著一輛，不見盡頭。這是史無前例的由舉槍瞄準的士兵“護送”的葬禮。為一個世界上最善良的人，為一個詩人，他們出動了多少軍隊？！
這時，行進的隊伍中響起一個高亢的聲音：
將軍們
賣國賊：
瞧我死亡的房屋，
瞧那破碎的西班牙：
……
這是基曼圖工會主席，他高聲朗誦起《西班牙在我心中》。人們跟著他齊聲背誦，聶魯達的詩智利人民熟悉到可以張口背誦：
你們的每一件罪行都鑄造了子彈，
總有一天，
將打中你們的心房。
你們會問我：你的詩篇
為什麽不訴說夢想、樹葉
和你祖國的大火山？
你們來看街上的鮮血吧。
你們來看
街上的鮮血。
來看鮮血
在街上流淌！
這是聶魯達在控訴，這是人民在控訴，37年前發生在西班牙的悲劇，今天又在智利重演！
走到拉巴斯大道，忽然響起膽怯而略帶猶豫的歌聲，有人小聲唱起被禁唱的國際歌：“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千百人的合唱立刻接了上來：“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然後，是全體的歌聲：“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人們昂頭挺胸，走在持槍的軍警麵前，表現出大無畏的英雄氣概。長長的行列中此起彼伏地響著朗誦聲，人們一首接一首地背誦聶魯達的詩：“兄弟啊，起來跟我一起誕生。”“你們來看街上的鮮血……”是的，聶魯達仍然堅守在他的哨位上，他仍然在射擊。
婦女們舉著鮮花加入送葬的隊伍，她們哭泣著。男人們把紅色康乃馨緊握在胸前，滿臉哀傷，但目光卻堅定如鋼。他們沒有眼淚，有的是期望。街道兩旁的窗口都擠滿了人，他們向這支隊伍揮動頭巾、招手致意。當隊伍從一個工地旁走過時，站在高高腳手架上的工人們全都摘下黃色頭盔，肅立默哀，目送著詩人遠去。數十個外國記者、電視台、製片廠工作人員在現場拍照錄音。有他們在場，對送葬的人們是一種保護。隊伍走到墓地時，那裏已經被裝甲車、兵車包圍著。麵對軍方的威脅，人們振臂高呼：
“巴勃羅·聶魯達同誌！今天——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薩爾瓦多·阿連德同誌！今天——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維克多·哈拉同誌！今天——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然後，人們齊聲高唱《國際歌》走進墓地的大門。隊伍中又響起洪亮的朗誦聲：“我的心和你們在一起，/好比出鞘的劍，準備戰鬥。”接著，一個聲音呼叫：“巴勃羅·聶魯達同誌！”眾人齊聲回答：“到！”“維克多·哈拉同誌！”“到！”“薩爾瓦多·阿連德同誌！”“到！”這是人民的呼聲。人民對聶魯達的哀悼，對以身殉職的總統的擁護，對屠殺的憤恨，對正義的渴望，如火山爆發般噴湧而出。聶魯達的棺木緩緩放入墓穴，人群肅立墓前。人們朗誦著《漫歌集》中的詩句和詩人告別。一位年輕工人朗誦了他自己剛寫出的詩。詩人墓前擺滿鮮花。最後，響起了國際歌聲，這歌聲莊嚴而緩慢：永別了，人民的詩人！
聶魯達的葬禮成了9月11日以來智利第一次聲勢浩大的反軍事政變遊行示威。這是詩人的功績，他去世後仍然在繼續戰鬥。當人們呼叫：“聶魯達同誌！”永遠可以聽到響亮的回答：“到！”
遺著
聶魯達入葬後馬蒂爾德回到黑島。她走進詩人的工作室，隻見桌上攤開著卷宗，擺著一遝遝已複和待複的信函……好像伏案忙碌的人剛剛還在這兒，隻是暫時離開一下，並未走遠，她立刻意識到，有很多很多事情正等著她繼續完成。特別是整理出版聶魯達的遺著，更是一個艱巨的任務。馬蒂爾德義無反顧地挑起了這副重擔，她和聶魯達的同誌們、朋友們一起，克服難以想象的重重困難，收集、整理出版了聶魯達的遺著10餘部。這是他們的一大功績，也是對巴勃羅·聶魯達的最好紀念。其中的8部詩集：《被剝離的玫瑰》《冬天的花園》《2000年》《黃色的心》《疑難集》《挽歌》《海與鍾》《挑眼集》，本擬於1974年上半年在聶魯達生日前夕出版，但政變打破了原定計劃。1973年9月11日前後已判若兩個世界。可是這8部詩集後來終於得以陸續出版，其間經過了多少艱苦鬥爭，人們是可想而知的。
1977年，散文集《我命該出世》出版，這部書近500頁，分為7卷，收集了聶魯達半個世紀間寫的抒情散文詩、讀書劄記、隨筆、旅行遊記、友情憶舊、演講詞、文學創作談等。從20世紀20年代發表在《光明》雜誌上的散文詩到1971年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的受獎演說共120篇。這部散文集可以說是詩人的回憶錄《回首話滄桑》的補充，是一部特殊形式的“自傳”。詩人生活中各個時期的許多重要事件，有意義的片段，他的思想、觀點，他的情趣、好惡，他的喜怒哀樂……都在這些登載於各種報紙雜誌上的散文、隨筆、遊記和在各種場合所做的報告、演講中留下了生動、忠實的記錄。
詩文集《看不見的河流》是由馬蒂爾德收集並由她和作家豪爾赫·愛德華茲加了詳細注釋和說明後出版的。馬蒂爾德在國家圖書館如饑似渴地查找聶魯達早年向報紙、雜誌投寄的作品。經她手查過的舊報紙雜誌有：報紙《特木科之晨》，文學雜誌《跑吧——飛吧》《光明》《春天》《南方的森林》《酒神》《青春》等。她把查找到的詩人早期作品匯編成詩文集《看不見的河流》。其中最早的一篇是1917年7月18日發表在《特木科之晨》上的短文《熱心與恒心》，署名為內夫塔利·雷耶斯，當時詩人還是個剛過完13歲生日6天的孩子。
1982年，巴塞羅那塞克斯·巴拉爾出版社出版了《旅行結束》，這是由馬蒂爾德收集匯編的一部詩集。它收入了聶魯達1933年到1973年發表在報紙雜誌上的詩歌，還有一部分是未曾發表過的。詩集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由40首詩組成，標題即為詩集的名字。第二部分名為《鴿子的內心》，它有一種獨特的價值。這部分作為單行本曾經出版過，但也可以說沒有出版過，因為它那次“出版”，隻出了1冊，是1934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由聶魯達寫詩，由另一位詩人費德裏科·加西亞·洛爾卡繪製插圖的。這本出了1冊的詩集是贈給薩拉·托爾努·德·羅哈斯·巴斯的，並一直保存在她手中。在詩集粗麻布的封麵上，用綠絲線繡著一隻鴿子。
在聶魯達的10餘部遺著中，回憶錄《回首話滄桑》的出版是最不易的。政變和死亡打斷了回憶錄的撰寫，使詩人政變後3天寫下的幾頁急就章：《阿連德》成了它的最後一章。詩人去世後，留下的是《回首話滄桑》的口授記錄稿。找誰合作給這部回憶錄定稿？怎樣才能把它送出智利？而當務之急的是，怎麽保住這部手稿不被政變當局查抄銷毀？馬蒂爾德給墨西哥使館打電話請求幫助。使館派秘書取走回憶錄的原稿，送回複印件，原稿由使館保存。馬蒂爾德這才放心，頭一個難題解決了！
接下來就是整理這部口授記錄稿，馬蒂爾德想到，隻有一個人能幫助她，這就是奧梅羅·阿爾塞——聶魯達的秘書和好友。他很熟悉這部書稿，詩人幾乎對他口授了全部內容。第二天，奧梅羅·阿爾塞應邀來到黑島。馬蒂爾德像盼到了救星，迅速地為他騰出一個大桌子，把有關回憶錄的全部材料都搬出來。奧梅羅憂傷地沉默著，然後，他極為嚴肅地表示，在開始工作之前，他有話要說。他說的是：“當前局勢太可怕了，巴勃羅回憶錄的最後一章應該撤掉。”馬蒂爾德大吃一驚，以為自己的耳朵聽錯了，半天說不出一句話。恐懼，極度的恐懼，扭曲了人的靈魂。既然奧梅羅是這麽想的，那就不能再信任他。馬蒂爾德收起資料，轉身上樓，渾身發抖。但這還隻是她遇到的第一次幻滅。第二天，馬蒂爾德送奧梅羅去聖安東尼奧。車子剛開進村莊，他就要求下車，因為：“巴勃羅的車誰都認識。”分手前，馬蒂爾德問他，是不是願意作為合作者在回憶錄上署名？他拒絕了：不，他不署名。注視著他提著箱子遠去，馬蒂爾德淒涼地感到：失去了一個信任多年的朋友，一個重要支柱。
應該找誰合作為回憶錄定稿？應該找位作家。馬蒂爾德想到他們的摯友、委內瑞拉著名作家米格爾·奧特羅·席爾瓦，他一定能勝任這個工作。她馬上打電話到加拉加斯找他，邀他來智利。但奧特羅·席爾瓦的回答是，他不能去。馬蒂爾德驚呆了，難道連他們最親密的兄弟也靠不住了嗎？！她忍不住流淚了。但是，她錯了。米格爾要求她去委內瑞拉。當天下午，委內瑞拉使館就派人去黑島解決馬蒂爾德的旅行問題，特別是幫助她通過外交郵件寄出了需要寄的材料。從他們那兒馬蒂爾德才知道，前一天在加拉加斯議會上，米格爾作為議員就聶魯達的去世作了言辭激烈的演說，他沉痛而一針見血地說：“巴勃羅死於智利的災難！”他憤怒譴責肆意殺戮的智利政變當局。當天，他又在大學裏演講揭露軍政府的血腥屠殺。馬蒂爾德這才明白他為什麽不能來智利，才覺出自己的建議太天真了。
飛機降落在加拉加斯，馬蒂爾德看到了許多熟悉的麵孔，終於回到朋友們中間！她長出了一口氣。奧特羅·席爾瓦對她說：“明天早晨8點，我們就動手整理回憶錄。”於是，從第二天開始，每天早晨8點，一直到下午，甚至晚上，他們都在工作。原稿是口授記錄稿，比較淩亂，要理清頭緒，但不能作任何增添和刪改，這是個基本原則。原稿涉及數不清的細節，牽涉到很多回憶。需要查找資料，給以注釋說明。米格爾對聶魯達的作品非常熟悉，再加上他那兒有無數大字典，幾乎能找到需要的一切資料，他們全力以赴，力爭盡快完成，甚至新年那天也照常從8點開始工作。大年初一都不休息，這對於他們大概都是頭一回。原來預計一個月完成，但實際上整整奮戰了兩個月才整理完畢。
手稿整理工作一結束，米格爾和馬蒂爾德立刻去巴塞羅那和他們親密的朋友和代理人卡爾門·巴爾塞爾斯一起審閱書稿，這位朋友是馬蒂爾德艱難歲月中的堅強支柱。然後，馬蒂爾德直接飛往布宜諾斯艾利斯，把回憶錄手稿送一份給洛薩達出版社。巴勃羅·聶魯達的作品由兩家出版社同時出版，這還是第一次。
1974年3月，聖周前幾天，馬蒂爾德接到洛薩達出版社通知，回憶錄即將出版。她高興極了，立刻整裝出發去布宜諾斯艾利斯。聶魯達的回憶錄在智利肯定是禁止入境的，但是馬蒂爾德下定決心，無論如何，她要把這些書帶進去。她把36本回憶錄打成一個小包，用麻繩緊緊地捆了很多道。其他的，她都包上了巴西作家若熱·亞馬多《厭倦了妓女生活的特雷莎·巴蒂斯塔》一書的封麵。這些回憶錄，她一定要帶回智利。
馬蒂爾德提著箱子和這個用麻繩捆紮得嚴嚴實實的小包走進聖地亞哥海關。海關檢查得很嚴，不等幾個小時，就別想通過。海關檢查員問馬蒂爾德包裏是什麽？她大聲回答：“是我丈夫巴勃羅·聶魯達的書，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剛出版的。我是他的遺孀。”好幾位正在等待檢查的女士立刻圍上去向馬蒂爾德問候，對她訴說她們對聶魯達的敬仰、懷念。馬蒂爾德被人們包圍在中間。海關官員大為不滿，他不耐煩地關上馬蒂爾德的箱子，對她說：“快過去吧！”馬蒂爾德順利地進了關，她鬆了口氣，感激地想：這些女士們永遠也想不到她們幫了她多大的忙！聶魯達的回憶錄《回首話滄桑》在軍政府統治時期一直被列為禁書。馬蒂爾德帶進智利的這些回憶錄，是那些年間通過海關進入智利的僅有的幾十本。
《回首話滄桑》由布宜諾斯艾利斯洛薩達和巴塞羅那塞克斯·巴拉爾兩個出版社同時出版。各種文字的譯本緊接著就出現在世界各國，它被譯成德語、法語、俄語、英語、匈牙利語、葡萄牙語、保加利亞語、羅馬尼亞語……走遍了世界。多年來，人們一直要求聶魯達寫回憶錄，他們預料那一定是部精彩作品。歸根結底，聶魯達不僅僅是位偉大詩人，他是半個世紀以來世界上許多重大事件的得天獨厚的見證人。特別是詩人獲諾貝爾獎後，這種呼聲就更強烈。實際上聶魯達早就動筆在寫，在諾曼底羅昂大主教的“城堡”——“馬廄”裏，在他的老朋友和秘書、智利詩人奧梅羅·阿爾塞的協助下，“天天都在寫《回憶錄》”，詩人在一封信中說。《回憶錄》是他為慶祝70歲壽辰準備的獻禮之一。因此，智利軍事政變、聶魯達去世後，這部回憶錄手稿的下落成了各國文化界關注的熱點。詩人瓦爾帕萊索和聖地亞哥的住宅被法西斯分子劫掠一空並搗毀，智利處於混亂、恐怖之中……這一切讓人們非常擔心，瑞典一家報紙甚至發過消息：“《回憶錄》手稿下落不明。”因此《回憶錄》西班牙文版剛出，各種譯本緊跟著就紛紛出版，完全是在情理之中。
《回首話滄桑》內涵豐富、思想深刻，是一部坦誠而動情的“詩人的回憶錄”。聶魯達“為我們提供一座畫廊，裏邊陳列著受他那個時代的烈火和黑暗撼動的眾多幻影”。他的生活“豐富多彩——這是詩人所經曆的生活”。人們的希望沒有落空，回憶錄的確是一部精彩之作。但與此同時，人們也不能不感到遺憾。正如一位蘇聯作家尤裏·巴巴洛夫所說：“我對《回憶錄》抱的期望要更大，巴勃羅·聶魯達的生活閱曆要豐富得多……”他是有道理的。聶魯達的生活閱曆非常豐富，他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和機會結識很多重要人物，走遍世界各地，他是很多重要曆史事件的目擊者和參與者。當然，一本回憶錄不可能容納這一切，不可能滿足渴望了解詩人全部生活和創作的百萬讀者。但是，如果不是智利軍事政變帶來的災難，聶魯達的《回憶錄》絕不會在《阿連德》這一章就“戛然而止”，他會寫得更多。很明顯，最後10年中的許多人和事就都沒寫到。對這一點，馬蒂爾德曾明確說過：“這本《回憶錄》是沒有寫完的。”
有人對《回憶錄》的真實性提出懷疑，認為最後一章《阿連德》不是聶魯達寫的，而是米格爾·奧特羅·席爾瓦和馬蒂爾德加上去的，他們兩個人是這一章的作者。當記者問及這個問題時，馬蒂爾德的回答是明確的。她說：“這種說法是錯誤的……隻要對最後一章考察分析一下就會發現這是站不住腳的。聶魯達研究家們對他的文章風格很熟悉，他的風格是很獨特的。……他們之中沒有人會說這一章是我們寫的。米格爾·奧特羅·席爾瓦是一位正直的人，正因此，我才找到他，請他一起整理這部書稿。回憶錄中沒有一個字不是巴勃羅說的……標題，副標題，所有的內容，都是巴勃羅的話，沒有添加過一個字。而且我也絕不允許這樣做，這是對作者的褻瀆。”在馬蒂爾德自己寫的回憶中她又一次談到這個問題：“聶魯達研究者們斷言那樣的東西是禁不住認真推敲的：巴勃羅的文筆很難模仿。而且，隻有居心不良的人才會認為我會允許在他的作品中添加他沒有寫下的東西。”因此，毫無疑問，《回憶錄》中的每一行都是聶魯達寫的。最後幾頁是《回憶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所表達的政治觀點和書中的其他部分是一致的，語言風格也是完全一樣的。他的寫作風格是模仿不了的。
對於因期望從聶魯達的《回憶錄》中得到更多信息而感到遺憾的熱心讀者們，有一個辦法一定可以給他們以些許安慰，那就是請讀一讀馬蒂爾德寫的回憶錄：《和巴勃羅·聶魯達生活在一起》，這部回憶錄1986年9月由巴塞羅那塞克斯·巴拉爾出版社出版。馬蒂爾德·烏魯蒂亞1912年5月3日生於智利契揚，1985年1月5日在聖地亞哥去世。這位被聶魯達稱為“我的巴多哈”的文靜、秀麗的女子，是詩人心中的繆斯。聶魯達有兩部寫得最好的詩集是奉獻給馬蒂爾德的。她是個勇敢、堅強的人，和詩人一起承受艱辛苦難，共享勝利歡樂。詩人去世後，馬蒂爾德堅持留在白色恐怖的智利，繼承詩人的遺誌，繼續戰鬥。這部回憶錄，就是她為熱愛聶魯達的人們獻上的厚禮。
聶魯達的最後征程，他的最後一戰，他的去世，他的永生，在這部回憶中都有真實、生動、詳細的記載。馬蒂爾德以深摯的感情，詩一般的語言，追述了聶魯達的生活：他的追求，他的奮鬥，他的歡樂和痛苦，他的愛和憎。特別是，他們共同度過的難忘歲月。馬蒂爾德寫出了聶魯達流亡生活的艱辛，詩歌創作的甘苦，獻身者的胸懷，普通人的生活情趣。她稱巴勃羅為“愛情詩人”，這的確是作為詩人知音的真知灼見。聶魯達在他曆盡滄桑的一生中，從來沒有停止過歌唱。他堅信：“吟唱詩歌不會勞而無功。”他的詩作，充滿對故鄉、祖國、親友、人民，對生活、對真理大海一樣真摯、深沉的愛。他像參天大樹，深深紮根於泥土中，與人民血肉相連，與生活息息相關。因此，他贏得了人民深摯的愛、永恒的懷念。馬蒂爾德的回憶錄是一份難得的史料，有獨特的價值，它提供了有關聶魯達生活和創作的許多鮮為人知的詳情、細節。詩人的生活在馬蒂爾德筆下得到了忠實、生動的再現，她為詩人的永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聶魯達的遺著除了上麵提到過的以外，還有兩部：《愛情書信集》《給勞拉的信》。《愛情書信集》一出版立刻吸引了廣大讀者，成為一本暢銷書。它揭開了一個嚴守了半個世紀之久的秘密。在《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中有兩個姑娘的形象：瑪麗索爾、瑪麗鬆布拉。她們究竟是誰，一直是評論家和研究者們的一道難題，一個難解之謎。而詩人對此的回答是：“人們常常問起我《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裏的兩位女人是誰？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但《愛情書信集》就回答了這個問題，它共收入111封信（一說為115封），全部是聶魯達寫給阿爾維蒂娜·阿索卡爾的。她就是被詩人稱為“瑪麗鬆布拉”的那位“頭戴灰色貝雷帽”的神秘姑娘，激發詩人寫出《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的青春少女之一。
但這本《愛情書信集》的出版同時又受到了指責。當時仍然健在的阿爾維蒂娜·阿索卡爾對記者聲明，這些信件是她侄子從她手中騙去的。他假說要幫她整理這些信件，但實際上卻把它們賣給了一個古董商，換取古玩。這個古董商塞爾希奧·費爾南德斯·拉臘因就是《愛情書信集》的出版者。阿爾維蒂娜提出訴訟，打贏官司，收回了全部信件。但這些信件被印成書出版，卻成了既成事實。
提出抗議的還有馬蒂爾德。這部書信集公布的信件內容對她絲毫無損，她是聶魯達深摯愛情的最終擁有者，這是毫無疑問的。傷害她的是費爾南德斯的“海盜行徑”。《愛情書信集》是一部非法出版物，是費爾南德斯和阿爾維蒂娜的侄子用欺騙手段偷偷摸摸搞出來的。他們沒經過收信人的同意，更沒有經過馬蒂爾德·烏魯蒂亞的同意。馬蒂爾德是聶魯達財產、包括精神財產的合法繼承者。她對記者發表聲明說：“這位先生這麽幹是非常卑鄙的。他應該征求我的同意，但他沒有這麽做。因此，這種行為構成了盜版、侵權……這本書，當然不能再出版。”這本書的出版，阿爾維蒂娜、馬蒂爾德沒拿到一分錢，那個古董商卻因此賺了大錢。正如馬蒂爾德所說：“這本書非常暢銷，而且遠銷世界各國。”毫無疑問，這些信件必將收入新版的聶魯達全集，但要去掉《愛情書信集》中費爾南德斯所加的胡言亂語。何況，聶魯達的“愛情書信”，絕不僅僅是這111封寫給阿爾維蒂娜的信，還有他給黛萊莎的、德麗亞的，特別是給馬蒂爾德的大量書信，都應該包括在內。
《給勞拉的信》是由作家烏戈·蒙特斯編輯，由馬德裏拉丁美洲合作中心出版的。蒙特斯經常去拜訪聶魯達的妹妹勞拉，特別是在馬蒂爾德去世後，他成了勞拉的常客。他喜歡聽勞拉回憶20世紀之初，在智利“西部”——南方特木科開拓時期的生活。聽勞拉講述她的也是聶魯達的當鐵路工人的父親，詩人的mamadre——勞拉的生身母親，特別是聶魯達——他那時的名字是內夫塔利·裏卡多·雷耶斯·巴索阿爾托的童年生活。一天，勞拉拿出她珍藏在箱子裏的一捆信件給蒙特斯看，那是青年聶魯達從世界各地寄給勞拉和他父母的信。蒙特斯小心翼翼地捧著這捆大小不一、顏色發黃的信件，直覺得燙手。好久他才說出一句話：“勞拉，這可是無價之寶啊。”勞拉·雷耶斯收回信件，極為小心仔細地把它們包好，然後鄭重地重新交到蒙特斯手中。她相信他會給這些信件以最適當的處理。於是，不久就出版了這本印製得極為精美的書信集《給勞拉的信》，它是按照信函原件的大小和顏色以摹寫的方式印製而成的，堪稱是書誌學中的瑰寶。
蒙特斯為《給勞拉的信》寫了序，強調指出這些信件的特殊價值。它從一個新的角度——家庭的角度揭示了巴勃羅·聶魯達直到當時還不為人知的重要方麵：父子親情、兄妹情誼。這對人們完整、全麵地認識聶魯達起著任何別的資料都不能替代的特殊作用。這28封信和17張明信片充滿遠離故土、難耐寂寞的遊子對父母、妹妹的懷念、溫情。勞拉·雷耶斯是聶魯達生活中的堅強支柱。在首都寄宿大學生公寓那忍饑挨餓的日子裏，是勞拉設法不時找幾個錢捎去接濟這位餓死鬼詩人。在遠離智利的東方，是勞拉遠隔重洋給詩人捎去家鄉親人的信息。她一直妥善保存著詩人早年寫滿詩歌的練習本。在那不幸的1973年9月23日夜裏，是她和馬蒂爾德一起為詩人最後合上他的雙眼。
這些信件和文學作品不同，是詩人心靈、感情“本色方式”的表白，表現了他作為普通人都有的父子、母子、兄妹親情。他親昵地稱勞拉為“小兔子”，對父親則尊重，又略帶敬畏，永遠稱之為“親愛的父親”。而對母親，則始終是：“我親愛的媽媽，我永遠在你身邊，親熱地擁抱你，你的兒子內夫塔利·裏卡多。”這部書信集使發生在詩人那遙遠的青年時代的許多趣聞逸事不致被湮沒，使人們能更親切地感知詩人的內心，他對家人的溫情、眷戀。它也是對那些攻擊誣蔑者的有力回擊。他們喋喋不休地說什麽詩人沒有感情，是大理石像，是壞丈夫，壞兄弟，不孝子。讀《給勞拉的信》，就像真切地看到了聶魯達本人。它為我們認識詩人打開了一個新的領域。
揚帆遠航
在荷槍實彈的士兵、警察的槍口下，成千上萬智利人，冒著生命危險，從四麵八方湧進為聶魯達送葬的行列。他們手捧紅色康乃馨，唱著國際歌，朗誦著聶魯達的詩，高呼著：“巴勃羅·聶魯達同誌！今天——永遠，和我們在一起！”為自己的詩人送行。熱愛人民的人，人民必然愛他。這愛，深摯而永恒。走在這千萬人組成的行列中，聽著這悲壯的呼聲、歌聲，馬蒂爾德擦幹淚水，抬起頭。這是人民的聲音，這是智利民族的呼號。她意識到，自己並不孤單，智利人民和她在一起。巴勃羅給她留下了最可靠的同誌和朋友，這就是智利人民。巴勃羅給她留下了最寶貴的遺產：人民的事業。一種堅強的信念注入她的心靈，她不再哭泣。她決心接過聶魯達手中的旗幟，獻身於詩人為之奮鬥終生的崇高事業，像巴勃羅那樣生活！她實踐了自己的諾言，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巴勃羅·聶魯達的詩響在她的耳邊，鼓舞著她。
你將磨穿鞋底，
但你會在前進中成長。
你須在荊棘中跋涉
灑下鮮血滴滴。
再吻我一次，親愛的，
擦亮這杆槍，同誌。
她知道，有很多事情在等待著她去做。她和死者家屬一起，在寒冷漆黑的夜裏，排著長隊等待認領屍體。她幫著失蹤者的親屬，四處打聽尋找他們不見蹤影的親人……因為，所有的死難者、受害者都和巴勃羅·聶魯達一樣，死於智利的災難，他們都是她的“親兄弟，親姐妹”。她參與各種活動，在馬波喬文化中心工作，支持建立人民民主活動聯盟……世界各地都邀請她去，聶魯達不僅屬於智利，更屬於全世界。但是，有兩個日子對於馬蒂爾德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她一定要留在智利，守候在聶魯達身邊。這就是：7月12日和9月23日，巴勃羅·聶魯達的生日和忌日。
每年的7月12日，都有成群結隊的人去黑島，拜謁聶魯達黑島的家。於是，那兒房前的籬笆上就會掛滿各色各樣的字條、信箋、禮物，人們向詩人祝壽，和他交談。詩人的家成為人們朝拜的聖地。每年的9月23日，在聖地亞哥總公墓，在聶魯達墳前，都聚滿人群擺滿鮮花，成了一片人海和康乃馨花的海洋。同時，必不可少的，也布滿持槍的警察，他們虎視眈眈，如臨大敵。在這一天，馬蒂爾德總是堅強地屹立在聶魯達墓前，成為詩人永遠活著的標誌和象征。
死後要埋葬在黑島，這是聶魯達生前的願望。為的是，即使在另一個世界也能永遠聽浪濤呼嘯，看浪花翻滾。他是大海的兒子，永不知疲倦的航海者，他不能離開大海，即使在死後。但是，政變當局不允許按照聶魯達的遺願把他葬在黑島。他們把詩人黑島的住宅作為共產黨的財產登記在冊，宣布沒收。在世界各國和國內各界反對下，他們才不得不加上一句，馬蒂爾德有居住權。因此1973年11月23日，聶魯達被葬在聖地亞哥總公墓迪特沃恩家族陵墓內。那是他們的好友阿德裏亞娜·迪特沃恩主動熱情提供的，她曾一再說，把巴勃羅·聶魯達葬在她們家族陵墓中，是她的光榮。但是6個月後，當她不在國內時，她的家人卻寫信給馬蒂爾德要求把聶魯達的棺木遷走。
聖地亞哥總公墓很大，像個小城，裏麵街道縱橫，有路燈、路標。而且也像活人居住的城市一樣，貧富懸殊，門第森嚴：劃分成富人區、平民區和貧民窟。迪特沃恩家族陵墓就在富人區。而聶魯達新的墓穴卻在離這兒很遠的墨西哥小區，已經到了墓地的邊緣。死後也能遙望大海，這是巴勃羅生前的願望。而在這兒，他能看見的卻是一片黑色十字架構成的汪洋大海，這裏全是窮人的墳墓。馬蒂爾德找來一個罐子，插上鮮花，擺在聶魯達墓前。說來讓人難以相信，朋友們用一段黑炭寫下了巴勃羅·聶魯達的名字，因為當天已經來不及立碑，立碑那天，馬蒂爾德一早就趕到墓地，買了鮮花。當她走到詩人墓前，不禁熱淚盈眶：那用黑炭寫著聶魯達名字的簡陋的墓前，早已擺滿鮮花。人民沒有忘記自己的詩人。馬蒂爾德和朋友們在墓前立了一座碑，上麵隻有幾個字：“巴勃羅·聶魯達。1973年9月23日。”這是一個異常簡陋樸素的墳墓。但是，無論是馬蒂爾德，還是詩人的朋友們，都認為聶魯達在這兒比在迪特沃恩家族豪華的陵墓裏更合適。這對詩人是一種回歸：他出生於下層勞動者家庭，一生為勞苦大眾謳歌，為他們伸張正義，謀求幸福。死後他也仍然在勞動者中間，與千千萬萬普通人安息在一起。埋在這片墓地上的死者，很多都是和聶魯達一樣，死在同一個月死於同一災難。
1974年7月12日，第一個沒有了巴勃羅的巴勃羅的生日。這一年，他該滿70周歲。馬蒂爾德一大早就出了門，她想第一個趕到墓地。她特意穿上鮮豔的衣服，巴勃羅討厭憂傷，他熱愛歡樂。在墓園門口，馬蒂爾德買了一大捧紅色康乃馨，這種花顏色鮮豔、漂亮，不易凋謝。一進墓地，就看到墓園裏一車一車的警察。這麽強大的軍政府，竟然會這麽怕一個已經去世的詩人！來了很多人，有熟識的朋友，也有很多陌生人。一些人在流淚，一些人從衣服下麵拿出藏著的紅色康乃馨。女人們和馬蒂爾德擁抱，對她傾訴自己的痛苦，期待地望著她。墓前的鮮花越來越多，人也越來越多。全副武裝的警察，嚇不住人們。他們似乎在問，這麽多警察到墓地來幹什麽？難道他們還要對死者宣戰嗎？！在寒風中，馬蒂爾德在聶魯達墓前守了整整一天。望著滿世界的鮮花，往事湧上馬蒂爾德心頭：“巴勃羅的生日，總是熱熱鬧鬧，鞭炮響連天，煙花閃爍，巨大的氣球歡樂地飄蕩在天空，像鳥在飛翔。這個一生播種歡樂的大孩子留給人多少回憶！”
每年的7月12日和9月23日，在世界各地都聚會紀念聶魯達，詩人享有崇高的世界聲譽。但是在聖地亞哥總公墓，祖國人民對詩人的樸素紀念一定讓他最感欣慰：他的歌沒有白唱。每年的這兩天，聶魯達的墓地周圍都布滿士兵。但是，人們還是從四麵八方來到詩人墓前。他們沉默無言地肅立著，虔誠地向詩人獻上他們的悼念、他們的敬意。在夜色如墨的智利，他們手捧康乃馨，就像捧著一顆顆紅星。在這樣一個周年紀念日裏，當人們正肅立墓前致哀時，一個青年緩緩走到墓前。他默默無言地從口袋裏鄭重地拿出一支印第安笛子，吹奏起來。全場一片寂靜。沒有人知道他是誰。吹奏完畢，他以同樣莊重的神態收起笛子，沉默地離開了。他是誰，叫什麽名字，這並不重要。他是人民中的一員，他以自己珍愛的方式：音樂，悼念他熱愛的詩人。也許正因為他深知：詩人熱愛歡樂！
1979年，馬蒂爾德重返卡普裏，並應那不勒斯市長的邀請參加該市紀念聶魯達75周年誕辰的活動。她回憶起往昔那些幸福的日子：匿名詩集《船長的詩》就是在這裏誕生的。《葡萄與風》也是在這兒動筆的。還有《元素頌》的第一首《看不見的人》也是在這兒寫成的。這首詩，現在所有的智利詩人都能背誦。這其中的緣由，可想而知。
1981年，馬蒂爾德和博洛迪亞同機飛往斯德哥爾摩參加聶魯達獲諾貝爾文學獎10周年紀念大會。馬蒂爾德回憶了遙遠的往昔，那是多麽美好的時光！可是那之後僅一年，悲劇就斷送了詩人和智利人民的幸福和希望。她的發言，使聽眾們深為感動。博洛迪亞則讚揚了這位堅強的女性，她在暗夜中高舉著聶魯達的旗幟，奮勇向前。
198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行向聶魯達致敬的紀念活動。世界著名啞劇演員馬塞爾·馬塞昂，這位按照啞劇規則在舞台演出中從來不開口的大師這回頭一次打破了沉默。他說：“多年前，我曾在智利為聶魯達演出過。今天，我要為他的遺孀演出。我表演的節目叫‘牢籠’，這對聶魯達和馬蒂爾德的祖國有現實意義。”整個演出過程中，他再沒有開過口，他用豐富的動作、生動的表情說明了一個被囚禁的人應該怎樣衝破牢籠。馬蒂爾德向人們講述了智利發生的最新情況，講述了聶魯達和他的詩是怎樣成為越來越多的群眾握在手中的有力武器。然後，一位高個子先生緩緩走上台，他講的是：“一個微笑的鬥士。”他就是聶魯達的朋友、阿根廷小說家胡裏奧·科塔薩爾。
馬蒂爾德正像當年的聶魯達，出航又歸來。她永遠肩負著神聖的使命：“繼承聶魯達的遺誌，每一天都把它變為新的現實。”
1983年10月22日，在聖地亞哥考波利坎劇院舉行了名為“智利向自己的詩人致敬”的隆重紀念會，紀念巴勃羅·聶魯達逝世10周年。爭取自由民主的鬥爭在智利迅猛發展，打破了軍政府不許公開集會紀念聶魯達的禁錮。參加大會的是整個文化界和智利人民。大會得到了國內外眾多知名人士的熱烈支持。其中有瑞典文化部長拉斐爾·阿爾維蒂、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加西亞·馬爾克斯（1927—2014），哥倫比亞著名作家、記者。198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阿爾貝托·莫拉維亞阿爾貝托·莫拉維亞（1907—1990），意大利新聞記者、小說家，曾任國際筆會主席。、何塞·萬徒勒裏何塞·萬徒勒裏（1924—1988），智利當代著名畫家。等數十人。大會由智利人權委員會、作家協會等組織共同發起。馬蒂爾德·烏魯蒂亞在紀念會上發表了演說。她說：
“親愛的朋友們：
“我曾經說過，而且現在還要這麽說：巴勃羅活著。我曾經是而且依然是巴勃羅的同誌。他在《船長的歌》中要求我，在《愛情十四行詩一百首》和其他很多詩中要求我，作為他的戰友，和他一起為和平而戰。他無限熱愛自己的人民，為了讓人民過上美好、公正的生活，他堅持不懈地奮鬥了一生。
“在《旗幟》一詩中，他對我說：‘起來，/你快快站起來，/和我站在一起，讓我們肩並肩/去戰鬥，/衝破罪惡的羅網，/推翻製造饑餓的製度，/粉碎製造貧困的體製！’
“……人民的貧困，是多麽沉重地壓在他心頭……
“他是自己祖國的研究者，他渴望了解一切。他希望祖國對於他是一部沒有任何秘密的大書。
“他認得出智利所有的鳥，熟悉它們的叫聲，知道它們怎麽擺動尾巴，知道它們羽毛的樣式和顏色。當我們在路上看到美麗的野花卻叫不上名字時，他就十分喪氣。
“每年1月，我們都去南方。我們緩緩而行，訪問每一個村莊。我們去市場，趕集市。巴勃羅認為在集市上最能清楚地了解當地生活。他和買賣人交談、調查，詢問他們都製造什麽樣的工藝品，幹什麽活，掙多少，吃什麽，讀什麽，說什麽。然後，對這一切的回憶就成為他詩歌創作的依據。
“巴勃羅的詩歌天地廣闊，他看到什麽就寫什麽。智利人都聽過他朗誦自己的詩歌，他在劇院、廣場、街頭和市場到處朗誦。巴勃羅走遍四方，把自己的詩歌奉獻給人民。
“他了解人民的疾苦，人民的苦難他看得見，摸得著。
“他在詩歌中歌頌平凡的東西：他讚頌卑賤者，使它變得高尚。他歌唱蔥頭、西紅柿、洋薊，歌唱麵包、空氣……
“在我看來他是一位愛情詩人。歌唱自己愛戀的人時，他是那樣的動情。當他歌唱大自然，歌唱河流、山川、飛鳥、花草樹木，熱愛之情充滿字裏行間。他在詩中歌唱整個世界。
“他熱愛人民，為此他譴責獨裁者，是他們剝奪了我們最起碼的權利。
“他說：‘我想把我的每一句詩都寫得紮紮實實，就像看得清摸得著的物體那樣；我力圖使我寫的每首詩都成為勞動的有效工具；我希望我的每首詩歌都成為十字路口的路標，像一塊石頭、一段木頭那樣，讓他人，讓後來的人們，能在上邊留下新的標誌。’
“我們肩負著安放新標誌的責任。
“今天，他去世已經10年了。毫無疑問，我們仍然需要他，而他就在我們身旁，他活著，他在戰鬥。這不僅是因為他有政治才能，而且因為他有我們這個時代人的性格，還有他的愛國主義，他對人民疾苦的深刻理解。
“他具有人類的尊嚴，詩人和愛國者的尊嚴。他的心仍然在跳動，他的聲音仍然在呼喚，他仍然在和我們一起戰鬥。
“非常感謝世界各地人民對巴勃羅表示的敬意。巴勃羅在和我們一起呼籲：
“不能再流放人！
“為什麽要把我們美麗可愛的祖國變成一座大監獄？
“我們要求公開被捕者和失蹤者的真相，結束這場令人難以置信的噩夢，它讓智利人民受盡了煎熬。
“把祖國還給所有的被流放者！
“生活在自己的祖國是每個人的神聖權利，正像每個人都有權擁有母親一樣。怎麽能想象竟然有人敢於剝奪人民如此神聖的權利。
“我們要求嚴懲造成這場災難的罪魁禍首！
“多少智利人遭受失業和死亡的威脅，生活在動蕩不安之中，到處是在饑餓中掙紮的兒童。
“但是，他們已經奮起抗議，他們正直、勇敢、堅定，高舉著旗幟和他們被殺害的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的畫像。
“我向這些無比堅強的智利人呼籲：讓我們的呼聲融為一體，讓我們手拉著手，團結起來。隻有萬眾一心，我們才能有力量從根本上解決我們國家的問題，才能贏得一個有麵包、有工作、有正義、有自由的國家。
“我們必須和騙人的法律徹底決裂，正像巴勃羅所說，少數人窮奢極侈，而窮人卻一無所有，隻能在幾平方米的土地上搭窩棚。因此他們抗議，他們要工作，要麵包。但他們得到的回答是：流放、棍棒、監獄。而現在，又加上子彈。
“最後，讓我念幾行詩，這是《愛情十四行詩》第94首中的幾句。對於我，它就是命令。巴勃羅在詩中對我說：‘如果我死去，你一定要堅強地活著，/用你純潔的力量驅散陰霾和寒冷，/睜大你明亮的雙眼走遍南方，/展開你銀鈴般的歌喉日夜歡唱。/但願你永不停止歡笑，腳步永不遲疑，/但願我留下的歡樂永不消逝。’
“……他熱愛歡樂……
“因此，在此時此刻，我請求你們，不要以默哀一分鍾來悼念巴勃羅，絕對不要！請你們給巴勃羅一分鍾的笑聲和熱烈的掌聲。
“謝謝！”
世界各地不斷邀請馬蒂爾德去參加各種紀念聶魯達的活動。她收到了蘇聯的邀請，一艘巨型油輪將舉行以“巴勃羅·聶魯達”為名的命名儀式。盡管旅途艱難、路途遙遠，馬蒂爾德還是趕到了莫斯科，第二天一早就去了裏加港。不同尋常的是，同行的全是作家，其中有許多是聶魯達生前的朋友，如米哈依爾·肖洛霍夫等。下了汽車，人們走上一架飾滿鮮花的舷梯。舷梯頂端，矗立著聶魯達的巨幅畫像，四周綴滿鮮花，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命名儀式，而是一個盛大的節日。全體船員都守候在大廳裏。原來隻想舉行一個簡單的儀式，少數人參加，但船員們堅決要求全體參加，他們都熱愛聶魯達。
船長簡短致辭後，就請馬蒂爾德發言。該講些什麽呢？她決定講聶魯達生活的一個本質方麵。那就是，詩人的一生，是不同尋常的航海者的一生。他在精神上是個航海者，大海對於他就像空氣一樣不可或缺。他熱愛大海，勝過一切。與其說他屬於陸地，不如說他屬於海洋。他永遠向著歡樂，揚帆遠航。聶魯達，這個在智利南方偏僻小鎮長大的青年，在他開始寫詩時，絕不會想到自己會成為全世界所景仰的人。馬蒂爾德為聶魯達感到驕傲。她感謝人們對一位詩人所表達的崇高敬意。而這位詩人，如今正長眠在大地上一座最簡陋的墳墓裏。
命名式氣氛熱烈，人們情緒高昂。原定在下午6點起錨的油船，直到半夜還停在港口裏。冰冷的海水不停地搖晃著巨輪，而船上卻洋溢著溫暖和歡樂。翻譯感慨地對馬蒂爾德說：“夫人，這樣的場麵，我還從來沒見過！”而肖洛霍夫——他曾不止一次地參加過聶魯達的聚會——卻回答：“這是自己人的聚會。巴勃羅就在這兒，他就是發起人。”船長興奮地對馬蒂爾德說：“你不知道，我們會感到多麽驕傲！當輪船進港時，人們會問：‘返航的是誰？’我們的回答是：‘巴勃羅·聶魯達返航了！’”當馬蒂爾德離開蘇聯時，“巴勃羅·聶魯達”號早已揚帆遠航。“他”穿洋過海，走遍世界。就像當年那位老航海者繼續出航和歸來，他永遠航行在大海上。
1992年12月12日，巴勃羅·聶魯達和他的妻子馬蒂爾德·烏魯蒂亞的遺體從聖地亞哥總公墓遷出葬於首都以西70英裏的黑島。詩人辭世近20年後終於實現了他生前的遺願，葬在黑島：
夥伴們，把我埋葬在黑島上，
麵對著我熟悉的大海，麵對著
粗糲的礁石和洶湧的波浪，
……
海邊土地上所有的濕潤的鑰匙，
都了解我的歡樂的每一個階段，
都知道我願意在這裏，
在大海和陸地的眼皮之間長眠……
我願意
被拖著向下，直至被狂野的
海風所衝擊所粉碎的雨中，
然後從地下河的河道，
升向新生的深沉的春天。
在我的旁邊給我所愛的人挖個墓穴，
等有一天把她埋下，再一次在大地上與我為伴。
——《後事》
他就在這裏，永遠和他的人民在一起，獲得了永生：
不論怎樣，男人或女人，旅行者啊，
將來，當我已不複存在的時候，
尋找我吧，就到這裏來尋找，
在岩石和海洋的中間，
在不安靜的浪花的閃光裏。
尋找我吧，就到這裏來尋找，
因為，我將無言地回到這裏來，
沒有嘴唇也沒有聲音，幹幹淨淨；
我要回到這裏來，
為了變成奔騰的大海，
為了變成她的不羈的心；
我將在這裏迷失，我也將在這裏被找到；
在這裏我也許將變成沉默和岩石。
——《我要回來的》
麻膠版畫《聶魯達和他的人民》
1973年初，薩爾瓦多·阿連德政府就通知詩人，1974年7月12日，在他滿70周歲時，要舉行全國性的慶祝活動，將邀請世界各國作家參加，當然，還有全國人民。在接受了諾貝爾獎回到智利時，詩人曾受到智利人民的熱烈歡迎。而即將到來的他的生日慶祝活動將更盛大。為了對人民的盛情給予哪怕是極小的報答，詩人著手準備他的“魔匣”——生日禮物，他要給所有愛他的人一個意外的驚喜：8部詩集！因此，它們應該在他生日前夕作為獻禮和人民見麵。
智利災難性的政變，使這些詩集不幸成了聶魯達的遺著，在他去世後才出版。但其中《被剝離的玫瑰》在詩人生前，1972年，在巴黎出過法文版。它是詩人複活節島之行的產物。20年前，聶魯達在《漫歌集》第十四章《大洋》中就專有幾節描寫過複活節島：“拉帕·努伊；石像的建造者（拉帕·努伊）；雨（拉帕·努伊）。”但他第一次踏上這座曾是火山世界的小島卻是在1970年。
他爬上拉諾·拉拉古火山口，凝視那深不見底的圓形洞口，據說那是舉行活人獻祭之處。忽然，從那無底深淵裏冒出一團潮濕而濃重的亮光，籠罩了洞口上俯視的人們。天下著雨，風呼嘯著掃過山頂。雨霧籠罩下的天地顯得十分寂寥，顯示出一種攝人魂魄的美麗。仿佛有聲聲呼喚傳入人們驚懼的耳朵，那是被獻祭少女不屈服的呼聲。出身自島上最古老家族的向導瑪爾卡利達催促著說：“快走吧，神發怒了。”
詩人曾穿行在巨大的石人雕像行列中，仰望他們突兀在藍天上的巨大頭顱。這些被當地人稱為“莫阿伊”的巨石人像全都是大鼻子，深眼窩。他們沉默地矗立在這被稱為“地球之臍”的複活節島上，注視著波濤滾滾的太平洋，不知已有幾千年之久。
他們是怎麽從拉諾·拉拉古火山走到海邊的？對於這個問題，瑪爾卡利達嚴肅而又不以為然地回答：“當然是自己走來的了。”這是島民們世代篤信的說法。在那樣的氛圍中，不由得你不信。
拉帕·努伊古老神秘的文化給聶魯達留下深刻的印象。複活節島之行激發了他追本溯源的懷古幽情，他寫出了在這些巨石麵孔上尋找永恒的哲學沉思。
成為遺著的不少作品，是聶魯達躺在病床上倚著枕頭，麵對每夜都在門外窺伺的死亡寫出來的。他的筆並未就此停歇，《回首話滄桑》還未最後完成。除了寫詩，他還忙於各種事務。
聶魯達計劃辦個黑島出版社，專門為藏書家們出版印數不多、裝幀獨特的珍本。他考慮得很具體：首先出版貝爾納多·奧希金斯的情書集，由他作序。為此，他特意找到智利著名記者路·阿·曼西利亞，委托他具體辦理。
詩人在離黑島不遠的海濱買下一塊地皮，他要為那些沒有錢卻多夢的窮作家們建一個作家村。他用在海邊寫成的作品的稿費付清了這筆費用，借以回報浩瀚大海對他的厚愛。距那兒不遠就是巉岩累累而陡峭的特拉爾卡岬，這是一個阿勞科語名字，意為“霹靂岬”。因為在那兒，大海撞擊峻峭海岸掀起的滔天巨浪，高可達百米。詩人自己已經得以住在海邊、對著浪濤吟詩冥想，但他希望他的作家同行們也能有福氣麵對大海構想未來。對於他，大海不可須臾或缺，這是他詩思泉湧之源。詩人為這個未來的作家新村取了名字：坎塔嶗，還為它鄭重安放了“奠基石”：錨。這位一生都在出航——返航的航海者，這位大海的兒子，視錨為最好的奠基物。
與此同時，詩人正致力於“改造黑島”：這裏應當修起花園，建個廣場。為此成立了專門的委員會，詩人負責組織工作。
他還促使阿連德政府同意建立黑島文化之家，他要在那兒辦展覽，長期展覽窮苦的人們手工織成的壁掛。他們用的不是精致的絲綢而是低廉的粗麻布。在村舍暗淡的燈光下，這些窮苦的人們在粗麻布上織進自己實現不了的夢想、渴望。詩人希望這些產生於民間的壁掛能走遍世界。
1973年7月12日，黑島：聶魯達臥病在床，接受人們對他69歲生日的祝賀。他提出，人民聯盟政府有一件大事該辦：建立阿勞卡尼亞大學，教授土著語言，把土著文學和文化用文字記錄下來。印第安人有權作為一個民族受到尊重。土著人的境遇，始終是聶魯達牽掛在心的一大問題。30年前在墨西哥，為宣傳智利，詩人印了一本精美的雜誌，就取名為《阿勞卡尼亞》。封麵上是一位笑得露出一嘴皓齒的美麗的阿勞科女子肖像。詩人稱之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微笑。”結果他遭到智利外交部長的訓斥：“你雜誌如不改名，著即停刊，我國並非印第安人國家。”這些數典忘祖的統治者“急於忘記自己”，宣布智利不是一個印第安人的國家。對此，詩人極為憤慨。
他多次談到這個問題。1962年，在就任智利大學哲學教育係學術委員時發表的演說中，他說：“我們的第一位民族小說家是位詩人，就是阿隆索·德·埃爾西利亞。”“我們在《阿勞加納》這篇史詩中，不僅看到人們殊死鬥爭的驚天動地的場麵，看到我們的祖先在難分難解的廝殺中表現出來的勇氣和臨死前的痛苦，還能看到對我國的森林以及自然界的包羅萬象的生動描繪。飛禽、草木、河流、小鳥、習俗、禮儀、語言、發式、弓箭、芳香、冰雪、潮汐，屬於我們的這一切，終於在史詩《阿勞加納》中得到了名稱，而正因為有了名稱，這一切才開始生存。我們繼承的這筆響亮的遺產是我們的生命，理應受到我們的精心保護。”在回憶錄中他寫道：“沒有幾個種族比阿勞科人更值得尊敬。總有一天，我們會看到阿勞卡尼亞大學，看到阿勞科文字印的書，那時我們就會發現，我們失去的是他們的光明磊落，他們的純潔，他們火山般充沛的精力。”
他有一篇文章標題就是《我們是印第安人》。他大聲疾呼：
“外交部先生，請您重印《阿勞加納》，並在今年聖誕節的時候把它送給智利的每一個兒童（也請給我一部）。政府先生，請盡快設立阿勞科大學。阿隆索·德·埃爾西利亞同誌，《阿勞加納》不僅僅是一部史詩，它還是一條道路。”“而正是埃爾西利亞的作品，正是這些明淨如水的詩章，使西班牙有了史詩和人文主義。”他稱《阿勞加納》是一部字字珠璣的史詩：“智利的發現者堂·阿隆索·德·埃爾西利亞，以其璀璨奪目的寶石照亮了一片鮮為人知的土地，他還將我們阿勞卡尼亞的人與事公之於世。”“埃爾西利亞的偉大史詩如同披在智利身上的王袍。”
如今，詩人在他重病臥床的晚年，仍然念念不忘要尋回阿勞卡尼亞的“根”。聽著他滿懷激情和民族自豪感提出的建議，在場的人無不為之動容。
詩人還給阿連德總統寫信，建議印100萬冊他的詩選的普及本，贈送給學校、工會和軍隊。並說明，無論是他本人還是洛薩達出版社，對這一版書的收益都將分文不取。詩人請總統為這本詩選寫前言，如果不行，他將印上獲諾貝爾獎時阿連德的賀詞作為序。他希望更多的人，特別是那些沒錢買書的人能讀到他的詩。
他手頭正忙著的事情不知有多少，他還有醞釀中的計劃，未來的夢……
聶魯達永遠“航行”在他的“大洋”上。他像當年初次遠航時那個20歲的小夥子，興致勃勃，眼望未來，幻想無邊。又像40歲的壯年船長，航向明確，穩穩地把著舵，揚帆破浪。他為智利今天的建設添磚加瓦，又為它的明天繪製藍圖。他有幹不完的“活”，做不完的夢。這就是詩人對守候在門外，窺伺在窗下的死亡的回答。
1973年9月11日
1973年9月11日，一個寧靜的早晨。陽光透過窗戶照進聶魯達黑島的家。大海平靜，天空晴朗，微風輕搖著院子裏的花朵。這是一個令人心曠神怡的清晨，沒有一點兒不祥的征兆。這該是又一個忙碌的日子，好幾項早就開始著手辦理的事情今天將最後完成。聶魯達的律師也是他的親密朋友，當時正擔任阿連德政府司法部長的內格爾·塞爾希奧將到黑島，他要帶來聶魯達基金會的章程、基金會辦公處的平麵圖和設計模型。這些都已完成，隻待今天最後審定。
要來的還有何塞·米格爾·貝拉斯，他將帶給詩人他最喜歡收到的東西：一本今天出版的詩集，基曼圖出版社出版的《英雄事業的讚歌》。還有一位講究吃的朋友費爾南多·阿萊格裏亞也要來，得為他準備一頓可口的午餐。這又將是繁忙而熱鬧的一天。詩人和馬蒂爾德談說著今天的計劃，愉快地等著朋友們到來。沒有任何跡象預示這是和平生活將告結束的一天，他們一點也沒有覺察到自己正處在深淵的邊緣。
時間還早，聶魯達打開收音機聽新聞，他大吃一驚：除了麥哲倫省電台，所有的台都啞然無聲。忽然他們聽到薩爾瓦多·阿連德的聲音，詩人雙拳緊握，聽著這位總統在炸彈呼嘯、爆炸聲中的最後演說：“……忠於人民事業，我不惜付出生命……”然後，是死一般的沉寂。詩人急切地打開另一台收音機，同時收聽聖地亞哥和外國電台的報道。他不停地扭著調諧度盤，絕望地尋找著那個消失了的聲音。
不久，首先聽到外國電台報道：薩爾瓦多·阿連德總統在烈焰衝天的拉莫內達宮以身殉職。幾小時後聖地亞哥電台才公布總統的死訊。真是霎時間天昏地暗，整個世界都塌陷了。聶魯達和馬蒂爾德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
當天下午，聶魯達開始發燒。馬蒂爾德費了很大勁兒才給聖地亞哥的醫生打通電話，他開了藥方，並且要求：“關掉收音機，關掉電視機，不要讓巴勃羅知道正發生的事情，這對他是致命的打擊。”但是，這怎麽可能？詩人始終不肯離開收音機，他要聽到一切，知道一切。
電視機就擺在他麵前：拉莫內達宮濃煙滾滾，坦克轟隆隆地在街上碾過，數百名市民陳屍街頭，他們大概隻是過路的行人。然後是戒嚴令：“任何人不許走出家門，違者殺無赦。”他們看到總統府被攻占，有人在搶劫，衣物遍地撒落。但是他們從電視上看不到也想不到的是，他們聖地亞哥的家“拉查斯哥那”也遭到同樣的劫難：被劫、被搗毀、被焚燒。
這一天，從歐洲，從德國，從西班牙，從法國……不斷打來電話，人們急於知道聶魯達怎麽樣。外國有消息說他已經去世。馬蒂爾德告訴人們，那不是真的，聶魯達活著，活著！但是，他已經元氣大傷，他的心被擊中了。他非常沮喪地對馬蒂爾德說：“一切都完了。”他知道：大勢已去。馬蒂爾德竭力安慰他：“但願情況還不那麽嚴重。”詩人沉痛地回答：“很嚴重，這是法西斯主義。”為消滅貧窮、為爭取和平自由，詩人以他的筆和生命奮鬥終生，他是那樣滿懷希望地憧憬著美好的未來。但如今，人民的幸福、平等、正義，那已經建成的大廈，那剛描繪出的藍圖……全都在刹那間化為烏有。詩人的生命所附麗的事業被毀滅，他的生命也就岌岌可危。他的病情迅速、明顯地惡化了。
1973年9月11日的智利總統府
14日早晨，聶魯達感覺稍好一些，他要口授，馬蒂爾德急忙拿好紙筆立刻坐到他床邊記錄。這就是回憶錄《回首話滄桑》的最後一章《阿連德》。他激憤地譴責政變，譴責對拉莫內達宮的轟炸：“這使人想起納粹空軍對西班牙、英國、蘇聯等外國不設防城市的閃電攻擊；現在，智利也發生了同樣的罪行；智利的飛行員竟俯衝襲擊兩個世紀來一直是我國公民生活中心的國宮。”他悲憤地揭露殺害阿連德總統的罪行：“空軍轟炸之後，坦克立即行動起來，許多坦克猛攻單獨的一個人——智利共和國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他在辦公室裏等候他們，除了他那顆偉大的心，沒有任何人與他為伴，圍繞著他的是硝煙和烈焰。”“那位光榮死者的軀體被再次背叛了智利的智利士兵的機槍子彈，打得百孔千瘡、支離破碎。”詩人在政變發生後剛3天，就為他的回憶錄寫下了這幾行急就章。這是他作為見證人的憤怒控訴。
忽然，詩人的司機驚慌地跑進來：“這是非法闖入民宅。來了3汽車的士兵。”馬蒂爾德非常緊張，她擔心的是手上這幾頁詩人的口授記錄稿。她急忙把這幾頁紙夾在一疊雜誌裏，然後把雜誌亂攤成一堆。在拉莫內達宮，飛機坦克曾對準一個人——阿連德猛攻。現在，在黑島，全副武裝的士兵又把一個重病臥床詩人的家包圍得水泄不通。機關槍架在房子周圍，槍口對準門窗。士兵們用靴子跺著地板，問有沒有地下室，他們要搜查武器。臥病在床的詩人對帶隊的上尉說：“對於你們，這裏隻有一種危險品。”上尉一下子跳了起來：“是什麽？”並驚慌地伸手去摸腰間的手槍。“這——就——是——詩——歌！”詩人一字一頓地回答。上尉聳聳肩，鬆了口氣，以為這不過是詩人開的一個玩笑而已。他不懂，詩人是在莊嚴宣告：在他的家裏，能找到的隻有詩歌。而他的詩歌，對於敵人，就是最危險的武器！
每天都有令人不安的壞消息從聖地亞哥傳來。詩人的朋友、熟人們，有的躲藏起來，有的被逮捕，還有很多人，已經死去。這就像鋼刀刺在心上，詩人痛苦而憂傷，他的病情迅速惡化。19日，一輛救護車接聶魯達去聖地亞哥醫院。一路上，車被士兵兩次截住搜查。詩人眼裏飽含著淚水，這是馬蒂爾德第一次見到他流淚。他請求：“巴多哈，幫我擦一下臉。”他不是為自己，是為他的智利而哭泣：災難，巨大的災難落在智利人民頭上。
聶魯達住進聖瑪麗亞醫院。朋友們來看望，其中有墨西哥大使，他堅持要接詩人去墨西哥，路易斯·埃切維裏亞總統派了一架飛機供他專用。馬蒂爾德勸巴勃羅離開，但詩人對這話連聽都不要聽：“我絕不離開智利，我要在這兒承受我的命運。這是我的祖國，我的崗位就在這兒。”第二天，墨西哥大使和一些朋友們又來了，他們力圖說服詩人離開智利。他們勸了很久，陳述了各種理由。特別提到他的病在這兒無法得到應有的治療，還有他沒有最後完成的回憶錄……最後，聶魯達終於同意了。但他隻帶少量必需品，因為不管怎樣，他要盡快回來。但是，當馬蒂爾德從黑島取了一些必需品趕回醫院時，詩人又變卦了。他剛和一些朋友談過話，馬蒂爾德竭力瞞著不讓他知道的許多野蠻暴行，殘酷屠殺……他都知道了：“他們在殺人，屍體都是殘缺不全的，停屍所堆滿死人。維克多爾·哈拉維克多爾·哈拉，智利著名歌唱家。在智利軍事政變一開始就被殘酷殺害。被砍掉手，被砍成幾段而死……”他痛苦，他震驚，他憂傷，他憤怒，但他卻無能為力。最後，他溫柔但卻是堅決地對馬蒂爾德說：不，他不離開智利，他希望這也是她的決定。他熱愛的一切都在這裏，當他的人民遭受殘酷迫害的時候，他不能逃跑，他要親眼看到在他的祖國發生的一切。馬蒂爾德說：“好吧，我們留下不走。明天我就告訴墨西哥大使，謝絕埃切維裏亞總統的邀請。”聽了這話，聶魯達才平靜下來。
夜裏，詩人睡得很不安穩。在夢中他喊了幾次：“他們在殺人，他們在開槍。”聽著直升機在轟鳴，警車在呼嘯，還有槍聲……他知道發生的是什麽……他一再說：“我不走，我應該留在這兒……”後來，他逐漸安靜下來。第二天，直到下午，他都沒有醒。馬蒂爾德還以為他是太累了：讓他安安穩穩地多睡一會兒吧。她什麽都想到過，就是沒想到詩人會這麽突然就離去。醫生對她說過，癌症已經控製住，如果不發生意外，詩人還可以再活5—6年。他一直頭腦清醒，關注著一切。22日上午，他和畫家內梅奧·安圖內斯談論形勢。在政變後不到兩周，他就預言，政變當局將長久統治智利。他不幸言中了，軍政府統治智利長達16年之久。這位畫家，成了聶魯達生前接待的最後一位客人。
3個憂愁的女人：馬蒂爾德、詩人的妹妹勞拉、一位親密朋友特雷莎·阿米爾，一直守候在詩人床前。不知道過了多久，忽然，詩人動了一下。太好了，他要醒了。馬蒂爾德俯下身去，隻見一陣輕微的顫抖掠過他的全身，然後，他再也不動了。詩人再也沒有恢複知覺，他從前一夜的噩夢中徑直走向了死亡。這是1973年9月23日夜裏10點半，政變發生後的第12天。聶魯達的心髒永遠停止了跳動：“他的心碎了。”
聶魯達以生命履行了自己莊嚴的誓言：
但是，我卻深深眷戀著
我那寒冷的小小國家。
如果必須死一千次，
我隻願意死在那裏：
如果必須生一千次，
我隻願意生在那裏：
依傍著野性的南美杉，
沐浴著從南極吹來的風，
傾聽著剛剛購置的鍾的奏鳴。
——《伐木者醒來吧》
送別
勞拉在哭，馬蒂爾德像傻了一樣愣在那兒，欲哭無淚。隻有特雷莎·阿米爾頭腦清醒地操持著，她催促馬蒂爾德找衣服。她們給聶魯達穿上他平日喜歡的一件鮮豔的方格襯衣，外麵套上近於咖啡色和紅色之間的大方格外衣，把一條紅絲巾圍在他的脖子上。一口灰色的棺材抬進來，很醜陋，但總算不是黑色的。馬蒂爾德特別囑咐過，要淺色的，聶魯達不喜歡黑棺材。他們曾戲謔地談到過死，詩人說：“太可怕了，棺材都是黑色的。為什麽沒有淺色的、鮮豔的，甚至木蓋上有小花的？”而現在，馬蒂爾德就守在一具灰色的棺材前。她輕輕把詩人的頭扶正，讓他躺得舒服些，正像20多年前在墨西哥，詩人的病床前一樣。她還沒意識到死亡已經把他帶到另一個世界，隻覺得他仍然需要她的精心照顧。詩人的臉上留著一絲嘲弄的微笑，在那最後一刻，他想到了什麽？
天亮了，宵禁解除了。很多國內外記者湧進醫院，朋友們也到了。有人走近馬蒂爾德問：“送巴勃羅去哪兒？”“回家。”她回答。他們驚愕了，他們都知道那個“家”的慘狀，但沒有人敢勸阻她。“拉查斯哥那”到了，馬蒂爾德不禁愣住了：好像是整個世界翻了個個兒，這房子從空中落下摔碎了一樣。到處是一堆堆的碎玻璃碴、爛磚頭、黃泥湯。四門大開，卻無法進去。一股激流沿著入口處的樓梯衝出來——原來從房後流過的“瀑布”：水渠，被劫掠者改道引進屋裏——一樓淹沒在泥水中。有人建議：是不是送聶魯達去作家協會？“不，巴勃羅想回家。不能送他去別處。”馬蒂爾德斷然拒絕了。這時，所有的鄰居都知道詩人“回家”了。他們從自己家裏找出木板、磚塊、棍棒……幾分鍾後，一座“橋”就搭成了。人們抬著棺材爬上屋後的陡坡，從已經沒有門的後門進到二樓。終於，去世後的聶魯達進了自己的家。山坡上，一群年輕人緊跟在棺材後麵。忽然，他們打破了沉寂，振臂高呼——一個人高聲呼喚，眾人齊聲響應：
“巴勃羅·聶魯達同誌！”
“到！”
“巴勃羅·聶魯達同誌！”
“今天——永遠”
“和我們在一起！”
“今天——永遠”
“和我們在一起！”
這是對兩周前開始而且愈演愈烈的屠殺、逮捕發出的最早的抗議呼聲。
滿地的碎玻璃在人們腳下咯吱作響。這間“透明屋子”三麵都是落地玻璃窗，現在一塊玻璃也不剩，全成了大窟窿。到處是一堆堆火灰，裏麵還雜著燒剩一角的圖畫、書頁。撕成幾片的紙扇、珍稀鳥類的彩色羽毛被踩進爛泥。電話已連根扯斷扔在泥水裏，家具不翼而飛，拿不走的就被砸爛。馬蒂爾德隻能坐在從鄰居家借來的椅子上歇歇她那幾乎麻木的雙腳。餐廳像遭了轟炸，吊燈碎在地上，牆上飄著扯爛的畫，印著汙濁的皮靴印。人們動手收拾地上的碎玻璃，馬蒂爾德止住了他們：“不要撿，就這麽留在那兒吧。巴勃羅會要求保留遭劫現場的。”她把一束紅色康乃馨放在棺材上。這時，瑞典大使踩著碎玻璃碴、爛泥，舉著大花圈走來，把它立靠在棺材前。花圈上長長的藍色和黃色雲紋帶子上寫著：“獻給諾貝爾獎獲得者巴勃羅·聶魯達。瑞典國王古斯塔沃·阿道爾弗。”大使對記者們憤怒地高聲喊道：“請拍照，請把這些破壞、搶劫全拍下來，全拍下來！讓全世界都知道！”
來了很多朋友，他們是勇敢地穿過警察的封鎖線到這兒來的。他們告訴馬蒂爾德，“拉查斯哥那”被警察整個包圍著。周圍街道上都擠滿了人，他們被警察擋住，不敢往前走。馬蒂爾德去鄰居家給警察局長打電話，要求他撤走警察。局長回答：“夫人，這是為了保護你和聶魯達先生。”真是天大的笑話！真是厚顏無恥！正是他們把詩人的家洗劫一空，夷成廢墟！在馬蒂爾德堅持下，警察向後撤遠了一些，這樣，周圍街道上等候的人們總算可以往前走動，進入“拉查斯哥那”了。
人們源源不斷地列隊走進來，流著淚向聶魯達致哀，和他告別。墨西哥大使、法國大使……在泥水中走進詩人被劫掠一空的家，向他告別。一位全身著黑的老人蹣跚地走來，他流著淚，迷惑不解地看著周圍，似乎在問，這究竟是怎麽回事？！這就是被聶魯達稱為“我國的評論大師（同時又是矛盾大師）”的阿洛內。當年他曾慷慨解囊，資助19歲的聶魯達出了第一部詩集《晚霞》；後來，他也曾寫文章反對阿連德政府，因為他不喜歡“共產主義”。但現在，屠殺、搶劫、逮捕，還有這被砸成廢墟的詩人的家，讓他惶惑了，這可不是他所期待的勝利。歌唱家和作家帕特裏西奧·芒斯也在人流中，他是冒著生命危險來和詩人告別的。前幾天著名歌唱家維克多爾·哈拉剛被害。這是死亡橫行的時刻，對不肯屈服的人們就更是危險，他們不得不躲藏起來。記者比希尼婭·比達爾凝視著聶魯達的麵龐，他的兩眼緊閉著，但厚嘴唇上卻留著笑意。記者回憶起詩人從斯德哥爾摩受獎回來下飛機時與記者的對話。“你最喜歡的東西是什麽？”“舊鞋子。”“哪個詞你最喜歡？”“愛。”而現在，他躺在那兒，在冒著生命危險來陪伴他的愛他的人們中間永遠地沉睡了。
一隊年輕的共產黨員走進來，他們是在附近的基曼圖出版社的工作人員。就在此時，攻占出版社的軍隊正在用裁切機粉碎上萬冊剛裝訂好的書籍，聶魯達那本9月11日正式出版的《英雄事業的讚歌》就在其中。年輕人們請求記者不要照相。他們肅穆地排成整齊的行列，舉行了沉痛的悼念儀式，和自己的詩人告別。源源不斷的人流在莊嚴的沉寂中緩緩移動著。
朋友們在“拉查斯哥那”親眼看到了、真正懂得了什麽是野蠻和殘暴。“生命之樹”，這件墨西哥民間藝術傑作成了碎片，比希尼婭小心地從一堆碎片中撿出一個小小的泥塑聖母像。臥室裏，床已粉碎，床墊上滿是泥靴子印。唯一幸免於難的是刻著兩個連在一起的大寫字母p和m的石砌壁爐。三樓藏書室和四樓工作室裏散發著一股很濃的焦糊味。羅伯托·帕拉達撿起一張燒焦的書皮，上麵印著：《對生活的悲戚感情》，作者：米格爾·烏納穆諾。他含著淚把紙撫平，裝進口袋。座鍾被開了膛，擺錘被拽走，指針也不見了。滿地是撕爛的、燒焦的書籍、畫冊。畫上的人眼被刺刀戳成黑洞。人們從水流裏撈出的餐具、托盤、陶瓷器、書、畫……堆成一座小山。
一個聲稱是皮諾切特副官的軍官帶著一群士兵、卡賓槍手走進來，說是來吊唁，但卻不摘頭上的帽子和鋼盔。他問，聶魯達的遺孀或親屬在哪兒？切拉·阿爾西雷斯激動地回答：“我們所有的人都是聶魯達的親屬！請尊重我們的哀悼！”阿伊達·菲格羅亞指給他們看周圍的一切：“在你們造下的這座廢墟裏我們為聶魯達守靈。我們需要安靜，請尊重我們，不要打擾我們對詩人的悼念。”周圍的人們沉默地怒視著他們。最後，他們像喪家之犬一樣狼狽地溜走了。軍政府曾發通告為聶魯達去世哀悼3天，從詩人去世時算起。但從通告發出到截止時間隻有兩個小時，即它的有效期實際隻有兩個小時。馬蒂爾德是看著這個佩著閃閃發光金銀絲帶的副官走進來的，但是，她緩緩地轉身上樓，砰的一聲把門關上。她拒絕接受軍政府的吊唁，是的，她拒絕！智利被釘上十字架，鮮血還在流，而他們正是罪魁禍首！聶魯達絕不是他們的朋友。可惜詩人去得太匆忙，隻來得及在回憶錄中寫出一章對他們的譴責。但就是這一章，已經擊中要害，把他們永遠釘死在恥辱柱上。
25日清晨，宵禁解除後，作家、大學生、工人、婦女……從四麵八方匯集到“拉查斯哥那”，無數雙手抬起聶魯達的棺材，走向墓地。一路上，人流不斷從大街小巷湧出匯入這支送葬行列。這是一支勇敢者的隊伍，人們冒著生命危險來和自己的詩人告別，為他送行。街道兩旁是一輛接一輛的兵車，機槍、自動步槍全都對準送葬的隊伍。卡賓槍手們駕著摩托車在隊伍旁竄來竄去，隨時準備衝進人群。戴黑色貝雷帽的士兵在街口迎著人們平端起槍瞄準。但是，隊伍仍然在前進，人們目不斜視，望著前方，仿佛沒看見閃著寒光的黑洞洞槍口正對準他們。而且，加入這支隊伍的人越來越多，組成了一支浩浩蕩蕩的大軍。而路旁的軍車也一輛挨著一輛，不見盡頭。這是史無前例的由舉槍瞄準的士兵“護送”的葬禮。為一個世界上最善良的人，為一個詩人，他們出動了多少軍隊？！
這時，行進的隊伍中響起一個高亢的聲音：
將軍們
賣國賊：
瞧我死亡的房屋，
瞧那破碎的西班牙：
……
這是基曼圖工會主席，他高聲朗誦起《西班牙在我心中》。人們跟著他齊聲背誦，聶魯達的詩智利人民熟悉到可以張口背誦：
你們的每一件罪行都鑄造了子彈，
總有一天，
將打中你們的心房。
你們會問我：你的詩篇
為什麽不訴說夢想、樹葉
和你祖國的大火山？
你們來看街上的鮮血吧。
你們來看
街上的鮮血。
來看鮮血
在街上流淌！
這是聶魯達在控訴，這是人民在控訴，37年前發生在西班牙的悲劇，今天又在智利重演！
走到拉巴斯大道，忽然響起膽怯而略帶猶豫的歌聲，有人小聲唱起被禁唱的國際歌：“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千百人的合唱立刻接了上來：“起來全世界受苦的人！”然後，是全體的歌聲：“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人們昂頭挺胸，走在持槍的軍警麵前，表現出大無畏的英雄氣概。長長的行列中此起彼伏地響著朗誦聲，人們一首接一首地背誦聶魯達的詩：“兄弟啊，起來跟我一起誕生。”“你們來看街上的鮮血……”是的，聶魯達仍然堅守在他的哨位上，他仍然在射擊。
婦女們舉著鮮花加入送葬的隊伍，她們哭泣著。男人們把紅色康乃馨緊握在胸前，滿臉哀傷，但目光卻堅定如鋼。他們沒有眼淚，有的是期望。街道兩旁的窗口都擠滿了人，他們向這支隊伍揮動頭巾、招手致意。當隊伍從一個工地旁走過時，站在高高腳手架上的工人們全都摘下黃色頭盔，肅立默哀，目送著詩人遠去。數十個外國記者、電視台、製片廠工作人員在現場拍照錄音。有他們在場，對送葬的人們是一種保護。隊伍走到墓地時，那裏已經被裝甲車、兵車包圍著。麵對軍方的威脅，人們振臂高呼：
“巴勃羅·聶魯達同誌！今天——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薩爾瓦多·阿連德同誌！今天——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維克多·哈拉同誌！今天——永遠，和我們在一起！”
然後，人們齊聲高唱《國際歌》走進墓地的大門。隊伍中又響起洪亮的朗誦聲：“我的心和你們在一起，/好比出鞘的劍，準備戰鬥。”接著，一個聲音呼叫：“巴勃羅·聶魯達同誌！”眾人齊聲回答：“到！”“維克多·哈拉同誌！”“到！”“薩爾瓦多·阿連德同誌！”“到！”這是人民的呼聲。人民對聶魯達的哀悼，對以身殉職的總統的擁護，對屠殺的憤恨，對正義的渴望，如火山爆發般噴湧而出。聶魯達的棺木緩緩放入墓穴，人群肅立墓前。人們朗誦著《漫歌集》中的詩句和詩人告別。一位年輕工人朗誦了他自己剛寫出的詩。詩人墓前擺滿鮮花。最後，響起了國際歌聲，這歌聲莊嚴而緩慢：永別了，人民的詩人！
聶魯達的葬禮成了9月11日以來智利第一次聲勢浩大的反軍事政變遊行示威。這是詩人的功績，他去世後仍然在繼續戰鬥。當人們呼叫：“聶魯達同誌！”永遠可以聽到響亮的回答：“到！”
遺著
聶魯達入葬後馬蒂爾德回到黑島。她走進詩人的工作室，隻見桌上攤開著卷宗，擺著一遝遝已複和待複的信函……好像伏案忙碌的人剛剛還在這兒，隻是暫時離開一下，並未走遠，她立刻意識到，有很多很多事情正等著她繼續完成。特別是整理出版聶魯達的遺著，更是一個艱巨的任務。馬蒂爾德義無反顧地挑起了這副重擔，她和聶魯達的同誌們、朋友們一起，克服難以想象的重重困難，收集、整理出版了聶魯達的遺著10餘部。這是他們的一大功績，也是對巴勃羅·聶魯達的最好紀念。其中的8部詩集：《被剝離的玫瑰》《冬天的花園》《2000年》《黃色的心》《疑難集》《挽歌》《海與鍾》《挑眼集》，本擬於1974年上半年在聶魯達生日前夕出版，但政變打破了原定計劃。1973年9月11日前後已判若兩個世界。可是這8部詩集後來終於得以陸續出版，其間經過了多少艱苦鬥爭，人們是可想而知的。
1977年，散文集《我命該出世》出版，這部書近500頁，分為7卷，收集了聶魯達半個世紀間寫的抒情散文詩、讀書劄記、隨筆、旅行遊記、友情憶舊、演講詞、文學創作談等。從20世紀20年代發表在《光明》雜誌上的散文詩到1971年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的受獎演說共120篇。這部散文集可以說是詩人的回憶錄《回首話滄桑》的補充，是一部特殊形式的“自傳”。詩人生活中各個時期的許多重要事件，有意義的片段，他的思想、觀點，他的情趣、好惡，他的喜怒哀樂……都在這些登載於各種報紙雜誌上的散文、隨筆、遊記和在各種場合所做的報告、演講中留下了生動、忠實的記錄。
詩文集《看不見的河流》是由馬蒂爾德收集並由她和作家豪爾赫·愛德華茲加了詳細注釋和說明後出版的。馬蒂爾德在國家圖書館如饑似渴地查找聶魯達早年向報紙、雜誌投寄的作品。經她手查過的舊報紙雜誌有：報紙《特木科之晨》，文學雜誌《跑吧——飛吧》《光明》《春天》《南方的森林》《酒神》《青春》等。她把查找到的詩人早期作品匯編成詩文集《看不見的河流》。其中最早的一篇是1917年7月18日發表在《特木科之晨》上的短文《熱心與恒心》，署名為內夫塔利·雷耶斯，當時詩人還是個剛過完13歲生日6天的孩子。
1982年，巴塞羅那塞克斯·巴拉爾出版社出版了《旅行結束》，這是由馬蒂爾德收集匯編的一部詩集。它收入了聶魯達1933年到1973年發表在報紙雜誌上的詩歌，還有一部分是未曾發表過的。詩集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由40首詩組成，標題即為詩集的名字。第二部分名為《鴿子的內心》，它有一種獨特的價值。這部分作為單行本曾經出版過，但也可以說沒有出版過，因為它那次“出版”，隻出了1冊，是1934年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由聶魯達寫詩，由另一位詩人費德裏科·加西亞·洛爾卡繪製插圖的。這本出了1冊的詩集是贈給薩拉·托爾努·德·羅哈斯·巴斯的，並一直保存在她手中。在詩集粗麻布的封麵上，用綠絲線繡著一隻鴿子。
在聶魯達的10餘部遺著中，回憶錄《回首話滄桑》的出版是最不易的。政變和死亡打斷了回憶錄的撰寫，使詩人政變後3天寫下的幾頁急就章：《阿連德》成了它的最後一章。詩人去世後，留下的是《回首話滄桑》的口授記錄稿。找誰合作給這部回憶錄定稿？怎樣才能把它送出智利？而當務之急的是，怎麽保住這部手稿不被政變當局查抄銷毀？馬蒂爾德給墨西哥使館打電話請求幫助。使館派秘書取走回憶錄的原稿，送回複印件，原稿由使館保存。馬蒂爾德這才放心，頭一個難題解決了！
接下來就是整理這部口授記錄稿，馬蒂爾德想到，隻有一個人能幫助她，這就是奧梅羅·阿爾塞——聶魯達的秘書和好友。他很熟悉這部書稿，詩人幾乎對他口授了全部內容。第二天，奧梅羅·阿爾塞應邀來到黑島。馬蒂爾德像盼到了救星，迅速地為他騰出一個大桌子，把有關回憶錄的全部材料都搬出來。奧梅羅憂傷地沉默著，然後，他極為嚴肅地表示，在開始工作之前，他有話要說。他說的是：“當前局勢太可怕了，巴勃羅回憶錄的最後一章應該撤掉。”馬蒂爾德大吃一驚，以為自己的耳朵聽錯了，半天說不出一句話。恐懼，極度的恐懼，扭曲了人的靈魂。既然奧梅羅是這麽想的，那就不能再信任他。馬蒂爾德收起資料，轉身上樓，渾身發抖。但這還隻是她遇到的第一次幻滅。第二天，馬蒂爾德送奧梅羅去聖安東尼奧。車子剛開進村莊，他就要求下車，因為：“巴勃羅的車誰都認識。”分手前，馬蒂爾德問他，是不是願意作為合作者在回憶錄上署名？他拒絕了：不，他不署名。注視著他提著箱子遠去，馬蒂爾德淒涼地感到：失去了一個信任多年的朋友，一個重要支柱。
應該找誰合作為回憶錄定稿？應該找位作家。馬蒂爾德想到他們的摯友、委內瑞拉著名作家米格爾·奧特羅·席爾瓦，他一定能勝任這個工作。她馬上打電話到加拉加斯找他，邀他來智利。但奧特羅·席爾瓦的回答是，他不能去。馬蒂爾德驚呆了，難道連他們最親密的兄弟也靠不住了嗎？！她忍不住流淚了。但是，她錯了。米格爾要求她去委內瑞拉。當天下午，委內瑞拉使館就派人去黑島解決馬蒂爾德的旅行問題，特別是幫助她通過外交郵件寄出了需要寄的材料。從他們那兒馬蒂爾德才知道，前一天在加拉加斯議會上，米格爾作為議員就聶魯達的去世作了言辭激烈的演說，他沉痛而一針見血地說：“巴勃羅死於智利的災難！”他憤怒譴責肆意殺戮的智利政變當局。當天，他又在大學裏演講揭露軍政府的血腥屠殺。馬蒂爾德這才明白他為什麽不能來智利，才覺出自己的建議太天真了。
飛機降落在加拉加斯，馬蒂爾德看到了許多熟悉的麵孔，終於回到朋友們中間！她長出了一口氣。奧特羅·席爾瓦對她說：“明天早晨8點，我們就動手整理回憶錄。”於是，從第二天開始，每天早晨8點，一直到下午，甚至晚上，他們都在工作。原稿是口授記錄稿，比較淩亂，要理清頭緒，但不能作任何增添和刪改，這是個基本原則。原稿涉及數不清的細節，牽涉到很多回憶。需要查找資料，給以注釋說明。米格爾對聶魯達的作品非常熟悉，再加上他那兒有無數大字典，幾乎能找到需要的一切資料，他們全力以赴，力爭盡快完成，甚至新年那天也照常從8點開始工作。大年初一都不休息，這對於他們大概都是頭一回。原來預計一個月完成，但實際上整整奮戰了兩個月才整理完畢。
手稿整理工作一結束，米格爾和馬蒂爾德立刻去巴塞羅那和他們親密的朋友和代理人卡爾門·巴爾塞爾斯一起審閱書稿，這位朋友是馬蒂爾德艱難歲月中的堅強支柱。然後，馬蒂爾德直接飛往布宜諾斯艾利斯，把回憶錄手稿送一份給洛薩達出版社。巴勃羅·聶魯達的作品由兩家出版社同時出版，這還是第一次。
1974年3月，聖周前幾天，馬蒂爾德接到洛薩達出版社通知，回憶錄即將出版。她高興極了，立刻整裝出發去布宜諾斯艾利斯。聶魯達的回憶錄在智利肯定是禁止入境的，但是馬蒂爾德下定決心，無論如何，她要把這些書帶進去。她把36本回憶錄打成一個小包，用麻繩緊緊地捆了很多道。其他的，她都包上了巴西作家若熱·亞馬多《厭倦了妓女生活的特雷莎·巴蒂斯塔》一書的封麵。這些回憶錄，她一定要帶回智利。
馬蒂爾德提著箱子和這個用麻繩捆紮得嚴嚴實實的小包走進聖地亞哥海關。海關檢查得很嚴，不等幾個小時，就別想通過。海關檢查員問馬蒂爾德包裏是什麽？她大聲回答：“是我丈夫巴勃羅·聶魯達的書，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剛出版的。我是他的遺孀。”好幾位正在等待檢查的女士立刻圍上去向馬蒂爾德問候，對她訴說她們對聶魯達的敬仰、懷念。馬蒂爾德被人們包圍在中間。海關官員大為不滿，他不耐煩地關上馬蒂爾德的箱子，對她說：“快過去吧！”馬蒂爾德順利地進了關，她鬆了口氣，感激地想：這些女士們永遠也想不到她們幫了她多大的忙！聶魯達的回憶錄《回首話滄桑》在軍政府統治時期一直被列為禁書。馬蒂爾德帶進智利的這些回憶錄，是那些年間通過海關進入智利的僅有的幾十本。
《回首話滄桑》由布宜諾斯艾利斯洛薩達和巴塞羅那塞克斯·巴拉爾兩個出版社同時出版。各種文字的譯本緊接著就出現在世界各國，它被譯成德語、法語、俄語、英語、匈牙利語、葡萄牙語、保加利亞語、羅馬尼亞語……走遍了世界。多年來，人們一直要求聶魯達寫回憶錄，他們預料那一定是部精彩作品。歸根結底，聶魯達不僅僅是位偉大詩人，他是半個世紀以來世界上許多重大事件的得天獨厚的見證人。特別是詩人獲諾貝爾獎後，這種呼聲就更強烈。實際上聶魯達早就動筆在寫，在諾曼底羅昂大主教的“城堡”——“馬廄”裏，在他的老朋友和秘書、智利詩人奧梅羅·阿爾塞的協助下，“天天都在寫《回憶錄》”，詩人在一封信中說。《回憶錄》是他為慶祝70歲壽辰準備的獻禮之一。因此，智利軍事政變、聶魯達去世後，這部回憶錄手稿的下落成了各國文化界關注的熱點。詩人瓦爾帕萊索和聖地亞哥的住宅被法西斯分子劫掠一空並搗毀，智利處於混亂、恐怖之中……這一切讓人們非常擔心，瑞典一家報紙甚至發過消息：“《回憶錄》手稿下落不明。”因此《回憶錄》西班牙文版剛出，各種譯本緊跟著就紛紛出版，完全是在情理之中。
《回首話滄桑》內涵豐富、思想深刻，是一部坦誠而動情的“詩人的回憶錄”。聶魯達“為我們提供一座畫廊，裏邊陳列著受他那個時代的烈火和黑暗撼動的眾多幻影”。他的生活“豐富多彩——這是詩人所經曆的生活”。人們的希望沒有落空，回憶錄的確是一部精彩之作。但與此同時，人們也不能不感到遺憾。正如一位蘇聯作家尤裏·巴巴洛夫所說：“我對《回憶錄》抱的期望要更大，巴勃羅·聶魯達的生活閱曆要豐富得多……”他是有道理的。聶魯達的生活閱曆非常豐富，他有得天獨厚的條件和機會結識很多重要人物，走遍世界各地，他是很多重要曆史事件的目擊者和參與者。當然，一本回憶錄不可能容納這一切，不可能滿足渴望了解詩人全部生活和創作的百萬讀者。但是，如果不是智利軍事政變帶來的災難，聶魯達的《回憶錄》絕不會在《阿連德》這一章就“戛然而止”，他會寫得更多。很明顯，最後10年中的許多人和事就都沒寫到。對這一點，馬蒂爾德曾明確說過：“這本《回憶錄》是沒有寫完的。”
有人對《回憶錄》的真實性提出懷疑，認為最後一章《阿連德》不是聶魯達寫的，而是米格爾·奧特羅·席爾瓦和馬蒂爾德加上去的，他們兩個人是這一章的作者。當記者問及這個問題時，馬蒂爾德的回答是明確的。她說：“這種說法是錯誤的……隻要對最後一章考察分析一下就會發現這是站不住腳的。聶魯達研究家們對他的文章風格很熟悉，他的風格是很獨特的。……他們之中沒有人會說這一章是我們寫的。米格爾·奧特羅·席爾瓦是一位正直的人，正因此，我才找到他，請他一起整理這部書稿。回憶錄中沒有一個字不是巴勃羅說的……標題，副標題，所有的內容，都是巴勃羅的話，沒有添加過一個字。而且我也絕不允許這樣做，這是對作者的褻瀆。”在馬蒂爾德自己寫的回憶中她又一次談到這個問題：“聶魯達研究者們斷言那樣的東西是禁不住認真推敲的：巴勃羅的文筆很難模仿。而且，隻有居心不良的人才會認為我會允許在他的作品中添加他沒有寫下的東西。”因此，毫無疑問，《回憶錄》中的每一行都是聶魯達寫的。最後幾頁是《回憶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它所表達的政治觀點和書中的其他部分是一致的，語言風格也是完全一樣的。他的寫作風格是模仿不了的。
對於因期望從聶魯達的《回憶錄》中得到更多信息而感到遺憾的熱心讀者們，有一個辦法一定可以給他們以些許安慰，那就是請讀一讀馬蒂爾德寫的回憶錄：《和巴勃羅·聶魯達生活在一起》，這部回憶錄1986年9月由巴塞羅那塞克斯·巴拉爾出版社出版。馬蒂爾德·烏魯蒂亞1912年5月3日生於智利契揚，1985年1月5日在聖地亞哥去世。這位被聶魯達稱為“我的巴多哈”的文靜、秀麗的女子，是詩人心中的繆斯。聶魯達有兩部寫得最好的詩集是奉獻給馬蒂爾德的。她是個勇敢、堅強的人，和詩人一起承受艱辛苦難，共享勝利歡樂。詩人去世後，馬蒂爾德堅持留在白色恐怖的智利，繼承詩人的遺誌，繼續戰鬥。這部回憶錄，就是她為熱愛聶魯達的人們獻上的厚禮。
聶魯達的最後征程，他的最後一戰，他的去世，他的永生，在這部回憶中都有真實、生動、詳細的記載。馬蒂爾德以深摯的感情，詩一般的語言，追述了聶魯達的生活：他的追求，他的奮鬥，他的歡樂和痛苦，他的愛和憎。特別是，他們共同度過的難忘歲月。馬蒂爾德寫出了聶魯達流亡生活的艱辛，詩歌創作的甘苦，獻身者的胸懷，普通人的生活情趣。她稱巴勃羅為“愛情詩人”，這的確是作為詩人知音的真知灼見。聶魯達在他曆盡滄桑的一生中，從來沒有停止過歌唱。他堅信：“吟唱詩歌不會勞而無功。”他的詩作，充滿對故鄉、祖國、親友、人民，對生活、對真理大海一樣真摯、深沉的愛。他像參天大樹，深深紮根於泥土中，與人民血肉相連，與生活息息相關。因此，他贏得了人民深摯的愛、永恒的懷念。馬蒂爾德的回憶錄是一份難得的史料，有獨特的價值，它提供了有關聶魯達生活和創作的許多鮮為人知的詳情、細節。詩人的生活在馬蒂爾德筆下得到了忠實、生動的再現，她為詩人的永生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聶魯達的遺著除了上麵提到過的以外，還有兩部：《愛情書信集》《給勞拉的信》。《愛情書信集》一出版立刻吸引了廣大讀者，成為一本暢銷書。它揭開了一個嚴守了半個世紀之久的秘密。在《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中有兩個姑娘的形象：瑪麗索爾、瑪麗鬆布拉。她們究竟是誰，一直是評論家和研究者們的一道難題，一個難解之謎。而詩人對此的回答是：“人們常常問起我《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裏的兩位女人是誰？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但《愛情書信集》就回答了這個問題，它共收入111封信（一說為115封），全部是聶魯達寫給阿爾維蒂娜·阿索卡爾的。她就是被詩人稱為“瑪麗鬆布拉”的那位“頭戴灰色貝雷帽”的神秘姑娘，激發詩人寫出《二十首情詩和一支絕望的歌》的青春少女之一。
但這本《愛情書信集》的出版同時又受到了指責。當時仍然健在的阿爾維蒂娜·阿索卡爾對記者聲明，這些信件是她侄子從她手中騙去的。他假說要幫她整理這些信件，但實際上卻把它們賣給了一個古董商，換取古玩。這個古董商塞爾希奧·費爾南德斯·拉臘因就是《愛情書信集》的出版者。阿爾維蒂娜提出訴訟，打贏官司，收回了全部信件。但這些信件被印成書出版，卻成了既成事實。
提出抗議的還有馬蒂爾德。這部書信集公布的信件內容對她絲毫無損，她是聶魯達深摯愛情的最終擁有者，這是毫無疑問的。傷害她的是費爾南德斯的“海盜行徑”。《愛情書信集》是一部非法出版物，是費爾南德斯和阿爾維蒂娜的侄子用欺騙手段偷偷摸摸搞出來的。他們沒經過收信人的同意，更沒有經過馬蒂爾德·烏魯蒂亞的同意。馬蒂爾德是聶魯達財產、包括精神財產的合法繼承者。她對記者發表聲明說：“這位先生這麽幹是非常卑鄙的。他應該征求我的同意，但他沒有這麽做。因此，這種行為構成了盜版、侵權……這本書，當然不能再出版。”這本書的出版，阿爾維蒂娜、馬蒂爾德沒拿到一分錢，那個古董商卻因此賺了大錢。正如馬蒂爾德所說：“這本書非常暢銷，而且遠銷世界各國。”毫無疑問，這些信件必將收入新版的聶魯達全集，但要去掉《愛情書信集》中費爾南德斯所加的胡言亂語。何況，聶魯達的“愛情書信”，絕不僅僅是這111封寫給阿爾維蒂娜的信，還有他給黛萊莎的、德麗亞的，特別是給馬蒂爾德的大量書信，都應該包括在內。
《給勞拉的信》是由作家烏戈·蒙特斯編輯，由馬德裏拉丁美洲合作中心出版的。蒙特斯經常去拜訪聶魯達的妹妹勞拉，特別是在馬蒂爾德去世後，他成了勞拉的常客。他喜歡聽勞拉回憶20世紀之初，在智利“西部”——南方特木科開拓時期的生活。聽勞拉講述她的也是聶魯達的當鐵路工人的父親，詩人的mamadre——勞拉的生身母親，特別是聶魯達——他那時的名字是內夫塔利·裏卡多·雷耶斯·巴索阿爾托的童年生活。一天，勞拉拿出她珍藏在箱子裏的一捆信件給蒙特斯看，那是青年聶魯達從世界各地寄給勞拉和他父母的信。蒙特斯小心翼翼地捧著這捆大小不一、顏色發黃的信件，直覺得燙手。好久他才說出一句話：“勞拉，這可是無價之寶啊。”勞拉·雷耶斯收回信件，極為小心仔細地把它們包好，然後鄭重地重新交到蒙特斯手中。她相信他會給這些信件以最適當的處理。於是，不久就出版了這本印製得極為精美的書信集《給勞拉的信》，它是按照信函原件的大小和顏色以摹寫的方式印製而成的，堪稱是書誌學中的瑰寶。
蒙特斯為《給勞拉的信》寫了序，強調指出這些信件的特殊價值。它從一個新的角度——家庭的角度揭示了巴勃羅·聶魯達直到當時還不為人知的重要方麵：父子親情、兄妹情誼。這對人們完整、全麵地認識聶魯達起著任何別的資料都不能替代的特殊作用。這28封信和17張明信片充滿遠離故土、難耐寂寞的遊子對父母、妹妹的懷念、溫情。勞拉·雷耶斯是聶魯達生活中的堅強支柱。在首都寄宿大學生公寓那忍饑挨餓的日子裏，是勞拉設法不時找幾個錢捎去接濟這位餓死鬼詩人。在遠離智利的東方，是勞拉遠隔重洋給詩人捎去家鄉親人的信息。她一直妥善保存著詩人早年寫滿詩歌的練習本。在那不幸的1973年9月23日夜裏，是她和馬蒂爾德一起為詩人最後合上他的雙眼。
這些信件和文學作品不同，是詩人心靈、感情“本色方式”的表白，表現了他作為普通人都有的父子、母子、兄妹親情。他親昵地稱勞拉為“小兔子”，對父親則尊重，又略帶敬畏，永遠稱之為“親愛的父親”。而對母親，則始終是：“我親愛的媽媽，我永遠在你身邊，親熱地擁抱你，你的兒子內夫塔利·裏卡多。”這部書信集使發生在詩人那遙遠的青年時代的許多趣聞逸事不致被湮沒，使人們能更親切地感知詩人的內心，他對家人的溫情、眷戀。它也是對那些攻擊誣蔑者的有力回擊。他們喋喋不休地說什麽詩人沒有感情，是大理石像，是壞丈夫，壞兄弟，不孝子。讀《給勞拉的信》，就像真切地看到了聶魯達本人。它為我們認識詩人打開了一個新的領域。
揚帆遠航
在荷槍實彈的士兵、警察的槍口下，成千上萬智利人，冒著生命危險，從四麵八方湧進為聶魯達送葬的行列。他們手捧紅色康乃馨，唱著國際歌，朗誦著聶魯達的詩，高呼著：“巴勃羅·聶魯達同誌！今天——永遠，和我們在一起！”為自己的詩人送行。熱愛人民的人，人民必然愛他。這愛，深摯而永恒。走在這千萬人組成的行列中，聽著這悲壯的呼聲、歌聲，馬蒂爾德擦幹淚水，抬起頭。這是人民的聲音，這是智利民族的呼號。她意識到，自己並不孤單，智利人民和她在一起。巴勃羅給她留下了最可靠的同誌和朋友，這就是智利人民。巴勃羅給她留下了最寶貴的遺產：人民的事業。一種堅強的信念注入她的心靈，她不再哭泣。她決心接過聶魯達手中的旗幟，獻身於詩人為之奮鬥終生的崇高事業，像巴勃羅那樣生活！她實踐了自己的諾言，戰鬥到生命的最後一刻。巴勃羅·聶魯達的詩響在她的耳邊，鼓舞著她。
你將磨穿鞋底，
但你會在前進中成長。
你須在荊棘中跋涉
灑下鮮血滴滴。
再吻我一次，親愛的，
擦亮這杆槍，同誌。
她知道，有很多事情在等待著她去做。她和死者家屬一起，在寒冷漆黑的夜裏，排著長隊等待認領屍體。她幫著失蹤者的親屬，四處打聽尋找他們不見蹤影的親人……因為，所有的死難者、受害者都和巴勃羅·聶魯達一樣，死於智利的災難，他們都是她的“親兄弟，親姐妹”。她參與各種活動，在馬波喬文化中心工作，支持建立人民民主活動聯盟……世界各地都邀請她去，聶魯達不僅屬於智利，更屬於全世界。但是，有兩個日子對於馬蒂爾德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她一定要留在智利，守候在聶魯達身邊。這就是：7月12日和9月23日，巴勃羅·聶魯達的生日和忌日。
每年的7月12日，都有成群結隊的人去黑島，拜謁聶魯達黑島的家。於是，那兒房前的籬笆上就會掛滿各色各樣的字條、信箋、禮物，人們向詩人祝壽，和他交談。詩人的家成為人們朝拜的聖地。每年的9月23日，在聖地亞哥總公墓，在聶魯達墳前，都聚滿人群擺滿鮮花，成了一片人海和康乃馨花的海洋。同時，必不可少的，也布滿持槍的警察，他們虎視眈眈，如臨大敵。在這一天，馬蒂爾德總是堅強地屹立在聶魯達墓前，成為詩人永遠活著的標誌和象征。
死後要埋葬在黑島，這是聶魯達生前的願望。為的是，即使在另一個世界也能永遠聽浪濤呼嘯，看浪花翻滾。他是大海的兒子，永不知疲倦的航海者，他不能離開大海，即使在死後。但是，政變當局不允許按照聶魯達的遺願把他葬在黑島。他們把詩人黑島的住宅作為共產黨的財產登記在冊，宣布沒收。在世界各國和國內各界反對下，他們才不得不加上一句，馬蒂爾德有居住權。因此1973年11月23日，聶魯達被葬在聖地亞哥總公墓迪特沃恩家族陵墓內。那是他們的好友阿德裏亞娜·迪特沃恩主動熱情提供的，她曾一再說，把巴勃羅·聶魯達葬在她們家族陵墓中，是她的光榮。但是6個月後，當她不在國內時，她的家人卻寫信給馬蒂爾德要求把聶魯達的棺木遷走。
聖地亞哥總公墓很大，像個小城，裏麵街道縱橫，有路燈、路標。而且也像活人居住的城市一樣，貧富懸殊，門第森嚴：劃分成富人區、平民區和貧民窟。迪特沃恩家族陵墓就在富人區。而聶魯達新的墓穴卻在離這兒很遠的墨西哥小區，已經到了墓地的邊緣。死後也能遙望大海，這是巴勃羅生前的願望。而在這兒，他能看見的卻是一片黑色十字架構成的汪洋大海，這裏全是窮人的墳墓。馬蒂爾德找來一個罐子，插上鮮花，擺在聶魯達墓前。說來讓人難以相信，朋友們用一段黑炭寫下了巴勃羅·聶魯達的名字，因為當天已經來不及立碑，立碑那天，馬蒂爾德一早就趕到墓地，買了鮮花。當她走到詩人墓前，不禁熱淚盈眶：那用黑炭寫著聶魯達名字的簡陋的墓前，早已擺滿鮮花。人民沒有忘記自己的詩人。馬蒂爾德和朋友們在墓前立了一座碑，上麵隻有幾個字：“巴勃羅·聶魯達。1973年9月23日。”這是一個異常簡陋樸素的墳墓。但是，無論是馬蒂爾德，還是詩人的朋友們，都認為聶魯達在這兒比在迪特沃恩家族豪華的陵墓裏更合適。這對詩人是一種回歸：他出生於下層勞動者家庭，一生為勞苦大眾謳歌，為他們伸張正義，謀求幸福。死後他也仍然在勞動者中間，與千千萬萬普通人安息在一起。埋在這片墓地上的死者，很多都是和聶魯達一樣，死在同一個月死於同一災難。
1974年7月12日，第一個沒有了巴勃羅的巴勃羅的生日。這一年，他該滿70周歲。馬蒂爾德一大早就出了門，她想第一個趕到墓地。她特意穿上鮮豔的衣服，巴勃羅討厭憂傷，他熱愛歡樂。在墓園門口，馬蒂爾德買了一大捧紅色康乃馨，這種花顏色鮮豔、漂亮，不易凋謝。一進墓地，就看到墓園裏一車一車的警察。這麽強大的軍政府，竟然會這麽怕一個已經去世的詩人！來了很多人，有熟識的朋友，也有很多陌生人。一些人在流淚，一些人從衣服下麵拿出藏著的紅色康乃馨。女人們和馬蒂爾德擁抱，對她傾訴自己的痛苦，期待地望著她。墓前的鮮花越來越多，人也越來越多。全副武裝的警察，嚇不住人們。他們似乎在問，這麽多警察到墓地來幹什麽？難道他們還要對死者宣戰嗎？！在寒風中，馬蒂爾德在聶魯達墓前守了整整一天。望著滿世界的鮮花，往事湧上馬蒂爾德心頭：“巴勃羅的生日，總是熱熱鬧鬧，鞭炮響連天，煙花閃爍，巨大的氣球歡樂地飄蕩在天空，像鳥在飛翔。這個一生播種歡樂的大孩子留給人多少回憶！”
每年的7月12日和9月23日，在世界各地都聚會紀念聶魯達，詩人享有崇高的世界聲譽。但是在聖地亞哥總公墓，祖國人民對詩人的樸素紀念一定讓他最感欣慰：他的歌沒有白唱。每年的這兩天，聶魯達的墓地周圍都布滿士兵。但是，人們還是從四麵八方來到詩人墓前。他們沉默無言地肅立著，虔誠地向詩人獻上他們的悼念、他們的敬意。在夜色如墨的智利，他們手捧康乃馨，就像捧著一顆顆紅星。在這樣一個周年紀念日裏，當人們正肅立墓前致哀時，一個青年緩緩走到墓前。他默默無言地從口袋裏鄭重地拿出一支印第安笛子，吹奏起來。全場一片寂靜。沒有人知道他是誰。吹奏完畢，他以同樣莊重的神態收起笛子，沉默地離開了。他是誰，叫什麽名字，這並不重要。他是人民中的一員，他以自己珍愛的方式：音樂，悼念他熱愛的詩人。也許正因為他深知：詩人熱愛歡樂！
1979年，馬蒂爾德重返卡普裏，並應那不勒斯市長的邀請參加該市紀念聶魯達75周年誕辰的活動。她回憶起往昔那些幸福的日子：匿名詩集《船長的詩》就是在這裏誕生的。《葡萄與風》也是在這兒動筆的。還有《元素頌》的第一首《看不見的人》也是在這兒寫成的。這首詩，現在所有的智利詩人都能背誦。這其中的緣由，可想而知。
1981年，馬蒂爾德和博洛迪亞同機飛往斯德哥爾摩參加聶魯達獲諾貝爾文學獎10周年紀念大會。馬蒂爾德回憶了遙遠的往昔，那是多麽美好的時光！可是那之後僅一年，悲劇就斷送了詩人和智利人民的幸福和希望。她的發言，使聽眾們深為感動。博洛迪亞則讚揚了這位堅強的女性，她在暗夜中高舉著聶魯達的旗幟，奮勇向前。
198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舉行向聶魯達致敬的紀念活動。世界著名啞劇演員馬塞爾·馬塞昂，這位按照啞劇規則在舞台演出中從來不開口的大師這回頭一次打破了沉默。他說：“多年前，我曾在智利為聶魯達演出過。今天，我要為他的遺孀演出。我表演的節目叫‘牢籠’，這對聶魯達和馬蒂爾德的祖國有現實意義。”整個演出過程中，他再沒有開過口，他用豐富的動作、生動的表情說明了一個被囚禁的人應該怎樣衝破牢籠。馬蒂爾德向人們講述了智利發生的最新情況，講述了聶魯達和他的詩是怎樣成為越來越多的群眾握在手中的有力武器。然後，一位高個子先生緩緩走上台，他講的是：“一個微笑的鬥士。”他就是聶魯達的朋友、阿根廷小說家胡裏奧·科塔薩爾。
馬蒂爾德正像當年的聶魯達，出航又歸來。她永遠肩負著神聖的使命：“繼承聶魯達的遺誌，每一天都把它變為新的現實。”
1983年10月22日，在聖地亞哥考波利坎劇院舉行了名為“智利向自己的詩人致敬”的隆重紀念會，紀念巴勃羅·聶魯達逝世10周年。爭取自由民主的鬥爭在智利迅猛發展，打破了軍政府不許公開集會紀念聶魯達的禁錮。參加大會的是整個文化界和智利人民。大會得到了國內外眾多知名人士的熱烈支持。其中有瑞典文化部長拉斐爾·阿爾維蒂、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加西亞·馬爾克斯（1927—2014），哥倫比亞著名作家、記者。198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阿爾貝托·莫拉維亞阿爾貝托·莫拉維亞（1907—1990），意大利新聞記者、小說家，曾任國際筆會主席。、何塞·萬徒勒裏何塞·萬徒勒裏（1924—1988），智利當代著名畫家。等數十人。大會由智利人權委員會、作家協會等組織共同發起。馬蒂爾德·烏魯蒂亞在紀念會上發表了演說。她說：
“親愛的朋友們：
“我曾經說過，而且現在還要這麽說：巴勃羅活著。我曾經是而且依然是巴勃羅的同誌。他在《船長的歌》中要求我，在《愛情十四行詩一百首》和其他很多詩中要求我，作為他的戰友，和他一起為和平而戰。他無限熱愛自己的人民，為了讓人民過上美好、公正的生活，他堅持不懈地奮鬥了一生。
“在《旗幟》一詩中，他對我說：‘起來，/你快快站起來，/和我站在一起，讓我們肩並肩/去戰鬥，/衝破罪惡的羅網，/推翻製造饑餓的製度，/粉碎製造貧困的體製！’
“……人民的貧困，是多麽沉重地壓在他心頭……
“他是自己祖國的研究者，他渴望了解一切。他希望祖國對於他是一部沒有任何秘密的大書。
“他認得出智利所有的鳥，熟悉它們的叫聲，知道它們怎麽擺動尾巴，知道它們羽毛的樣式和顏色。當我們在路上看到美麗的野花卻叫不上名字時，他就十分喪氣。
“每年1月，我們都去南方。我們緩緩而行，訪問每一個村莊。我們去市場，趕集市。巴勃羅認為在集市上最能清楚地了解當地生活。他和買賣人交談、調查，詢問他們都製造什麽樣的工藝品，幹什麽活，掙多少，吃什麽，讀什麽，說什麽。然後，對這一切的回憶就成為他詩歌創作的依據。
“巴勃羅的詩歌天地廣闊，他看到什麽就寫什麽。智利人都聽過他朗誦自己的詩歌，他在劇院、廣場、街頭和市場到處朗誦。巴勃羅走遍四方，把自己的詩歌奉獻給人民。
“他了解人民的疾苦，人民的苦難他看得見，摸得著。
“他在詩歌中歌頌平凡的東西：他讚頌卑賤者，使它變得高尚。他歌唱蔥頭、西紅柿、洋薊，歌唱麵包、空氣……
“在我看來他是一位愛情詩人。歌唱自己愛戀的人時，他是那樣的動情。當他歌唱大自然，歌唱河流、山川、飛鳥、花草樹木，熱愛之情充滿字裏行間。他在詩中歌唱整個世界。
“他熱愛人民，為此他譴責獨裁者，是他們剝奪了我們最起碼的權利。
“他說：‘我想把我的每一句詩都寫得紮紮實實，就像看得清摸得著的物體那樣；我力圖使我寫的每首詩都成為勞動的有效工具；我希望我的每首詩歌都成為十字路口的路標，像一塊石頭、一段木頭那樣，讓他人，讓後來的人們，能在上邊留下新的標誌。’
“我們肩負著安放新標誌的責任。
“今天，他去世已經10年了。毫無疑問，我們仍然需要他，而他就在我們身旁，他活著，他在戰鬥。這不僅是因為他有政治才能，而且因為他有我們這個時代人的性格，還有他的愛國主義，他對人民疾苦的深刻理解。
“他具有人類的尊嚴，詩人和愛國者的尊嚴。他的心仍然在跳動，他的聲音仍然在呼喚，他仍然在和我們一起戰鬥。
“非常感謝世界各地人民對巴勃羅表示的敬意。巴勃羅在和我們一起呼籲：
“不能再流放人！
“為什麽要把我們美麗可愛的祖國變成一座大監獄？
“我們要求公開被捕者和失蹤者的真相，結束這場令人難以置信的噩夢，它讓智利人民受盡了煎熬。
“把祖國還給所有的被流放者！
“生活在自己的祖國是每個人的神聖權利，正像每個人都有權擁有母親一樣。怎麽能想象竟然有人敢於剝奪人民如此神聖的權利。
“我們要求嚴懲造成這場災難的罪魁禍首！
“多少智利人遭受失業和死亡的威脅，生活在動蕩不安之中，到處是在饑餓中掙紮的兒童。
“但是，他們已經奮起抗議，他們正直、勇敢、堅定，高舉著旗幟和他們被殺害的總統薩爾瓦多·阿連德的畫像。
“我向這些無比堅強的智利人呼籲：讓我們的呼聲融為一體，讓我們手拉著手，團結起來。隻有萬眾一心，我們才能有力量從根本上解決我們國家的問題，才能贏得一個有麵包、有工作、有正義、有自由的國家。
“我們必須和騙人的法律徹底決裂，正像巴勃羅所說，少數人窮奢極侈，而窮人卻一無所有，隻能在幾平方米的土地上搭窩棚。因此他們抗議，他們要工作，要麵包。但他們得到的回答是：流放、棍棒、監獄。而現在，又加上子彈。
“最後，讓我念幾行詩，這是《愛情十四行詩》第94首中的幾句。對於我，它就是命令。巴勃羅在詩中對我說：‘如果我死去，你一定要堅強地活著，/用你純潔的力量驅散陰霾和寒冷，/睜大你明亮的雙眼走遍南方，/展開你銀鈴般的歌喉日夜歡唱。/但願你永不停止歡笑，腳步永不遲疑，/但願我留下的歡樂永不消逝。’
“……他熱愛歡樂……
“因此，在此時此刻，我請求你們，不要以默哀一分鍾來悼念巴勃羅，絕對不要！請你們給巴勃羅一分鍾的笑聲和熱烈的掌聲。
“謝謝！”
世界各地不斷邀請馬蒂爾德去參加各種紀念聶魯達的活動。她收到了蘇聯的邀請，一艘巨型油輪將舉行以“巴勃羅·聶魯達”為名的命名儀式。盡管旅途艱難、路途遙遠，馬蒂爾德還是趕到了莫斯科，第二天一早就去了裏加港。不同尋常的是，同行的全是作家，其中有許多是聶魯達生前的朋友，如米哈依爾·肖洛霍夫等。下了汽車，人們走上一架飾滿鮮花的舷梯。舷梯頂端，矗立著聶魯達的巨幅畫像，四周綴滿鮮花，這不是一個普通的命名儀式，而是一個盛大的節日。全體船員都守候在大廳裏。原來隻想舉行一個簡單的儀式，少數人參加，但船員們堅決要求全體參加，他們都熱愛聶魯達。
船長簡短致辭後，就請馬蒂爾德發言。該講些什麽呢？她決定講聶魯達生活的一個本質方麵。那就是，詩人的一生，是不同尋常的航海者的一生。他在精神上是個航海者，大海對於他就像空氣一樣不可或缺。他熱愛大海，勝過一切。與其說他屬於陸地，不如說他屬於海洋。他永遠向著歡樂，揚帆遠航。聶魯達，這個在智利南方偏僻小鎮長大的青年，在他開始寫詩時，絕不會想到自己會成為全世界所景仰的人。馬蒂爾德為聶魯達感到驕傲。她感謝人們對一位詩人所表達的崇高敬意。而這位詩人，如今正長眠在大地上一座最簡陋的墳墓裏。
命名式氣氛熱烈，人們情緒高昂。原定在下午6點起錨的油船，直到半夜還停在港口裏。冰冷的海水不停地搖晃著巨輪，而船上卻洋溢著溫暖和歡樂。翻譯感慨地對馬蒂爾德說：“夫人，這樣的場麵，我還從來沒見過！”而肖洛霍夫——他曾不止一次地參加過聶魯達的聚會——卻回答：“這是自己人的聚會。巴勃羅就在這兒，他就是發起人。”船長興奮地對馬蒂爾德說：“你不知道，我們會感到多麽驕傲！當輪船進港時，人們會問：‘返航的是誰？’我們的回答是：‘巴勃羅·聶魯達返航了！’”當馬蒂爾德離開蘇聯時，“巴勃羅·聶魯達”號早已揚帆遠航。“他”穿洋過海，走遍世界。就像當年那位老航海者繼續出航和歸來，他永遠航行在大海上。
1992年12月12日，巴勃羅·聶魯達和他的妻子馬蒂爾德·烏魯蒂亞的遺體從聖地亞哥總公墓遷出葬於首都以西70英裏的黑島。詩人辭世近20年後終於實現了他生前的遺願，葬在黑島：
夥伴們，把我埋葬在黑島上，
麵對著我熟悉的大海，麵對著
粗糲的礁石和洶湧的波浪，
……
海邊土地上所有的濕潤的鑰匙，
都了解我的歡樂的每一個階段，
都知道我願意在這裏，
在大海和陸地的眼皮之間長眠……
我願意
被拖著向下，直至被狂野的
海風所衝擊所粉碎的雨中，
然後從地下河的河道，
升向新生的深沉的春天。
在我的旁邊給我所愛的人挖個墓穴，
等有一天把她埋下，再一次在大地上與我為伴。
——《後事》
他就在這裏，永遠和他的人民在一起，獲得了永生：
不論怎樣，男人或女人，旅行者啊，
將來，當我已不複存在的時候，
尋找我吧，就到這裏來尋找，
在岩石和海洋的中間，
在不安靜的浪花的閃光裏。
尋找我吧，就到這裏來尋找，
因為，我將無言地回到這裏來，
沒有嘴唇也沒有聲音，幹幹淨淨；
我要回到這裏來，
為了變成奔騰的大海，
為了變成她的不羈的心；
我將在這裏迷失，我也將在這裏被找到；
在這裏我也許將變成沉默和岩石。
——《我要回來的》
麻膠版畫《聶魯達和他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