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利人民一致要求，準許聶魯達回國！政府收到了請願書。請願者們宣告：聶魯達有權返回自己的祖國。在請願書上簽名的人數不多，但卻都是權威人士，足以代表絕大多數人的意願。簽名者按名字字母順序排列如下：小說家愛德華多·巴裏奧斯；基督教民主黨領袖愛德華多·弗雷；就在不久後的9月當選為共和國總統的卡洛斯·伊瓦涅斯；教授兼作家歐亨尼奧·岡薩雷斯；拉丁美洲第一個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曆史學家弗朗西斯科·恩西納；激進派政治家馬西亞爾·莫拉。
官方報紙立即發表文章，通篇謾罵，氣急敗壞地為魏地拉政府辯護，對魯聶達進行攻擊。此文作者甚至不敢署真名，用了個極不合適的化名“曆史學家”。他竟然無中生有地說什麽：“國際共產主義在智利發動了呼籲讓它的黨派領袖聶魯達回國的攻勢。”說什麽：“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聶魯達都領著一份不斷增加的津貼，那是從被國際蘇維埃壓迫的工人口袋裏榨取的，因此他得以過著王公貴族的奢侈生活。”
他們攻擊詩人，說他不僅犯有誹謗中傷共和國的罪，而且還犯了重婚罪：“他的第一個妻子，一位荷蘭公民，被他遺棄在爪哇。”
魏地拉親自派人把瑪麗亞·安托涅塔·哈格納爾從荷蘭接到智利。當然，用的是國庫的錢，還為她請了律師。對智利複雜的政局一無所知的瑪麗亞落入了圈套，她不知所措，成了任人擺弄的木偶。
這支政府組織的“十字軍十字軍，西歐封建主、大商人和天主教會以維護基督教為名對地中海東部發動侵略性戰爭，前後8次，曆時200年（11—13世紀）。東侵的參加者都在外衣上縫有紅十字作為標記，因而被稱為十字軍。遠征隊”之所以這麽語無倫次地胡編亂造，正是因為他們感到非常孤立。跟在他們戰旗後的隻有一家報紙，給他們助威的議員也寥寥無幾。
人民在盼望著，等待著聶魯達返回祖國，人民的意願是不可抗拒的。
聶魯達準備回歸，他乘船返航。1952年7月27日，他發表公開講話：“聽從我的人民的召喚，我將返回祖國。8月中旬我會到達智利。”“我們智利人有許多事情要做。”他不指名地回答了那個“曆史學家”的挑釁：“我將以生命捍衛智利的榮譽。”
聶魯達就要回國了！必須保護他，不能讓警察捉住他。而最好的保護辦法，莫過於依靠群眾。聖地亞哥的牆上出現了大標語：“不許碰聶魯達！”
一天上午，聖地亞哥最大的考波利坎劇院裏正開大會。在主席台上發言的智利共產黨領導人博洛迪亞·泰特爾鮑姆博洛迪亞·泰特爾鮑姆（1916—2008），智利作家，政治活動家，智利共產黨領導人之一，國會議員。接到一個同誌送來的字條。他麵對7000名與會者一字一頓地念道：“巴勃羅·聶魯達今天下午兩點到達塞裏略斯機場。我們要全體出動去機場接他，以防警察尋釁鬧事。”人們像聽到了號令，湧出會場，群情激昂，一個不落地向機場進發，去完成一個神聖的使命。
但是，聶魯達不在機場！是不是被哪個國家的獨裁者劫持了？南美是一個遍布獨裁統治的大陸。還是他到了智利，但被警察逮捕了？盡管靠了各種進步力量3年零幾個月的努力，對聶魯達的逮捕令已經撤銷，但魏地拉之流曆來是不講信譽的。
人們向詩人可能經過的各個地方打了許多個電話，詢問詩人的下落。那時打長途電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兒。人們焦急地等待著：“他不在意大利，去瑞士了。”電話打到日內瓦：“是的，他到過這兒，但是已經去法國了。”他在哪兒？人們最初的擔心和疑慮也是不能排除的一種可能。人們在為自己的詩人擔憂。最後，終於弄清楚了，詩人是在蒙得維的亞，大家這才放心。
8月12日，聶魯達終於回到了智利。有3位智利議員陪他走下飛機。他們3人組成了迎接委員會，負責從國外接詩人回國。他們在蒙得維的亞從“愷撒號”船上把詩人接上岸。他們既負責接送，也負責保衛，以防獨裁者可能采取的任何報複行動。
等在機場的人們一看到聶魯達，就唱起了莊嚴的智利國歌，一束又一束鮮花送到詩人手上，一位老工人卻向他獻上一束幹枯的花。那天，第一次聽說聶魯達要到達時，她就是舉著這束當時正盛開的鮮花和擠滿塞裏略斯機場的人們一起等候詩人的，但沒有等到。今天，她終於把這束花獻給了詩人。
第二天，在布爾內斯廣場為聶魯達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會。詩人在演說中，號召麵臨大選而分成派別的智利人民為祖國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而共同奮鬥。
一股歡快的人流湧向聶魯達在洛斯金多斯的家。那兒有兩個警察“把門”，他們把停在詩人家門口的汽車執照號碼一一記錄下來。警察和聶魯達似乎有一種解不開的“緣分”。
詩人幾乎是一下飛機就投入了薩爾瓦多·阿連德薩爾瓦多·阿連德（1908—1973），智利政治家。1970—1973年間任智利總統。任職期間采取一係列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的措施，並為促成中智建交和推進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反帝事業，做出了積極努力。1973年9月，智利軍人發動政變，阿連德以身殉職。——人民陣線總統候選人的第一次競選活動中。他和礦工們的第一次重逢是在洛達礦區，這是雙方都盼望已久的。詩人向煤礦工人講述了他的流亡生活。“大海是遼闊的，大地是寬廣的，但我卻來回走了兩趟。”他感謝礦工們，感謝智利人民：“我能夠回來，全靠的是我的人民，而不是政府的任何恩賜。”的確如此。
當《埃爾西利西》雜誌記者采訪詩人時，他特別指出，國內的鬥爭不能隻局限於競選。當然，在競選中，他支持阿連德。但是這場戰役隻是長遠鬥爭的一個階段。他說：“我是一個遵守紀律的智利共產黨員，無條件地服從命令。”因為，他所以能夠重返祖國，是黨和人民堅持不懈的鬥爭取得勝利的結果。而這鬥爭，從他被迫離開祖國的那一天起就開始了。他強調說，在鬥爭中隻能前進，不能後退。隻有這樣，才能不辜負人民的期望。
和聶魯達同乘“愷撒號”航船回美洲的馬蒂爾德，不久也從她上岸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乘飛機回到聖地亞哥。她住在一處朋友幫助找的、她稱之為世界上最糟糕的房子裏。那時正值冬天，街上是光禿禿的樹，屋裏是沒熱氣的爐子、搖曳的燭光……來自碧海藍天、陽光明朗、鮮花遍地的卡普裏的馬蒂爾德不禁自問：“我為什麽要回這兒來？”
就在這時，這個“為什麽”就進了門，聶魯達喊著：“我的巴多哈巴多哈，鄉下女孩。聶魯達給馬蒂爾德起的名字。，你在哪兒？”他們緊緊擁抱。滿心委屈的馬蒂爾德忍不住衝口而出：“為什麽要回到這個破地方來？”
聽到這話，詩人的臉一下子陰沉了，他在屋裏踱來踱去，把馬蒂爾德從羅馬買回的一頂非常漂亮的帽子扔到地上，踩了又踩。他怒氣衝衝地說：“這個破地方就是你的祖國！你必須留在這兒，盡管這兒又窮又苦，你得學會愛它。這就是生活。活著，就不能回避醜惡和困難。”
馬蒂爾德從沒見詩人發過這麽大火，她的眼淚湧上眼眶，這是詩人不能忍受的。他立刻平靜下來：“請原諒，我太粗暴了。我應該體諒你，你在國外待得太久了。而人們常把祖國理想化，可現實卻是另一個樣。但是，我們要在這兒生活下去，因為生活已經把我們永遠聯係在一起。”
美洲大陸文化大會
在《回首話滄桑》中，1952年8月到1957年4月的情況，寫得非常簡略。詩人寫道：“……這幾年發生的事，我將不在回憶錄裏做詳盡記述，因為這一段時間我幾乎都在智利，既沒有發生新奇事情，也沒有遇到能吸引讀者注意的驚險事件。”然後，他扼要地列舉了幾件值得一提的要事。
就從這個簡要的“大事年表”中也足以看出詩人這幾年非常忙碌，過得並不一般。1952年8月一回到智利，他就走訪了國內很多地方。接著，組織了美洲大陸文化大會。然後是與來自各大洲的朋友們慶祝他的50歲生日；創辦並主編《智利報》；出訪歐洲，訪問蘇聯、中國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出任智利作家協會主席；向智利大學捐贈藏書並建立聶魯達基金會以推動詩歌發展；獲斯大林和平獎；去布宜諾斯艾利斯，在那兒被拘留了一天半；在拉丁美洲一些國家舉行詩歌朗誦會……而他的重要詩集：《元素頌》《新元素頌》和《頌歌第三集》就在這幾年先後出版。
這幾年，詩人過得十分充實，有些事情不僅是“值得一提”，而且是值得詳細記述的。
聶魯達很善於對事物做總體規劃，通盤考慮。他想到要舉行一個美洲知識界大會。他聯絡了3位在美洲文化界聲譽卓著的人做發起人，他們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巴爾多梅羅·薩寧·卡諾巴爾多梅羅·薩寧·卡諾（1861—1957），哥倫比亞文藝評論家，博學多才，著述頗豐。、華金·加西亞·蒙赫華金·加西亞·蒙赫（1881—1958），哥斯達黎加作家。。
一封簡潔但富有號召力的倡議書不久就發送到美洲各國。倡議書中寫道，世界正處於動蕩不安和痛苦的時刻，我們每一個人，包括作家、藝術家、科學文化工作者，即所有的腦力勞動者，對改善人類狀況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為什麽我們不能舉行一次會議，把大家聯合起來，為使美洲更美好這一偉大事業做出貢獻？我們應該把意見和觀點擺到桌麵上，進行商討、交流。這樣的會議不僅對本大陸知識界，而且對美洲大陸的全體人民都極為有益。
從加拿大到阿根廷，包括智利在內，響應倡議的人越來越多。比如巴西，在倡議書上簽名的就有：享有盛名的詩人維尼休斯·德·莫萊斯維尼休斯·德·莫萊斯（1913—1980），巴西詩人。他是20世紀30年代重要的現代主義詩人之一。，著名小說家若熱·亞馬多。亞馬多還專程去聖地亞哥，參加大會的組織準備工作。
美洲大陸文化大會於1953年3月末至4月初在聖地亞哥召開。盡管政府設置了重重障礙：拖延簽證，甚至威脅要下禁開令。但是最終，大會不但如期召開，而且開得非常成功。在智利召開的文化會議，沒有哪一次能這麽成功，能有這麽多美洲文化名人到會。可以說全美洲的傑出人士都聚會在聖地亞哥，整個城市沉浸在濃鬱的文化氣氛之中。
聶魯達在大會上發表了長篇演說，他從美國民主詩人沃爾特·惠特曼談起。這位被盧文·達裏奧稱為“白胡子的美國佬教長”的偉大詩人在1881年就說過：“看來似乎奇怪，一個民族的最高檢驗竟是自己所生產的詩歌。”惠特曼是這樣解釋的：“一個國家，隻有當它把自己所代表的一切體現在創造性的詩歌中，它的完整性與成就偉大的標誌才顯示出來。”
由此詩人談到了《漫歌集》的創作契機，詳細講述了在他的詩中，隱晦艱深與明快曉暢的鬥爭。他指出，美洲這塊土地上的詩人，是為一個成長中的大陸寫作的。拉丁美洲人剛剛開始學習各種技藝，熟悉各種行業，準確地說，是在恢複它們。因為征服者毀滅了一切：老一輩的采石人，泥瓦匠、製陶工早已蕩然無存，拉美文化乃至文明由此出現了“斷裂”。因此，一切都不得不從頭開始，從認字母開始。美洲人中有數千萬文盲，可以說，嚴格意義上的讀者尚未誕生。美洲詩人麵臨的任務是促進他們的誕生。因此，詩歌就應該寫得通俗易懂，明快樸實。
詩人講述了發生在一個歐洲國家的關於他的詩的爭論。在《伐木者醒來吧》一詩中有這麽幾句：
我隻願意生在那裏：
依傍著野性的南美杉，
沐浴著從南極吹來的風，
傾聽著剛剛購置的鍾的奏鳴。
這最後一句，在歐洲人的耳朵聽來有點兒奇怪，譯者不知該怎麽理解這句話，由此引起了一場爭論。這是由於曆史、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
詩人對此做了解釋。詩中寫的是他度過童年時代的智利南部，那裏曾是阿勞科人與西班牙征服者血戰的戰場。在20世紀初，它是一片剛開墾的處女地。拓荒者們目睹了第一頭牛、第一片麥子在那兒誕生。在這塊土地上，一切都是新的，包括鍾，也是剛剛買來的。該詩的譯者曾就近向西班牙人請教，期望他們能解開謎底。但這對西班牙人也是一道難題：在西班牙，鍾的購置已有幾個世紀之久。詩人說：“我們就是為正購置鍾的人民而寫作的。在沒有文字，不懂印刷之前，詩歌就存在於這片土地上。詩歌就像麵包，無論對誰：認字還是不認字的，它都不可或缺。”
詩人宣告，他的詩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致力於發現美洲。而發現它正是為了使它複蘇，為此，就必須使用樸實的語言，因為美洲是簡樸純真的。
詩人坦率而誠懇地述說了他的切身體驗：他是好不容易才從隱晦走向明快的。因為，文學界推崇的是晦澀艱深。出於階級偏見，明快淺白被視為粗俗，被當成是沒文化，而隱晦曲折卻被當成是博學的體現。文學上對離經叛道和非現實主義的盲目崇拜就是這麽產生的，這豈不是有點兒“數典忘祖”了嗎？
他為樸實明快辯護，對這種方式極為讚賞。因為詩歌應該麵向人民大眾，讓他們能看得懂，聽得明白。他的主張和他的創作實踐是一致的。他正在寫新的作品：《元素頌》，接著是《新元素頌》，《頌歌第三集》。這些作品以樸實、簡潔的語言歌頌了普通勞動者和平凡的事物。他說過：“我自覺地以詩為大眾服務，同時也絕不讓別人把這種獎賞奪走，因為我喜歡像得勳章一樣把它佩在胸前。”
斯大林和平獎
聶魯達返航又出航，他離不開遼闊的大海。1953年12月，他去莫斯科參加了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會議是在克裏姆林宮舉行的。這次大會，和20年前的第一次大會，隔著一條血染的壕溝，那就是偉大的衛國戰爭。
會議廳走廊裏不時響起男子漢之間響亮的親吻聲，那是和老戰友重逢的作家們在相互熱烈問候。他們是戰勝了死亡的勝利者。蘇聯作家們正是以這種典型的俄國傳統方式迎接了聶魯達。雖然遠隔重洋，但在反法西斯的鬥爭中，他們是同一條戰壕裏的戰友。他們最初認識詩人是在西班牙內戰的炮火硝煙中。在“絕不後退一步”的保衛斯大林格勒的殊死戰中，詩人曾和他們生死與共。而在廢墟上重建斯大林格勒的春天，他們肩並肩，以建設大軍的“一支歌，再一支歌，還一支歌”，代替了“機關槍子彈的噓聲”（《伐木者醒來吧》）。
聶魯達以智利人民代言人的身份在大會上發言，他談的是在這風雲變幻的時代，作家的責任和使命。這是他始終關注的問題。
詩人從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總是旗幟鮮明。文如其人，他的詩歌就是他的心聲，他授權南方出版社發行了他的詩集《政治詩》。
1953年12月，聶魯達獲斯大林和平獎，他非常高興。因為，這無疑是與剛頒布的諾貝爾和平獎的鮮明對比。誰不知道獲獎的馬歇爾將軍曾在中國支持國民黨打內戰；美國發動侵朝戰爭，他正是國防部長？！
兩年前，聶魯達曾和愛倫堡乘火車橫穿西伯利亞到中國，向宋慶齡女士頒發斯大林和平獎。現在，愛倫堡又赴聖地亞哥完成新的頒獎使命。
但進智利卻大不易，甚至可以說，是難於登安第斯山。一年前，就是因為智利政府不許入境，愛倫堡等蘇聯作家就沒能出席聖地亞哥的美洲大陸文化大會。這次，他們總算到了聖地亞哥，但也是費了不知多少周折，才被放行。
智利警察千方百計地阻攔愛倫堡入境。在機場，他們沒收了他在飛機上消遣用的拚圖遊戲板，硬說那裏有傳遞秘密指示的密碼。愛倫堡是個養花種樹迷，他到處搜羅奇花異草。為了備忘，他在一張小紙上記著：要找點兒智利南美杉種子帶回去。警察搜到了這張紙片，如獲至寶；這可是企圖鼓動阿勞科人鬧事兒的鐵證。這些不學無術的家夥，把南美杉：“araucarias和智利土著印第安人阿勞科：araucanos混為一談。這些自以為高明的警察還特地請了一個“專家”，徒勞無益地把愛倫堡帶的一本他譯的俄文版聶魯達詩集再譯成西班牙語。不知他們究竟想從中找到什麽？！這些警察如此“推理”，不知依據哪家邏輯。就是推理大師福爾摩斯對此恐怕也隻能是“莫名其妙”。這一切讓愛倫堡真是哭笑不得，他簡直是重新落到了沙俄時代，在基輔監獄被警察審訊。
由於政府當局從中作梗，沒有一個劇場肯為頒獎提供場地。最後，頒獎儀式隻能在薩沃依賓館舉行。出席儀式的除了愛倫堡和他的妻子柳芭，還有中國著名詩人艾青、蕭三。智利國家文學獎獲得者費爾南多·桑蒂萬主持了儀式。這樣一個和平獎的頒發，卻讓智利當局驚恐萬狀。他們如臨大敵，公開設了警戒線，派警察把賓館圍了個嚴實。因此，頒獎儀式本身就成了一次保衛和平的戰鬥。
愛倫堡在頒獎演說中，憤怒地譴責了法西斯主義，同時，滿懷深情地讚揚了聶魯達。而聶魯達則把這位和平使者在智利的遭遇與戰爭狂們受到的禮遇做了尖銳對比。那些鼓吹戰爭的政客們在這兒總是受到官方的隆重歡迎，被敬若上賓。決沒有人去沒收他們手中的小玩意兒，去追究寫在紙片上的植物名稱，更不會把他們的譯詩再譯回原文。在智利，“戰爭”與“和平”真是涇渭分明。
愛倫堡夫婦就下榻在聶魯達在洛斯金多斯的家“米卻肯”。這是一所用石頭和鏽跡斑斑的木頭搭蓋成的房子，從山那邊吹來的冷風刺骨。愛倫堡叼著煙卷，苦笑著說，即使是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亞，他也從來沒這麽冷得發抖過。但是到了晚上，整個房間就暖和起來：壁爐裏冒著火苗的木柴劈啪作響；桌上有讓人暖和的酒；特別是深厚的同誌情誼，溫暖著每一顆心。
五十壽辰
聶魯達不過命名日，但對過生日卻很重視，幾乎一次不落。它是人生征途中的裏程碑，對於奮進者，有非同尋常的意義。詩人的50歲生日過得特別隆重，這畢竟是他在人生道路上走過了半個世紀的日子。慶祝活動不隻是在7月12日那一天，也不隻是在那一個月，可以說是持續了整整一年。
實際上，它在半年前就開始了，這就是向智利大學捐贈圖書。詩人總是以極有意義的特殊方式慶祝生日。按照《埃爾西利亞》雜誌的說法，詩人是捐贈了一個圖書館，這話說得還真不誇張。捐贈嚴格遵守法定程序，經過公證處公證，詩人把自己珍藏的5000冊圖書和各種珍稀海螺等收藏品鄭重移交給智利大學。
這些贈品堪稱無價之寶。那千姿百態、色彩斑斕的海螺來自各大洋。5000冊書來自世界各國。它們是聶魯達30年間穿洋過海走遍世界，以極大的熱情費盡心血搜羅到的，這批書，不但數量大、範圍廣，而且不乏珍本奇書。從幾百年前的但丁、彼特拉克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詩人。意大利和歐洲文藝複興運動的先驅。、美第奇美第奇（1449—1492），意大利詩人。、培根培根（1561—1626），英國哲學家、作家。，到現代的朱爾斯·拉弗格朱爾斯·拉弗格（1860—1887），法國印象派詩人。抒情諷刺詩大師、“自由詩體”創始人之一。、蘭波、洛特雷亞蒙洛特雷亞蒙（1846—1870），法國詩人。，曆代名家作品盡在其中。不少是首版本，如波德萊爾的《惡之花》，另外還有克維多、塞萬提斯、洛佩·德·維加、魏爾蘭、普希金、比利亞梅迪亞納伯爵比利亞梅迪亞納伯爵，是西班牙著名詩人胡安·德·塔西斯—佩拉爾塔（1582—1622）的封號。等作品的首版本。有古版書：17世紀古版培根著作，1664年版的路易斯·德·貢戈拉全集，1500年版的彼特拉克詩集。還有雨果的《海上勞工》，書中有雨果本人的親筆修改和注釋；附有作家親筆信的普魯斯特的《蓋爾芒特之家》。另外，還有雨果、福樓拜福樓拜（1821—1880），法國重要作家。、魏爾蘭、普魯斯特等作家的珍貴手稿。蘭波的資料有30份，包括他的姐妹伊莎貝爾·蘭波的兩封親筆信，是她由馬賽寫給母親的，信中講述了蘭波在醫院去世的情況。這些資料是巴黎國立圖書館垂涎的珍寶。這兩封信對於聶魯達還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它們是保爾·艾呂雅送給他的生日禮物。
這些圖書和收藏品全是聶魯達愛不釋手的寶貝。每一冊、每一件上都留有詩人撫愛過的痕跡，散發著強烈的生命氣息，記載著詩人思想和感情的曆程。他怎麽會舍得割愛呢？
捐贈的念頭是這樣產生的：流亡歸來，詩人回到闊別4年之久的家。他走進寬敞而且高得出奇（相當於正常高度兩倍）的書房，那裏的書幾乎要擠破天花板，包括了所有名家的傑作。書房裏等待他的是殘冬的濃烈氣息。“封存的書籍有一股亡魂的氣味，直衝鼻子和心靈深處，因為這是遺忘——業已湮滅的記憶——所產生的氣味。”（《歸來的溫馨》）他感到這些心愛的書在他流亡期間也遭受了痛苦磨難：被遺忘，形同死亡。可憐的書！它們也有生存的權利。而它們的價值，隻有在被閱讀和研究中才能得以體現。
正是為此，詩人曾考慮再三，捐給誰最合適？最初，他想到國家圖書館。但是，這5000冊書在那裏的幾百萬冊書中，會不會像鹽撒進大海，渺無蹤跡？最後，他決定捐給智利大學，大學會為了美洲的新詩人們善待、用好這批書的。
當時的智利大學校長胡安·戈梅斯·米利亞斯對詩人的意圖極為讚賞。該大學決定提供資金建立聶魯達基金會，以推動詩歌發展，並由此提出了一整套設想，包括在校內成立智利和外國古今詩歌學習研究中心，大力收集各種詩作的初版本、原稿、詩人傳記、肖像等，以擴大聶魯達捐贈書的藏書量。
不久，在洛斯金多斯舉行了“聶魯達詩歌研究基金會”成立儀式，詩人正式把藏書捐贈給智利大學。校長宣讀了美好的致辭，特別提及他由此深切體會到詩人和人民的緊密聯係。聶魯達在演說中對這種承認感到高興，歸根結底，這是詩人的職責。詩人不能像扔出去的石頭，一去不回頭。他有神聖的責任：出航然後返航。聶魯達就是這些肩負使命的詩人中的一個。他出發走遍世界，去收集各國的書籍，各大洋的海螺，然後，把這些寶物帶回來，捐贈給大學。他謹以此薄禮回報人民給予他的一切。這些書籍不僅負載著寫成它們的作家的生命，而且也負載著他們的死亡。比如這本《吉卜賽謠曲》就是作者本人，一位被殺害的詩人的贈禮。他就是費德裏科·加西亞·洛爾卡，聶魯達永遠難忘的兄弟！
詩人回憶起他的青年時代，生活使他懂得了許多從前不懂的東西。他從生活中學到的要遠比從理論書中學到的多。他捐贈的書大部分是關於生活和對美的追求的。他把它們獻給新的一代，讓這些書籍完成它們傳播真理迎接光明的使命。對於聶魯達，五十壽辰的慶祝活動就從捐贈藏書開始。他把一筆精神財富獻給了祖國，使它們成為國家公有財產。
誰也想不到，聶魯達的這一慷慨高尚之舉卻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一個官方評論家竟然寫文章抗議，說這是國際共產主義在智利的挑釁，大聲疾呼要“遏止”。還有人在國會指責智利大學接受饋贈，威脅要停發該校的津貼。這股寒流給詩人的捐贈帶來了厄運。
後來，詩人不止一次苦澀地回憶起這件事情。當年，為了更好地保存這批藏書和收集品並充分發揮它們的作用，他決定捐贈，把它們贈給了智利最好的大學。它們被當成寶物接受了，一位校長還發表了動聽的講話。詩人感到自己完成了任務——使藏書成為國家財產，成為全民的精神財富。但是，多少年過去了，沒人再見過這些寶物。無論是書還是海螺，都不見蹤影，好像是返回了書店，遊回了大海。聶魯達不由得想道：這捐贈是不是選錯了學校，選錯了國家？
1954年7月12日，下午6點，聶魯達五十壽辰慶祝會在智利大學奧諾爾廳準時開始。演員羅伯托·帕拉達以洪亮、悅耳的聲音宣布慶祝活動日程，就像黃金時代劇場上的報幕人宣告開幕。聶魯達發表了演說。他的講述明澈而透辟，它由詩人生活的精髓所滋養，以不可抗拒的魅力征服了聽眾。
他講到許多年前，他由安第斯山南端，橫渡茫茫的朗科湖走向內地。在那兒，他覺得自己找到了祖國的發祥地，找到了既受大自然攻擊又得到大自然護衛的詩歌的天生搖籃。那天空、空氣、高聳的柏樹樹冠，似乎都紋絲不動。它們在期待著什麽，也許是風。它將搖撼原始密林，整個世界顫抖起來。於是，新的生命誕生。
確實，詩人目睹了河流的誕生。最初湧出的是悄然無聲的涓涓細流，它在橫臥於地的粗大樹幹和巨石之間尋覓出路。千百年來飄落的枯葉堵住了它的源頭，它必須奮力衝開阻塞，才能浸潤著土地向前流成一條河。
詩人想到，詩歌也是這樣產生的。它的源頭隱蔽而神秘，荒僻而芬芳馥鬱，它像奔騰的河流擁著不斷匯入的小溪在崇山峻嶺中尋覓道路。不僅如此，它還“澆灌田野，向饑餓者提供糧食。它在穀穗裏尋路前進。趕路的人靠它解渴；當人們戰鬥或休息的時候，它就來歌唱。”它歌唱是為了把人們集合起來。詩歌有益於全人類。
在佛羅倫薩，詩人曾應邀去工廠，為工人朗誦自己的詩。他感到難為情：一個來自鄉曲蠻荒大陸的詩人在文藝複興的發源地念詩！接著，工人們送給他一本1500年版的彼特拉克詩集。彼特拉克的詩在佛羅倫薩已經流傳了幾個世紀。這位高雅詩人的作品已經為勞動者所擁有。
慶祝一個詩人的五十壽辰就是慶祝詩歌誕生5000年。從本質上說，詩歌是人類的勝利。它使人類得以溝通，由此我們認識到美洲是一個整體。盧文·達裏奧由熱帶來到冬季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來重建西班牙語的詩歌。前一夜，詩人得到一件珍品：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的《死的十四行詩》手稿，通篇是修改的字跡，是她40年前用鉛筆寫的。詩人認為，“這些十四行詩達到了永恒雪山的高度，而且具有克維多那樣的潛在震撼力。”詩人懷念他們，“是他們使真正的詩歌永遠常青”。
聶魯達承認自己欠著所有詩歌庇護者的債。大自然，山河，湖泊都是債權人。但是，最可敬的老師是時間。在他滿50歲時，他忘不了最初的艱難，那美麗而憂傷的冷雨，貧窮，孤苦，寂寞，失望。這苦難是他的，也是他的人民的。他感到自己對人民負著債，“我欠了不知多少債，我希望能用我的歌來償還”。他承認，對於愛情，他始終是負債者。愛情完全地占據著他的詩篇。如果他最初歌唱的是男人對女人的愛，現在，他還要歌唱對整個人類的愛。這兩者，構成一個完整的愛。
在走過半個世紀的今天，他祝願祖國以更快的步伐前進。他希望自己的詩歌一如既往，帶給智利和各國人民以“愛，和平，尊嚴和歡樂”。
來自世界各國的作家們靜靜地聽著聶魯達坦誠的傾訴，那是詩人對人民發下的誓言。
慶祝活動豐富多彩，召開盛大集會，舉辦係列講座和書展，數百貴賓參加宴會。宴會上，人們舉杯祝福，表達了對聶魯達的深情厚誼和衷心祝願，也表達了他們像聶魯達一樣，肩負詩人的天職——保衛人民的共同信念。
這是世界文化名人歡聚一堂的盛會，貴賓們來自世界各地：中國的艾青和蕭三；蘇聯的愛倫堡；捷克斯洛伐克作協主席、作家揚·德爾達揚·德爾達（1915—1970），捷克作家、記者。和西班牙語言文化學者庫特瓦列克；保加利亞小說家迪莫夫迪莫夫（1909—1966），保加利亞作家。；法國著名演員讓-路易·巴勞爾讓-路易·巴勞爾（1910—？），法國享有國際聲譽的演員、導演。演過許多名劇，也演過電影。曾獲法國“榮譽軍團騎士”稱號。……還有眾多來自美洲各國的朋友，僅阿根廷一個國家就來了20位，有奧利韋裏奧·希龍多奧利維裏奧·希龍多（1891—1967），阿根廷極端派詩人，對先鋒派藝術的表現形式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探索。、諾拉·蘭赫諾拉·蘭赫（1906—1972），阿根廷極端派詩人、小說家。、瑪麗亞·羅莎·奧列弗等。另外還有巴拉圭的埃爾維奧·羅梅羅埃爾維奧·羅梅羅（1927—），巴拉圭詩人。，危地馬拉的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裏亞斯……
聶魯達在與朋友們的歡聚中感到一種莫名的惆悵：他的老朋友拉斐爾·阿爾維蒂沒能來。這位西班牙流亡者由於沒有證件，不得不長年滯留在阿根廷，不能“越雷池一步”，過著形同幽禁的生活。
星期天，在考波利坎劇院舉行了文藝演出，展示了智利文化的精華。有著名歌唱家的演唱，印第安舞蹈、音樂，來自山村的奇諾人為聶魯達獻上了即興創作的詩篇。就在這兒，詩人的第一首元素的頌歌《風頌》首次公布於眾，由羅伯托·帕拉達和瑪麗亞·馬盧恩達共同朗誦。
當然，在慶祝聶魯達五十壽辰的日子裏，並不是舉世同樂，心懷叵測者不甘寂寞。捷克和保加利亞作家受到了智利當局的“特別關照”，他們的行李箱被警察翻了個底朝天，據說是要找藏著邪惡的共產黨文學作品的“秘密夾層”。慶祝大會本來預定在聖地亞哥市劇場舉行，但當局以可能會引起騷亂為由硬給改在智利大學。他們製造種種障礙，竭力縮小這次活動的影響。有人宣稱，祝壽活動是共產黨組織的宣傳攻勢。《信使報》則登文指責聶魯達是寫俗詩的，他寫的詩連那些“一無所知者”都懂。
聶魯達的五十歲壽辰就是這樣在朋友的祝賀中和在敵人的攻擊中度過的。
官方報紙立即發表文章，通篇謾罵，氣急敗壞地為魏地拉政府辯護，對魯聶達進行攻擊。此文作者甚至不敢署真名，用了個極不合適的化名“曆史學家”。他竟然無中生有地說什麽：“國際共產主義在智利發動了呼籲讓它的黨派領袖聶魯達回國的攻勢。”說什麽：“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聶魯達都領著一份不斷增加的津貼，那是從被國際蘇維埃壓迫的工人口袋裏榨取的，因此他得以過著王公貴族的奢侈生活。”
他們攻擊詩人，說他不僅犯有誹謗中傷共和國的罪，而且還犯了重婚罪：“他的第一個妻子，一位荷蘭公民，被他遺棄在爪哇。”
魏地拉親自派人把瑪麗亞·安托涅塔·哈格納爾從荷蘭接到智利。當然，用的是國庫的錢，還為她請了律師。對智利複雜的政局一無所知的瑪麗亞落入了圈套，她不知所措，成了任人擺弄的木偶。
這支政府組織的“十字軍十字軍，西歐封建主、大商人和天主教會以維護基督教為名對地中海東部發動侵略性戰爭，前後8次，曆時200年（11—13世紀）。東侵的參加者都在外衣上縫有紅十字作為標記，因而被稱為十字軍。遠征隊”之所以這麽語無倫次地胡編亂造，正是因為他們感到非常孤立。跟在他們戰旗後的隻有一家報紙，給他們助威的議員也寥寥無幾。
人民在盼望著，等待著聶魯達返回祖國，人民的意願是不可抗拒的。
聶魯達準備回歸，他乘船返航。1952年7月27日，他發表公開講話：“聽從我的人民的召喚，我將返回祖國。8月中旬我會到達智利。”“我們智利人有許多事情要做。”他不指名地回答了那個“曆史學家”的挑釁：“我將以生命捍衛智利的榮譽。”
聶魯達就要回國了！必須保護他，不能讓警察捉住他。而最好的保護辦法，莫過於依靠群眾。聖地亞哥的牆上出現了大標語：“不許碰聶魯達！”
一天上午，聖地亞哥最大的考波利坎劇院裏正開大會。在主席台上發言的智利共產黨領導人博洛迪亞·泰特爾鮑姆博洛迪亞·泰特爾鮑姆（1916—2008），智利作家，政治活動家，智利共產黨領導人之一，國會議員。接到一個同誌送來的字條。他麵對7000名與會者一字一頓地念道：“巴勃羅·聶魯達今天下午兩點到達塞裏略斯機場。我們要全體出動去機場接他，以防警察尋釁鬧事。”人們像聽到了號令，湧出會場，群情激昂，一個不落地向機場進發，去完成一個神聖的使命。
但是，聶魯達不在機場！是不是被哪個國家的獨裁者劫持了？南美是一個遍布獨裁統治的大陸。還是他到了智利，但被警察逮捕了？盡管靠了各種進步力量3年零幾個月的努力，對聶魯達的逮捕令已經撤銷，但魏地拉之流曆來是不講信譽的。
人們向詩人可能經過的各個地方打了許多個電話，詢問詩人的下落。那時打長途電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兒。人們焦急地等待著：“他不在意大利，去瑞士了。”電話打到日內瓦：“是的，他到過這兒，但是已經去法國了。”他在哪兒？人們最初的擔心和疑慮也是不能排除的一種可能。人們在為自己的詩人擔憂。最後，終於弄清楚了，詩人是在蒙得維的亞，大家這才放心。
8月12日，聶魯達終於回到了智利。有3位智利議員陪他走下飛機。他們3人組成了迎接委員會，負責從國外接詩人回國。他們在蒙得維的亞從“愷撒號”船上把詩人接上岸。他們既負責接送，也負責保衛，以防獨裁者可能采取的任何報複行動。
等在機場的人們一看到聶魯達，就唱起了莊嚴的智利國歌，一束又一束鮮花送到詩人手上，一位老工人卻向他獻上一束幹枯的花。那天，第一次聽說聶魯達要到達時，她就是舉著這束當時正盛開的鮮花和擠滿塞裏略斯機場的人們一起等候詩人的，但沒有等到。今天，她終於把這束花獻給了詩人。
第二天，在布爾內斯廣場為聶魯達舉行了盛大的歡迎會。詩人在演說中，號召麵臨大選而分成派別的智利人民為祖國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而共同奮鬥。
一股歡快的人流湧向聶魯達在洛斯金多斯的家。那兒有兩個警察“把門”，他們把停在詩人家門口的汽車執照號碼一一記錄下來。警察和聶魯達似乎有一種解不開的“緣分”。
詩人幾乎是一下飛機就投入了薩爾瓦多·阿連德薩爾瓦多·阿連德（1908—1973），智利政治家。1970—1973年間任智利總統。任職期間采取一係列維護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的措施，並為促成中智建交和推進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反帝事業，做出了積極努力。1973年9月，智利軍人發動政變，阿連德以身殉職。——人民陣線總統候選人的第一次競選活動中。他和礦工們的第一次重逢是在洛達礦區，這是雙方都盼望已久的。詩人向煤礦工人講述了他的流亡生活。“大海是遼闊的，大地是寬廣的，但我卻來回走了兩趟。”他感謝礦工們，感謝智利人民：“我能夠回來，全靠的是我的人民，而不是政府的任何恩賜。”的確如此。
當《埃爾西利西》雜誌記者采訪詩人時，他特別指出，國內的鬥爭不能隻局限於競選。當然，在競選中，他支持阿連德。但是這場戰役隻是長遠鬥爭的一個階段。他說：“我是一個遵守紀律的智利共產黨員，無條件地服從命令。”因為，他所以能夠重返祖國，是黨和人民堅持不懈的鬥爭取得勝利的結果。而這鬥爭，從他被迫離開祖國的那一天起就開始了。他強調說，在鬥爭中隻能前進，不能後退。隻有這樣，才能不辜負人民的期望。
和聶魯達同乘“愷撒號”航船回美洲的馬蒂爾德，不久也從她上岸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乘飛機回到聖地亞哥。她住在一處朋友幫助找的、她稱之為世界上最糟糕的房子裏。那時正值冬天，街上是光禿禿的樹，屋裏是沒熱氣的爐子、搖曳的燭光……來自碧海藍天、陽光明朗、鮮花遍地的卡普裏的馬蒂爾德不禁自問：“我為什麽要回這兒來？”
就在這時，這個“為什麽”就進了門，聶魯達喊著：“我的巴多哈巴多哈，鄉下女孩。聶魯達給馬蒂爾德起的名字。，你在哪兒？”他們緊緊擁抱。滿心委屈的馬蒂爾德忍不住衝口而出：“為什麽要回到這個破地方來？”
聽到這話，詩人的臉一下子陰沉了，他在屋裏踱來踱去，把馬蒂爾德從羅馬買回的一頂非常漂亮的帽子扔到地上，踩了又踩。他怒氣衝衝地說：“這個破地方就是你的祖國！你必須留在這兒，盡管這兒又窮又苦，你得學會愛它。這就是生活。活著，就不能回避醜惡和困難。”
馬蒂爾德從沒見詩人發過這麽大火，她的眼淚湧上眼眶，這是詩人不能忍受的。他立刻平靜下來：“請原諒，我太粗暴了。我應該體諒你，你在國外待得太久了。而人們常把祖國理想化，可現實卻是另一個樣。但是，我們要在這兒生活下去，因為生活已經把我們永遠聯係在一起。”
美洲大陸文化大會
在《回首話滄桑》中，1952年8月到1957年4月的情況，寫得非常簡略。詩人寫道：“……這幾年發生的事，我將不在回憶錄裏做詳盡記述，因為這一段時間我幾乎都在智利，既沒有發生新奇事情，也沒有遇到能吸引讀者注意的驚險事件。”然後，他扼要地列舉了幾件值得一提的要事。
就從這個簡要的“大事年表”中也足以看出詩人這幾年非常忙碌，過得並不一般。1952年8月一回到智利，他就走訪了國內很多地方。接著，組織了美洲大陸文化大會。然後是與來自各大洲的朋友們慶祝他的50歲生日；創辦並主編《智利報》；出訪歐洲，訪問蘇聯、中國及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出任智利作家協會主席；向智利大學捐贈藏書並建立聶魯達基金會以推動詩歌發展；獲斯大林和平獎；去布宜諾斯艾利斯，在那兒被拘留了一天半；在拉丁美洲一些國家舉行詩歌朗誦會……而他的重要詩集：《元素頌》《新元素頌》和《頌歌第三集》就在這幾年先後出版。
這幾年，詩人過得十分充實，有些事情不僅是“值得一提”，而且是值得詳細記述的。
聶魯達很善於對事物做總體規劃，通盤考慮。他想到要舉行一個美洲知識界大會。他聯絡了3位在美洲文化界聲譽卓著的人做發起人，他們是：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巴爾多梅羅·薩寧·卡諾巴爾多梅羅·薩寧·卡諾（1861—1957），哥倫比亞文藝評論家，博學多才，著述頗豐。、華金·加西亞·蒙赫華金·加西亞·蒙赫（1881—1958），哥斯達黎加作家。。
一封簡潔但富有號召力的倡議書不久就發送到美洲各國。倡議書中寫道，世界正處於動蕩不安和痛苦的時刻，我們每一個人，包括作家、藝術家、科學文化工作者，即所有的腦力勞動者，對改善人類狀況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為什麽我們不能舉行一次會議，把大家聯合起來，為使美洲更美好這一偉大事業做出貢獻？我們應該把意見和觀點擺到桌麵上，進行商討、交流。這樣的會議不僅對本大陸知識界，而且對美洲大陸的全體人民都極為有益。
從加拿大到阿根廷，包括智利在內，響應倡議的人越來越多。比如巴西，在倡議書上簽名的就有：享有盛名的詩人維尼休斯·德·莫萊斯維尼休斯·德·莫萊斯（1913—1980），巴西詩人。他是20世紀30年代重要的現代主義詩人之一。，著名小說家若熱·亞馬多。亞馬多還專程去聖地亞哥，參加大會的組織準備工作。
美洲大陸文化大會於1953年3月末至4月初在聖地亞哥召開。盡管政府設置了重重障礙：拖延簽證，甚至威脅要下禁開令。但是最終，大會不但如期召開，而且開得非常成功。在智利召開的文化會議，沒有哪一次能這麽成功，能有這麽多美洲文化名人到會。可以說全美洲的傑出人士都聚會在聖地亞哥，整個城市沉浸在濃鬱的文化氣氛之中。
聶魯達在大會上發表了長篇演說，他從美國民主詩人沃爾特·惠特曼談起。這位被盧文·達裏奧稱為“白胡子的美國佬教長”的偉大詩人在1881年就說過：“看來似乎奇怪，一個民族的最高檢驗竟是自己所生產的詩歌。”惠特曼是這樣解釋的：“一個國家，隻有當它把自己所代表的一切體現在創造性的詩歌中，它的完整性與成就偉大的標誌才顯示出來。”
由此詩人談到了《漫歌集》的創作契機，詳細講述了在他的詩中，隱晦艱深與明快曉暢的鬥爭。他指出，美洲這塊土地上的詩人，是為一個成長中的大陸寫作的。拉丁美洲人剛剛開始學習各種技藝，熟悉各種行業，準確地說，是在恢複它們。因為征服者毀滅了一切：老一輩的采石人，泥瓦匠、製陶工早已蕩然無存，拉美文化乃至文明由此出現了“斷裂”。因此，一切都不得不從頭開始，從認字母開始。美洲人中有數千萬文盲，可以說，嚴格意義上的讀者尚未誕生。美洲詩人麵臨的任務是促進他們的誕生。因此，詩歌就應該寫得通俗易懂，明快樸實。
詩人講述了發生在一個歐洲國家的關於他的詩的爭論。在《伐木者醒來吧》一詩中有這麽幾句：
我隻願意生在那裏：
依傍著野性的南美杉，
沐浴著從南極吹來的風，
傾聽著剛剛購置的鍾的奏鳴。
這最後一句，在歐洲人的耳朵聽來有點兒奇怪，譯者不知該怎麽理解這句話，由此引起了一場爭論。這是由於曆史、文化背景不同造成的。
詩人對此做了解釋。詩中寫的是他度過童年時代的智利南部，那裏曾是阿勞科人與西班牙征服者血戰的戰場。在20世紀初，它是一片剛開墾的處女地。拓荒者們目睹了第一頭牛、第一片麥子在那兒誕生。在這塊土地上，一切都是新的，包括鍾，也是剛剛買來的。該詩的譯者曾就近向西班牙人請教，期望他們能解開謎底。但這對西班牙人也是一道難題：在西班牙，鍾的購置已有幾個世紀之久。詩人說：“我們就是為正購置鍾的人民而寫作的。在沒有文字，不懂印刷之前，詩歌就存在於這片土地上。詩歌就像麵包，無論對誰：認字還是不認字的，它都不可或缺。”
詩人宣告，他的詩追求的目標之一，就是致力於發現美洲。而發現它正是為了使它複蘇，為此，就必須使用樸實的語言，因為美洲是簡樸純真的。
詩人坦率而誠懇地述說了他的切身體驗：他是好不容易才從隱晦走向明快的。因為，文學界推崇的是晦澀艱深。出於階級偏見，明快淺白被視為粗俗，被當成是沒文化，而隱晦曲折卻被當成是博學的體現。文學上對離經叛道和非現實主義的盲目崇拜就是這麽產生的，這豈不是有點兒“數典忘祖”了嗎？
他為樸實明快辯護，對這種方式極為讚賞。因為詩歌應該麵向人民大眾，讓他們能看得懂，聽得明白。他的主張和他的創作實踐是一致的。他正在寫新的作品：《元素頌》，接著是《新元素頌》，《頌歌第三集》。這些作品以樸實、簡潔的語言歌頌了普通勞動者和平凡的事物。他說過：“我自覺地以詩為大眾服務，同時也絕不讓別人把這種獎賞奪走，因為我喜歡像得勳章一樣把它佩在胸前。”
斯大林和平獎
聶魯達返航又出航，他離不開遼闊的大海。1953年12月，他去莫斯科參加了第二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會議是在克裏姆林宮舉行的。這次大會，和20年前的第一次大會，隔著一條血染的壕溝，那就是偉大的衛國戰爭。
會議廳走廊裏不時響起男子漢之間響亮的親吻聲，那是和老戰友重逢的作家們在相互熱烈問候。他們是戰勝了死亡的勝利者。蘇聯作家們正是以這種典型的俄國傳統方式迎接了聶魯達。雖然遠隔重洋，但在反法西斯的鬥爭中，他們是同一條戰壕裏的戰友。他們最初認識詩人是在西班牙內戰的炮火硝煙中。在“絕不後退一步”的保衛斯大林格勒的殊死戰中，詩人曾和他們生死與共。而在廢墟上重建斯大林格勒的春天，他們肩並肩，以建設大軍的“一支歌，再一支歌，還一支歌”，代替了“機關槍子彈的噓聲”（《伐木者醒來吧》）。
聶魯達以智利人民代言人的身份在大會上發言，他談的是在這風雲變幻的時代，作家的責任和使命。這是他始終關注的問題。
詩人從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總是旗幟鮮明。文如其人，他的詩歌就是他的心聲，他授權南方出版社發行了他的詩集《政治詩》。
1953年12月，聶魯達獲斯大林和平獎，他非常高興。因為，這無疑是與剛頒布的諾貝爾和平獎的鮮明對比。誰不知道獲獎的馬歇爾將軍曾在中國支持國民黨打內戰；美國發動侵朝戰爭，他正是國防部長？！
兩年前，聶魯達曾和愛倫堡乘火車橫穿西伯利亞到中國，向宋慶齡女士頒發斯大林和平獎。現在，愛倫堡又赴聖地亞哥完成新的頒獎使命。
但進智利卻大不易，甚至可以說，是難於登安第斯山。一年前，就是因為智利政府不許入境，愛倫堡等蘇聯作家就沒能出席聖地亞哥的美洲大陸文化大會。這次，他們總算到了聖地亞哥，但也是費了不知多少周折，才被放行。
智利警察千方百計地阻攔愛倫堡入境。在機場，他們沒收了他在飛機上消遣用的拚圖遊戲板，硬說那裏有傳遞秘密指示的密碼。愛倫堡是個養花種樹迷，他到處搜羅奇花異草。為了備忘，他在一張小紙上記著：要找點兒智利南美杉種子帶回去。警察搜到了這張紙片，如獲至寶；這可是企圖鼓動阿勞科人鬧事兒的鐵證。這些不學無術的家夥，把南美杉：“araucarias和智利土著印第安人阿勞科：araucanos混為一談。這些自以為高明的警察還特地請了一個“專家”，徒勞無益地把愛倫堡帶的一本他譯的俄文版聶魯達詩集再譯成西班牙語。不知他們究竟想從中找到什麽？！這些警察如此“推理”，不知依據哪家邏輯。就是推理大師福爾摩斯對此恐怕也隻能是“莫名其妙”。這一切讓愛倫堡真是哭笑不得，他簡直是重新落到了沙俄時代，在基輔監獄被警察審訊。
由於政府當局從中作梗，沒有一個劇場肯為頒獎提供場地。最後，頒獎儀式隻能在薩沃依賓館舉行。出席儀式的除了愛倫堡和他的妻子柳芭，還有中國著名詩人艾青、蕭三。智利國家文學獎獲得者費爾南多·桑蒂萬主持了儀式。這樣一個和平獎的頒發，卻讓智利當局驚恐萬狀。他們如臨大敵，公開設了警戒線，派警察把賓館圍了個嚴實。因此，頒獎儀式本身就成了一次保衛和平的戰鬥。
愛倫堡在頒獎演說中，憤怒地譴責了法西斯主義，同時，滿懷深情地讚揚了聶魯達。而聶魯達則把這位和平使者在智利的遭遇與戰爭狂們受到的禮遇做了尖銳對比。那些鼓吹戰爭的政客們在這兒總是受到官方的隆重歡迎，被敬若上賓。決沒有人去沒收他們手中的小玩意兒，去追究寫在紙片上的植物名稱，更不會把他們的譯詩再譯回原文。在智利，“戰爭”與“和平”真是涇渭分明。
愛倫堡夫婦就下榻在聶魯達在洛斯金多斯的家“米卻肯”。這是一所用石頭和鏽跡斑斑的木頭搭蓋成的房子，從山那邊吹來的冷風刺骨。愛倫堡叼著煙卷，苦笑著說，即使是在莫斯科和西伯利亞，他也從來沒這麽冷得發抖過。但是到了晚上，整個房間就暖和起來：壁爐裏冒著火苗的木柴劈啪作響；桌上有讓人暖和的酒；特別是深厚的同誌情誼，溫暖著每一顆心。
五十壽辰
聶魯達不過命名日，但對過生日卻很重視，幾乎一次不落。它是人生征途中的裏程碑，對於奮進者，有非同尋常的意義。詩人的50歲生日過得特別隆重，這畢竟是他在人生道路上走過了半個世紀的日子。慶祝活動不隻是在7月12日那一天，也不隻是在那一個月，可以說是持續了整整一年。
實際上，它在半年前就開始了，這就是向智利大學捐贈圖書。詩人總是以極有意義的特殊方式慶祝生日。按照《埃爾西利亞》雜誌的說法，詩人是捐贈了一個圖書館，這話說得還真不誇張。捐贈嚴格遵守法定程序，經過公證處公證，詩人把自己珍藏的5000冊圖書和各種珍稀海螺等收藏品鄭重移交給智利大學。
這些贈品堪稱無價之寶。那千姿百態、色彩斑斕的海螺來自各大洋。5000冊書來自世界各國。它們是聶魯達30年間穿洋過海走遍世界，以極大的熱情費盡心血搜羅到的，這批書，不但數量大、範圍廣，而且不乏珍本奇書。從幾百年前的但丁、彼特拉克彼特拉克（1304—1374），意大利詩人。意大利和歐洲文藝複興運動的先驅。、美第奇美第奇（1449—1492），意大利詩人。、培根培根（1561—1626），英國哲學家、作家。，到現代的朱爾斯·拉弗格朱爾斯·拉弗格（1860—1887），法國印象派詩人。抒情諷刺詩大師、“自由詩體”創始人之一。、蘭波、洛特雷亞蒙洛特雷亞蒙（1846—1870），法國詩人。，曆代名家作品盡在其中。不少是首版本，如波德萊爾的《惡之花》，另外還有克維多、塞萬提斯、洛佩·德·維加、魏爾蘭、普希金、比利亞梅迪亞納伯爵比利亞梅迪亞納伯爵，是西班牙著名詩人胡安·德·塔西斯—佩拉爾塔（1582—1622）的封號。等作品的首版本。有古版書：17世紀古版培根著作，1664年版的路易斯·德·貢戈拉全集，1500年版的彼特拉克詩集。還有雨果的《海上勞工》，書中有雨果本人的親筆修改和注釋；附有作家親筆信的普魯斯特的《蓋爾芒特之家》。另外，還有雨果、福樓拜福樓拜（1821—1880），法國重要作家。、魏爾蘭、普魯斯特等作家的珍貴手稿。蘭波的資料有30份，包括他的姐妹伊莎貝爾·蘭波的兩封親筆信，是她由馬賽寫給母親的，信中講述了蘭波在醫院去世的情況。這些資料是巴黎國立圖書館垂涎的珍寶。這兩封信對於聶魯達還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它們是保爾·艾呂雅送給他的生日禮物。
這些圖書和收藏品全是聶魯達愛不釋手的寶貝。每一冊、每一件上都留有詩人撫愛過的痕跡，散發著強烈的生命氣息，記載著詩人思想和感情的曆程。他怎麽會舍得割愛呢？
捐贈的念頭是這樣產生的：流亡歸來，詩人回到闊別4年之久的家。他走進寬敞而且高得出奇（相當於正常高度兩倍）的書房，那裏的書幾乎要擠破天花板，包括了所有名家的傑作。書房裏等待他的是殘冬的濃烈氣息。“封存的書籍有一股亡魂的氣味，直衝鼻子和心靈深處，因為這是遺忘——業已湮滅的記憶——所產生的氣味。”（《歸來的溫馨》）他感到這些心愛的書在他流亡期間也遭受了痛苦磨難：被遺忘，形同死亡。可憐的書！它們也有生存的權利。而它們的價值，隻有在被閱讀和研究中才能得以體現。
正是為此，詩人曾考慮再三，捐給誰最合適？最初，他想到國家圖書館。但是，這5000冊書在那裏的幾百萬冊書中，會不會像鹽撒進大海，渺無蹤跡？最後，他決定捐給智利大學，大學會為了美洲的新詩人們善待、用好這批書的。
當時的智利大學校長胡安·戈梅斯·米利亞斯對詩人的意圖極為讚賞。該大學決定提供資金建立聶魯達基金會，以推動詩歌發展，並由此提出了一整套設想，包括在校內成立智利和外國古今詩歌學習研究中心，大力收集各種詩作的初版本、原稿、詩人傳記、肖像等，以擴大聶魯達捐贈書的藏書量。
不久，在洛斯金多斯舉行了“聶魯達詩歌研究基金會”成立儀式，詩人正式把藏書捐贈給智利大學。校長宣讀了美好的致辭，特別提及他由此深切體會到詩人和人民的緊密聯係。聶魯達在演說中對這種承認感到高興，歸根結底，這是詩人的職責。詩人不能像扔出去的石頭，一去不回頭。他有神聖的責任：出航然後返航。聶魯達就是這些肩負使命的詩人中的一個。他出發走遍世界，去收集各國的書籍，各大洋的海螺，然後，把這些寶物帶回來，捐贈給大學。他謹以此薄禮回報人民給予他的一切。這些書籍不僅負載著寫成它們的作家的生命，而且也負載著他們的死亡。比如這本《吉卜賽謠曲》就是作者本人，一位被殺害的詩人的贈禮。他就是費德裏科·加西亞·洛爾卡，聶魯達永遠難忘的兄弟！
詩人回憶起他的青年時代，生活使他懂得了許多從前不懂的東西。他從生活中學到的要遠比從理論書中學到的多。他捐贈的書大部分是關於生活和對美的追求的。他把它們獻給新的一代，讓這些書籍完成它們傳播真理迎接光明的使命。對於聶魯達，五十壽辰的慶祝活動就從捐贈藏書開始。他把一筆精神財富獻給了祖國，使它們成為國家公有財產。
誰也想不到，聶魯達的這一慷慨高尚之舉卻引起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一個官方評論家竟然寫文章抗議，說這是國際共產主義在智利的挑釁，大聲疾呼要“遏止”。還有人在國會指責智利大學接受饋贈，威脅要停發該校的津貼。這股寒流給詩人的捐贈帶來了厄運。
後來，詩人不止一次苦澀地回憶起這件事情。當年，為了更好地保存這批藏書和收集品並充分發揮它們的作用，他決定捐贈，把它們贈給了智利最好的大學。它們被當成寶物接受了，一位校長還發表了動聽的講話。詩人感到自己完成了任務——使藏書成為國家財產，成為全民的精神財富。但是，多少年過去了，沒人再見過這些寶物。無論是書還是海螺，都不見蹤影，好像是返回了書店，遊回了大海。聶魯達不由得想道：這捐贈是不是選錯了學校，選錯了國家？
1954年7月12日，下午6點，聶魯達五十壽辰慶祝會在智利大學奧諾爾廳準時開始。演員羅伯托·帕拉達以洪亮、悅耳的聲音宣布慶祝活動日程，就像黃金時代劇場上的報幕人宣告開幕。聶魯達發表了演說。他的講述明澈而透辟，它由詩人生活的精髓所滋養，以不可抗拒的魅力征服了聽眾。
他講到許多年前，他由安第斯山南端，橫渡茫茫的朗科湖走向內地。在那兒，他覺得自己找到了祖國的發祥地，找到了既受大自然攻擊又得到大自然護衛的詩歌的天生搖籃。那天空、空氣、高聳的柏樹樹冠，似乎都紋絲不動。它們在期待著什麽，也許是風。它將搖撼原始密林，整個世界顫抖起來。於是，新的生命誕生。
確實，詩人目睹了河流的誕生。最初湧出的是悄然無聲的涓涓細流，它在橫臥於地的粗大樹幹和巨石之間尋覓出路。千百年來飄落的枯葉堵住了它的源頭，它必須奮力衝開阻塞，才能浸潤著土地向前流成一條河。
詩人想到，詩歌也是這樣產生的。它的源頭隱蔽而神秘，荒僻而芬芳馥鬱，它像奔騰的河流擁著不斷匯入的小溪在崇山峻嶺中尋覓道路。不僅如此，它還“澆灌田野，向饑餓者提供糧食。它在穀穗裏尋路前進。趕路的人靠它解渴；當人們戰鬥或休息的時候，它就來歌唱。”它歌唱是為了把人們集合起來。詩歌有益於全人類。
在佛羅倫薩，詩人曾應邀去工廠，為工人朗誦自己的詩。他感到難為情：一個來自鄉曲蠻荒大陸的詩人在文藝複興的發源地念詩！接著，工人們送給他一本1500年版的彼特拉克詩集。彼特拉克的詩在佛羅倫薩已經流傳了幾個世紀。這位高雅詩人的作品已經為勞動者所擁有。
慶祝一個詩人的五十壽辰就是慶祝詩歌誕生5000年。從本質上說，詩歌是人類的勝利。它使人類得以溝通，由此我們認識到美洲是一個整體。盧文·達裏奧由熱帶來到冬季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來重建西班牙語的詩歌。前一夜，詩人得到一件珍品：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的《死的十四行詩》手稿，通篇是修改的字跡，是她40年前用鉛筆寫的。詩人認為，“這些十四行詩達到了永恒雪山的高度，而且具有克維多那樣的潛在震撼力。”詩人懷念他們，“是他們使真正的詩歌永遠常青”。
聶魯達承認自己欠著所有詩歌庇護者的債。大自然，山河，湖泊都是債權人。但是，最可敬的老師是時間。在他滿50歲時，他忘不了最初的艱難，那美麗而憂傷的冷雨，貧窮，孤苦，寂寞，失望。這苦難是他的，也是他的人民的。他感到自己對人民負著債，“我欠了不知多少債，我希望能用我的歌來償還”。他承認，對於愛情，他始終是負債者。愛情完全地占據著他的詩篇。如果他最初歌唱的是男人對女人的愛，現在，他還要歌唱對整個人類的愛。這兩者，構成一個完整的愛。
在走過半個世紀的今天，他祝願祖國以更快的步伐前進。他希望自己的詩歌一如既往，帶給智利和各國人民以“愛，和平，尊嚴和歡樂”。
來自世界各國的作家們靜靜地聽著聶魯達坦誠的傾訴，那是詩人對人民發下的誓言。
慶祝活動豐富多彩，召開盛大集會，舉辦係列講座和書展，數百貴賓參加宴會。宴會上，人們舉杯祝福，表達了對聶魯達的深情厚誼和衷心祝願，也表達了他們像聶魯達一樣，肩負詩人的天職——保衛人民的共同信念。
這是世界文化名人歡聚一堂的盛會，貴賓們來自世界各地：中國的艾青和蕭三；蘇聯的愛倫堡；捷克斯洛伐克作協主席、作家揚·德爾達揚·德爾達（1915—1970），捷克作家、記者。和西班牙語言文化學者庫特瓦列克；保加利亞小說家迪莫夫迪莫夫（1909—1966），保加利亞作家。；法國著名演員讓-路易·巴勞爾讓-路易·巴勞爾（1910—？），法國享有國際聲譽的演員、導演。演過許多名劇，也演過電影。曾獲法國“榮譽軍團騎士”稱號。……還有眾多來自美洲各國的朋友，僅阿根廷一個國家就來了20位，有奧利韋裏奧·希龍多奧利維裏奧·希龍多（1891—1967），阿根廷極端派詩人，對先鋒派藝術的表現形式進行了堅持不懈的探索。、諾拉·蘭赫諾拉·蘭赫（1906—1972），阿根廷極端派詩人、小說家。、瑪麗亞·羅莎·奧列弗等。另外還有巴拉圭的埃爾維奧·羅梅羅埃爾維奧·羅梅羅（1927—），巴拉圭詩人。，危地馬拉的米格爾·安赫爾·阿斯圖裏亞斯……
聶魯達在與朋友們的歡聚中感到一種莫名的惆悵：他的老朋友拉斐爾·阿爾維蒂沒能來。這位西班牙流亡者由於沒有證件，不得不長年滯留在阿根廷，不能“越雷池一步”，過著形同幽禁的生活。
星期天，在考波利坎劇院舉行了文藝演出，展示了智利文化的精華。有著名歌唱家的演唱，印第安舞蹈、音樂，來自山村的奇諾人為聶魯達獻上了即興創作的詩篇。就在這兒，詩人的第一首元素的頌歌《風頌》首次公布於眾，由羅伯托·帕拉達和瑪麗亞·馬盧恩達共同朗誦。
當然，在慶祝聶魯達五十壽辰的日子裏，並不是舉世同樂，心懷叵測者不甘寂寞。捷克和保加利亞作家受到了智利當局的“特別關照”，他們的行李箱被警察翻了個底朝天，據說是要找藏著邪惡的共產黨文學作品的“秘密夾層”。慶祝大會本來預定在聖地亞哥市劇場舉行，但當局以可能會引起騷亂為由硬給改在智利大學。他們製造種種障礙，竭力縮小這次活動的影響。有人宣稱，祝壽活動是共產黨組織的宣傳攻勢。《信使報》則登文指責聶魯達是寫俗詩的，他寫的詩連那些“一無所知者”都懂。
聶魯達的五十歲壽辰就是這樣在朋友的祝賀中和在敵人的攻擊中度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