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仁愛是暴力的終結者
活著的職責：年輕人應有的15種態度 作者：（英）斯邁爾斯(Smiles,S.)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高貴的真正表現，在於美好的仁慈。
——莎士比亞
噢，兄弟，你的步履是如此蹣跚。
可憐的姐妹，正義離你如此遙遠。
在生命和活力造就以前，
它來了，
伸手替你背起行囊。
——《生命賦》
人們放棄對暴力的信仰其實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他們把暴力當作支配、教導和培養他人的手段。暴力，顯而易見，浸透了一切因果關係。它不問青紅皂白，隨意率性處理事情。它是野蠻人的普遍邏輯，在這些人當中，最好的人，就是那些拳頭最重、兩肋插刀的朋友。即使在文明國家，人們對暴力信仰的放棄也非常緩慢。直至最近，那些偶然鬧翻的人為了維護自己的聲譽，竟然不惜以決鬥來結束他們的爭吵。政府也毫不例外，也把它們關於國土或國際地位的爭端訴諸軍事行為。實際上，我們就是在信仰暴力效果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曆史上的光榮、榮耀，以及一切響亮的名字，無不與戰爭融為一體。如果放棄暴力行為，我們幾乎不能想象社會結構還能組織起來。愛、仁義、公正，全得依靠它而存在。可是，暴力政策是否行之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值得懷疑。暴力往往會招致更大的抵抗，因而得不償失。人們一旦被暴力壓製住，就會滋生抵觸情緒，時不時以凶殘、憎恨、邪惡、犯罪等方式爆發出來。實際上，這就是暴力政策在一切國家、任何時候所產生的結果。世界曆史，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部暴力的失敗史。
我們是否變得聰明些了呢？我們是否已明白，如果能夠使人們生活得更好更幸福，必須求助於一種更偉大、更仁慈的力量——善的力量！這種對待人的方式，無論如何都不會導致抵觸或抗議，也從來不會使人變壞，相反，隻有變好。愛是一種強大的力量，在它的影響下，任何人都會受到激勵和教養。它充滿了對人的信任，如果沒有這種對人善良本性的信任，什麽辦法都不能激勵一個人。友善是人之本性的寫照——它消除反抗，撫平憤怒情緒，溶化鐵石心腸。它能夠戰勝邪惡，使美好更上一層樓。即使擴大到國家的原則，這同樣適用。它曾經消弭了部落之間、省份之間的敵意。假如讓它自由發展，國家之間的戰爭也會停止。也許這種想法現在是一種烏托邦，但將來，人們會把戰爭看成犯罪，一種可怕的罪行。
“愛，”愛默森說，“將賦予這個可怕的舊世界一張新麵孔。在這個世界裏，我們彼此以陌生的敵人麵目出現，仿佛在黑暗世界沉淪許久。愛逐漸溫暖了我們的心靈，我們可以清晰地目睹政治家毫無結果的外交活動、無能為力的軍隊和防線，是如此之快地被這個手無寸鐵的孩童所取代。愛能夠滲透任何角落，以一種無法覺察的方式——它的支點，它的杠杆，它的力量——成為暴力永遠完成不了的事業終結者。我想，你會注意到，在晚秋早晨的森林中，那些可憐的蘑菇，沒有任何依靠，看上去不過一塊軟團，卻通過自己堅強的、勇敢的、不可思議的鑽勁，設法從嚴寒的地麵破土而出，在頭頂留下一個堅硬的外殼！這就是愛之力的象征。可是人類社會這個更大的利益世界，早對這種美德喪失了興趣，甚至遺忘得一幹二淨。曆史上也曾有過這樣光輝的時刻，事實上，不止一人做過嚐試，且取得了福音般的成功。時至今日，我們這個偉大的、過分龐大的、死去了的基督教界，至少仍然保持著它那‘人類的愛者’的名稱。總有一天，所有的人都會是愛者，所有的災難都會在陽光的普照下冰消雪融。”
久遠的時光中，暴力原則被我們用來對付那些瘋子、罪犯、船工奴隸和麻風病人。瘋子被銬住鎖在牢房裏，像一頭猛獸。麻風病人被趕出鎮子，住在某個遠離人煙的偏僻之處——雖然他們也是人。船工奴隸在鞭笞下拚命搖櫓，直至在痛苦中筋疲力盡。罪犯們擁擠在一起，不管年齡和性別，直到歐洲監獄成為人間地獄。大約400年前，罪犯們被送給佛羅倫薩和比薩的外科醫生做活體解剖。現在，他們的位置才被不會言語的動物所代替。
聖文森特·保羅是一位來自上層社會的慈善者，他是一位蘭格多克農民的兒子。父親希望他成為一名政府官員，為了替他交大學學費，連鐵犁都賣掉了。馬賽城的一位朋友遺贈給他一小筆財產，他於是坐船到那兒去接收。在回國的路上，他乘坐的船在一陣激戰後被3名非洲海盜劫掠。激戰中，聖文森特負了嚴重的箭傷。海盜把船員和旅客鎖在一起，聖文森特也在其中。他被帶到突尼斯，成了一名船工奴隸。由於受不了海上的艱苦，總是生病，他被賣給了一位摩爾醫生。一年不到，主人死了，他於是又被賣給一位農民，一位奈斯的土著。聖文森特使他的主人改信了基督教，於是決心一起逃亡。他們把一張小筏放到海裏，登上了法國南部愛格莫提斯的土地。
不久，聖文森特在羅馬加入了一個兄弟會，其職責是在醫院裏護理病人。接著他去了巴黎繼續這一工作。後來，他成了船務巡視員坎特·喬吉尼的家庭教師。在那兒，這位年輕的牧師目睹了可怕的場麵——人們被鏈子鎖在船槳上，像非洲奴隸般拚命搖槳。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幫助這些人的工作中去，這種熱情由此深深感動了國王路易三世，在聽了他的所作所為之後，國王任命他擔任船務施賑官。一次，他為了救一位可憐的流浪者，以自己交換了這位流浪者的自由。於是聖文森特戴上了他的鐐銬，替他服滿剩下的刑期。在犯人社會生活一段時間後，聖文森特獲救，然而鐐銬在他身上造成的傷痕，一輩子都無法彌合。他被重新安排在原來的位置，繼續以一種神聖的熱情忘我工作。最終，他贏得了許多罪犯的懺悔，通過堅韌的努力，改善了犯人和船工奴隸的境遇。
他的後半生非常有名。回到巴黎後，他建立了“慈善姐妹會”的規章製度，從而開創了婦女慈善和福利事業的全新局麵。這些“慈善姐妹會”的成員來自法國及其以外的地區，是每一件慈善任務——諸如護理病人、教育青少年、照顧孤兒等——的主要工作者，而且幾乎非常出色地完成每一件工作。出於曾被囚禁的經曆，他轉而致力於為贖回那些非洲俘虜而募捐。就這樣，他拯救了不少於1200個奴隸。1816年，海盜被英法聯合艦隊徹底消滅，他們在阿爾及爾的老巢也被搗毀。
在凱維利城堡（注：基督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我們聽說了地獄和鐐銬，但又有多少不幸和殘忍的故事被訴諸現代的法庭呢？翻開我們大城市的貧困記錄，你又該會多麽同意傑勒米·泰勒所說的：“這是一種近似於野蠻殘酷的無情，與耶穌的仁慈，相距何止千裏之遙！”
約翰·霍華德的仁慈心腸，在一次表麵上出於偶然的個人災難中，首先被用來改善囚犯的境遇。他坐船去葡萄牙，因為這時裏斯本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一次強烈的地震襲擊了該地，到處都是廢墟，正是仁慈心充分表現的好時候。航行不久，一夥法國海盜劫掠了他所乘坐的船隻。他受到了殘酷的折磨，48小時沒吃沒喝。在布勒斯特上岸後，他和其他俘虜被關在一座肮髒的、地獄般的堡壘中，長時間沒有得到任何食物。最後，海盜們向牢房裏投進了一大塊羊肉，這些不幸的人拚命把羊肉撕成碎片，然後像猛獸般啃咬。整整一周的時間，囚犯們都受到了同樣殘酷的對待。他們被迫睡在這座可怕地獄的潮濕地板上，除了稻草，沒有任何可以遮蓋的東西。
霍華德被釋放後回到了英國，然後就馬不停蹄地開始拯救囚犯的工作。他成功地使許多與他有同樣遭遇的人獲得了自由，並與大陸監獄和堡壘中的英國囚犯取得了聯係。他發現，巨大的、甚至比他自己遭遇更可怕的苦難，乃是俘虜的平常境況。
不久，他擔任了貝佛德州的最高長官，任期內，他把注意力轉移到英國監獄的狀況。在當時的英國，州長一職不過是一個虛名，隻能帶來微弱的聲勢和空虛的炫耀。然而，在霍華德手裏，這種境況有所改觀。得到一個職務，就意味著能激起他完成職責的雄心。他坐在法庭裏，認真地聆聽著審判的每一個步驟。當審判一結束，他就跑去視察關押罪犯的監獄。這裏對待犯罪分子的可恥的、野蠻的方式，他再熟悉不過了。暴露在他眼前的監獄裏的景象，決定了他未來的生存使命。
英國監獄，正如其他國家的一樣，正處於一種可怕的狀況。囚犯既沒有被隔離，也沒有被區分。相對純潔的罪犯和極端可惡的罪犯，被一視同仁。於是，這種普通堡壘就成了犯罪的溫床。迫於饑餓而偷了一塊麵包的人，發現自己與強盜和殺人犯同屬一個陣營；債務犯和偽造假幣的人，罪行輕微的小偷和殺人凶手，不誠實的女孩兒和妓女，都被混同在一起。誓言、詛咒、謾罵，風行於牢獄中，宗教信仰卻無處可尋。魔鬼四處縱橫，邪惡就是至尊。對於監獄這種對待囚犯的狀況，霍華德簡單地談了自己的印象：“一些被法官宣判為無罪的人，一些沒有被盛氣淩人的法官找到犯罪證據的人，一些被證明檢舉無效的人，被關了數月之後，重新被拉回監獄中，一直鎖到他拿出酬金給監獄看守、立法會議成員以及諸如此類的人之後，才能獲得自由。”他同樣提到了那些“鐵石心腸的債權人”，他們有時會威脅債務人說，不還債就得“在監獄中消耗掉”，而且他們往往說一不二。實際上，人們在監獄中確實會消耗掉——在汙穢和瘴氣中倒下、爛掉。霍華德估計，有無數的活人在恐懼中倒下了，也有如此之多的人成了寒冷、潮濕、病患和饑餓的犧牲品。
監獄看守的工資並非由公眾支付，而是來自於那些被迫支付的弱者。霍華德懇求立法會議，要求政府提供看守的工資，立法會議則要求提供先例。他答應了，從而跨上馬背，走遍各州去尋找先例。然而在訪遍遠近各州的監獄後，他就是找不到一個能給看守提供工資的先例。所看到的，隻是普遍存在於囚犯中的悲慘與不幸。這更加堅定了他致力於改善英國以及世界各地監獄狀況的決心。
在古魯瑟斯特，他發現了一座情況最為糟糕的古堡。這座古堡現在被用作監獄。所有的囚犯，男男女女，都住在一個大庭院裏。債務犯的牢房連窗戶都沒有。重罪犯的牢房黑咕隆咚，成天緊閉。熱病流行於監獄中，並奪去無數囚犯的生命。看守們沒有工資。債務犯沒有食物供給。在教會中心愛利城，情況也好不了多少。為了防止犯人逃亡，看守給他們戴上沉重的腳鐐。他們身上到處都是鐵條，脖子上則緊箍著一根布滿釘子的鐵圈套。在諾維奇，牢房被建在地下，囚犯們唯一的福利，隻是每年僅值1畿尼的稻草。監獄看守不僅沒有工資，而且每年還得為他的工作支付給副州長40英鎊的貢賦！逼得他隻好通過欺詐勒索來獲得收入。
高尚的使命激勵著霍華德不停地在全國各地奔走，改善囚犯境遇的念頭占據了他的整個頭腦，揮發了他的全部熱情。艱辛、險惡，甚至身體的疼痛，都無法使他與他那偉大的生活理想分開。他從英格蘭的這一頭走到另一頭，向人們展示不列顛牢房的醜惡嘴臉。許多次，他使那些因微小債務而身陷囹圄的人，以及被證明完全無罪的人獲得了自由。對於他的調查結果，眾議院決心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負責評估事情的真實狀況。他站在委員會麵前，搬來了一大堆材料，慷慨陳詞。在評估過程中，一名委員驚訝於他的材料如此之長之詳細，詢問他是拿誰的錢去旅遊的。霍華德泣不成聲，好久之後才能回答他的問題。
立法會在他作證的最後，終於向他表示了感謝。他們按照霍華德所提出的辦法，在1774年——正是這一年他開始工作——通過了法案。法案規定：取消一切貢賦，給看守發工資，立刻釋放所有被判無罪的囚犯。法案同時規定，所有的監獄都要清掃、粉刷，保持良好的通風，設立醫務室為囚犯治療。當法案獲得通過的時候，霍華德正躺在病床上，可是一旦他從忘我的工作所導致的疾病和疲乏中恢複過來，他就立刻起床，重新視察各個監獄，以便評估法案的執行情況。
視察完英格蘭之後，霍華德繼續到蘇格蘭、愛爾蘭這些地區調查監獄狀況。這些監獄的狀況同樣可怕。於是他公布了調查結果，並取得了同樣的成功。接著他趕到歐洲大陸。在巴黎，巴士底獄的大門沒有向他開放，法國其他監獄的狀況，與英格蘭相比雖然要好些，但也是足夠糟糕。然而，當有人發現他正在設法調查巴士底獄時，一道囚禁他的命令發布了，幸好他及時脫逃。為了懲罰自己，霍華德翻譯發表了一份英國監獄的記錄，這是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寫成的剛剛出版的著作。
霍華德繼續漫遊到比利時、荷蘭和德國。每到一個地方，他都詳細地做筆記，從而獲得了大量的材料——這無疑是無數次辛勤勞動的結果。回到英國，看到囚犯改造工作已經啟動之後，他肩負著同樣的愛的使命，來到了瑞士。在那兒，他發現了科學的監獄製度：囚犯們被勞動改造，這不僅是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而且減輕了征收來用以維持監獄運轉的賦稅。
通過3年不知疲倦的工作（在這期間，他行程3萬多裏），霍華德以“監獄狀況”為書名發表了他的偉大著作。該書取得了巨大的轟動效應。他再一次被眾議院請去，詢問監獄改造的進一步準則。他主張用勞教所代替監獄，這是他在阿姆斯特丹發現的，並認為是一種好模式。
於是他再一次繼續旅行，以便評估這種工作方法的效用。他從荷蘭來到普魯士，沿途穿過西裏西亞，通過奧地利和普魯士軍隊交戰的前線。在維也納度過一段時間之後，他來到意大利。在羅馬，他要求進入宗教裁判所的地牢裏，但是，正如在法國的巴士底獄一樣，他被拒之門外。當然，意大利其他的監獄都向他敞開了大門。然後他經過法國回到家裏。這一次，他一共走過了4600公裏行程。不管走到哪裏，他都受到了熱情的接待。被監禁者的祝福，不管足跡行到哪裏，都會伴隨著他。他給人以仁慈的慷慨，更有甚者，他打開了所有國家寬容和仁慈的心扉，讓它們懂得了監獄改造的重要性。
他絲毫未曾懈怠。回國後，他重新視察了大不列顛的監獄，行程達到近7000公裏。他發現自己以前的努力現在開始結出了碩果：過去的公然虐待，現在不見了；監獄較過去清潔、健康，而且更加有秩序。接著他又一次跑到國外去擴大自己的見識。鑒於以前已經參觀了歐洲南部國家的監獄，這一次他決心訪問俄國。他隻身步行到達聖彼得堡。警察發現了他，邀請他去宮廷訪問凱瑟琳皇後。他禮貌地告訴皇後，他來到俄國，是想參觀關押囚犯的地牢和窮人的住所，而不是國王和皇後的朝廷內宮。
他鼓起勇氣跑去觀看鞭刑。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被帶到刑場。男人被抽打了60下，而女人則被抽打了25下。“我看到那個女人，”霍華德說，“幾天後仍然虛弱至極，但那個男人則再也見不到了。”為了弄清那個男人的情況，霍華德決心訪問執刑者。“一個人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被抽打致死嗎？”他問。“能！”“要多短的時間呢？”“一天或兩天。”“你是否曾經這樣抽打過？”“是的。”“最近呢？”“嗯！最近經過我手中的皮鞭抽打過的那個男人，就死了。”“你是怎麽把他打死的？”“在他的兩肋抽打一兩下，就會撕下大塊大塊的肉。”“你是否曾經接到過如此抽打罪犯的命令？”“是的！”就這樣，俄國吹噓自己已在全國取消了死刑的謊言就被徹底戳穿了。
他在莫斯科寫道：“在短短的一年之內，有不少於7萬名新兵死在俄國的醫院裏。”現在，霍華德已是一位權威人物，他所說的話幾乎是不容置疑的。因而，這種可怕的事實在我們心中激起的，除了對戰爭和專製的憎惡之外，就再沒有什麽了。從俄國回來，他取道波蘭、普魯士、漢諾威，以及奧地利的荷蘭人區。1783年，他懷著同一目的遊曆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回來後，他發表了這次遊曆的成果，作為他的偉大著作的第二份附錄。
自從霍華德投身於他孜孜以求的工作以來，12年過去了。他訪遍了歐洲大小城鎮的監獄，走過了42000公裏以上的行程。為了拯救囚犯、病人和無助者，他足足花掉了3萬英鎊之多！然而，他的工作並沒有終止。他決心訪問那些傳染病流行的國家，如果可能的話，以便找到治療這種可怕疾病的藥方。他的第一個目標，就是橫穿法國，到達馬賽。
1785年9月，他出發前往巴黎。法國人想起了他在巴士底發表的小冊子，於是禁止他登上開往法國的船隻。他化裝進入巴黎。就在到達的同一天晚上，他被警察從床上叫了起來。他急中生智，把警察擋在門外幾分鍾，然後起來穿衣，從房子裏跑掉了，啟程趕往馬賽。在那裏，他獲準進入傳染病醫院，得到了一些資料。
他坐船趕往流行病肆虐的斯麥納。從那兒，這位堅定的仁者搭上了一艘開往阿瑞阿提克的已被傳染病感染的船隻，希望能夠被送到最嚴厲的隔離所。他得了熱病，在隔離所躺了40天——忍受了恐懼、無助和悲哀中的孤獨，最終康複。回到英國後，他來到自己的寓所，給那些貧苦的鄰居們一些幫助，然後又像父親離開自己的孩子般戀戀不舍地離開了他那些卑賤的朋友們。
在最後一次的行程中，他打算擴大自己對流行病問題的調查。1789年，他到過荷蘭、德國之後，打算前往土耳其、埃及和巴比倫。但他隻能到達俄國韃靼人居住的科森了。在那兒，與往常一樣，他訪問了當地的囚犯，結果染上了監獄的熱病。在孤獨無依的異國他鄉，他病倒了，死去了。這一年，他才50歲。彌留之際，他囑托身邊的人希望被葬在達菲尼的墓地裏。“讓我平靜地躺在地下，在我的墳頭放一個日晷，然後讓人們忘記我。”
然而，高尚的霍華德一天也不會被人類所忘記。他是可憐人的救星，他從來沒有考慮過自己，想到的，隻是那些沒有他就會孤獨無依的人。有生之年，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成就並沒有隨著他的故去而消失，反而繼續影響著不僅是英國，而且是所有文明國家的法律，直至今日。
伯克是這樣描述他的：“他訪遍了整個歐洲，一頭紮進地牢裏。他深入醫院，與傳染病搏鬥。他探查不幸和痛苦的大廈，測量悲哀、沮喪和恥辱的深度；他記著被遺忘者，照顧被忽視者，問候孤獨的人；在所有的國家，他比較和收集了一切人的痛苦。他的計劃是創造性的，充滿了天才成分，正如它充滿了仁慈。它是一次發現曆程，一次仁慈心的漫遊。在每一個國家，人們已都能多多少少感到他的辛勞所帶來的收成。”
從霍華德那時以來，囚犯的待遇獲得了很大的提高。這首先得感謝那些誌在推進他們境遇的仁慈者，例如撒拉·馬丁、福瑞夫人，以及其他的好心人。西尼·史密斯曾經提到，有一次，他要求福瑞夫人允許他伴隨她進入“新世界”，因為他被裏麵的場景深深感動了，以至於像個孩子般大哭。在一次布道時，他談及這一主題說：“現在，鎮子裏出現了一片新的場景，我將不惴淺陋地稱之為人類所能見到的最莊嚴、最仁慈、最感人的場景。看一看那位活動在不幸的囚犯當中的高貴女人；看一看那些急切呼喚上帝的人，是怎樣被她的聲音所安慰，因她的看護而再生。他們團聚在她的身邊，把她看作唯一愛他們、教育他們、關心他們，或向他們談論上帝的人。這一場景，足以使世上所有的盛大場麵黯然失色。它告訴他們，生命是短促的，匆匆而過，我們必須以某種善良的行為去麵對上帝。現在，已經到了像這位受人祝福的女人那樣去施舍、去祈禱、去撫慰、去行動，像我們的天堂救星耶穌那樣去活在罪犯中、活在傷心人中、活在病人中，在最深最黑暗的不幸生活中工作的時候了。”福瑞夫人之所以成功，是由於她那堅韌的努力。她引發了對監獄狀況，特別是對女囚犯待遇的徹底改革。大法官在1818年參觀“新世界”之後，向“舊堡壘”（注：指舊時的宮廷）遞交了一份報告，其中寫道：“如果把她所采用的管理原則像應用於女人那樣應用於男人，這些原則就會成為把監獄變成改造所的手段。罪犯將不再帶著邪惡和墮落回到世界，他們將會懺悔，也許會成為社會的有用成員。”
投身於改善丈夫擔任監獄長的瓦維克監獄的塔特娜爾夫人，知名度比福瑞夫人差一些。但她也把許多罪犯從邪惡的世界帶上了勤勞善良之路。她主要關注那些處於逆境的少男少女，在使這些人重新回到社會的努力中，她幾乎總是無往而不勝。
然而，對於改善眾多囚犯的待遇來說，個人力量畢竟是弱小的。要想解決這樣大的問題，隻有依靠法律。立法的目的之一，就是通過消除犯罪動機來防止犯罪，而監獄管製的主要目的，也就是改造罪犯的道德環境，引導他們回到他們曾經冒犯過的社會的懷抱。這對罪犯而言，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因為他們的遭遇往往是由他們生長的環境所造成的——在其中，他們缺少教育，受到社會製定的法律的不公平待遇。
以往的時代，社會對罪犯往往采取報複措施，把他們看成洪水猛獸；現在，社會采取的是一種溫和方式，力爭對他們加以改造。在紐約州，西西監獄的管理人員就曾經帶頭改善罪犯的待遇。他們之所以這樣，是由於愛德華先生的報告。他說他自己“根本不相信在世上流行了如此之久的暴力體製——這一體製以為，通過折磨罪犯，就能使他們進入所謂的好秩序，因而根本沒有必要求助於任何比恐懼恥辱感更好的東西”。他還說他“通過親身經曆，已經打心眼裏相信罪犯們雖然墮落，但仍然有一顆能夠被友善、良知所觸動的心靈。這顆心靈可以通過求助於理性和對美好生活的憧憬來喚醒。而這，隻需要充滿同情和希望的動聽聲音就夠了。就足以使他們永遠洗心革麵，重新做人”。西西監獄聽從了愛德華先生的建議，采用了一種全新的對待罪犯的體製，不久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現在，這所監獄的規章就是：懲罰越少越好，鼓勵一切願意進步的行為。過去被認為是無可救藥的許多犯人，現在被改造成了對社會有用的公民，隻有極少數人重新恢複了他們以前的惡習。
這種體製在女人身上特別有效。一位女舍監在一個小禮拜堂裏向一群女囚犯講述自我約束的責任，以及不管在今生或是來世，如果希望擺脫痛苦，都必須加強修養的必要性，然後接著說：“這個小實驗的結果，是在囚犯們更為平靜溫順的活動中，在她們溫和謙卑的語氣中，在她們愜意愉快的服從中表現出來的。它堅定了我的下述信念：不管犯罪使她們如何低賤，暴行和錯誤使她們如何冷酷，隻要理性占據了她們的頭腦，就沒有一顆心靈會如此頑固無情，以至於同情和友善的聲音都無法融化它；或者會如此冷淡，以至於基督之愛，它都無動於衷。”
皮斯貝利上校，康涅狄格州的威斯特巴裏監獄的監獄長，在以人道方式對待和改造罪犯方麵，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身上有種幾乎高不可攀的道德勇氣。在他被任命之前，對待囚犯的常見方式是極端粗暴的，這對他們產生了不可移改的惡劣影響，在他們中間導致了一種“根深蒂固的狠毒”。犯罪率急劇上升，監獄每年都使州政府負債累累。皮斯貝利上校徹底改變了這種方式，他以一種友善的態度積極從事改造囚犯的工作。對他們的好行為，他加以鼓勵；對他們的棄惡從善，他倍加讚揚。他解除了重刑犯的鐐銬，告訴他們他相信他們！這種政策呈現魔術般的效果。囚犯們對他抱持信任的態度，對他的規則表現出最大的尊敬。監獄裏秩序井然，不久就開始依靠自己的勞動來應付開支。
他對待一個犯人的例子值得一提。這個囚犯力大無比，多次越獄，是該地的凶神惡煞，已經陷進犯罪深淵17年了，而且越陷越深。在他進來時，皮斯貝利上校告訴他，他不希望看到他再重複在其他監獄多次嚐試過的逃跑。“我將會盡我所能地使你過得舒適，並盼望有一天成為你的朋友。而且，希望你不會故意給我製造麻煩。監獄裏有一間打算用作單獨禁閉的房子，可是我們從來沒有動用它。打開它的門鎖，把任何一個人投進去，都會使我難過。你可以像我這樣在監獄裏自由走動，如果你像我相信你那樣相信我的話。”這個人安靜了下來，接連幾周都表現出對皮斯貝利上校的極端溫順。終於，有人告訴上校，他正在打算越獄。上校把他找來責備了一頓，這個人一直保持沉默。他告訴他，現在是有必要把他鎖進單獨禁閉室的時候了。矮小幹瘦的上校走在前麵，大力士跟隨其後。當他們來到過道的最窄處，上校把燈光轉向囚犯，看著他的臉。“現在，”他說，“我問你，你是否曾經像我應得的那樣對待過我嗎？我已經做到了我能夠想到的使你舒適的任何事情；我相信你，而相反，你卻從來沒有給過我哪怕是最小的信任，而是打算給我製造麻煩。是這樣嗎？不過我實在不忍把你鎖起來。如果我接到你一絲讚同我的信號——”這個囚犯淚如泉湧。“先生，”他說，“17年來，我一直是一個惡魔，但你卻把我當人看。”“來吧，讓我們回去。”上校說。從此，這位罪犯又像以前那樣在監獄裏自由走動了。他向上校敞開了心靈，快樂地服滿了所有的刑期。他們成了相互信賴的朋友，他對上校付出了所有的信任，所有的他力所能及的對朋友的忠誠。
皮斯貝利上校具有一種紳士風度。有人告訴他，一個窮凶極惡的囚犯曾經發誓要殺掉他。他趕緊把他找來，讓他替自己理發，而且身邊不準有任何其他人。他看著這個人，指著剪子，要他給自己理發。囚犯的手顫抖著，而上校卻泰然自若。理完發後，上校說：“有人告訴我，你想把我殺掉，但我想我應該信任你。”“上帝保佑您，先生！”這個獲得重生的人回答道。這就是信任的力量。（注：盡管在合眾國一些州的監獄裏，罪犯受到了人道的對待，但在一封寫給1880年2月3日的《泰晤士報》的信中，威廉·圖羅克卻抱怨一些州對待青少年罪犯的方式。“例如，”他說，“在最近的一份費城報紙上，有一篇參觀佐治亞州立監獄的報道。在這裏，數十個罪犯生活在極端墮落的令人惡心的環境中，被迫從事橡膠生產的工作。他們居住條件糟糕，被數隻大偵探犬看守著，身上還戴著鐐銬。在他們中間，參觀者發現了一個15歲的孩子，10歲那年，他由於入室行盜，而在這樣幼小的年紀就被法官判了5年監禁！從那時起到現在，他已經忍受了5年這樣的奴隸生活！從登載這篇報道的雜誌來看，從作者的明顯特征來看，恐怕有理由相信這篇報道完全屬實。何況，官方的聲明也完全證實，在美國無數的監獄裏，虐待現象是再明顯不過了。能夠對一個如此年輕的孩子做出如此判決的法官，我們將樂意看到他自己也被關進監獄裏，雖然我曾經在賓夕法尼亞的一所州立監獄，親眼看到一位美國法官的境遇也好不到哪裏去。他由於貪汙被判刑兩年，但他的住所已經被裝飾得奢侈豪華。而更令人驚奇的是，就連當地人都認為是極端“嚴重”的犯罪，在他那裏，法律也是如此輕描淡寫！”）
紐約州的歐本州立監獄長官古德爾將軍，以及另一位監獄看守伊塞克·霍帕先生，在對待和改造罪犯方麵取得了同樣的成就。後者成功地改造了50名罪犯，其中隻有兩個人重新走向了邪路。為了說明仁慈的力量，我們下麵得花大量的筆墨來描述這樣一件事。
罪犯必然遭遇到的最大困難之一，就是在服滿刑期之後找到一份工作。他願意工作，決心成為一名誠實的人，然而警察知道他的行蹤，總是對他糾纏不停。於是，他很快又改變了主意，被迫回到原來的老路。因而，要想使一個囚犯回歸誠實，囿於環境，機會十分渺茫。托馬斯·萊特，曼徹斯特的一位仁慈者，把自己看成是受人冷落的囚犯的朋友。他沒有什麽社會地位，也沒有財富，有的隻是他那顆用之不竭的愛心。
雖然他所受的教育不多，但早年從他母親那兒汲取了強烈的宗教意識。從母親的背帶裏解放出來後，從善的時機就成熟了。他必須麵對這個世界，麵對它的勞作，麵對它的幸福，也麵對它的邪惡。很早起，他就與曼徹斯特最不幸的大人和孩子混在一起。這持續了一段時間。但最終，他的心靈和良知對夥伴們的褻瀆行為產生了反感，從母親嘴裏說出來的道理開始起作用。他與一位宗教界年輕人熟悉起來，並開始有規律地光顧宗教場所。
15歲，他成了一名曼徹斯特鐵鑄工的學徒。開始時，工資每周5先令。由於他的堅定、沉著和勤奮，工作越來越順利，到23歲時，他成了製模工的領班，每周工資達到3英鎊。這是他的最高收入，但他隨後所做的善事，根本就不靠這份錢。
他的心思從很早的時候就放在了那些最無依無靠的罪犯上麵。從監獄裏釋放出來的罪犯，很少能回到老地方工作，而新的老板也不會雇用他們，因為他們缺乏老板需要的專長。長期監禁的浸染，往往使他們習慣與那些比自己更邪惡的罪犯接觸，因而出獄後他們留念過去的關係網，不少人就像以前那樣，重新開始他的犯罪生涯。這樣的惡性循環，周而複始。
一天，一個人來到鑄造廠，獲得了一份工作。這是一個穩重、細心、工作勤勉的工人。可是不久後有人泄露說，這個人是一名剛被釋放出來的罪犯。老板問托馬斯·萊特是否知道此事，他說他並不知道，但答應去考察這個人。在第二天的工作中，萊特漫不經心地問那名工人：“你以前在哪裏工作？”“在國外。”他回答說。最後，在幾次進一步追問之後，這個可憐的人淚流滿麵地承認自己是一個釋放出來的囚犯，並哀求萊特，別讓他回到過去的老路上去，讓他堅定不移地清除自己罪惡的品質。
萊特先生真誠地相信了這個人。他把他的經曆告訴了所有的工人，並在他們手上放了20英鎊，作為對這個人未來良好表現的保證金。他同時向這個罪犯保證，他將被留用。可是第二天早上，這個人就不見了，解雇他的命令就這樣在無形中生效。萊特立刻派了一個工人到住所去找他回來工作，但他已經離開住所，帶走了在這個世界上所有屬於他的東西。
確定這個人是朝著布裏方向進發之後，萊特先生立刻沿著他的足跡追了上去。他發現這個逃亡者坐在離曼徹斯特不遠的馬路邊，傷心欲絕，走投無路。萊特用手拍了他一下，然後拉他起來，告訴他工廠已經決定留用他，一切都要靠他自己，看他能否保持自己作為一名可敬的工人的品質。他們一起回到曼徹斯特的工廠。這個人以後的表現，完全證實了領班曾經做出的保證是正確的。
這次親身經曆深深地感動了萊特先生本人。他看出同情心和人類之愛在把那些可憐的罪犯從他們業已陷進去的痛苦深淵中拯救出來方麵，可以有多麽大的作為。他感到，他們不應該放棄任何重新做人的希望，而每一個善良的人，都完全應該向他們伸出援助之手，使之回歸勤勞的生活。這成了他心中強烈的願望、應該努力完成的使命。他沒有任何助手，但一種強烈的信仰使他堅定不移地邁向成功。
萊特先生住在薩爾福特監獄附近，希望能夠接近獄中的囚犯。可是，在很長的時間裏，他並沒有得到允許。後來，鑄工廠一位年輕人的父親在獄中擔任看守，他把萊特先生介紹給監獄長。於是，他才被獲準參加星期日下午的服務。不過，他並沒有得到單獨看望囚犯的機會，隻好耐心等待。
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在萊特先生正要離開監獄的小禮拜堂之時，牧師叫他別走，並問他是否能夠替一個囚犯找份工作。這個囚犯即將刑滿出獄，希望能夠有一次證實自己的品格已得到改造的機會。“可以，”萊特說，“我將盡力而為，努力為他找到一個位置。”他成功了，出獄囚犯找到了工作。
現在，監獄長讓他可以更自由地在監獄裏走動。他親自屈尊訪問囚犯，與他們談心，替他們出謀劃策，鼓勵他們下決心改正，把消息帶給他們的家人，盡量使自己成為他們的朋友和恩人。在囚犯出獄時，他常常約見並送他們回家。他以自己的綿薄之力幫助他們，供給生活費用，然後盡力替他們找到工作。
他在許多情況下都獲得了成功。工人的雇主也開始相信托馬斯·萊特了。他們知道他是一個善良而仁慈的人，不會出錯主意。出於對他的信任，他們常常雇用出獄的囚犯。如果有疑心，萊特就會用自己的錢做保證金，使他們信心堅定。而這保證金，是他從自己每周70先令的領班工資中攢起來的。
所有這一切，他都是在默默中完成的——他寧願為人所陌生，以免所做的善事被人幹擾。就這樣，在幾年之內，他成功地為近300名出獄囚犯找到了工作！他甚至成功地——這是所有工作中最糟糕的——為女酒鬼找到了歸宿。當時，他跑到老遠的農村裏，說服女酒鬼丈夫把他那不再酗酒、而一心懺悔並渴望回到家裏的妻子領回來。
他的一個朋友曾經提到過一件明顯的事例。一個曾經在波特蘭服刑期滿的人被釋放後，帶著一張出獄許可證和一封牧師寫給托馬斯·萊特的信來到曼徹斯特。萊特替他找了一份清道夫的工作，並使他提升為道路修理工。他的行為證明他已完全改正了。萊特接著替他獲得了進入凱隆·斯托維的周末全日學校的許可，使他成為該校的一名教師。他表現出良好的教學能力，就連凱隆·斯托維都對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開始相互熟悉，凱隆安排他為自己伴讀，在適當的時刻，任命這位波特蘭罪犯為一名牧師。
另一位受到老板信任而負責管理倉庫的年輕人，由於交友不慎，結果盜用了老板的資金。他的偷盜行為被發現了，老板打算起訴他。這位年輕人的父親懇求托馬斯·萊特從中調解。萊特立刻趕到老板那裏，成功地使他答應不起訴年輕人，而給他另外的懲罰。“給他另一次機會吧。”這常常是托馬斯·萊特的迫切建議。年輕人被送回工廠，從此表現出了最令人滿意的行為。他比以前更加賣力地工作，後來成為工廠的一名股東，並最終成了工廠的負責人。他一刻也沒有停止過為“托馬斯·萊特”這個名字而祈禱。
萊特這樣工作幾年之後，他的自願勞動終於受到了官方的注意。威廉上校在他關於監獄狀況的年度報告中提到了萊特這個名字。他說：“要想表明這個卑微的、無助的好人到底是如何從事他的慈善事業，以及到底在何種程度上獲得了成功，這隻要看一看那幾百名與他有深交的罪犯，大部分已重新做人，隻有4個人再次入獄的事實就夠了。我們欣喜地看到，罪犯們信任和依賴他，這似乎完全來自於他那樸實、謙遜，以及慈父般的為善方式。”
許多情況下，當萊特先生無法為出獄罪犯找到工作時，他或者把自己的錢借給他們，或者在自己的朋友中發起一次募捐，把他們送出國。他就這樣幫941名出獄犯人出了國，在全新的、和舊時熟人相隔絕的環境下開始生活。出獄罪犯本人回報他的，是在許多情況下幫他做善事。他們為自己的朋友尋找工作，或者幫助發起募捐，把別的出獄罪犯送出國。因而，仁慈總是產生仁慈。
這些出國的囚犯當中，有一位被送到北美去的人寫信給萊特先生，稱他為“親愛的養父”。他在信中夾寄了兩英鎊捐給“倫敦男性勞教所”。這位現在成了富翁的僑民在信中寫道：“您，我永生難忘的父親，是您的幫助使我獲得了今日的成功。您是我今生最好、最親切，也是唯一向我提供幫助的朋友。您通過自己無私的幫助，使我擺脫了昔日罪惡的生活。當所有的人見到我別臉而去，視我為惡棍和流氓時，您像一位浪子的慈父，熱情歡迎我回到高尚和完美的生活中，以黎明前將要出現的曙光般的希望安慰我年輕的心，用您慈父般的勸告和純真的希望指引我的命運。上帝保佑您，親愛的父親！上帝保佑您全部的仁慈！每當我想起您為您那可憐的朋友所做的一切努力時，思念的眼淚就在我臉上流淌。”
就在這時候，萊特先生正在鑄造廠裏工作——從早上5點直到晚上6點，有時更遲。整個晚上的空閑時間以及大多數星期天，他都投身於他那自願接受的事業。或者在監獄、收容所、簡陋的星期日學校裏，或者在不幸者和罪犯的家中。現在，他已是63歲的高齡，身體也開始衰老。他一無所有，所有多餘的收入，都已用在出獄囚犯的解救和出國中。他常常把自己約束到最儉樸的生存方式裏——總認為如果自己擁有了財富，卻不把它們獻給那些處於不幸中的人，就是一種罪過。
當政府認識到了他的事業的價值時，便給他一個監獄巡視員的職位，並付給800英鎊的年薪。乍看之下，似乎這筆小錢是他可以賺取的收入，同時能夠擴大他的工作範圍。可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他說它會製約自己做善事的力量，他相信，一旦他成為一名政府官員，就不再會被看作“囚犯的朋友”。
同樣地，曼徹斯特人民也試圖為他募集一筆相當於他每周工資數量的年金——這充其量相當於他的工作為國家挽救的金錢的十分之一。“皇家獎勵基金”響應募捐活動，認捐了100英鎊，剩下的由曼徹斯特人民募集。他們募集到了182英鎊送給萊特先生作為年金——這恰好是他以前通過白天的勞動賺取的數量。
瓦特先生捐獻了一幅名為《善良的撒馬利亞人》的珍貴畫作，作為響應曼徹斯特人民募捐活動的證明。這幅畫的主題是“藝術家欽羨崇敬的肖像，高貴的慈善家，托馬斯·萊特”。它被掛在曼徹斯特市政大廳的顯著位置，立刻成為藝術家友善和慷慨的證明，更成為它所展示的人的高尚品質的象征。
直至今天，萊特先生仍在繼續他的慈善工作。他往返於城鎮之間，像霍華德那樣，探視這些地方的監獄。他走訪了“田野晚徑避難所”“瑞德赫爾工業學校”以及密爾邦克、本頓維爾、波蘭、樸次茅斯、帕克胡斯特等地的監獄。他在建立“雷基德學校”時勤奮工作，滿心希望教育那些窮人的孩子過誠實的生活，從而防止他們走上犯罪道路。他把無知和壞榜樣看成是一切罪惡的滋生地，因而盡一切力量通過世俗或宗教的教育把它們徹底清除。他呼籲當時正積極提倡建立國家教育體係的科布登先生，應把消除犯罪和貧困作為國家教育體係的首要的強製措施。除了“雷基德學校”之外，他還創辦了“改造學校”“便士銀行”以及“擦皮鞋隊”。哪兒需要做善事，哪兒就少不了他的援救和幫助。屬於他的每一分鍾都無比充實。他的格言是：工作，工作，不管今天哪裏需要；時時如此吧，因為夜晚就要來臨了。
就這樣，他走到了生命的盡頭。當他進入85歲高齡時，健康狀況急劇惡化。然而，他仍然時刻準備接待那些希望看到他的人——特別是那些窮人、出獄囚犯或回心轉意的罪人。他的生命逐漸凋零了。第二十三首聖歌不停地掛在他的嘴邊，在每天的昏迷中，他感到自己正在“向著家裏走”。他曾經戰勝了一切，現在正在結束這種戰鬥。1875年4月14日，他安寧平靜地睡著了。他的一生，確實是“活得值得的一生”。
萊特是通過信任罪犯來實現他們的改造。信任就是信心，他們的心靈是能夠被觸動的。除非情況特別糟糕，年輕人是在缺少關懷和不誠實的環境中長大，否則信任就會是雙方的。還是把人往最好的方麵看吧。“往最壞處看人，”玻利羅克先生說，“是壞心腸和卑鄙靈魂的確切標誌。”你也許受騙了，這是真的，但受騙總比不公平待遇好。
不久，英國關閉了一切公共場所，禁止平民大眾進入。許多重要的建築在平日都關門閉戶，除非你得到了“命令”，或願意給小吏和古玩講解人小費。不列顛博物館被關閉了，國家展覽館被關閉了，聖保羅教堂和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被關閉了，威索爾古堡、寶塔、議會，以及其他一切公共建築、古玩珍藏、藝術作品，除了極少數之外，都被關閉或藏起來了。看起來，有人認為，如果允許平民百姓進入到這些地方，他們立刻就會砍掉木頭、砸碎石頭、摧毀這些古老的建築。
我們相信，已故的約瑟夫·休謨，是第一個公開致力於改變這種可悲狀況的人。他取得的第一個成就，是使不列顛博物館這幢公共建築向公眾開放。這一偉大成就的取得，其阻力是巨大的。有人早就驚呼，它的珍藏品已被無可挽回地損壞、損毀、弄碎、搗亂，甚至有一些價值連城的珍藏品也已被盜走。況且，所謂的革新居然是這樣的！然而不管如何，我們得感謝休謨先生的頑強爭取，是他使不列顛博物館重新向公眾開放，雖然博物館自然要對這些“洪水”進行預防。在重新開放之前，博物館隻允許三三兩兩的小組參觀，而且有一名官員——實際上是一名身著便服的警察——陪他們四處觀看，他負責防範那些意圖打碎珍藏品的人，隨時準備突襲任何一心等待機會損壞身邊的珍藏品的野蠻人。
好！議會的命令下達了，不列顛博物館應該對所有屠夫、麵包師、普通士兵、女裁縫、女帽製造或販賣商，以及所有從事最普通職業的最普通的人開放。況且，我們的斯塔雷先生在粗野行為大量出現時是怎麽說的？就在粗野行徑突發的那一天之後，他來到眾議院（這時他是其中的一名成員，同時是不列顛博物館的專員）。他從自己的座位上站起來，以一種斷然的語氣宣布：“我受到了警告，也為之深感憂慮。然而，我現在可以聲明，昨天（國際勞動節）有31500人到過不列顛博物館，而損失隻有價值不足6便士的收藏品！”因而，所謂的“洪水”是不存在的，應該普遍地允許人們自由地參觀我們自己國家的古玩和藝術珍藏，而不致引起普遍的社會動亂。其秘密是顯而易見的——人們應該受到信任。
在慈善工作中，休謨先生表現得非常頑強。他不斷呼籲那些管理者，應該信任人民，向人民開放公共收藏，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因為人民身在其中能夠得到快樂、熏陶和教育。通過年複一年的不斷重複的工作，他成功地使寶塔、漢姆頓宮廷、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聖保羅教堂等公共建築次第向公眾開放。這場運動逐漸蔓延開去，現在，不僅在倫敦，而且在許多大工業城市，公園都向公眾開放，讓人民在其中享受欣慰和樂趣。
1851年大展覽時，是否應該派部隊包圍倫敦以使人民保持安定，成了議會嚴肅討論的主題。這一提議最終被否決了，水晶宮沒有被部隊包圍。結果怎麽樣？幾乎沒有哪怕是價值1便士的東西被人偷走，也沒有任何東西被人損壞。首都警察署署長羅文上校在眾議院一個委員會麵前被問到這一問題時，他的回答是：這種結果應歸功於“人民的高尚行為”。他補充說，許多設備最近得到了近幾年都沒有得到的改進，也是允許人民進入公共建築的結果——一句話，得益於信任人民。這是一種消除“洪水”的正確方法：允許人民自由地觀看藝術作品，因為它們突出地展示了上帝給人的恩賜；讓人民在美的形式——它充滿了高雅、奉獻和高貴——麵前沉思，喚起真誠的感情和嚴肅的思想，緬懷曆史上的高尚品行，他們就會在無意中變得高貴、謙卑、純潔、文明。因而，我們的畫廊應該成為教育基地，通過提高淨化鑒賞品味，觸動人們的內在靈魂，來最大限度地促進國家的教育水平。信任人民，允許他們自由地進入這些地方，這事實本身就是一種道德品格的教育。信任某人——表示你樂意相信他——就是通過你的行為而不是法律或權威的力量向他表明，你相信他的真誠，你將盡最大努力博得他的好感，贏得他的心靈。當你以自己的行為舉止證明你相信他的美好本性時，你就消除了他的罪惡本性。因而，善能克服惡。
實際上，我們隻需要信任某人，就能把他的善引導出來。以實際行動相信他的長處，他就能學會正確地發揮優點。要消除新產生的自由之惡，唯有自由。讓剛從牢房裏出來的囚犯習慣於光線，他不久就能忍受最明亮的陽光。使人謙卑，就必須使他熟悉謙卑的作用。使人成為好公民，就要允許他熟悉公民的權利和義務。遊泳之前必須先下水，騎馬之前必須先學會跨上馬背。在一個人成為優秀公民之前，他首先必須被允許承擔公民的責任。
——莎士比亞
噢，兄弟，你的步履是如此蹣跚。
可憐的姐妹，正義離你如此遙遠。
在生命和活力造就以前，
它來了，
伸手替你背起行囊。
——《生命賦》
人們放棄對暴力的信仰其實是一個緩慢的過程。他們把暴力當作支配、教導和培養他人的手段。暴力，顯而易見，浸透了一切因果關係。它不問青紅皂白，隨意率性處理事情。它是野蠻人的普遍邏輯，在這些人當中，最好的人，就是那些拳頭最重、兩肋插刀的朋友。即使在文明國家，人們對暴力信仰的放棄也非常緩慢。直至最近，那些偶然鬧翻的人為了維護自己的聲譽，竟然不惜以決鬥來結束他們的爭吵。政府也毫不例外，也把它們關於國土或國際地位的爭端訴諸軍事行為。實際上，我們就是在信仰暴力效果的環境下成長起來的——曆史上的光榮、榮耀，以及一切響亮的名字，無不與戰爭融為一體。如果放棄暴力行為，我們幾乎不能想象社會結構還能組織起來。愛、仁義、公正，全得依靠它而存在。可是，暴力政策是否行之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值得懷疑。暴力往往會招致更大的抵抗，因而得不償失。人們一旦被暴力壓製住，就會滋生抵觸情緒，時不時以凶殘、憎恨、邪惡、犯罪等方式爆發出來。實際上，這就是暴力政策在一切國家、任何時候所產生的結果。世界曆史，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部暴力的失敗史。
我們是否變得聰明些了呢？我們是否已明白，如果能夠使人們生活得更好更幸福，必須求助於一種更偉大、更仁慈的力量——善的力量！這種對待人的方式，無論如何都不會導致抵觸或抗議，也從來不會使人變壞，相反，隻有變好。愛是一種強大的力量，在它的影響下，任何人都會受到激勵和教養。它充滿了對人的信任，如果沒有這種對人善良本性的信任，什麽辦法都不能激勵一個人。友善是人之本性的寫照——它消除反抗，撫平憤怒情緒，溶化鐵石心腸。它能夠戰勝邪惡，使美好更上一層樓。即使擴大到國家的原則，這同樣適用。它曾經消弭了部落之間、省份之間的敵意。假如讓它自由發展，國家之間的戰爭也會停止。也許這種想法現在是一種烏托邦，但將來，人們會把戰爭看成犯罪，一種可怕的罪行。
“愛，”愛默森說，“將賦予這個可怕的舊世界一張新麵孔。在這個世界裏，我們彼此以陌生的敵人麵目出現，仿佛在黑暗世界沉淪許久。愛逐漸溫暖了我們的心靈，我們可以清晰地目睹政治家毫無結果的外交活動、無能為力的軍隊和防線，是如此之快地被這個手無寸鐵的孩童所取代。愛能夠滲透任何角落，以一種無法覺察的方式——它的支點，它的杠杆，它的力量——成為暴力永遠完成不了的事業終結者。我想，你會注意到，在晚秋早晨的森林中，那些可憐的蘑菇，沒有任何依靠，看上去不過一塊軟團，卻通過自己堅強的、勇敢的、不可思議的鑽勁，設法從嚴寒的地麵破土而出，在頭頂留下一個堅硬的外殼！這就是愛之力的象征。可是人類社會這個更大的利益世界，早對這種美德喪失了興趣，甚至遺忘得一幹二淨。曆史上也曾有過這樣光輝的時刻，事實上，不止一人做過嚐試，且取得了福音般的成功。時至今日，我們這個偉大的、過分龐大的、死去了的基督教界，至少仍然保持著它那‘人類的愛者’的名稱。總有一天，所有的人都會是愛者，所有的災難都會在陽光的普照下冰消雪融。”
久遠的時光中，暴力原則被我們用來對付那些瘋子、罪犯、船工奴隸和麻風病人。瘋子被銬住鎖在牢房裏，像一頭猛獸。麻風病人被趕出鎮子，住在某個遠離人煙的偏僻之處——雖然他們也是人。船工奴隸在鞭笞下拚命搖櫓，直至在痛苦中筋疲力盡。罪犯們擁擠在一起，不管年齡和性別，直到歐洲監獄成為人間地獄。大約400年前，罪犯們被送給佛羅倫薩和比薩的外科醫生做活體解剖。現在，他們的位置才被不會言語的動物所代替。
聖文森特·保羅是一位來自上層社會的慈善者，他是一位蘭格多克農民的兒子。父親希望他成為一名政府官員，為了替他交大學學費，連鐵犁都賣掉了。馬賽城的一位朋友遺贈給他一小筆財產，他於是坐船到那兒去接收。在回國的路上，他乘坐的船在一陣激戰後被3名非洲海盜劫掠。激戰中，聖文森特負了嚴重的箭傷。海盜把船員和旅客鎖在一起，聖文森特也在其中。他被帶到突尼斯，成了一名船工奴隸。由於受不了海上的艱苦，總是生病，他被賣給了一位摩爾醫生。一年不到，主人死了，他於是又被賣給一位農民，一位奈斯的土著。聖文森特使他的主人改信了基督教，於是決心一起逃亡。他們把一張小筏放到海裏，登上了法國南部愛格莫提斯的土地。
不久，聖文森特在羅馬加入了一個兄弟會，其職責是在醫院裏護理病人。接著他去了巴黎繼續這一工作。後來，他成了船務巡視員坎特·喬吉尼的家庭教師。在那兒，這位年輕的牧師目睹了可怕的場麵——人們被鏈子鎖在船槳上，像非洲奴隸般拚命搖槳。他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幫助這些人的工作中去，這種熱情由此深深感動了國王路易三世，在聽了他的所作所為之後，國王任命他擔任船務施賑官。一次，他為了救一位可憐的流浪者，以自己交換了這位流浪者的自由。於是聖文森特戴上了他的鐐銬，替他服滿剩下的刑期。在犯人社會生活一段時間後，聖文森特獲救，然而鐐銬在他身上造成的傷痕，一輩子都無法彌合。他被重新安排在原來的位置，繼續以一種神聖的熱情忘我工作。最終，他贏得了許多罪犯的懺悔，通過堅韌的努力，改善了犯人和船工奴隸的境遇。
他的後半生非常有名。回到巴黎後，他建立了“慈善姐妹會”的規章製度，從而開創了婦女慈善和福利事業的全新局麵。這些“慈善姐妹會”的成員來自法國及其以外的地區，是每一件慈善任務——諸如護理病人、教育青少年、照顧孤兒等——的主要工作者，而且幾乎非常出色地完成每一件工作。出於曾被囚禁的經曆，他轉而致力於為贖回那些非洲俘虜而募捐。就這樣，他拯救了不少於1200個奴隸。1816年，海盜被英法聯合艦隊徹底消滅，他們在阿爾及爾的老巢也被搗毀。
在凱維利城堡（注：基督耶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我們聽說了地獄和鐐銬，但又有多少不幸和殘忍的故事被訴諸現代的法庭呢？翻開我們大城市的貧困記錄，你又該會多麽同意傑勒米·泰勒所說的：“這是一種近似於野蠻殘酷的無情，與耶穌的仁慈，相距何止千裏之遙！”
約翰·霍華德的仁慈心腸，在一次表麵上出於偶然的個人災難中，首先被用來改善囚犯的境遇。他坐船去葡萄牙，因為這時裏斯本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一次強烈的地震襲擊了該地，到處都是廢墟，正是仁慈心充分表現的好時候。航行不久，一夥法國海盜劫掠了他所乘坐的船隻。他受到了殘酷的折磨，48小時沒吃沒喝。在布勒斯特上岸後，他和其他俘虜被關在一座肮髒的、地獄般的堡壘中，長時間沒有得到任何食物。最後，海盜們向牢房裏投進了一大塊羊肉，這些不幸的人拚命把羊肉撕成碎片，然後像猛獸般啃咬。整整一周的時間，囚犯們都受到了同樣殘酷的對待。他們被迫睡在這座可怕地獄的潮濕地板上，除了稻草，沒有任何可以遮蓋的東西。
霍華德被釋放後回到了英國，然後就馬不停蹄地開始拯救囚犯的工作。他成功地使許多與他有同樣遭遇的人獲得了自由，並與大陸監獄和堡壘中的英國囚犯取得了聯係。他發現，巨大的、甚至比他自己遭遇更可怕的苦難，乃是俘虜的平常境況。
不久，他擔任了貝佛德州的最高長官，任期內，他把注意力轉移到英國監獄的狀況。在當時的英國，州長一職不過是一個虛名，隻能帶來微弱的聲勢和空虛的炫耀。然而，在霍華德手裏，這種境況有所改觀。得到一個職務，就意味著能激起他完成職責的雄心。他坐在法庭裏，認真地聆聽著審判的每一個步驟。當審判一結束，他就跑去視察關押罪犯的監獄。這裏對待犯罪分子的可恥的、野蠻的方式，他再熟悉不過了。暴露在他眼前的監獄裏的景象，決定了他未來的生存使命。
英國監獄，正如其他國家的一樣，正處於一種可怕的狀況。囚犯既沒有被隔離，也沒有被區分。相對純潔的罪犯和極端可惡的罪犯，被一視同仁。於是，這種普通堡壘就成了犯罪的溫床。迫於饑餓而偷了一塊麵包的人，發現自己與強盜和殺人犯同屬一個陣營；債務犯和偽造假幣的人，罪行輕微的小偷和殺人凶手，不誠實的女孩兒和妓女，都被混同在一起。誓言、詛咒、謾罵，風行於牢獄中，宗教信仰卻無處可尋。魔鬼四處縱橫，邪惡就是至尊。對於監獄這種對待囚犯的狀況，霍華德簡單地談了自己的印象：“一些被法官宣判為無罪的人，一些沒有被盛氣淩人的法官找到犯罪證據的人，一些被證明檢舉無效的人，被關了數月之後，重新被拉回監獄中，一直鎖到他拿出酬金給監獄看守、立法會議成員以及諸如此類的人之後，才能獲得自由。”他同樣提到了那些“鐵石心腸的債權人”，他們有時會威脅債務人說，不還債就得“在監獄中消耗掉”，而且他們往往說一不二。實際上，人們在監獄中確實會消耗掉——在汙穢和瘴氣中倒下、爛掉。霍華德估計，有無數的活人在恐懼中倒下了，也有如此之多的人成了寒冷、潮濕、病患和饑餓的犧牲品。
監獄看守的工資並非由公眾支付，而是來自於那些被迫支付的弱者。霍華德懇求立法會議，要求政府提供看守的工資，立法會議則要求提供先例。他答應了，從而跨上馬背，走遍各州去尋找先例。然而在訪遍遠近各州的監獄後，他就是找不到一個能給看守提供工資的先例。所看到的，隻是普遍存在於囚犯中的悲慘與不幸。這更加堅定了他致力於改善英國以及世界各地監獄狀況的決心。
在古魯瑟斯特，他發現了一座情況最為糟糕的古堡。這座古堡現在被用作監獄。所有的囚犯，男男女女，都住在一個大庭院裏。債務犯的牢房連窗戶都沒有。重罪犯的牢房黑咕隆咚，成天緊閉。熱病流行於監獄中，並奪去無數囚犯的生命。看守們沒有工資。債務犯沒有食物供給。在教會中心愛利城，情況也好不了多少。為了防止犯人逃亡，看守給他們戴上沉重的腳鐐。他們身上到處都是鐵條，脖子上則緊箍著一根布滿釘子的鐵圈套。在諾維奇，牢房被建在地下，囚犯們唯一的福利，隻是每年僅值1畿尼的稻草。監獄看守不僅沒有工資，而且每年還得為他的工作支付給副州長40英鎊的貢賦！逼得他隻好通過欺詐勒索來獲得收入。
高尚的使命激勵著霍華德不停地在全國各地奔走，改善囚犯境遇的念頭占據了他的整個頭腦，揮發了他的全部熱情。艱辛、險惡，甚至身體的疼痛，都無法使他與他那偉大的生活理想分開。他從英格蘭的這一頭走到另一頭，向人們展示不列顛牢房的醜惡嘴臉。許多次，他使那些因微小債務而身陷囹圄的人，以及被證明完全無罪的人獲得了自由。對於他的調查結果，眾議院決心成立一個專門委員會，負責評估事情的真實狀況。他站在委員會麵前，搬來了一大堆材料，慷慨陳詞。在評估過程中，一名委員驚訝於他的材料如此之長之詳細，詢問他是拿誰的錢去旅遊的。霍華德泣不成聲，好久之後才能回答他的問題。
立法會在他作證的最後，終於向他表示了感謝。他們按照霍華德所提出的辦法，在1774年——正是這一年他開始工作——通過了法案。法案規定：取消一切貢賦，給看守發工資，立刻釋放所有被判無罪的囚犯。法案同時規定，所有的監獄都要清掃、粉刷，保持良好的通風，設立醫務室為囚犯治療。當法案獲得通過的時候，霍華德正躺在病床上，可是一旦他從忘我的工作所導致的疾病和疲乏中恢複過來，他就立刻起床，重新視察各個監獄，以便評估法案的執行情況。
視察完英格蘭之後，霍華德繼續到蘇格蘭、愛爾蘭這些地區調查監獄狀況。這些監獄的狀況同樣可怕。於是他公布了調查結果，並取得了同樣的成功。接著他趕到歐洲大陸。在巴黎，巴士底獄的大門沒有向他開放，法國其他監獄的狀況，與英格蘭相比雖然要好些，但也是足夠糟糕。然而，當有人發現他正在設法調查巴士底獄時，一道囚禁他的命令發布了，幸好他及時脫逃。為了懲罰自己，霍華德翻譯發表了一份英國監獄的記錄，這是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寫成的剛剛出版的著作。
霍華德繼續漫遊到比利時、荷蘭和德國。每到一個地方，他都詳細地做筆記，從而獲得了大量的材料——這無疑是無數次辛勤勞動的結果。回到英國，看到囚犯改造工作已經啟動之後，他肩負著同樣的愛的使命，來到了瑞士。在那兒，他發現了科學的監獄製度：囚犯們被勞動改造，這不僅是為了他們自身的利益，而且減輕了征收來用以維持監獄運轉的賦稅。
通過3年不知疲倦的工作（在這期間，他行程3萬多裏），霍華德以“監獄狀況”為書名發表了他的偉大著作。該書取得了巨大的轟動效應。他再一次被眾議院請去，詢問監獄改造的進一步準則。他主張用勞教所代替監獄，這是他在阿姆斯特丹發現的，並認為是一種好模式。
於是他再一次繼續旅行，以便評估這種工作方法的效用。他從荷蘭來到普魯士，沿途穿過西裏西亞，通過奧地利和普魯士軍隊交戰的前線。在維也納度過一段時間之後，他來到意大利。在羅馬，他要求進入宗教裁判所的地牢裏，但是，正如在法國的巴士底獄一樣，他被拒之門外。當然，意大利其他的監獄都向他敞開了大門。然後他經過法國回到家裏。這一次，他一共走過了4600公裏行程。不管走到哪裏，他都受到了熱情的接待。被監禁者的祝福，不管足跡行到哪裏，都會伴隨著他。他給人以仁慈的慷慨，更有甚者，他打開了所有國家寬容和仁慈的心扉，讓它們懂得了監獄改造的重要性。
他絲毫未曾懈怠。回國後，他重新視察了大不列顛的監獄，行程達到近7000公裏。他發現自己以前的努力現在開始結出了碩果：過去的公然虐待，現在不見了；監獄較過去清潔、健康，而且更加有秩序。接著他又一次跑到國外去擴大自己的見識。鑒於以前已經參觀了歐洲南部國家的監獄，這一次他決心訪問俄國。他隻身步行到達聖彼得堡。警察發現了他，邀請他去宮廷訪問凱瑟琳皇後。他禮貌地告訴皇後，他來到俄國，是想參觀關押囚犯的地牢和窮人的住所，而不是國王和皇後的朝廷內宮。
他鼓起勇氣跑去觀看鞭刑。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被帶到刑場。男人被抽打了60下，而女人則被抽打了25下。“我看到那個女人，”霍華德說，“幾天後仍然虛弱至極，但那個男人則再也見不到了。”為了弄清那個男人的情況，霍華德決心訪問執刑者。“一個人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被抽打致死嗎？”他問。“能！”“要多短的時間呢？”“一天或兩天。”“你是否曾經這樣抽打過？”“是的。”“最近呢？”“嗯！最近經過我手中的皮鞭抽打過的那個男人，就死了。”“你是怎麽把他打死的？”“在他的兩肋抽打一兩下，就會撕下大塊大塊的肉。”“你是否曾經接到過如此抽打罪犯的命令？”“是的！”就這樣，俄國吹噓自己已在全國取消了死刑的謊言就被徹底戳穿了。
他在莫斯科寫道：“在短短的一年之內，有不少於7萬名新兵死在俄國的醫院裏。”現在，霍華德已是一位權威人物，他所說的話幾乎是不容置疑的。因而，這種可怕的事實在我們心中激起的，除了對戰爭和專製的憎惡之外，就再沒有什麽了。從俄國回來，他取道波蘭、普魯士、漢諾威，以及奧地利的荷蘭人區。1783年，他懷著同一目的遊曆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回來後，他發表了這次遊曆的成果，作為他的偉大著作的第二份附錄。
自從霍華德投身於他孜孜以求的工作以來，12年過去了。他訪遍了歐洲大小城鎮的監獄，走過了42000公裏以上的行程。為了拯救囚犯、病人和無助者，他足足花掉了3萬英鎊之多！然而，他的工作並沒有終止。他決心訪問那些傳染病流行的國家，如果可能的話，以便找到治療這種可怕疾病的藥方。他的第一個目標，就是橫穿法國，到達馬賽。
1785年9月，他出發前往巴黎。法國人想起了他在巴士底發表的小冊子，於是禁止他登上開往法國的船隻。他化裝進入巴黎。就在到達的同一天晚上，他被警察從床上叫了起來。他急中生智，把警察擋在門外幾分鍾，然後起來穿衣，從房子裏跑掉了，啟程趕往馬賽。在那裏，他獲準進入傳染病醫院，得到了一些資料。
他坐船趕往流行病肆虐的斯麥納。從那兒，這位堅定的仁者搭上了一艘開往阿瑞阿提克的已被傳染病感染的船隻，希望能夠被送到最嚴厲的隔離所。他得了熱病，在隔離所躺了40天——忍受了恐懼、無助和悲哀中的孤獨，最終康複。回到英國後，他來到自己的寓所，給那些貧苦的鄰居們一些幫助，然後又像父親離開自己的孩子般戀戀不舍地離開了他那些卑賤的朋友們。
在最後一次的行程中，他打算擴大自己對流行病問題的調查。1789年，他到過荷蘭、德國之後，打算前往土耳其、埃及和巴比倫。但他隻能到達俄國韃靼人居住的科森了。在那兒，與往常一樣，他訪問了當地的囚犯，結果染上了監獄的熱病。在孤獨無依的異國他鄉，他病倒了，死去了。這一年，他才50歲。彌留之際，他囑托身邊的人希望被葬在達菲尼的墓地裏。“讓我平靜地躺在地下，在我的墳頭放一個日晷，然後讓人們忘記我。”
然而，高尚的霍華德一天也不會被人類所忘記。他是可憐人的救星，他從來沒有考慮過自己，想到的，隻是那些沒有他就會孤獨無依的人。有生之年，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這成就並沒有隨著他的故去而消失，反而繼續影響著不僅是英國，而且是所有文明國家的法律，直至今日。
伯克是這樣描述他的：“他訪遍了整個歐洲，一頭紮進地牢裏。他深入醫院，與傳染病搏鬥。他探查不幸和痛苦的大廈，測量悲哀、沮喪和恥辱的深度；他記著被遺忘者，照顧被忽視者，問候孤獨的人；在所有的國家，他比較和收集了一切人的痛苦。他的計劃是創造性的，充滿了天才成分，正如它充滿了仁慈。它是一次發現曆程，一次仁慈心的漫遊。在每一個國家，人們已都能多多少少感到他的辛勞所帶來的收成。”
從霍華德那時以來，囚犯的待遇獲得了很大的提高。這首先得感謝那些誌在推進他們境遇的仁慈者，例如撒拉·馬丁、福瑞夫人，以及其他的好心人。西尼·史密斯曾經提到，有一次，他要求福瑞夫人允許他伴隨她進入“新世界”，因為他被裏麵的場景深深感動了，以至於像個孩子般大哭。在一次布道時，他談及這一主題說：“現在，鎮子裏出現了一片新的場景，我將不惴淺陋地稱之為人類所能見到的最莊嚴、最仁慈、最感人的場景。看一看那位活動在不幸的囚犯當中的高貴女人；看一看那些急切呼喚上帝的人，是怎樣被她的聲音所安慰，因她的看護而再生。他們團聚在她的身邊，把她看作唯一愛他們、教育他們、關心他們，或向他們談論上帝的人。這一場景，足以使世上所有的盛大場麵黯然失色。它告訴他們，生命是短促的，匆匆而過，我們必須以某種善良的行為去麵對上帝。現在，已經到了像這位受人祝福的女人那樣去施舍、去祈禱、去撫慰、去行動，像我們的天堂救星耶穌那樣去活在罪犯中、活在傷心人中、活在病人中，在最深最黑暗的不幸生活中工作的時候了。”福瑞夫人之所以成功，是由於她那堅韌的努力。她引發了對監獄狀況，特別是對女囚犯待遇的徹底改革。大法官在1818年參觀“新世界”之後，向“舊堡壘”（注：指舊時的宮廷）遞交了一份報告，其中寫道：“如果把她所采用的管理原則像應用於女人那樣應用於男人，這些原則就會成為把監獄變成改造所的手段。罪犯將不再帶著邪惡和墮落回到世界，他們將會懺悔，也許會成為社會的有用成員。”
投身於改善丈夫擔任監獄長的瓦維克監獄的塔特娜爾夫人，知名度比福瑞夫人差一些。但她也把許多罪犯從邪惡的世界帶上了勤勞善良之路。她主要關注那些處於逆境的少男少女，在使這些人重新回到社會的努力中，她幾乎總是無往而不勝。
然而，對於改善眾多囚犯的待遇來說，個人力量畢竟是弱小的。要想解決這樣大的問題，隻有依靠法律。立法的目的之一，就是通過消除犯罪動機來防止犯罪，而監獄管製的主要目的，也就是改造罪犯的道德環境，引導他們回到他們曾經冒犯過的社會的懷抱。這對罪犯而言，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因為他們的遭遇往往是由他們生長的環境所造成的——在其中，他們缺少教育，受到社會製定的法律的不公平待遇。
以往的時代，社會對罪犯往往采取報複措施，把他們看成洪水猛獸；現在，社會采取的是一種溫和方式，力爭對他們加以改造。在紐約州，西西監獄的管理人員就曾經帶頭改善罪犯的待遇。他們之所以這樣，是由於愛德華先生的報告。他說他自己“根本不相信在世上流行了如此之久的暴力體製——這一體製以為，通過折磨罪犯，就能使他們進入所謂的好秩序，因而根本沒有必要求助於任何比恐懼恥辱感更好的東西”。他還說他“通過親身經曆，已經打心眼裏相信罪犯們雖然墮落，但仍然有一顆能夠被友善、良知所觸動的心靈。這顆心靈可以通過求助於理性和對美好生活的憧憬來喚醒。而這，隻需要充滿同情和希望的動聽聲音就夠了。就足以使他們永遠洗心革麵，重新做人”。西西監獄聽從了愛德華先生的建議，采用了一種全新的對待罪犯的體製，不久就收到了良好的效果。現在，這所監獄的規章就是：懲罰越少越好，鼓勵一切願意進步的行為。過去被認為是無可救藥的許多犯人，現在被改造成了對社會有用的公民，隻有極少數人重新恢複了他們以前的惡習。
這種體製在女人身上特別有效。一位女舍監在一個小禮拜堂裏向一群女囚犯講述自我約束的責任，以及不管在今生或是來世，如果希望擺脫痛苦，都必須加強修養的必要性，然後接著說：“這個小實驗的結果，是在囚犯們更為平靜溫順的活動中，在她們溫和謙卑的語氣中，在她們愜意愉快的服從中表現出來的。它堅定了我的下述信念：不管犯罪使她們如何低賤，暴行和錯誤使她們如何冷酷，隻要理性占據了她們的頭腦，就沒有一顆心靈會如此頑固無情，以至於同情和友善的聲音都無法融化它；或者會如此冷淡，以至於基督之愛，它都無動於衷。”
皮斯貝利上校，康涅狄格州的威斯特巴裏監獄的監獄長，在以人道方式對待和改造罪犯方麵，他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身上有種幾乎高不可攀的道德勇氣。在他被任命之前，對待囚犯的常見方式是極端粗暴的，這對他們產生了不可移改的惡劣影響，在他們中間導致了一種“根深蒂固的狠毒”。犯罪率急劇上升，監獄每年都使州政府負債累累。皮斯貝利上校徹底改變了這種方式，他以一種友善的態度積極從事改造囚犯的工作。對他們的好行為，他加以鼓勵；對他們的棄惡從善，他倍加讚揚。他解除了重刑犯的鐐銬，告訴他們他相信他們！這種政策呈現魔術般的效果。囚犯們對他抱持信任的態度，對他的規則表現出最大的尊敬。監獄裏秩序井然，不久就開始依靠自己的勞動來應付開支。
他對待一個犯人的例子值得一提。這個囚犯力大無比，多次越獄，是該地的凶神惡煞，已經陷進犯罪深淵17年了，而且越陷越深。在他進來時，皮斯貝利上校告訴他，他不希望看到他再重複在其他監獄多次嚐試過的逃跑。“我將會盡我所能地使你過得舒適，並盼望有一天成為你的朋友。而且，希望你不會故意給我製造麻煩。監獄裏有一間打算用作單獨禁閉的房子，可是我們從來沒有動用它。打開它的門鎖，把任何一個人投進去，都會使我難過。你可以像我這樣在監獄裏自由走動，如果你像我相信你那樣相信我的話。”這個人安靜了下來，接連幾周都表現出對皮斯貝利上校的極端溫順。終於，有人告訴上校，他正在打算越獄。上校把他找來責備了一頓，這個人一直保持沉默。他告訴他，現在是有必要把他鎖進單獨禁閉室的時候了。矮小幹瘦的上校走在前麵，大力士跟隨其後。當他們來到過道的最窄處，上校把燈光轉向囚犯，看著他的臉。“現在，”他說，“我問你，你是否曾經像我應得的那樣對待過我嗎？我已經做到了我能夠想到的使你舒適的任何事情；我相信你，而相反，你卻從來沒有給過我哪怕是最小的信任，而是打算給我製造麻煩。是這樣嗎？不過我實在不忍把你鎖起來。如果我接到你一絲讚同我的信號——”這個囚犯淚如泉湧。“先生，”他說，“17年來，我一直是一個惡魔，但你卻把我當人看。”“來吧，讓我們回去。”上校說。從此，這位罪犯又像以前那樣在監獄裏自由走動了。他向上校敞開了心靈，快樂地服滿了所有的刑期。他們成了相互信賴的朋友，他對上校付出了所有的信任，所有的他力所能及的對朋友的忠誠。
皮斯貝利上校具有一種紳士風度。有人告訴他，一個窮凶極惡的囚犯曾經發誓要殺掉他。他趕緊把他找來，讓他替自己理發，而且身邊不準有任何其他人。他看著這個人，指著剪子，要他給自己理發。囚犯的手顫抖著，而上校卻泰然自若。理完發後，上校說：“有人告訴我，你想把我殺掉，但我想我應該信任你。”“上帝保佑您，先生！”這個獲得重生的人回答道。這就是信任的力量。（注：盡管在合眾國一些州的監獄裏，罪犯受到了人道的對待，但在一封寫給1880年2月3日的《泰晤士報》的信中，威廉·圖羅克卻抱怨一些州對待青少年罪犯的方式。“例如，”他說，“在最近的一份費城報紙上，有一篇參觀佐治亞州立監獄的報道。在這裏，數十個罪犯生活在極端墮落的令人惡心的環境中，被迫從事橡膠生產的工作。他們居住條件糟糕，被數隻大偵探犬看守著，身上還戴著鐐銬。在他們中間，參觀者發現了一個15歲的孩子，10歲那年，他由於入室行盜，而在這樣幼小的年紀就被法官判了5年監禁！從那時起到現在，他已經忍受了5年這樣的奴隸生活！從登載這篇報道的雜誌來看，從作者的明顯特征來看，恐怕有理由相信這篇報道完全屬實。何況，官方的聲明也完全證實，在美國無數的監獄裏，虐待現象是再明顯不過了。能夠對一個如此年輕的孩子做出如此判決的法官，我們將樂意看到他自己也被關進監獄裏，雖然我曾經在賓夕法尼亞的一所州立監獄，親眼看到一位美國法官的境遇也好不到哪裏去。他由於貪汙被判刑兩年，但他的住所已經被裝飾得奢侈豪華。而更令人驚奇的是，就連當地人都認為是極端“嚴重”的犯罪，在他那裏，法律也是如此輕描淡寫！”）
紐約州的歐本州立監獄長官古德爾將軍，以及另一位監獄看守伊塞克·霍帕先生，在對待和改造罪犯方麵取得了同樣的成就。後者成功地改造了50名罪犯，其中隻有兩個人重新走向了邪路。為了說明仁慈的力量，我們下麵得花大量的筆墨來描述這樣一件事。
罪犯必然遭遇到的最大困難之一，就是在服滿刑期之後找到一份工作。他願意工作，決心成為一名誠實的人，然而警察知道他的行蹤，總是對他糾纏不停。於是，他很快又改變了主意，被迫回到原來的老路。因而，要想使一個囚犯回歸誠實，囿於環境，機會十分渺茫。托馬斯·萊特，曼徹斯特的一位仁慈者，把自己看成是受人冷落的囚犯的朋友。他沒有什麽社會地位，也沒有財富，有的隻是他那顆用之不竭的愛心。
雖然他所受的教育不多，但早年從他母親那兒汲取了強烈的宗教意識。從母親的背帶裏解放出來後，從善的時機就成熟了。他必須麵對這個世界，麵對它的勞作，麵對它的幸福，也麵對它的邪惡。很早起，他就與曼徹斯特最不幸的大人和孩子混在一起。這持續了一段時間。但最終，他的心靈和良知對夥伴們的褻瀆行為產生了反感，從母親嘴裏說出來的道理開始起作用。他與一位宗教界年輕人熟悉起來，並開始有規律地光顧宗教場所。
15歲，他成了一名曼徹斯特鐵鑄工的學徒。開始時，工資每周5先令。由於他的堅定、沉著和勤奮，工作越來越順利，到23歲時，他成了製模工的領班，每周工資達到3英鎊。這是他的最高收入，但他隨後所做的善事，根本就不靠這份錢。
他的心思從很早的時候就放在了那些最無依無靠的罪犯上麵。從監獄裏釋放出來的罪犯，很少能回到老地方工作，而新的老板也不會雇用他們，因為他們缺乏老板需要的專長。長期監禁的浸染，往往使他們習慣與那些比自己更邪惡的罪犯接觸，因而出獄後他們留念過去的關係網，不少人就像以前那樣，重新開始他的犯罪生涯。這樣的惡性循環，周而複始。
一天，一個人來到鑄造廠，獲得了一份工作。這是一個穩重、細心、工作勤勉的工人。可是不久後有人泄露說，這個人是一名剛被釋放出來的罪犯。老板問托馬斯·萊特是否知道此事，他說他並不知道，但答應去考察這個人。在第二天的工作中，萊特漫不經心地問那名工人：“你以前在哪裏工作？”“在國外。”他回答說。最後，在幾次進一步追問之後，這個可憐的人淚流滿麵地承認自己是一個釋放出來的囚犯，並哀求萊特，別讓他回到過去的老路上去，讓他堅定不移地清除自己罪惡的品質。
萊特先生真誠地相信了這個人。他把他的經曆告訴了所有的工人，並在他們手上放了20英鎊，作為對這個人未來良好表現的保證金。他同時向這個罪犯保證，他將被留用。可是第二天早上，這個人就不見了，解雇他的命令就這樣在無形中生效。萊特立刻派了一個工人到住所去找他回來工作，但他已經離開住所，帶走了在這個世界上所有屬於他的東西。
確定這個人是朝著布裏方向進發之後，萊特先生立刻沿著他的足跡追了上去。他發現這個逃亡者坐在離曼徹斯特不遠的馬路邊，傷心欲絕，走投無路。萊特用手拍了他一下，然後拉他起來，告訴他工廠已經決定留用他，一切都要靠他自己，看他能否保持自己作為一名可敬的工人的品質。他們一起回到曼徹斯特的工廠。這個人以後的表現，完全證實了領班曾經做出的保證是正確的。
這次親身經曆深深地感動了萊特先生本人。他看出同情心和人類之愛在把那些可憐的罪犯從他們業已陷進去的痛苦深淵中拯救出來方麵，可以有多麽大的作為。他感到，他們不應該放棄任何重新做人的希望，而每一個善良的人，都完全應該向他們伸出援助之手，使之回歸勤勞的生活。這成了他心中強烈的願望、應該努力完成的使命。他沒有任何助手，但一種強烈的信仰使他堅定不移地邁向成功。
萊特先生住在薩爾福特監獄附近，希望能夠接近獄中的囚犯。可是，在很長的時間裏，他並沒有得到允許。後來，鑄工廠一位年輕人的父親在獄中擔任看守，他把萊特先生介紹給監獄長。於是，他才被獲準參加星期日下午的服務。不過，他並沒有得到單獨看望囚犯的機會，隻好耐心等待。
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在萊特先生正要離開監獄的小禮拜堂之時，牧師叫他別走，並問他是否能夠替一個囚犯找份工作。這個囚犯即將刑滿出獄，希望能夠有一次證實自己的品格已得到改造的機會。“可以，”萊特說，“我將盡力而為，努力為他找到一個位置。”他成功了，出獄囚犯找到了工作。
現在，監獄長讓他可以更自由地在監獄裏走動。他親自屈尊訪問囚犯，與他們談心，替他們出謀劃策，鼓勵他們下決心改正，把消息帶給他們的家人，盡量使自己成為他們的朋友和恩人。在囚犯出獄時，他常常約見並送他們回家。他以自己的綿薄之力幫助他們，供給生活費用，然後盡力替他們找到工作。
他在許多情況下都獲得了成功。工人的雇主也開始相信托馬斯·萊特了。他們知道他是一個善良而仁慈的人，不會出錯主意。出於對他的信任，他們常常雇用出獄的囚犯。如果有疑心，萊特就會用自己的錢做保證金，使他們信心堅定。而這保證金，是他從自己每周70先令的領班工資中攢起來的。
所有這一切，他都是在默默中完成的——他寧願為人所陌生，以免所做的善事被人幹擾。就這樣，在幾年之內，他成功地為近300名出獄囚犯找到了工作！他甚至成功地——這是所有工作中最糟糕的——為女酒鬼找到了歸宿。當時，他跑到老遠的農村裏，說服女酒鬼丈夫把他那不再酗酒、而一心懺悔並渴望回到家裏的妻子領回來。
他的一個朋友曾經提到過一件明顯的事例。一個曾經在波特蘭服刑期滿的人被釋放後，帶著一張出獄許可證和一封牧師寫給托馬斯·萊特的信來到曼徹斯特。萊特替他找了一份清道夫的工作，並使他提升為道路修理工。他的行為證明他已完全改正了。萊特接著替他獲得了進入凱隆·斯托維的周末全日學校的許可，使他成為該校的一名教師。他表現出良好的教學能力，就連凱隆·斯托維都對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們開始相互熟悉，凱隆安排他為自己伴讀，在適當的時刻，任命這位波特蘭罪犯為一名牧師。
另一位受到老板信任而負責管理倉庫的年輕人，由於交友不慎，結果盜用了老板的資金。他的偷盜行為被發現了，老板打算起訴他。這位年輕人的父親懇求托馬斯·萊特從中調解。萊特立刻趕到老板那裏，成功地使他答應不起訴年輕人，而給他另外的懲罰。“給他另一次機會吧。”這常常是托馬斯·萊特的迫切建議。年輕人被送回工廠，從此表現出了最令人滿意的行為。他比以前更加賣力地工作，後來成為工廠的一名股東，並最終成了工廠的負責人。他一刻也沒有停止過為“托馬斯·萊特”這個名字而祈禱。
萊特這樣工作幾年之後，他的自願勞動終於受到了官方的注意。威廉上校在他關於監獄狀況的年度報告中提到了萊特這個名字。他說：“要想表明這個卑微的、無助的好人到底是如何從事他的慈善事業，以及到底在何種程度上獲得了成功，這隻要看一看那幾百名與他有深交的罪犯，大部分已重新做人，隻有4個人再次入獄的事實就夠了。我們欣喜地看到，罪犯們信任和依賴他，這似乎完全來自於他那樸實、謙遜，以及慈父般的為善方式。”
許多情況下，當萊特先生無法為出獄罪犯找到工作時，他或者把自己的錢借給他們，或者在自己的朋友中發起一次募捐，把他們送出國。他就這樣幫941名出獄犯人出了國，在全新的、和舊時熟人相隔絕的環境下開始生活。出獄罪犯本人回報他的，是在許多情況下幫他做善事。他們為自己的朋友尋找工作，或者幫助發起募捐，把別的出獄罪犯送出國。因而，仁慈總是產生仁慈。
這些出國的囚犯當中，有一位被送到北美去的人寫信給萊特先生，稱他為“親愛的養父”。他在信中夾寄了兩英鎊捐給“倫敦男性勞教所”。這位現在成了富翁的僑民在信中寫道：“您，我永生難忘的父親，是您的幫助使我獲得了今日的成功。您是我今生最好、最親切，也是唯一向我提供幫助的朋友。您通過自己無私的幫助，使我擺脫了昔日罪惡的生活。當所有的人見到我別臉而去，視我為惡棍和流氓時，您像一位浪子的慈父，熱情歡迎我回到高尚和完美的生活中，以黎明前將要出現的曙光般的希望安慰我年輕的心，用您慈父般的勸告和純真的希望指引我的命運。上帝保佑您，親愛的父親！上帝保佑您全部的仁慈！每當我想起您為您那可憐的朋友所做的一切努力時，思念的眼淚就在我臉上流淌。”
就在這時候，萊特先生正在鑄造廠裏工作——從早上5點直到晚上6點，有時更遲。整個晚上的空閑時間以及大多數星期天，他都投身於他那自願接受的事業。或者在監獄、收容所、簡陋的星期日學校裏，或者在不幸者和罪犯的家中。現在，他已是63歲的高齡，身體也開始衰老。他一無所有，所有多餘的收入，都已用在出獄囚犯的解救和出國中。他常常把自己約束到最儉樸的生存方式裏——總認為如果自己擁有了財富，卻不把它們獻給那些處於不幸中的人，就是一種罪過。
當政府認識到了他的事業的價值時，便給他一個監獄巡視員的職位，並付給800英鎊的年薪。乍看之下，似乎這筆小錢是他可以賺取的收入，同時能夠擴大他的工作範圍。可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他說它會製約自己做善事的力量，他相信，一旦他成為一名政府官員，就不再會被看作“囚犯的朋友”。
同樣地，曼徹斯特人民也試圖為他募集一筆相當於他每周工資數量的年金——這充其量相當於他的工作為國家挽救的金錢的十分之一。“皇家獎勵基金”響應募捐活動，認捐了100英鎊，剩下的由曼徹斯特人民募集。他們募集到了182英鎊送給萊特先生作為年金——這恰好是他以前通過白天的勞動賺取的數量。
瓦特先生捐獻了一幅名為《善良的撒馬利亞人》的珍貴畫作，作為響應曼徹斯特人民募捐活動的證明。這幅畫的主題是“藝術家欽羨崇敬的肖像，高貴的慈善家，托馬斯·萊特”。它被掛在曼徹斯特市政大廳的顯著位置，立刻成為藝術家友善和慷慨的證明，更成為它所展示的人的高尚品質的象征。
直至今天，萊特先生仍在繼續他的慈善工作。他往返於城鎮之間，像霍華德那樣，探視這些地方的監獄。他走訪了“田野晚徑避難所”“瑞德赫爾工業學校”以及密爾邦克、本頓維爾、波蘭、樸次茅斯、帕克胡斯特等地的監獄。他在建立“雷基德學校”時勤奮工作，滿心希望教育那些窮人的孩子過誠實的生活，從而防止他們走上犯罪道路。他把無知和壞榜樣看成是一切罪惡的滋生地，因而盡一切力量通過世俗或宗教的教育把它們徹底清除。他呼籲當時正積極提倡建立國家教育體係的科布登先生，應把消除犯罪和貧困作為國家教育體係的首要的強製措施。除了“雷基德學校”之外，他還創辦了“改造學校”“便士銀行”以及“擦皮鞋隊”。哪兒需要做善事，哪兒就少不了他的援救和幫助。屬於他的每一分鍾都無比充實。他的格言是：工作，工作，不管今天哪裏需要；時時如此吧，因為夜晚就要來臨了。
就這樣，他走到了生命的盡頭。當他進入85歲高齡時，健康狀況急劇惡化。然而，他仍然時刻準備接待那些希望看到他的人——特別是那些窮人、出獄囚犯或回心轉意的罪人。他的生命逐漸凋零了。第二十三首聖歌不停地掛在他的嘴邊，在每天的昏迷中，他感到自己正在“向著家裏走”。他曾經戰勝了一切，現在正在結束這種戰鬥。1875年4月14日，他安寧平靜地睡著了。他的一生，確實是“活得值得的一生”。
萊特是通過信任罪犯來實現他們的改造。信任就是信心，他們的心靈是能夠被觸動的。除非情況特別糟糕，年輕人是在缺少關懷和不誠實的環境中長大，否則信任就會是雙方的。還是把人往最好的方麵看吧。“往最壞處看人，”玻利羅克先生說，“是壞心腸和卑鄙靈魂的確切標誌。”你也許受騙了，這是真的，但受騙總比不公平待遇好。
不久，英國關閉了一切公共場所，禁止平民大眾進入。許多重要的建築在平日都關門閉戶，除非你得到了“命令”，或願意給小吏和古玩講解人小費。不列顛博物館被關閉了，國家展覽館被關閉了，聖保羅教堂和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被關閉了，威索爾古堡、寶塔、議會，以及其他一切公共建築、古玩珍藏、藝術作品，除了極少數之外，都被關閉或藏起來了。看起來，有人認為，如果允許平民百姓進入到這些地方，他們立刻就會砍掉木頭、砸碎石頭、摧毀這些古老的建築。
我們相信，已故的約瑟夫·休謨，是第一個公開致力於改變這種可悲狀況的人。他取得的第一個成就，是使不列顛博物館這幢公共建築向公眾開放。這一偉大成就的取得，其阻力是巨大的。有人早就驚呼，它的珍藏品已被無可挽回地損壞、損毀、弄碎、搗亂，甚至有一些價值連城的珍藏品也已被盜走。況且，所謂的革新居然是這樣的！然而不管如何，我們得感謝休謨先生的頑強爭取，是他使不列顛博物館重新向公眾開放，雖然博物館自然要對這些“洪水”進行預防。在重新開放之前，博物館隻允許三三兩兩的小組參觀，而且有一名官員——實際上是一名身著便服的警察——陪他們四處觀看，他負責防範那些意圖打碎珍藏品的人，隨時準備突襲任何一心等待機會損壞身邊的珍藏品的野蠻人。
好！議會的命令下達了，不列顛博物館應該對所有屠夫、麵包師、普通士兵、女裁縫、女帽製造或販賣商，以及所有從事最普通職業的最普通的人開放。況且，我們的斯塔雷先生在粗野行為大量出現時是怎麽說的？就在粗野行徑突發的那一天之後，他來到眾議院（這時他是其中的一名成員，同時是不列顛博物館的專員）。他從自己的座位上站起來，以一種斷然的語氣宣布：“我受到了警告，也為之深感憂慮。然而，我現在可以聲明，昨天（國際勞動節）有31500人到過不列顛博物館，而損失隻有價值不足6便士的收藏品！”因而，所謂的“洪水”是不存在的，應該普遍地允許人們自由地參觀我們自己國家的古玩和藝術珍藏，而不致引起普遍的社會動亂。其秘密是顯而易見的——人們應該受到信任。
在慈善工作中，休謨先生表現得非常頑強。他不斷呼籲那些管理者，應該信任人民，向人民開放公共收藏，獨樂樂不如眾樂樂，因為人民身在其中能夠得到快樂、熏陶和教育。通過年複一年的不斷重複的工作，他成功地使寶塔、漢姆頓宮廷、威斯敏斯特修道院、聖保羅教堂等公共建築次第向公眾開放。這場運動逐漸蔓延開去，現在，不僅在倫敦，而且在許多大工業城市，公園都向公眾開放，讓人民在其中享受欣慰和樂趣。
1851年大展覽時，是否應該派部隊包圍倫敦以使人民保持安定，成了議會嚴肅討論的主題。這一提議最終被否決了，水晶宮沒有被部隊包圍。結果怎麽樣？幾乎沒有哪怕是價值1便士的東西被人偷走，也沒有任何東西被人損壞。首都警察署署長羅文上校在眾議院一個委員會麵前被問到這一問題時，他的回答是：這種結果應歸功於“人民的高尚行為”。他補充說，許多設備最近得到了近幾年都沒有得到的改進，也是允許人民進入公共建築的結果——一句話，得益於信任人民。這是一種消除“洪水”的正確方法：允許人民自由地觀看藝術作品，因為它們突出地展示了上帝給人的恩賜；讓人民在美的形式——它充滿了高雅、奉獻和高貴——麵前沉思，喚起真誠的感情和嚴肅的思想，緬懷曆史上的高尚品行，他們就會在無意中變得高貴、謙卑、純潔、文明。因而，我們的畫廊應該成為教育基地，通過提高淨化鑒賞品味，觸動人們的內在靈魂，來最大限度地促進國家的教育水平。信任人民，允許他們自由地進入這些地方，這事實本身就是一種道德品格的教育。信任某人——表示你樂意相信他——就是通過你的行為而不是法律或權威的力量向他表明，你相信他的真誠，你將盡最大努力博得他的好感，贏得他的心靈。當你以自己的行為舉止證明你相信他的美好本性時，你就消除了他的罪惡本性。因而，善能克服惡。
實際上，我們隻需要信任某人，就能把他的善引導出來。以實際行動相信他的長處，他就能學會正確地發揮優點。要消除新產生的自由之惡，唯有自由。讓剛從牢房裏出來的囚犯習慣於光線，他不久就能忍受最明亮的陽光。使人謙卑，就必須使他熟悉謙卑的作用。使人成為好公民，就要允許他熟悉公民的權利和義務。遊泳之前必須先下水，騎馬之前必須先學會跨上馬背。在一個人成為優秀公民之前，他首先必須被允許承擔公民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