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古代稅收低，乃是假象，尤其在宋朝，更是謊言，如果隻按照兩稅的額度收取，趙宋朝廷會迅速破產，梁山義軍政權恐怕連西北風都喝不到，因為它發展不起來的。上一章和這一章是為了下一章的梁山新稅製做宣傳準備，省得有人再說義軍的稅製太高。）
為了彌補財政收入，宋朝雜稅繁多，自古以來凡是刻剝百姓的辦法，宋朝全有。此外，宋朝還開創了無數稅種，盧俊義細問了一個原來在趙宋朝廷三司工作的降官，問他趙宋朝廷到底開發了多少新稅種，這名官員的回答是：“不可以遍舉，亦不能遍知。這些稅種多數極其瑣碎，針頭線尾都打主意，說起來簡直有失國家體統。”
為了論證盧俊義新稅製的合理，盧俊義命令政務院總財政部的官員必須盡快將趙宋的苛捐雜稅的詳細情況調查清楚。很快，盧俊義就知道了那些苛捐雜稅的由來，它們大多是適應攤派的需要的臨時發明，後來遂成為定製，其中以“經總製錢”、“月樁錢”、“板帳錢”三個大項目下數百個稅種作為主體。
“經總製錢”是經製和總製兩個官署先行征收的，所以以官署命名，經製錢起源於經製使司在鎮壓方臘起義時的財政危機攤派，附加在各種稅收之上，比如附加到酒專賣上麵的是“權添酒錢”。後來提刑司、學事司諸司也都進來插一腳，每個部門都要加派，於是“權添酒錢”變成了“諸色添酒錢”。總製錢也是宋朝財政困難中所創，也都全是瑣碎的雜稅，如勘合米墨錢，二稅畸零剩數折納錢、投稅印契稅錢、得產人勘合錢、茶鹽司袋息等等“經總製錢”在宋朝財政危機的年份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某些年份能達到近兩千萬，當時大臣稱當今經費，多依賴經總製錢，有些戶部尚書稱戶部日常之用，十分之八出自經總製錢。
另外還有“月樁錢”是軍費攤派，戶部要求地方每年解送多少錢到中央去，至於地方怎麽弄到這麽些錢，戶部是不管的。地方生錢的法子很瑣碎，名目繁多，奇思妙想，令人讚歎，大多數如“戶長甲貼錢”“保正牌限錢”等多數名目都看不懂，隻看懂了兩條，兩方訴訟不勝要罰款，獲勝也要交歡喜錢，繳納牛皮筋角要額外收錢。
“板帳錢”也是趙宋朝廷財政困難的產物，交田賦時“耗剩”的糧食由官府笑納，“靡費”的布帛也由官府笑納，失竊物品追回後，官府也收入倉庫，此外還有無數其他收法，反正由趙宋朝廷皇帝的授意，下麵官吏們的智慧和發明能力是無窮的。
在這三個名目之外，著名的還有二稅鹽錢、蠶鹽錢、丁絹、丁鹽錢、僧道免丁錢、秤提錢、市例錢、折估錢、折布錢、布估錢、畸零絹估錢，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僧道免丁錢”，由於僧道是可以免除徭役的，農民都想去做，於是官府規定，要出家，行，交錢來。蘇軾在杭州，想治理西湖，但都拿不出錢來，隻好向朝廷申請了度堞來賣。財政靠度和尚來支撐，這真可謂極大的諷刺。
然後在看看那所謂的商稅，趙宋朝廷是如何收取的。
中國從春秋時就有商稅，即所謂“關市之稅”，“關”是過稅，商人帶著商品經過某道路口時按商品價值抽稅。“市”是住稅，對在市場裏買賣的商品進行抽稅。北宋中期以後，商稅征稅範圍就大大擴大了，發展到北宋末，凡是民間進行的交易，不管有沒有商品交換的意義，政府都要按交易額的一定比率抽稅，賣柴要收稅，修房也要抽稅，連婚姻嫁娶都要抽稅。
同樣的，“關”稅的範圍也擴大到一切過關有價值物品，不管你是擔一擔柴還是趕一頭羊，或者座一輛馬車，都是要抽稅的，帶銀錢等財物更是要抽稅的，連上京趕考的舉人，也被全身收遍，找出帶的盤纏來，按照比率收稅。“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想從此過，留下買路錢”，這是強盜們攔路搶劫愛說的話。幸好，抽商稅是有比率的，不會把全部財物留下做“買路錢”，所以收商稅還是和攔路搶劫有所不同的。
盧俊義聽了政務院總財政部剛才的匯報，忽然想起某朝遍布全國的公路收費站，看來自古英雄所見略同，朝廷或地方官吏斂財的手段相差無幾。
宋初有“和買”製度，即由政府由一定的價格向百姓買絹，仁宗時就改成強行買賣，十分之七都用官府生產的鹽支付，現錢隻有三分。既強買了百姓的絹，又強行推銷了專賣的高價鹽。後來鹽專賣由政府直接生產改成賣給生產者專賣憑證，官府不生產食鹽了，這七分鹽也就名正言順不給了，隻給三分錢。再後來連這三分錢也不給了，直接由官府白拿，南宋幹脆連這個“買“的名義都不要了，直接叫大家折成錢來交，和兩稅征收的布匹一樣，先是一匹折兩錢，最後上升到一匹折十錢。
跟“和買”布匹相似的還有“和糴”，強製購買糧食，支付紙幣，還大發紙幣，後期曾經創造一年發六億的記錄，紙幣實際購買力可想而知，不過還好，總算還不是白拿。
宋代的賦稅之繁重，早已是史家的共識。連宋朝人自己也不怕自暴家醜，他們或者稱本朝賦役數倍於古或者說兩稅七倍於唐，或者說曆來稅種名目未有如今日之眾，或者說古來刻剝之法，本朝俱備，這些說法在史籍中比比皆是，也可謂曆代一大景觀。
（如果按照漢唐的賦稅標準去看宋朝，以為宋朝也是輕徭薄賦，然後以此要求梁山義軍也如此，那才是不懂曆史，滑天下之大稽。）
歸根結底，為什麽趙宋朝廷要想法設法、坑蒙拐騙地斂財呢，主要是為了奉養那個所謂高薪養廉的政府，其實趙宋朝廷的官員數量並不算太多，但愚蠢的“高薪養廉”的高薪實在太過分了，一個高層幹部一年的所有收入加起來將近幾千貫，相當於後世官員數十倍，如此算起來，趙宋的冗官指的是官員的數量乘以官員的俸祿太過了，而非絕對數量。
真實的宋朝，經濟或者有較高程度的發展，但平頭老百姓並沒得到好處，官府以養廉的名義要他們向官僚支付高薪，但官僚照舊貪汙受賄；官府以養兵的名義要他們支付高昂軍費，但軍隊照舊不堪一擊。除了這兩大名義外，各種無名義的額外搜求更是不可計數。農民為“使用”政府和軍隊支付了高昂的費用，甚至預先交清了數年的費用，最後卻痛苦的發現，政府和軍隊為他們提供的是偽劣的“服務”，這使他們不得不當亡國奴。
有宋一代的立國精神，就建立在對官僚地主的縱容上，統治者以此自吹為”寬容“。宋代的官員一邊拿著曆代少見的優厚待遇（說是養廉的），一邊照舊貪汙受賄，徇私舞弊，東窗事發時還可以從祖宗遺訓中得到法律的豁免。地主大肆兼並土地不算，還要把這土地隱瞞起來不交稅，僅僅京師附近的土地，連皇帝都不敢丈量，這個月下令丈量，下個月就收回成命，自稱害怕”擾民“，王安石要在全國範圍內丈量土地，很快就成了奸臣。
或明或暗的巨大收入使官員成為了最富的一群，全國絕大部分稅收都被轉運到集聚著他們的京師汴京（或者臨安），供養著這個巨大的消費城市，酒舍勾欄，鶯歌燕舞，繁華的奢侈品製造業，通宵達旦的夜市，官僚們在這裏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蘇軾已算治世能臣，但看他屢番蓄養大批歌姬，可想而知）。另一方麵，普通手工業的雇傭勞動者卻過著一天沒活幹，一天就沒飯吃的生活，農村的平頭老百姓更是不得不冒著殺頭的風險去販賣二十斤私鹽。
宋朝由於人多地少，老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溺嬰之風盛行，就是生了孩子怕養不活，把孩子溺死，尤其在福建等地少人多的省份。
雖然對宋詞和宋朝那些文人騷客很有好感，同時對宋朝的都城汴梁很有好感，但他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宋朝並不是什麽人都能在那裏過的舒心的，準確地說，在宋朝生活好的恐怕隻有統治者和少數達官貴人，望多了說，也隻有那些被高薪奉養的官員過的逍遙，但他們也隻能是苟且偷安，苟延殘喘，今朝有酒今朝醉，拿老百姓的救命錢揮霍.總把杭州當卞州，用錢去買安全，全然沒有武備。這樣一個短視，頹廢的朝代，有什麽歌頌的?
宋朝是個隻知道享樂的朝代，而這個享樂是統治者享樂，根本不管老百姓死活.
如這樣的國家是也許是官僚和士大夫的理想國，絕不是平民的理想國。
宋朝的工商業確實發達，但並非是趙宋朝廷想要發展什麽資本主義，而是基於財政的入不敷出到處搜尋的生財之道。宋朝富，是朝廷富，是官僚富，並不代表這個國家富有，這是一個典型的官富民貧的朝代，如同各位看官知曉的某個朝代。(未完待續，如欲知後事如何，請登陸www.qidian.com，章節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閱讀！)（未完待續）
為了彌補財政收入，宋朝雜稅繁多，自古以來凡是刻剝百姓的辦法，宋朝全有。此外，宋朝還開創了無數稅種，盧俊義細問了一個原來在趙宋朝廷三司工作的降官，問他趙宋朝廷到底開發了多少新稅種，這名官員的回答是：“不可以遍舉，亦不能遍知。這些稅種多數極其瑣碎，針頭線尾都打主意，說起來簡直有失國家體統。”
為了論證盧俊義新稅製的合理，盧俊義命令政務院總財政部的官員必須盡快將趙宋的苛捐雜稅的詳細情況調查清楚。很快，盧俊義就知道了那些苛捐雜稅的由來，它們大多是適應攤派的需要的臨時發明，後來遂成為定製，其中以“經總製錢”、“月樁錢”、“板帳錢”三個大項目下數百個稅種作為主體。
“經總製錢”是經製和總製兩個官署先行征收的，所以以官署命名，經製錢起源於經製使司在鎮壓方臘起義時的財政危機攤派，附加在各種稅收之上，比如附加到酒專賣上麵的是“權添酒錢”。後來提刑司、學事司諸司也都進來插一腳，每個部門都要加派，於是“權添酒錢”變成了“諸色添酒錢”。總製錢也是宋朝財政困難中所創，也都全是瑣碎的雜稅，如勘合米墨錢，二稅畸零剩數折納錢、投稅印契稅錢、得產人勘合錢、茶鹽司袋息等等“經總製錢”在宋朝財政危機的年份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某些年份能達到近兩千萬，當時大臣稱當今經費，多依賴經總製錢，有些戶部尚書稱戶部日常之用，十分之八出自經總製錢。
另外還有“月樁錢”是軍費攤派，戶部要求地方每年解送多少錢到中央去，至於地方怎麽弄到這麽些錢，戶部是不管的。地方生錢的法子很瑣碎，名目繁多，奇思妙想，令人讚歎，大多數如“戶長甲貼錢”“保正牌限錢”等多數名目都看不懂，隻看懂了兩條，兩方訴訟不勝要罰款，獲勝也要交歡喜錢，繳納牛皮筋角要額外收錢。
“板帳錢”也是趙宋朝廷財政困難的產物，交田賦時“耗剩”的糧食由官府笑納，“靡費”的布帛也由官府笑納，失竊物品追回後，官府也收入倉庫，此外還有無數其他收法，反正由趙宋朝廷皇帝的授意，下麵官吏們的智慧和發明能力是無窮的。
在這三個名目之外，著名的還有二稅鹽錢、蠶鹽錢、丁絹、丁鹽錢、僧道免丁錢、秤提錢、市例錢、折估錢、折布錢、布估錢、畸零絹估錢，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這個“僧道免丁錢”，由於僧道是可以免除徭役的，農民都想去做，於是官府規定，要出家，行，交錢來。蘇軾在杭州，想治理西湖，但都拿不出錢來，隻好向朝廷申請了度堞來賣。財政靠度和尚來支撐，這真可謂極大的諷刺。
然後在看看那所謂的商稅，趙宋朝廷是如何收取的。
中國從春秋時就有商稅，即所謂“關市之稅”，“關”是過稅，商人帶著商品經過某道路口時按商品價值抽稅。“市”是住稅，對在市場裏買賣的商品進行抽稅。北宋中期以後，商稅征稅範圍就大大擴大了，發展到北宋末，凡是民間進行的交易，不管有沒有商品交換的意義，政府都要按交易額的一定比率抽稅，賣柴要收稅，修房也要抽稅，連婚姻嫁娶都要抽稅。
同樣的，“關”稅的範圍也擴大到一切過關有價值物品，不管你是擔一擔柴還是趕一頭羊，或者座一輛馬車，都是要抽稅的，帶銀錢等財物更是要抽稅的，連上京趕考的舉人，也被全身收遍，找出帶的盤纏來，按照比率收稅。“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想從此過，留下買路錢”，這是強盜們攔路搶劫愛說的話。幸好，抽商稅是有比率的，不會把全部財物留下做“買路錢”，所以收商稅還是和攔路搶劫有所不同的。
盧俊義聽了政務院總財政部剛才的匯報，忽然想起某朝遍布全國的公路收費站，看來自古英雄所見略同，朝廷或地方官吏斂財的手段相差無幾。
宋初有“和買”製度，即由政府由一定的價格向百姓買絹，仁宗時就改成強行買賣，十分之七都用官府生產的鹽支付，現錢隻有三分。既強買了百姓的絹，又強行推銷了專賣的高價鹽。後來鹽專賣由政府直接生產改成賣給生產者專賣憑證，官府不生產食鹽了，這七分鹽也就名正言順不給了，隻給三分錢。再後來連這三分錢也不給了，直接由官府白拿，南宋幹脆連這個“買“的名義都不要了，直接叫大家折成錢來交，和兩稅征收的布匹一樣，先是一匹折兩錢，最後上升到一匹折十錢。
跟“和買”布匹相似的還有“和糴”，強製購買糧食，支付紙幣，還大發紙幣，後期曾經創造一年發六億的記錄，紙幣實際購買力可想而知，不過還好，總算還不是白拿。
宋代的賦稅之繁重，早已是史家的共識。連宋朝人自己也不怕自暴家醜，他們或者稱本朝賦役數倍於古或者說兩稅七倍於唐，或者說曆來稅種名目未有如今日之眾，或者說古來刻剝之法，本朝俱備，這些說法在史籍中比比皆是，也可謂曆代一大景觀。
（如果按照漢唐的賦稅標準去看宋朝，以為宋朝也是輕徭薄賦，然後以此要求梁山義軍也如此，那才是不懂曆史，滑天下之大稽。）
歸根結底，為什麽趙宋朝廷要想法設法、坑蒙拐騙地斂財呢，主要是為了奉養那個所謂高薪養廉的政府，其實趙宋朝廷的官員數量並不算太多，但愚蠢的“高薪養廉”的高薪實在太過分了，一個高層幹部一年的所有收入加起來將近幾千貫，相當於後世官員數十倍，如此算起來，趙宋的冗官指的是官員的數量乘以官員的俸祿太過了，而非絕對數量。
真實的宋朝，經濟或者有較高程度的發展，但平頭老百姓並沒得到好處，官府以養廉的名義要他們向官僚支付高薪，但官僚照舊貪汙受賄；官府以養兵的名義要他們支付高昂軍費，但軍隊照舊不堪一擊。除了這兩大名義外，各種無名義的額外搜求更是不可計數。農民為“使用”政府和軍隊支付了高昂的費用，甚至預先交清了數年的費用，最後卻痛苦的發現，政府和軍隊為他們提供的是偽劣的“服務”，這使他們不得不當亡國奴。
有宋一代的立國精神，就建立在對官僚地主的縱容上，統治者以此自吹為”寬容“。宋代的官員一邊拿著曆代少見的優厚待遇（說是養廉的），一邊照舊貪汙受賄，徇私舞弊，東窗事發時還可以從祖宗遺訓中得到法律的豁免。地主大肆兼並土地不算，還要把這土地隱瞞起來不交稅，僅僅京師附近的土地，連皇帝都不敢丈量，這個月下令丈量，下個月就收回成命，自稱害怕”擾民“，王安石要在全國範圍內丈量土地，很快就成了奸臣。
或明或暗的巨大收入使官員成為了最富的一群，全國絕大部分稅收都被轉運到集聚著他們的京師汴京（或者臨安），供養著這個巨大的消費城市，酒舍勾欄，鶯歌燕舞，繁華的奢侈品製造業，通宵達旦的夜市，官僚們在這裏過著紙醉金迷的生活（蘇軾已算治世能臣，但看他屢番蓄養大批歌姬，可想而知）。另一方麵，普通手工業的雇傭勞動者卻過著一天沒活幹，一天就沒飯吃的生活，農村的平頭老百姓更是不得不冒著殺頭的風險去販賣二十斤私鹽。
宋朝由於人多地少，老百姓生活十分困苦，溺嬰之風盛行，就是生了孩子怕養不活，把孩子溺死，尤其在福建等地少人多的省份。
雖然對宋詞和宋朝那些文人騷客很有好感，同時對宋朝的都城汴梁很有好感，但他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宋朝並不是什麽人都能在那裏過的舒心的，準確地說，在宋朝生活好的恐怕隻有統治者和少數達官貴人，望多了說，也隻有那些被高薪奉養的官員過的逍遙，但他們也隻能是苟且偷安，苟延殘喘，今朝有酒今朝醉，拿老百姓的救命錢揮霍.總把杭州當卞州，用錢去買安全，全然沒有武備。這樣一個短視，頹廢的朝代，有什麽歌頌的?
宋朝是個隻知道享樂的朝代，而這個享樂是統治者享樂，根本不管老百姓死活.
如這樣的國家是也許是官僚和士大夫的理想國，絕不是平民的理想國。
宋朝的工商業確實發達，但並非是趙宋朝廷想要發展什麽資本主義，而是基於財政的入不敷出到處搜尋的生財之道。宋朝富，是朝廷富，是官僚富，並不代表這個國家富有，這是一個典型的官富民貧的朝代，如同各位看官知曉的某個朝代。(未完待續，如欲知後事如何，請登陸www.qidian.com，章節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閱讀！)（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