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會讓人感到有趣：“上海女性”係列中篇的第一部《阿花》，作於大洋彼岸澳大利亞悉尼大學的七樓圖書閱覽室內i其時我隨丈夫作短期出訪。他忙於打各種交道，把我扔在一邊。悉尼城裏該去的地方我都去過了，不久就感到十分寂寞。我的幾句洋話隻夠應付日常“pa
ty”，專業性強一些的場合我便成了半聾啞。我很快患上了“思鄉病”，感到自己象是一條活潑潑的鮮魚被扔進了速凍箱。我開始用筆來解脫自己。偌大的閱覽室裏常常隻有我一個人，車廂式的半封閉座位允許我創造自己的天地。我寫上海，寫生我育我的“山東路”，寫看著我長大和與我一起長大的人，寫見到過和聽到過的事……我懷著深深的眷戀和親情寫著，每天都感到又回過一次家鄉，筋骨舒展地遨遊了一番屬於我的浩淼水域。回國時，我的手提箱裏有了十萬字的《阿花》初稿。
之後兩年間，我完成了《阿貞》和《阿惠》。
我為這3個中篇冠上“上海女性”的總題，並無深意，隻是大白話-3篇小說，都是寫上海人的。
我對包括自身在內的“上海人”這一生存群體，懷有很複雜的感情。
每當我在兩行石庫門的夾弄裏聽到婆婆媽媽們甚至還有叔伯兄弟們為幾毛幾分水費電費詬罵不休時，每當我在公交車上聞到發自白細如豆芽般的小夥子身上的甜甜的雪花膏香味，繼而又見到他們扭著脖子嫌鄙身旁的“阿鄉”和“外地人”時，每當我接觸到那類白天象條蟲般懨懨地孵於咖啡茶室，晚上象條龍般翩翩出沒於舞場酒吧中的“白相人”，我就會憋不住地生起一股對“上海人”的厭憎鄙薄之情。這種時候，我常常超越了自我，好似我並不是“上海人”之一員，足可以冷靜地評判上海人的是是非非，生相百態。
但有時候我卻會失卻這種冷靜。我在外地工作過八年。那八年裏，我最不能容忍外鄉人對上海人的攻訐，實在惹惱了我，我就拒絕給他或她捎帶上海貨。調回上海後，此習難改，每每讀到從總體上貶斥上海人的高論，便禁不住要腹誹一番。在我看來，上海人的平均智商數，不但在全國，恐怕在世界上，也可屬高水平等級；上海人對十數億同胞乃至整個人類的貢獻，應該是有目共睹的。上海人有一種氣度，可以見異不怪，兼容並蓄；上海人有一種恒心，一旦認準了目標便全力以赴直至成功；上海人有一種判斷力，可以在撲朔迷離月黑風高之際找出一團亂麻的線頭、一片暗礁中的出路；上海人還非常能吃苦耐勞：可以在夏日37度高溫時臥於三層閣的地板上一覺睡到大天亮。然後僅一碗泡飯半塊乳腐下肚就兩目炯炯有神地去擠水泄不通的公共汽車，力爭不遲到不扣獎金不影響建設舉世聞名的大上海。上海人的自我價值觀特別強，所以上海人尤富活力，上海人無時無刻不在尋找機會，以促成自身的發達和擴展，君不見多少個前幾年剛剛千辛萬苦殺回老家來的“插兄插妹”，如今竟又組成了飄洋過海湧向外邦的滾滾洪流！上海人是開拓型的，不是保守型的；上海人是睿智型的，不是愚鈍型的；上海人不穿長袍馬褂，西服一上身就可體合身！
每每想到這一切，或者說是有人有事有環境氛圍觸發了我這樣一些思索，我便失卻了居高臨下的冷靜，隱退了許多不滿和憤懣，手中銳利的解剖刀刹那間化為一把愛戀的紅豆。我會忘乎所以地投入自己的情感，心中充滿了對“上海人”的摯愛、寬容、同情和驕傲。《阿花》是我在異國他鄉調動起了這種情感寫成的，《阿貞》和《阿惠》，雖作成於本國本地“廬山之中”，執筆時也同樣是把自己溶入了“永安弄”的芸芸眾生裏，同愛同喜同憎同悲，到後來競有點分不清我是“上海女性”中的哪一個，哪一個“上海女性”才是我了。
強烈的情感投入使我過於偏愛了我自己筆下的上海老鄉們。我讚賞阿花的義膽俠腸，欽佩陸寶寶的真心癡情，對木訥迂拙卻不失其正直善良的棋癡洪劍春滿懷憐惜之情（《阿花》）；我細細敘寫了阿貞如何被命運無情地拋入貧窮與屈辱的深淵，讀者一定看得出我無非是為她在不正常年代采取不正當手段與命運抗爭作道義上的辯護（《阿貞》）；我對年青的阿惠尤其寬容：在並不避諱地描述了她那有悖於傳統觀念傳統道德的言行舉止的同時，我把她尋找自身價值的整個奮鬥過程奉獻給讀者，我相信這正是需要人們“瞧一瞧光，注意它的美”的地方（《阿惠》）。即使是對於奪人所愛的郭平（《阿花》）、終生奉行拜金主義的李立立（《阿貞》）、粗俗淫蕩的馬博才（《阿貞》），隻要在他們的人性中尚留一絲真和善，我也必不疏漏，敘而寫之，不願為構建誘人的衝突矛盾而遮掩他們身上的光點。
這有沒有“美化”之嫌？有沒有“拔高”之弊？我很忐忑。
但是我始終信奉一句名言：“咒罵黑暗，不如點亮一支蠟燭。”
1991.2
ty”，專業性強一些的場合我便成了半聾啞。我很快患上了“思鄉病”，感到自己象是一條活潑潑的鮮魚被扔進了速凍箱。我開始用筆來解脫自己。偌大的閱覽室裏常常隻有我一個人，車廂式的半封閉座位允許我創造自己的天地。我寫上海，寫生我育我的“山東路”，寫看著我長大和與我一起長大的人，寫見到過和聽到過的事……我懷著深深的眷戀和親情寫著，每天都感到又回過一次家鄉，筋骨舒展地遨遊了一番屬於我的浩淼水域。回國時，我的手提箱裏有了十萬字的《阿花》初稿。
之後兩年間，我完成了《阿貞》和《阿惠》。
我為這3個中篇冠上“上海女性”的總題，並無深意，隻是大白話-3篇小說，都是寫上海人的。
我對包括自身在內的“上海人”這一生存群體，懷有很複雜的感情。
每當我在兩行石庫門的夾弄裏聽到婆婆媽媽們甚至還有叔伯兄弟們為幾毛幾分水費電費詬罵不休時，每當我在公交車上聞到發自白細如豆芽般的小夥子身上的甜甜的雪花膏香味，繼而又見到他們扭著脖子嫌鄙身旁的“阿鄉”和“外地人”時，每當我接觸到那類白天象條蟲般懨懨地孵於咖啡茶室，晚上象條龍般翩翩出沒於舞場酒吧中的“白相人”，我就會憋不住地生起一股對“上海人”的厭憎鄙薄之情。這種時候，我常常超越了自我，好似我並不是“上海人”之一員，足可以冷靜地評判上海人的是是非非，生相百態。
但有時候我卻會失卻這種冷靜。我在外地工作過八年。那八年裏，我最不能容忍外鄉人對上海人的攻訐，實在惹惱了我，我就拒絕給他或她捎帶上海貨。調回上海後，此習難改，每每讀到從總體上貶斥上海人的高論，便禁不住要腹誹一番。在我看來，上海人的平均智商數，不但在全國，恐怕在世界上，也可屬高水平等級；上海人對十數億同胞乃至整個人類的貢獻，應該是有目共睹的。上海人有一種氣度，可以見異不怪，兼容並蓄；上海人有一種恒心，一旦認準了目標便全力以赴直至成功；上海人有一種判斷力，可以在撲朔迷離月黑風高之際找出一團亂麻的線頭、一片暗礁中的出路；上海人還非常能吃苦耐勞：可以在夏日37度高溫時臥於三層閣的地板上一覺睡到大天亮。然後僅一碗泡飯半塊乳腐下肚就兩目炯炯有神地去擠水泄不通的公共汽車，力爭不遲到不扣獎金不影響建設舉世聞名的大上海。上海人的自我價值觀特別強，所以上海人尤富活力，上海人無時無刻不在尋找機會，以促成自身的發達和擴展，君不見多少個前幾年剛剛千辛萬苦殺回老家來的“插兄插妹”，如今竟又組成了飄洋過海湧向外邦的滾滾洪流！上海人是開拓型的，不是保守型的；上海人是睿智型的，不是愚鈍型的；上海人不穿長袍馬褂，西服一上身就可體合身！
每每想到這一切，或者說是有人有事有環境氛圍觸發了我這樣一些思索，我便失卻了居高臨下的冷靜，隱退了許多不滿和憤懣，手中銳利的解剖刀刹那間化為一把愛戀的紅豆。我會忘乎所以地投入自己的情感，心中充滿了對“上海人”的摯愛、寬容、同情和驕傲。《阿花》是我在異國他鄉調動起了這種情感寫成的，《阿貞》和《阿惠》，雖作成於本國本地“廬山之中”，執筆時也同樣是把自己溶入了“永安弄”的芸芸眾生裏，同愛同喜同憎同悲，到後來競有點分不清我是“上海女性”中的哪一個，哪一個“上海女性”才是我了。
強烈的情感投入使我過於偏愛了我自己筆下的上海老鄉們。我讚賞阿花的義膽俠腸，欽佩陸寶寶的真心癡情，對木訥迂拙卻不失其正直善良的棋癡洪劍春滿懷憐惜之情（《阿花》）；我細細敘寫了阿貞如何被命運無情地拋入貧窮與屈辱的深淵，讀者一定看得出我無非是為她在不正常年代采取不正當手段與命運抗爭作道義上的辯護（《阿貞》）；我對年青的阿惠尤其寬容：在並不避諱地描述了她那有悖於傳統觀念傳統道德的言行舉止的同時，我把她尋找自身價值的整個奮鬥過程奉獻給讀者，我相信這正是需要人們“瞧一瞧光，注意它的美”的地方（《阿惠》）。即使是對於奪人所愛的郭平（《阿花》）、終生奉行拜金主義的李立立（《阿貞》）、粗俗淫蕩的馬博才（《阿貞》），隻要在他們的人性中尚留一絲真和善，我也必不疏漏，敘而寫之，不願為構建誘人的衝突矛盾而遮掩他們身上的光點。
這有沒有“美化”之嫌？有沒有“拔高”之弊？我很忐忑。
但是我始終信奉一句名言：“咒罵黑暗，不如點亮一支蠟燭。”
1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