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傳位於太子朱雄英，那麽大明無疑就會陷入了一個循環，每一個曆史上的盛世就代表著開始衰落，自己所創造出的條件太好了，穩固的海疆、西方的不斷擴張、內閣製度的不斷完善、皇事院的日益壯大和司法部的建立。。。還有就是農業的穩定增收是一個國家和平的保證。
一代不如一代，這正是朱標所擔心的。
從內廠反饋回來的消息，都顯示著儒家的分裂和複古儒學的籌謀複辟。這是一個不好的消息，在朱標得到內廠奏報的同時，身為內廠創始人之一的楊傑同樣也得到了消息，永嘉學派不甘心已經到手的果實受到威脅，當然也籌謀著開始反擊。
當然這一切也隱瞞不住以解縉為首的二皇子朱允炆一係，看到了三皇子一係開始動作，早有皇孫誕下的二皇子一係也沉不住氣，也參與了進來……。
想起這一切，朱標的頭又開始劇烈的疼痛起來，皇帝果然不是每個人都能當好的，本來抑製了藩王發展，避免了藩鎮之亂，又在龐煌的建議下創造了軍鎮製度，把軍權牢牢的控製在自己的手中。
各軍鎮的總督，內閣和參謀部隻有提名權，任命由皇帝親自簽署，各種條件都注定了總督對於皇帝的效忠，而調遣軍隊的虎符也有皇帝親自掌管。
本來軍權在握，朱標想放任一下大臣們去自主處理一些事情，所以把很多權限都下放了。
主政伊始。朱標貫徹總的精神是“改嚴為寬”。特別是啟用方孝孺等一些大儒作為首屆內閣成員，不僅大明由寬仁的朱標自己當政。而且在他的身邊多了一些儒家理想的忠實信徒，朱標利用儒家的仁政思想。緩和所謂靖難之後的所產生的民怨。
不可否認的是，儒家有的思想雖然迂腐。但對於安定民心方麵的確有自己的獨到之處。
以仁義禮樂治國的理念上的一致和默契，促使了朱標在製定的“寬猛之宜”政治理想目標以後，在方孝孺的“君職論”和“民本仁政論”等思想指導下，營造起一個良好政治生態環境，創造出一個比較寬鬆的政治氛圍，初步確立新型的君臣關係。
為了讓這個氛圍達到最佳，朱標改變了朱元璋萬機皆親斷的做法，將許多國家政務委派給幾個他所倚重的大臣，讓他們自行商議處理。放手給臣下做事，尊重他們的地位。而作為皇帝，隻是規範他們的行為準則。
譬如啟用齊泰為錦衣衛指揮使，將錦衣衛的職責規範後主要交由齊泰等人處理，官製改革主要交由方孝孺負責，人事選拔主要交由吏部張紞等人管理等等。朱標的這種做法改變了洪武年間那種皇帝獨攬大權的**局麵，無形中擴大了臣屬的權力範圍。
六科給事中原來是朱元璋在大明監察機製的設計上有所創新，他在曆代傳統的監督百官機構都察院之外又設計了另外一套監察機製，即六科給事中。朱元璋疑心病很重，對百官都不放心，讓禦史監察百官，讓品級很低的給事中去監察禦史在內的百官。他自己則可乾綱獨斷了。
朱標盡量的去寬解臣屬們的心，將六科給事中改為左右拾遺，這不是僅僅改個名。他還對它的功能作了新規定，左右拾遺不再以監察百官為其主要工作範圍。而是叫他們專門給皇帝提意見，規諫皇帝。約束皇帝。
執政二十餘年來，除了軍權一直抓在手中之外，朱標盡量的寬和對待大臣，虛心納諫和聽取不同意見。一反朱元璋那種武夫式的**、獨裁和霸道，謙虛為人，寬和對待臣下，屢屢下詔，虛心納諫，聽取不同的意見，在這個方麵，注意那我覺得自己作的已經不錯了。
在內閣初建時，為了樹立一個仁君的形象，有一次朱標偶感風寒，臨朝的時候他遲到了。監察禦史尹昌隆馬上上疏進諫，批評起了皇帝，尹昌隆說：“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末日出而臨百官，故能庶績鹹熙，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今乃即於晏安，日上數刻，猶末臨朝。群臣宿衛，疲於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播之天下，傳之四裔，非社稷福也。”
意思是這樣的：“想當年高皇帝聽到雞叫聲就起床，天還沒有完全亮就臨朝；下午太陽快要下山時又要召集百官上朝，正因為如此勤政，大明才會成就斐然，國泰民安。陛下您繼承大統，應該以太祖皇帝為榜樣，兢兢業業，時刻心係國家大事與政務。而今卻安於枕邊之樂，時辰已經很晚了，卻還沒有到大殿上來臨朝，大臣們都是半夜起床恭候的。如果老是這樣下去的話，就會曠職廢業，上下懈弛。一旦傳開出去，尤其給那些四周的夷蠻所知了，這恐怕不是大明江山社稷的福分啊！”
坦率地說，監察禦史尹昌隆並不是什麽正人君子式的人物，而是有一點什麽小事就會上綱上線的政治“過敏症”患者。也就是尹昌隆，在景泰伊始的時候，暗地裏和朱棣有些牽連，最後被朱標貶到日本出使，然後又讓其去東南亞諸國出使，天下大定之後，朱標就讓尹昌隆在翰林院編修，一直就沒有出現在大明朝堂之上了。
也就是這麽一個人，當初說出這種刻薄又難聽的諫言，朱標不但沒有在大殿上對眾大臣作任何的解釋，更沒有為難尹昌隆，相反，大大地表揚了他，說他說得好，並下詔說：“尹昌隆指出朕之過失，禮部將此事昭告天下，朕也可以此來警示自己。”
知道皇帝一舉一動的侍衛長劉超實在看不起了，事後他就對朱標說：“陛下應該跟尹昌隆說明，今天病了。所以臨朝的事也就給耽誤了。”
朱標隻是笑笑，隨意的說：“朕怎麽能像你這樣說話。像尹昌隆這樣直言進諫是很難得的；朕要是解釋了誤朝的原因是我生病了，別的不知情大臣還以為朕不喜歡納諫。如此下去，朕將再也聽不到大臣們的批評建議了。”
這個舉動經劉超的口中傳了出去，對於朱標的形象大有益處，其實作為皇帝，朱標對於尹昌隆這個人實在是看不上，也感覺到自己有些作秀的成分，但有些事情還是不得不做。
在朝野之間，他是一個善於納諫的君王，而在紫禁城之內。也是一個寬和的皇帝，有一次紫禁城內有兩個侍衛吵架了起來，要是當年朱元璋見到了此番情景的話，那麽這兩個人肯定隻有死路一條了。可朱標見到後卻抓住機會，作出了使人無法想到的做法，他將一宮的人全部叫上來，然後當著他們的麵，誠懇的向他們道歉，說宮內不和睦是作為君王的失誤。當時嚇的內廷中人都不敢出聲，但是隨即就沒有事情了。
但是皇帝的威望也是越來越高，也就是這樣，朱標感到自己很累。當一個好皇帝真的很麻煩，在實行所謂的“德化”，對洪武嚴政酷法的糾偏的結果後。大明王朝由亂而治最終實現天下大治的一步關鍵，在朱標治理下的大明帝國出現了大治之像。甚至已經有人開始為皇帝歌功頌德了。
最近禮部的大臣們，一直試圖上書皇帝。重新編纂《洪武大典》，並將其改名為《景泰大典》。這些話朱標雖然隻是一笑了之，但是內心也是頗為得意。
但是長期處於極端**底下的臣民一旦遇到了寬仁之主，有些人還真不認識自己或者說給自己一個正確的定位，於是就出現了不曾多見的尷尬。
比如說有個大臣叫陳性善，他是浙江山陰人。洪武三十年高中進士，朱元璋還未駕崩時，朱標就熟悉了陳性善的大名，也等於說是朱標一手提拔出來的年輕官員。等到即位後，朱標就升任陳性善為禮部侍郎。
陳性善是個敢作敢為的正人君子，當上禮部侍郎後，他竭力地輔助內閣糾正洪武朝留下來的積弊，平反了許多冤假錯案。在陳性善的努力和幫助下，曾經犯罪而被貶為“流人”的薛正言給找了出來，重新安排了他的官職；曾經因直言犯上而已被編入了謫戍戶籍當中的原雲南布政使韓宜可也在景泰朝給釋放了出來，最終將他啟用為副都禦史。
正因為陳性善是個敢於直言的君子文臣，朱標十分欣賞他。有一天退朝以後，朱標單獨留下了陳性善，還給他賜座，主要是想了解一下陳性善的喜好和能力。順便詢問了一下陳性善對國事的看法。
陳性善看到皇帝這麽謙虛，對待大臣這般不恥下問，他也被感動了，於是他將自己所能想到的全部寫了出來，洋洋灑灑有好幾千字。寫好以後，陳性善將它進獻給皇帝。
朱標看了，雖然覺得陳性善提到的這些事情和解決方案都不錯，但當時還不是實施的時候，於是褒獎之後，暫時備案起來束之高閣了。
但是陳性善卻頗為較真，等了一段時間，看到有關部門根本就沒動，自尊心有些承受不住了，有一次上朝時他向朱標進諫說：“陛下您不嫌棄臣下我不賢，我呢勉強充作了一回顧問，小臣我有幸聽到陛下答應小臣一定照著執行。可沒多久就停下不做了，做事怎麽猶如反掌那樣快地反複，這樣，憑什麽取信於天下？”
朱標聽到後，由於沒有一點準備，愣了半晌才想起來，不由滿臉通紅，心裏那份惱怒就不要提了。
一個大臣因為皇帝沒有按照他提的建議去做，居然會在朝堂上逮住了皇帝，喋喋不休地責問個沒完；他忍了又忍，還是沒有惱羞成怒。因為當時正在籌備禦駕親征，朱標需要一個寬鬆的政治氣氛。
強忍著不愉，向陳性善解釋了一些原委，因為朱標要透露了一個信息：朝廷的政治氣氛還是相當之寬鬆。最後不得已的情況下，還帶著陳性善禦駕親征，最後在關於軍需的事情上。陳性善算是盡了不少心，也因此當了一任禮部尚書。
朱標在仁君責任的規範下。生活了幾十年，但是到了天下即將太平的時候。卻犯了一個難，使朱標再也端不起那副仁君的架子，不再去想天下為公了。
因為他突然發現，自己犯了一個不該犯的錯誤，而這個錯誤很可能造成他的努力成為白費。這一切都是朱標不想看到的。
就像有人說過的一樣，中國幾千年的曆史，無非是為了那塊地而已。而朱標現在是最大的地主。
他解決了內患，大明境內已經很久沒有進行過戰端出現了，最近的戰爭也是在幾千裏之外的印度和朱棣領導對奧斯曼帝國的征伐。
在自己親自統帥的總督軍鎮製度。牢牢的控製住所有的武裝力量，在大明境內基本上沒有超過一千人的非皇權武裝建製存在，就連是最受信任的藩王朱有燉等人，王府護衛武裝也不過是八百人左右。
這樣避免了藩王坐大，但是這樣做，無疑削弱了藩王們的震懾力，為了彌補這一點，朱標規定了各地軍鎮要維護藩王們的利益，隻要是不違反大明律。其餘的事情都以皇室成員為優先。
即便是這樣，藩王們依舊要仰仗軍鎮中人的鼻息做事。也幸虧朱標當初製定軍鎮製度時，規定了總督的任期為五年，不得連任兩屆。如此以來。地方上最熟悉情況的仍然是藩王，保留了一些顏麵。
軍鎮總督卸任後不得在朝中任職，最多再大明參謀部或者軍事學院中顧問。藩王超過四十歲之後要回到京師皇事院中議事。這樣以來。造就了大批被迫告老的官員和藩王。而朱標還刻意的促成致仕總督和歸京藩王的聯姻。這樣以來，可以消化掉許多致仕總督。讓其以皇親的身份進入皇事院議事。
朱標的心裏，是在打造有大明特色的議會。將皇事院打造成另一個時空的議會形式。讓其間接參與政治，才是真正的目的。這二十年來，有很多總督和地方布政使被這樣的拉進皇事院中。
而朱標也密切的觀察著皇事院的一舉一動，到了景泰二十六年，情勢已經十分明朗了，大明在皇帝集權的情況下，內閣、皇事院和司法部三足鼎立的狀態已經形成。
在這麽多年中，他不斷的調整皇事院和內閣中的各派係人員的比例，此時皇事院成員已經超過了二百人，而內閣也根據需要擴充至十七人。一切都在按照朱標心中想象中那樣發展。
但是他忽略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經濟問題，這個他最感到頭痛的問題。
在朱標的設想中，隨著種子的改良，畝產的增高，農民的生活平穩，而賦稅也會隨之而增加。
在朱標的設想中，隨著自己的鼓勵商賈，發展海上貿易，大明有了平穩的經商環境，相對又給了部分商賈步入官場的機會，那麽商業稅賦也會隨之而增加。
做到了設想的一切，那也應該如設想中那樣，大明應該十分富庶，國庫充足，糧食滿地了。事實中也是如此，大明逐漸繁榮起來，但是朱標卻發現了一個無可爭辯的結果。
大明現在私產遍地，朱標裁撤了部分逾製之罪，讓有錢人可以盡量的興建高樓、園林。在蘇杭、揚州等很多地方，出現的一些園林竟然比紫禁城內還要奢侈，而這一切都讓來自於西方的商人和傳教士覺得不可思議。
但朱標還是感覺到不利，特別是他幾次的微服私訪，卻發現，大明境內的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百姓依舊是僅僅溫飽，家裏還是沒有餘糧，雖然比之蒙元時期的生活好了很多，但是距離朱標的希望還差的很遠。
而國庫自然是十分充足，朱標當初守財奴似得強製發行大明寶鈔，在國庫中積蓄了大量的金銀，隨著時日的漸長，大明上下也習慣了寶鈔的使用，對於金銀隻是作為製作飾物、器皿的原料，和玻璃基本上同等看待。
本來在另一個時空中已經習慣了紙鈔的朱標，此時得到了空前的滿足，但是發展經濟遠遠不是改變民眾使用習慣就能做到最好。
朱標此時才感覺到，自己滿庫的金銀，並沒有起到使國家富強的作用，而是寶鈔提舉司多年上奏的折子引起了他的注意，朱標才發覺到，雖然寶鈔不斷的印製，但依舊滿足不了現在民間的需求。
印製寶鈔的數量已經達到了一個駭人聽聞的數字，但是通過微服私訪，依舊沒有看到百姓生活的完全改善。
二十多年來印製的寶鈔到那裏去了，還不是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裏？這證明了什麽，證明了兩極分化的嚴重，開始，朱標還沾沾自喜，可是通過頻頻召見戶部尚書陳瑄，朱標才大吃一驚。原來自己所認為的繁華大明竟然存在著許多隱患。
國庫的那些金銀不能流通，隻是一堆廢銅爛鐵而已。(未完待續。。)
一代不如一代，這正是朱標所擔心的。
從內廠反饋回來的消息，都顯示著儒家的分裂和複古儒學的籌謀複辟。這是一個不好的消息，在朱標得到內廠奏報的同時，身為內廠創始人之一的楊傑同樣也得到了消息，永嘉學派不甘心已經到手的果實受到威脅，當然也籌謀著開始反擊。
當然這一切也隱瞞不住以解縉為首的二皇子朱允炆一係，看到了三皇子一係開始動作，早有皇孫誕下的二皇子一係也沉不住氣，也參與了進來……。
想起這一切，朱標的頭又開始劇烈的疼痛起來，皇帝果然不是每個人都能當好的，本來抑製了藩王發展，避免了藩鎮之亂，又在龐煌的建議下創造了軍鎮製度，把軍權牢牢的控製在自己的手中。
各軍鎮的總督，內閣和參謀部隻有提名權，任命由皇帝親自簽署，各種條件都注定了總督對於皇帝的效忠，而調遣軍隊的虎符也有皇帝親自掌管。
本來軍權在握，朱標想放任一下大臣們去自主處理一些事情，所以把很多權限都下放了。
主政伊始。朱標貫徹總的精神是“改嚴為寬”。特別是啟用方孝孺等一些大儒作為首屆內閣成員，不僅大明由寬仁的朱標自己當政。而且在他的身邊多了一些儒家理想的忠實信徒，朱標利用儒家的仁政思想。緩和所謂靖難之後的所產生的民怨。
不可否認的是，儒家有的思想雖然迂腐。但對於安定民心方麵的確有自己的獨到之處。
以仁義禮樂治國的理念上的一致和默契，促使了朱標在製定的“寬猛之宜”政治理想目標以後，在方孝孺的“君職論”和“民本仁政論”等思想指導下，營造起一個良好政治生態環境，創造出一個比較寬鬆的政治氛圍，初步確立新型的君臣關係。
為了讓這個氛圍達到最佳，朱標改變了朱元璋萬機皆親斷的做法，將許多國家政務委派給幾個他所倚重的大臣，讓他們自行商議處理。放手給臣下做事，尊重他們的地位。而作為皇帝，隻是規範他們的行為準則。
譬如啟用齊泰為錦衣衛指揮使，將錦衣衛的職責規範後主要交由齊泰等人處理，官製改革主要交由方孝孺負責，人事選拔主要交由吏部張紞等人管理等等。朱標的這種做法改變了洪武年間那種皇帝獨攬大權的**局麵，無形中擴大了臣屬的權力範圍。
六科給事中原來是朱元璋在大明監察機製的設計上有所創新，他在曆代傳統的監督百官機構都察院之外又設計了另外一套監察機製，即六科給事中。朱元璋疑心病很重，對百官都不放心，讓禦史監察百官，讓品級很低的給事中去監察禦史在內的百官。他自己則可乾綱獨斷了。
朱標盡量的去寬解臣屬們的心，將六科給事中改為左右拾遺，這不是僅僅改個名。他還對它的功能作了新規定，左右拾遺不再以監察百官為其主要工作範圍。而是叫他們專門給皇帝提意見，規諫皇帝。約束皇帝。
執政二十餘年來，除了軍權一直抓在手中之外，朱標盡量的寬和對待大臣，虛心納諫和聽取不同意見。一反朱元璋那種武夫式的**、獨裁和霸道，謙虛為人，寬和對待臣下，屢屢下詔，虛心納諫，聽取不同的意見，在這個方麵，注意那我覺得自己作的已經不錯了。
在內閣初建時，為了樹立一個仁君的形象，有一次朱標偶感風寒，臨朝的時候他遲到了。監察禦史尹昌隆馬上上疏進諫，批評起了皇帝，尹昌隆說：“高皇帝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末日出而臨百官，故能庶績鹹熙，天下乂安。陛下嗣守大業，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今乃即於晏安，日上數刻，猶末臨朝。群臣宿衛，疲於伺候，曠職廢業，上下懈弛。播之天下，傳之四裔，非社稷福也。”
意思是這樣的：“想當年高皇帝聽到雞叫聲就起床，天還沒有完全亮就臨朝；下午太陽快要下山時又要召集百官上朝，正因為如此勤政，大明才會成就斐然，國泰民安。陛下您繼承大統，應該以太祖皇帝為榜樣，兢兢業業，時刻心係國家大事與政務。而今卻安於枕邊之樂，時辰已經很晚了，卻還沒有到大殿上來臨朝，大臣們都是半夜起床恭候的。如果老是這樣下去的話，就會曠職廢業，上下懈弛。一旦傳開出去，尤其給那些四周的夷蠻所知了，這恐怕不是大明江山社稷的福分啊！”
坦率地說，監察禦史尹昌隆並不是什麽正人君子式的人物，而是有一點什麽小事就會上綱上線的政治“過敏症”患者。也就是尹昌隆，在景泰伊始的時候，暗地裏和朱棣有些牽連，最後被朱標貶到日本出使，然後又讓其去東南亞諸國出使，天下大定之後，朱標就讓尹昌隆在翰林院編修，一直就沒有出現在大明朝堂之上了。
也就是這麽一個人，當初說出這種刻薄又難聽的諫言，朱標不但沒有在大殿上對眾大臣作任何的解釋，更沒有為難尹昌隆，相反，大大地表揚了他，說他說得好，並下詔說：“尹昌隆指出朕之過失，禮部將此事昭告天下，朕也可以此來警示自己。”
知道皇帝一舉一動的侍衛長劉超實在看不起了，事後他就對朱標說：“陛下應該跟尹昌隆說明，今天病了。所以臨朝的事也就給耽誤了。”
朱標隻是笑笑，隨意的說：“朕怎麽能像你這樣說話。像尹昌隆這樣直言進諫是很難得的；朕要是解釋了誤朝的原因是我生病了，別的不知情大臣還以為朕不喜歡納諫。如此下去，朕將再也聽不到大臣們的批評建議了。”
這個舉動經劉超的口中傳了出去，對於朱標的形象大有益處，其實作為皇帝，朱標對於尹昌隆這個人實在是看不上，也感覺到自己有些作秀的成分，但有些事情還是不得不做。
在朝野之間，他是一個善於納諫的君王，而在紫禁城之內。也是一個寬和的皇帝，有一次紫禁城內有兩個侍衛吵架了起來，要是當年朱元璋見到了此番情景的話，那麽這兩個人肯定隻有死路一條了。可朱標見到後卻抓住機會，作出了使人無法想到的做法，他將一宮的人全部叫上來，然後當著他們的麵，誠懇的向他們道歉，說宮內不和睦是作為君王的失誤。當時嚇的內廷中人都不敢出聲，但是隨即就沒有事情了。
但是皇帝的威望也是越來越高，也就是這樣，朱標感到自己很累。當一個好皇帝真的很麻煩，在實行所謂的“德化”，對洪武嚴政酷法的糾偏的結果後。大明王朝由亂而治最終實現天下大治的一步關鍵，在朱標治理下的大明帝國出現了大治之像。甚至已經有人開始為皇帝歌功頌德了。
最近禮部的大臣們，一直試圖上書皇帝。重新編纂《洪武大典》，並將其改名為《景泰大典》。這些話朱標雖然隻是一笑了之，但是內心也是頗為得意。
但是長期處於極端**底下的臣民一旦遇到了寬仁之主，有些人還真不認識自己或者說給自己一個正確的定位，於是就出現了不曾多見的尷尬。
比如說有個大臣叫陳性善，他是浙江山陰人。洪武三十年高中進士，朱元璋還未駕崩時，朱標就熟悉了陳性善的大名，也等於說是朱標一手提拔出來的年輕官員。等到即位後，朱標就升任陳性善為禮部侍郎。
陳性善是個敢作敢為的正人君子，當上禮部侍郎後，他竭力地輔助內閣糾正洪武朝留下來的積弊，平反了許多冤假錯案。在陳性善的努力和幫助下，曾經犯罪而被貶為“流人”的薛正言給找了出來，重新安排了他的官職；曾經因直言犯上而已被編入了謫戍戶籍當中的原雲南布政使韓宜可也在景泰朝給釋放了出來，最終將他啟用為副都禦史。
正因為陳性善是個敢於直言的君子文臣，朱標十分欣賞他。有一天退朝以後，朱標單獨留下了陳性善，還給他賜座，主要是想了解一下陳性善的喜好和能力。順便詢問了一下陳性善對國事的看法。
陳性善看到皇帝這麽謙虛，對待大臣這般不恥下問，他也被感動了，於是他將自己所能想到的全部寫了出來，洋洋灑灑有好幾千字。寫好以後，陳性善將它進獻給皇帝。
朱標看了，雖然覺得陳性善提到的這些事情和解決方案都不錯，但當時還不是實施的時候，於是褒獎之後，暫時備案起來束之高閣了。
但是陳性善卻頗為較真，等了一段時間，看到有關部門根本就沒動，自尊心有些承受不住了，有一次上朝時他向朱標進諫說：“陛下您不嫌棄臣下我不賢，我呢勉強充作了一回顧問，小臣我有幸聽到陛下答應小臣一定照著執行。可沒多久就停下不做了，做事怎麽猶如反掌那樣快地反複，這樣，憑什麽取信於天下？”
朱標聽到後，由於沒有一點準備，愣了半晌才想起來，不由滿臉通紅，心裏那份惱怒就不要提了。
一個大臣因為皇帝沒有按照他提的建議去做，居然會在朝堂上逮住了皇帝，喋喋不休地責問個沒完；他忍了又忍，還是沒有惱羞成怒。因為當時正在籌備禦駕親征，朱標需要一個寬鬆的政治氣氛。
強忍著不愉，向陳性善解釋了一些原委，因為朱標要透露了一個信息：朝廷的政治氣氛還是相當之寬鬆。最後不得已的情況下，還帶著陳性善禦駕親征，最後在關於軍需的事情上。陳性善算是盡了不少心，也因此當了一任禮部尚書。
朱標在仁君責任的規範下。生活了幾十年，但是到了天下即將太平的時候。卻犯了一個難，使朱標再也端不起那副仁君的架子，不再去想天下為公了。
因為他突然發現，自己犯了一個不該犯的錯誤，而這個錯誤很可能造成他的努力成為白費。這一切都是朱標不想看到的。
就像有人說過的一樣，中國幾千年的曆史，無非是為了那塊地而已。而朱標現在是最大的地主。
他解決了內患，大明境內已經很久沒有進行過戰端出現了，最近的戰爭也是在幾千裏之外的印度和朱棣領導對奧斯曼帝國的征伐。
在自己親自統帥的總督軍鎮製度。牢牢的控製住所有的武裝力量，在大明境內基本上沒有超過一千人的非皇權武裝建製存在，就連是最受信任的藩王朱有燉等人，王府護衛武裝也不過是八百人左右。
這樣避免了藩王坐大，但是這樣做，無疑削弱了藩王們的震懾力，為了彌補這一點，朱標規定了各地軍鎮要維護藩王們的利益，隻要是不違反大明律。其餘的事情都以皇室成員為優先。
即便是這樣，藩王們依舊要仰仗軍鎮中人的鼻息做事。也幸虧朱標當初製定軍鎮製度時，規定了總督的任期為五年，不得連任兩屆。如此以來。地方上最熟悉情況的仍然是藩王，保留了一些顏麵。
軍鎮總督卸任後不得在朝中任職，最多再大明參謀部或者軍事學院中顧問。藩王超過四十歲之後要回到京師皇事院中議事。這樣以來。造就了大批被迫告老的官員和藩王。而朱標還刻意的促成致仕總督和歸京藩王的聯姻。這樣以來，可以消化掉許多致仕總督。讓其以皇親的身份進入皇事院議事。
朱標的心裏，是在打造有大明特色的議會。將皇事院打造成另一個時空的議會形式。讓其間接參與政治，才是真正的目的。這二十年來，有很多總督和地方布政使被這樣的拉進皇事院中。
而朱標也密切的觀察著皇事院的一舉一動，到了景泰二十六年，情勢已經十分明朗了，大明在皇帝集權的情況下，內閣、皇事院和司法部三足鼎立的狀態已經形成。
在這麽多年中，他不斷的調整皇事院和內閣中的各派係人員的比例，此時皇事院成員已經超過了二百人，而內閣也根據需要擴充至十七人。一切都在按照朱標心中想象中那樣發展。
但是他忽略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經濟問題，這個他最感到頭痛的問題。
在朱標的設想中，隨著種子的改良，畝產的增高，農民的生活平穩，而賦稅也會隨之而增加。
在朱標的設想中，隨著自己的鼓勵商賈，發展海上貿易，大明有了平穩的經商環境，相對又給了部分商賈步入官場的機會，那麽商業稅賦也會隨之而增加。
做到了設想的一切，那也應該如設想中那樣，大明應該十分富庶，國庫充足，糧食滿地了。事實中也是如此，大明逐漸繁榮起來，但是朱標卻發現了一個無可爭辯的結果。
大明現在私產遍地，朱標裁撤了部分逾製之罪，讓有錢人可以盡量的興建高樓、園林。在蘇杭、揚州等很多地方，出現的一些園林竟然比紫禁城內還要奢侈，而這一切都讓來自於西方的商人和傳教士覺得不可思議。
但朱標還是感覺到不利，特別是他幾次的微服私訪，卻發現，大明境內的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百姓依舊是僅僅溫飽，家裏還是沒有餘糧，雖然比之蒙元時期的生活好了很多，但是距離朱標的希望還差的很遠。
而國庫自然是十分充足，朱標當初守財奴似得強製發行大明寶鈔，在國庫中積蓄了大量的金銀，隨著時日的漸長，大明上下也習慣了寶鈔的使用，對於金銀隻是作為製作飾物、器皿的原料，和玻璃基本上同等看待。
本來在另一個時空中已經習慣了紙鈔的朱標，此時得到了空前的滿足，但是發展經濟遠遠不是改變民眾使用習慣就能做到最好。
朱標此時才感覺到，自己滿庫的金銀，並沒有起到使國家富強的作用，而是寶鈔提舉司多年上奏的折子引起了他的注意，朱標才發覺到，雖然寶鈔不斷的印製，但依舊滿足不了現在民間的需求。
印製寶鈔的數量已經達到了一個駭人聽聞的數字，但是通過微服私訪，依舊沒有看到百姓生活的完全改善。
二十多年來印製的寶鈔到那裏去了，還不是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裏？這證明了什麽，證明了兩極分化的嚴重，開始，朱標還沾沾自喜，可是通過頻頻召見戶部尚書陳瑄，朱標才大吃一驚。原來自己所認為的繁華大明竟然存在著許多隱患。
國庫的那些金銀不能流通，隻是一堆廢銅爛鐵而已。(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