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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正鼎受命第一次赴河內，希望汪精衛打消原意，仍回渝供職。汪表示:對抗戰政策既已與蔣介石發生了不相容的歧見，即不宜再廁身其間，徒然引起不必要的糾紛。
他的離渝，隻希望公開發表對於和平的主張，而能否采納，則權操中央，他不願意勉強中樞遷就他的意見，正如他希望中央不要勉強他今後的行止。
汪並托穀正鼎轉告蔣介石，“我不離重慶，‘豔電‘不能發出，……我之所以願意離國，是表明主張如得蒙采納，個人都不成問題。”汪的以上自白，已表明他投敵賣國的決心。
一個月後，穀正鼎再赴河內，攜帶了汪精衛、陳璧君和曾仲鳴的三張出國護照，見了汪精衛，轉達蔣介石的意見說:“汪先生如果要對國事發生主張，寫寫文章，發發電報，任何時候都很歡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國等地療養，可先送公費五十萬元，以後隨時籌寄。
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能另搞組織，免得被敵人所利用，造成嚴重後果。”
汪精衛一聽，知道這是調虎離山之計。想起過去和蔣的矛盾，狠狠地說:“以前我因蔣的凶殘暴虐自私，我反對他。他用盡各種方式來危害我，槍傷我，下流到綁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國。”
又說:“你去告訴蔣，他曾數次暗中迫害、追捕、驅逐我，我每次均可由所流亡之地及外國應時回來，去來何嚐得過他的護照?!”一席話，說得穀正鼎目瞪口呆，心知遊說無望，便拿起護照告辭。汪精衛曾一度產生退出政壇隱居歐洲的設想，但這次和他以前八次光明正大地前往歐洲不同，將被人看做是國家的叛徒逃往歐洲，汪精衛對此計劃也非常躊躇。
當時，曾仲鳴已聽到有人登樓的聲音，剛好起床察看，結果首當其衝，子彈直接命中他的胸部，尤其腹部被打得彈密如蜂房，當場倒地。
曾的妻子方君璧也身中數彈，幸而躺在床下，雖受傷而所中皆非要害，得免於死。朱執信的女兒，聞到槍聲，急起躲在門後，那裏恰好是個死角，才得以平安無事。軍統特務聽到室內倒地聲、呼號聲，以後除了呻吟聲以外，一切歸於沉寂。
特務們以為任務完成，汪氏夫婦定死無疑，遂攜槍準備下樓離去。而睡在樓下的陳國琦，已聞聲上樓去救應，軍統特務在黑暗中見有人影，再度開槍射擊，陳國琦被擊中腿部受傷倒地。
而汪氏夫婦，因為睡在隔室，雖驚恐萬狀，但未損毫發。“汪兆銘漏網”，曾仲鳴被緊急送往法國陸軍醫院搶救無效，當了替死鬼。汪精衛要去醫院看望曾仲鳴，別人都說現在出門太危險，法國警察也勸汪精衛不要冒險去醫院。
但汪精衛仰天流淚說:“我是從小看著仲鳴長大的，又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結果汪精衛乘坐曾仲鳴法國朋友的私人汽車到達醫院。
當汪精衛到達急救室時，曾仲鳴已昏迷多次，他醒來時對汪精衛說:“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無憾，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沒有不放心的事。”曾仲鳴臨死前又掙紮起來，把以他的名義替汪精衛在國外銀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簽了字。
高朗街的槍聲，二十七號樓的血汙，給汪精衛精神上以重大打擊。他親筆寫了悼念曾仲鳴的《曾仲鳴先生行狀》，認定此事是重慶特工人員所為，絕不是私人的仇殺。
尤其使汪感到悲傷和刺激的是曾仲鳴的死。曾是他親信的部下，是同盟會老會員曾醒的弟弟，而方君璧又是方聲洞的胞妹。基於這兩種淵源，汪對曾一向視為己子。“九一八”事變後，汪精衛回國，出任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兼行政院院長時，曾仲鳴是中政會的副秘書長、外交部次長以及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任。事無巨細，汪一以委之。也正是高朗街的槍聲———蔣介石采取的這一斷然措施，導致了蔣、汪關係的最後決裂。
汪精衛預計，隻要他到河內發表《豔電》聲明，雲南的龍雲、四川的王鑽緒、西康的鄧錫侯、軍政部長何應欽及政學係頭子張群都會追隨他，相繼行動，使抗日戰線徹底破裂，迫使蔣介石下野。但事與願違，汪公開叛國投敵，暴露其漢奸賣國賊的真麵目，激起了全國人民包括國民黨內主戰人士的一致聲討，致使反蔣勢力不敢輕舉妄動。
因此，汪精衛在西南地區建立反蔣政權的陰謀以失敗而告終。這使汪的處境十分孤立。汪哀歎道:“在河內的孤獨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卻的。”
曾仲鳴遭暗殺，又使汪精衛異常驚恐，深感處境危險，使他不得不另謀途徑，河內非久留之地。離開河內後往哪兒去呢?當然是尚未被日本軍隊占領的雲南、四川最好，因為原本打算在西南建立獨立的政府，由於西南諸省將領紛紛通電討汪，所以去西南的路被堵死了。
經過和陳璧君等人反複商量，陳璧君說:“香港雖然好，並且日本政府應我們的要求，調派我們比較熟悉的田尻愛義出任總領事，但英國警察監視很嚴，現在連陳公博、林柏生等人的活動都很困難。”
至於廣東，過去是革命的根據地，和孫中山先生關係很深，而且是汪精衛、陳璧君的桑梓之地，他們當然願意回去。但廣東也已被日本軍隊占領，倘若去廣東，就會使中國人民看清“他們是在日軍的刺刀保護之下開展“和平運動”的。
與之相比，上海雖然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暗殺橫行之地，但仍然有日本軍隊保護，表麵上看來，又不完全是日本人占領，英、美、法等國的公共租界還很大，市政也歸外國人掌管，裁判權亦操在外國人手中，因此，比起廣東來，中國人有相當自由行動的餘地。正是出自這種考慮，汪精衛夫婦派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前往上海進行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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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正鼎受命第一次赴河內，希望汪精衛打消原意，仍回渝供職。汪表示:對抗戰政策既已與蔣介石發生了不相容的歧見，即不宜再廁身其間，徒然引起不必要的糾紛。
他的離渝，隻希望公開發表對於和平的主張，而能否采納，則權操中央，他不願意勉強中樞遷就他的意見，正如他希望中央不要勉強他今後的行止。
汪並托穀正鼎轉告蔣介石，“我不離重慶，‘豔電‘不能發出，……我之所以願意離國，是表明主張如得蒙采納，個人都不成問題。”汪的以上自白，已表明他投敵賣國的決心。
一個月後，穀正鼎再赴河內，攜帶了汪精衛、陳璧君和曾仲鳴的三張出國護照，見了汪精衛，轉達蔣介石的意見說:“汪先生如果要對國事發生主張，寫寫文章，發發電報，任何時候都很歡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國等地療養，可先送公費五十萬元，以後隨時籌寄。
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能另搞組織，免得被敵人所利用，造成嚴重後果。”
汪精衛一聽，知道這是調虎離山之計。想起過去和蔣的矛盾，狠狠地說:“以前我因蔣的凶殘暴虐自私，我反對他。他用盡各種方式來危害我，槍傷我，下流到綁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國。”
又說:“你去告訴蔣，他曾數次暗中迫害、追捕、驅逐我，我每次均可由所流亡之地及外國應時回來，去來何嚐得過他的護照?!”一席話，說得穀正鼎目瞪口呆，心知遊說無望，便拿起護照告辭。汪精衛曾一度產生退出政壇隱居歐洲的設想，但這次和他以前八次光明正大地前往歐洲不同，將被人看做是國家的叛徒逃往歐洲，汪精衛對此計劃也非常躊躇。
當時，曾仲鳴已聽到有人登樓的聲音，剛好起床察看，結果首當其衝，子彈直接命中他的胸部，尤其腹部被打得彈密如蜂房，當場倒地。
曾的妻子方君璧也身中數彈，幸而躺在床下，雖受傷而所中皆非要害，得免於死。朱執信的女兒，聞到槍聲，急起躲在門後，那裏恰好是個死角，才得以平安無事。軍統特務聽到室內倒地聲、呼號聲，以後除了呻吟聲以外，一切歸於沉寂。
特務們以為任務完成，汪氏夫婦定死無疑，遂攜槍準備下樓離去。而睡在樓下的陳國琦，已聞聲上樓去救應，軍統特務在黑暗中見有人影，再度開槍射擊，陳國琦被擊中腿部受傷倒地。
而汪氏夫婦，因為睡在隔室，雖驚恐萬狀，但未損毫發。“汪兆銘漏網”，曾仲鳴被緊急送往法國陸軍醫院搶救無效，當了替死鬼。汪精衛要去醫院看望曾仲鳴，別人都說現在出門太危險，法國警察也勸汪精衛不要冒險去醫院。
但汪精衛仰天流淚說:“我是從小看著仲鳴長大的，又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結果汪精衛乘坐曾仲鳴法國朋友的私人汽車到達醫院。
當汪精衛到達急救室時，曾仲鳴已昏迷多次，他醒來時對汪精衛說:“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無憾，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沒有不放心的事。”曾仲鳴臨死前又掙紮起來，把以他的名義替汪精衛在國外銀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簽了字。
高朗街的槍聲，二十七號樓的血汙，給汪精衛精神上以重大打擊。他親筆寫了悼念曾仲鳴的《曾仲鳴先生行狀》，認定此事是重慶特工人員所為，絕不是私人的仇殺。
尤其使汪感到悲傷和刺激的是曾仲鳴的死。曾是他親信的部下，是同盟會老會員曾醒的弟弟，而方君璧又是方聲洞的胞妹。基於這兩種淵源，汪對曾一向視為己子。“九一八”事變後，汪精衛回國，出任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兼行政院院長時，曾仲鳴是中政會的副秘書長、外交部次長以及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任。事無巨細，汪一以委之。也正是高朗街的槍聲———蔣介石采取的這一斷然措施，導致了蔣、汪關係的最後決裂。
汪精衛預計，隻要他到河內發表《豔電》聲明，雲南的龍雲、四川的王鑽緒、西康的鄧錫侯、軍政部長何應欽及政學係頭子張群都會追隨他，相繼行動，使抗日戰線徹底破裂，迫使蔣介石下野。但事與願違，汪公開叛國投敵，暴露其漢奸賣國賊的真麵目，激起了全國人民包括國民黨內主戰人士的一致聲討，致使反蔣勢力不敢輕舉妄動。
因此，汪精衛在西南地區建立反蔣政權的陰謀以失敗而告終。這使汪的處境十分孤立。汪哀歎道:“在河內的孤獨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卻的。”
曾仲鳴遭暗殺，又使汪精衛異常驚恐，深感處境危險，使他不得不另謀途徑，河內非久留之地。離開河內後往哪兒去呢?當然是尚未被日本軍隊占領的雲南、四川最好，因為原本打算在西南建立獨立的政府，由於西南諸省將領紛紛通電討汪，所以去西南的路被堵死了。
經過和陳璧君等人反複商量，陳璧君說:“香港雖然好，並且日本政府應我們的要求，調派我們比較熟悉的田尻愛義出任總領事，但英國警察監視很嚴，現在連陳公博、林柏生等人的活動都很困難。”
至於廣東，過去是革命的根據地，和孫中山先生關係很深，而且是汪精衛、陳璧君的桑梓之地，他們當然願意回去。但廣東也已被日本軍隊占領，倘若去廣東，就會使中國人民看清“他們是在日軍的刺刀保護之下開展“和平運動”的。
與之相比，上海雖然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暗殺橫行之地，但仍然有日本軍隊保護，表麵上看來，又不完全是日本人占領，英、美、法等國的公共租界還很大，市政也歸外國人掌管，裁判權亦操在外國人手中，因此，比起廣東來，中國人有相當自由行動的餘地。正是出自這種考慮，汪精衛夫婦派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前往上海進行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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