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離說完這些，拿起茶杯喝了口茶後繼續說：“詩經由《風》、《雅》、《頌》三部分組成。
《風》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詩經》中的精華部分。
有對愛情、勞動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懷故土、思征人及反壓迫、反欺淩的怨歎與憤怒，常用複遝的手法來反複詠歎，一首詩中的各章往往隻有幾個字不同，表現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為貴族祭祀之詩歌，祈豐年、頌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貴族文人，但對現實政治有所不滿，除了宴會樂歌、祭祀樂歌和史詩而外，也寫出了一些反映人民願望的諷刺詩。《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頌》則為宗廟祭祀之詩歌。
《詩經》關注現實、抒發現實生活觸發的真情實感，這種創作態度，使其具有強烈深厚的藝術魅力，是人族現實主義文學的第一座裏程碑。
《詩經·國風》是人族現實主義詩歌的源頭，在《七月》中，可以看到奴隸們血淚斑斑的生活，在《伐檀》可以感悟被剝削者階級意識的覺醒，憤懣的奴隸向不勞而獲的統治階級大膽地提出了正義質問：“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獾兮？”
《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
風是各諸侯國的樂調；雅是宗周地區的正樂；頌是宗廟祭祀之樂。
至於“大雅”和“小雅”當從音樂分，“廣大而靜，疏達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詩經》的藝術技法被總結成賦、比、興，與風、雅、頌合稱六義。
“詩六義”是《詩大序》最先提出，這個提法又是以《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的舊說為根據，對《詩經》中作品的分類和表現手法所做的高度概括。
有人在《毛詩正義》中解釋：“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
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
一般認為風、雅、頌是詩的分類和內容題材；賦、比、興是詩的表現手法。其中風、雅、頌是按不同的音樂分的，賦、比、興的按表現手法分的。
賦、比、興的運用，既是《詩經》藝術特征的重要標誌，也開啟了人族詩歌創作的基本手法。
關於賦、比、興的意義，曆來說法眾多。
簡言之，賦就是鋪陳直敘，即詩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關的事物平鋪直敘地表達出來。
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詩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個事物來作比喻。
興則是觸物興詞，客觀事物觸發了詩人的情感，引起詩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詩歌的發端。賦、比、興三種手法，在詩歌創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創造了詩歌的藝術形象，抒發了詩人的情感。
接下來，我們先來說說第一點，也就是比。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這是在今天仍常常使用的一個主要修辭手法，包括比喻與象征。比喻可以使描述形象化。
如《衛風·碩人》寫莊薑的美貌用了一連串的比喻：“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因為有前後的一係列比喻，所以末尾的點睛之句才能使其形象躍然紙上。
比喻還可以突出事物的特征。因為比喻都是取整體上差異較大，而某一方麵有共同性的事物來相比，喻體與本體相同之處往往就相當突出。
因此，在比喻中，便常常有誇張的性質。如《碩鼠》，就其外形、生物的類別及其發展程度的高低而言，本體與喻體的差別是相當之大的；但是，在不勞而獲這一點來說，卻完全一致，所以這個比喻實際上是一種誇張的表現。
又由於喻體在人們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已獲得了一定的情感意蘊，在某種程度上已有一定的象征意義，故根據與不同喻體的聯係，可以表現不同的感情，如《碩鼠》、《相鼠》等。
《詩經》中用比的地方很多，運用亦很靈活、廣泛。如《衛風·氓》：“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前者用以比喻形體，後者用以比喻感情之變化。
第二點，興，興是借助其他事物作為詩歌的開頭。
用興的時候，由兩種手法，一是情觸於物而發為歌詠，二是借助某事某物起韻。
從文學發源的整個過程來說，興是早期詩歌的特征，從詩歌作者的層次來說，它是民歌的特征，如從創作方式來說，它是口頭文學的特征。
采用興的手法的作品多在《國風》之中。漢代以後，雖《詩經》被視為經典，比興之法被提到很高的地位，但如同《詩經·國風》一樣單純起韻的興詞並不見於文人的創作；而從引發情感的事物寫起的興，同比和賦的手法很接近。
興包括“情觸於物而發為歌詠”的情形，u看書 uukanshu 是指由於人們生活閱曆各不相同，每個人的經曆都會有種種偶然的情形，某些事物對一般人來說是漠不相關，但對某一具體人來說，就可能會勾起對舊的經曆的回憶，引起很深的感慨。
接下來，是第三點，也就是賦。
《詩集傳》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
這裏所謂“直言之”，是說不以興詞為引，也不用比的手法，並不是不要細致的形容描繪。
因此可以說：興、比以外的其他一切表現手段，都可以包括在“賦”的範圍之內。
作為一種寫作手段，它包括得十分廣泛。就《詩經》言之，它包括敘述、形容、聯想、懸想、對話、心理刻畫等。
《七月》、《生民》全詩都用賦法，無論對於棄兒情節的敘述，還是對於祭祀場麵的描寫，都極為生動。
《東山》、《采薇》二首，除《東山》第一章“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外，也全用賦法。但這兩首詩寫行役征人之心緒，可謂淋漓盡致：“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是最上乘的寫景詩。所以，《詩經》的賦法不隻是指敘述，不隻是所謂“直陳其事”，在抒情寫景方麵，也達到很高超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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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出自各地的民歌，是《詩經》中的精華部分。
有對愛情、勞動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懷故土、思征人及反壓迫、反欺淩的怨歎與憤怒，常用複遝的手法來反複詠歎，一首詩中的各章往往隻有幾個字不同，表現了民歌的特色。
《雅》分《大雅》《小雅》，多為貴族祭祀之詩歌，祈豐年、頌祖德。《大雅》的作者是貴族文人，但對現實政治有所不滿，除了宴會樂歌、祭祀樂歌和史詩而外，也寫出了一些反映人民願望的諷刺詩。《小雅》中也有部分民歌。
《頌》則為宗廟祭祀之詩歌。
《詩經》關注現實、抒發現實生活觸發的真情實感，這種創作態度，使其具有強烈深厚的藝術魅力，是人族現實主義文學的第一座裏程碑。
《詩經·國風》是人族現實主義詩歌的源頭，在《七月》中，可以看到奴隸們血淚斑斑的生活，在《伐檀》可以感悟被剝削者階級意識的覺醒，憤懣的奴隸向不勞而獲的統治階級大膽地提出了正義質問：“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守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獾兮？”
《詩經》分為風、雅、頌三部分。
風是各諸侯國的樂調；雅是宗周地區的正樂；頌是宗廟祭祀之樂。
至於“大雅”和“小雅”當從音樂分，“廣大而靜，疏達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詩經》的藝術技法被總結成賦、比、興，與風、雅、頌合稱六義。
“詩六義”是《詩大序》最先提出，這個提法又是以《周禮》“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的舊說為根據，對《詩經》中作品的分類和表現手法所做的高度概括。
有人在《毛詩正義》中解釋：“風、雅、頌者，《詩》篇之異體；賦、比、興者，《詩》文之異辭耳。
賦、比、興是《詩》之所用；風、雅、頌是《詩》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稱為義。”
一般認為風、雅、頌是詩的分類和內容題材；賦、比、興是詩的表現手法。其中風、雅、頌是按不同的音樂分的，賦、比、興的按表現手法分的。
賦、比、興的運用，既是《詩經》藝術特征的重要標誌，也開啟了人族詩歌創作的基本手法。
關於賦、比、興的意義，曆來說法眾多。
簡言之，賦就是鋪陳直敘，即詩人把思想感情及其有關的事物平鋪直敘地表達出來。
比就是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詩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個事物來作比喻。
興則是觸物興詞，客觀事物觸發了詩人的情感，引起詩人歌唱，所以大多在詩歌的發端。賦、比、興三種手法，在詩歌創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創造了詩歌的藝術形象，抒發了詩人的情感。
接下來，我們先來說說第一點，也就是比。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這是在今天仍常常使用的一個主要修辭手法，包括比喻與象征。比喻可以使描述形象化。
如《衛風·碩人》寫莊薑的美貌用了一連串的比喻：“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因為有前後的一係列比喻，所以末尾的點睛之句才能使其形象躍然紙上。
比喻還可以突出事物的特征。因為比喻都是取整體上差異較大，而某一方麵有共同性的事物來相比，喻體與本體相同之處往往就相當突出。
因此，在比喻中，便常常有誇張的性質。如《碩鼠》，就其外形、生物的類別及其發展程度的高低而言，本體與喻體的差別是相當之大的；但是，在不勞而獲這一點來說，卻完全一致，所以這個比喻實際上是一種誇張的表現。
又由於喻體在人們長期的社會生活中已獲得了一定的情感意蘊，在某種程度上已有一定的象征意義，故根據與不同喻體的聯係，可以表現不同的感情，如《碩鼠》、《相鼠》等。
《詩經》中用比的地方很多，運用亦很靈活、廣泛。如《衛風·氓》：“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桑之落矣，其黃而隕”。前者用以比喻形體，後者用以比喻感情之變化。
第二點，興，興是借助其他事物作為詩歌的開頭。
用興的時候，由兩種手法，一是情觸於物而發為歌詠，二是借助某事某物起韻。
從文學發源的整個過程來說，興是早期詩歌的特征，從詩歌作者的層次來說，它是民歌的特征，如從創作方式來說，它是口頭文學的特征。
采用興的手法的作品多在《國風》之中。漢代以後，雖《詩經》被視為經典，比興之法被提到很高的地位，但如同《詩經·國風》一樣單純起韻的興詞並不見於文人的創作；而從引發情感的事物寫起的興，同比和賦的手法很接近。
興包括“情觸於物而發為歌詠”的情形，u看書 uukanshu 是指由於人們生活閱曆各不相同，每個人的經曆都會有種種偶然的情形，某些事物對一般人來說是漠不相關，但對某一具體人來說，就可能會勾起對舊的經曆的回憶，引起很深的感慨。
接下來，是第三點，也就是賦。
《詩集傳》說：“賦者，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
這裏所謂“直言之”，是說不以興詞為引，也不用比的手法，並不是不要細致的形容描繪。
因此可以說：興、比以外的其他一切表現手段，都可以包括在“賦”的範圍之內。
作為一種寫作手段，它包括得十分廣泛。就《詩經》言之，它包括敘述、形容、聯想、懸想、對話、心理刻畫等。
《七月》、《生民》全詩都用賦法，無論對於棄兒情節的敘述，還是對於祭祀場麵的描寫，都極為生動。
《東山》、《采薇》二首，除《東山》第一章“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外，也全用賦法。但這兩首詩寫行役征人之心緒，可謂淋漓盡致：“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是最上乘的寫景詩。所以，《詩經》的賦法不隻是指敘述，不隻是所謂“直陳其事”，在抒情寫景方麵，也達到很高超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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