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二章馬放南山
決定法國所生產的坦克類型的戰略，已在另一卷中比較詳細地討論過了。關於這些坦克的用途的理論，在兩個主要方麵事實上證明是錯誤的：一是，最高統帥部將歸它調遣的大部分坦克用於支援步兵，而不同意讓它們執行其他任務；二是，統帥部拒絕建立裝備精良、能夠以大規模的密集隊形行動、並且完全有調動自由的坦克兵團。盡管戴高樂和雷諾曾竭力告誡，甚至達拉第也曾答應要建立重裝甲師，但是法國在1939年9月投入戰爭時仍然隻有兩個輕機械化師的裝甲部隊。據甘末林說，就坦克而言，原打算最後全部用二十噸的索米阿坦克來裝備這些師。他寫道，他們已決定一旦改換裝備完成，這些師就不應再被稱作“輕的”。但是盡管索米阿是一種威力很大的坦克，它畢竟隻是中等重量的；而且據甘末林說，甚至到了1940年5月10日，它與h.35(霍奇基斯1935)輕型坦克的比例還隻不過是一半對一半。
確實，輕機械化師的威力比它的名稱所表示的要更強大些，一部分是由於索米阿坦克的質量優越，一部分則是由於每個師所擁有的坦克數量很大。戰爭爆發時德國擁有的重型坦克並不比法國多，即使在法蘭西戰役中，德軍的裝甲師中也還有很大一部分的輕型和中型坦克，這也都是事實。問題是在於法國人不願意製造足夠數量的較重型坦克，因為無論是達拉第還是總參謀部，對於坦克的用途的看法都並沒有真正的改變。結果，由於沒有獲得原料的優先權，這些類型坦克的生產就受到了很大的阻礙。在裏翁審判中，當有人質問為什麽要阻止大量生產“b”型重坦克的定貨時，前坦克總監凱勒將軍不得不承認，這種坦克標誌著與當時流行的理論的一個明顯的決裂。他的意思是說，這種使用坦克的方式不符合法國陸軍的一致意見。
1938年12月戰時最高會議方才決定建立兩個裝甲師，但是直到1940年10月它們才建成。盡管德國人把重型、中型、輕型各種坦克都一齊編入他們的裝甲師，法國總參謀部卻決定隻用一種“b”型重坦克(三十噸)來組成他們自己的裝甲師。達拉第1942年2月27日和4月1日在裏翁曾說過，他始終讚成德國的編組方式，但是他的意見沒有被總參謀部接受。事實上，一旦決定建立重裝甲師，由於總參謀部需要定購大量的其他各種物資，這就使得定購足夠數量的“b”型坦克成為不可能的了。但是達拉第堅持認為，如果他們仿效德國的辦法，使各種類型的坦克都得到利用，那麽裝甲師早就可以建立起來了。他還說，“b”型坦克多少還能夠有一些，這完全是由於他的緣故，因為他曾撤回過總參謀部的一道完全停止製造這種坦克的命令。
然而，如果說“b”型重坦克和索米阿中型坦克一般認為比德軍的同類坦克為優越，那麽大部分法國輕型坦克，如雷諾和霍奇基斯型，卻不如德國的同類坦克，因為它們的武器太差。（.mianhuatang.info無彈窗廣告）它們所裝備的短機槍，實際上有效射程不超過四百米。用一個坦克軍官的話來說，它們隻不過是“有裝甲而無槍炮”。而且，這些坦克裝置的發動機功率太低，許多坦克沒有無線電通訊設備。所有這些弱點，也都是由於錯誤地理解坦克的用途而造成的。由於絕大多數的坦克隻打算用於掩護步兵前進，所以認為不需要裝大功率的發動機來保持高速，也不需要攜帶儲備汽油或配備另外的中途加油裝置(使坦克的行動半徑增大)，也無需無線電裝置或配備一門能在中距離內摧毀敵方坦克的機關炮。事實上，絕大部分法國坦克的設計有缺點，它們離開了步兵就不能行動，也不能與敵方的坦克作戰。
令人悲歎的另一件事是反坦克武器的奇缺，在裏翁審判中被傳訊的每一位將軍都證明了這一事實。法國技術人員研製了三種出色的武器：四十七毫米的反坦克機關炮，九十毫米和二十五毫米的機關炮，這後兩種武器既可用於反坦克，也可用於防空。然而，由於專家們沒完沒了地修改設計方案，總參謀部一再更改計劃，對於采用何種類型的炮彈雷管也意見不一，結果就致命地耽誤了這幾種炮的大量生產，並且使得在戰爭開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幾乎沒有任何彈藥可以供這類武器使用。至於一般的大炮，雖然炮很多，但由於同樣的原因，炮彈也不足。
因此，和空軍武器一樣，法國人又陷入了從一種戰術理論轉變到另一種戰術理論的過渡階段――雖然他們甚至連正在放棄之中的那一種理論也並沒有充分掌握好。如果他們打算以火炮代替他們自己的坦克來對付敵人的坦克，那麽他們至少應該準備好火炮和炮彈。但事實上他們的裝甲師是倉促間用錯誤的物質裝備拚湊成的。由於重型和中型的坦克在短期內不可能有足夠的數量，他們隻好滿足於讓輕型坦克在這些師中占優勢地位。最後，本來已有很大差距的法德兩國的坦克實力，由於法國總參謀部一意孤行，堅持被雷諾稱之為“陳舊而又可惡的小包裝辦法”，使得差距更加拉大了。按照這種辦法，他們將大約一半的法國坦克分散在各個營內，分別隸屬於前後方的各軍團、各軍，等等。因此，這些質量上本來就不夠好的裝甲師，在數量上也變得嚴重不足了。
根據前麵所講的英國在戰爭爆發時的坦克實力情況來看，就很容易明白，要指望從這方麵來彌補法國坦克兵力的不足，暫時還不大可能。達拉第在裏翁審判中極力為英國辯護，盡管他的用意高尚，他的預言公正而又正確，然而當追溯到暴露出來的那些醜惡事實時，他的辯護就更加令人震驚了。當他講到在法國的坦克總數上應該再加上六百輛英國坦克時，凱勒將軍笑了起來。達拉第大聲喊道：“聽到我說英國的坦克，你就笑了。我不同意。……我在比利時曾看到過它們中的一些，對於它們我覺得沒有什麽好笑的。你可以嘲笑英國人。十五或十八個月後我們將看到誰在笑。我們將看到是否還是那些人在笑。”
英國政府並不想否認慕尼黑危機暴露了英國防務方麵的缺陷；它倒是想要表明，雖然自己並無過錯，可是挑戰卻在它準備就緒之前就來臨了。張伯倫1938年11月1日在下議院就是這樣說的：
我要請尊敬的議員們記住，我們的重整軍備計劃是一個五年計劃，我們現在隻是處在計劃的第三年。要是說因為在第三年中什麽事也沒有完成，所以這項計劃已經失敗了，這就完全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從來也沒有打算要在三年中完成這項計劃。我懷疑是否有可能把一個五年計劃壓縮在三年中完成，如果我們在計劃一開始時就這樣做的話。
後來在辯論中提到這種防務狀況時，一名保守黨議員就很自然地要問：“我們國家或任何別的國家從那個聲明中能得出什麽結論來呢？它是否意味著在1941年我們完全重整好軍備以前，就隻好讓德國去任意胡為了嗎？”另一位保守黨議員羅伯特?布思比說：
好多年來，大臣們一直在使我們對於我國防務的真實狀況產生嚴重的錯誤印象。……聽了有些大臣的演說，……你也許會想到大炮和飛機正在象傾盆大雨般地落到他們的身邊，多得幾乎成了一個使人難以處理的問題。的確，有時人們是會覺得對德國人十分抱歉的。
這裏顯然是暗指協調防務大臣托馬斯?英斯基普爵士1938年10月26日在斯圖平頓的一次講話，他說，現在他們是處於重整軍備計劃的第三年，“可以公平他說，幾乎每一種我們需要用來完善我們防務的武器和裝備，都象一股潮水般地正在滾滾而來”。
自從1938年9月令人痛苦的真相暴露以後，人們愈來愈感到這種所謂“潮水般滾滾而來”的說法要變成現實是不大可能的了，除非對國防需要的供應係統來一次徹底的大檢查。自從重整軍備開始以來，對於設置一個供應部的問題一直在進行辯論；現在它在各方麵都獲得了支持者。1938年10月21日陸軍國務大臣在加的夫發表演說時幾乎毫無掩飾地提到了這一點。《經濟學家》(布思比稱之為“放任主義的資本主義報紙，它在原則上反對任何形式的插手幹預工業，隻要這是可以避免的”)在10月29日的一篇文章中也表示讚同。11月10日和17日分別在上院和下院提出了對首相就國王致辭所發表的施政演說的修正案，要求設置一個供應部，但它不能擁有廣泛的強製性權力。在11月17日的辯論中，張伯倫(他在11月1日已經告訴下院說，經過考慮他認為，設立一個供應部將弊多利少)堅持認為，讚成設立一個供應部的人並沒有能夠使他相信，設立這樣一個部將會使防務工作獲得比以往更快或更好的效果。然而，達夫?庫珀在發言中總結了當時的情緒：“我聽了每個人的演說後，發現除協調防務大臣的演說外，大家普遍感到一切都不太好，如果供應部不能解決問題的話，那麽還得有別的改進辦法。”
最後，張伯倫在壓力下作了讓步，同意設置供應部。但是1939年4月20日建立的、8月份開始工作的供應部，隻是在這一問題上各種不同觀點妥協的產物。這件事和實施征兵一樣，表明政府受占領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衝擊以後，態度變得強硬起來了；但在實際行動方麵，它隻限於對陸軍和民防係統進行供應，至少暫時是如此。3月29日，本土野戰軍的建製增加了一倍，擴大軍需供應已成為緊迫的任務。盡管通過的法案使這個新建機構完全可以擴大為一個有充分職權的供應部，然而原來的供應海軍和空軍的機構卻絲毫沒有變動。但即使是這個有點象是被閹割了的、改設的機構，也直到戰爭爆發前一個月才開始執行工作；而且到了那時它又無可避免地引起了很大的混亂。但是這種混亂在一年或兩年以前會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同它在計劃和生產都已大大地向前發展了的時候所起的消極作用相比較的話。
法國防務毫無準備的這個責任，主要應該由達拉第來負。自1936年以來，他一直任國防部長，並兼陸軍部長；但他避不采取一些必要的初步措施，而沒有這些措施，計劃的數量和質量要求就永遠無法滿足。整個工業體製需要改建，整個經濟組織需要置於控製之下並予以加強；但若沒有一個專門為此而設立的軍備部，這一切就都做不到。多年來極力主張設立這樣一個部的，不僅有在法國地位相當於丘吉爾的雷諾，甚至還有思想更為消極的甘末林。但是，1938年3月22日在討論戰時組織國民的法案中再一次提到這個問題時，達拉第斷然宣布，發布軍隊動員令的那一天，他將同意建立這樣一個部，但不能在這之前。他宣稱，他不打算在和平時期把一個戰時經濟強加於法國；他也沒有為提案報告人的下述議論所動搖：德國直到整個工業已經被動員以後，才開始擴充軍隊；如果等到戰爭爆發後再建立一個軍備部，那就太遲了。
達拉第與張伯倫不一樣，他堅持自己的立場一直到底。他在戰爭爆發後十一天(1939年9月14日)才建立了軍備部；雖然領導軍備部的多特裏以極大的努力開始工作，也無法彌補初期延誤所造成的損失。期待他去付諸實施的戰時生產計劃，不是因為要執行早先延誤了的大批訂貨而受到妨礙，就是因為缺乏必要的工廠、機床、原料或技術工人而不得不中途放棄。勞動力是這關鍵時刻所有問題中最尖銳的一個問題。軍事動員吸幹了工廠的男勞動力，而這時也正是工廠最需要他們的時候。而且，盡管很早就預先計劃好把某些必須保留的專業人員不包括在總動員範圍之內，據說在飛機廠工作的大多數專家到動員時仍然被征召走了。由於這個原因，單從陸軍中就又不得不召回了十三萬人。然而，召走他們時，使工廠生產遭到損失；召回他們則又使軍隊的士氣受到影響。
不過，英國政府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領後成立一個供應部的行動，還是得到了法國的響應。根據在德國人進入布拉格以後沒有幾天就授與政府的特別權力，法國也成立了一個“生產委員會”。1939年3月20日，分安全、生產和經濟三個部分發布了一係列的法令，這個新的委員會就是根據第二部分的法令建立起來的。它擁有廣泛的權力：首先，有權取得和貯備原料，重新裝備工廠和指導工人，以便增加生產；其次，為了協調生產，可以決定所需材料類型的先後次序。但是，這個生產委員會隸屬於國防部秘書長辦公廳，而這位秘書長正是雅科梅，他自1936年以來就是法**事官僚主義實際上的**者，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雅科梅擁有的權力變得越來越大了，特別是在1938年1月21日頒布改組國防軍事管理體製的法令以後，他更負起了實施整個軍備計劃的責任，而1938年7月11日的一項法律又將工業動員也置於他的管轄之下。甘末林已被授予和雅科梅共同負責的權力，但是他難得過問一下。由於這些原因，這個新的委員會顯然不大可能會帶來任何顯著的變化。
至於說到國防部的效率，裏翁審判中一些將領的證詞表明，國防部沒有能取得軍備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各方麵的協作，其原因若不是因為最高司令部和政府之間的關係緊張，就是因為最高司令部和政府雙方實際上都沒有足夠的權力來實現這一目標――甚至也許是因為這兩種原因兼而有之。達拉第在審判中爭辯說，甘末林有種種機會來幹預軍備定貨的實施，而且實際上，他也確實是經常這樣做的。但是甘末林在他的回憶錄中則抱怨說，由於有意地不準他和三軍參謀長參加對於生產和供給問題的一切審議，這樣的幹預是完全不可能的。不管這場爭論的曲直是非如何，也不論甘末林的法定權力地位如何，看來很明顯，他參與這些重要事務時是膽小猶豫的。1938年一年，他都在(根據他自己的說法)極力要求達拉第采取措施以增加生產和分配更多的防務經費。但是到了這年年底，他自己也隻好相信，沒有再去催促的必要了。
但是，在對各國營軍火工廠作了一係列的調查以後，1938年10月25日向議會的軍事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報告。報告說，開工不足的情況極為嚴重；東部地區各鋼鐵廠的開工率隻達到生產能力的百分之四十；由於缺乏原料，這些工廠，總的來說，每周開工不可能超過四十小時。不久以後，工業總監不得不管告總理說，1939年1月以後，法國工廠將被政府定單所塞滿，新的定單已無法列入生產計劃，除非到時候把一部分手頭的工作停下來。從1935年起，曆屆法國政府部一心想把軍火生產限製在國營工廠的生產能力範圍之內，雖然防務的需要已增加了成百倍，但絲毫也不去設法擴大生產能力。在重整軍備開始時就沒有充分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許多法國工廠的設備已破舊不堪，沒有作過充分的更新。企業家們不願給予合作，以增加投資來擴建他們的工廠並使之現代化，因為他們唯恐社會會變動，更不要說害怕**和被征用了。
[]
決定法國所生產的坦克類型的戰略，已在另一卷中比較詳細地討論過了。關於這些坦克的用途的理論，在兩個主要方麵事實上證明是錯誤的：一是，最高統帥部將歸它調遣的大部分坦克用於支援步兵，而不同意讓它們執行其他任務；二是，統帥部拒絕建立裝備精良、能夠以大規模的密集隊形行動、並且完全有調動自由的坦克兵團。盡管戴高樂和雷諾曾竭力告誡，甚至達拉第也曾答應要建立重裝甲師，但是法國在1939年9月投入戰爭時仍然隻有兩個輕機械化師的裝甲部隊。據甘末林說，就坦克而言，原打算最後全部用二十噸的索米阿坦克來裝備這些師。他寫道，他們已決定一旦改換裝備完成，這些師就不應再被稱作“輕的”。但是盡管索米阿是一種威力很大的坦克，它畢竟隻是中等重量的；而且據甘末林說，甚至到了1940年5月10日，它與h.35(霍奇基斯1935)輕型坦克的比例還隻不過是一半對一半。
確實，輕機械化師的威力比它的名稱所表示的要更強大些，一部分是由於索米阿坦克的質量優越，一部分則是由於每個師所擁有的坦克數量很大。戰爭爆發時德國擁有的重型坦克並不比法國多，即使在法蘭西戰役中，德軍的裝甲師中也還有很大一部分的輕型和中型坦克，這也都是事實。問題是在於法國人不願意製造足夠數量的較重型坦克，因為無論是達拉第還是總參謀部，對於坦克的用途的看法都並沒有真正的改變。結果，由於沒有獲得原料的優先權，這些類型坦克的生產就受到了很大的阻礙。在裏翁審判中，當有人質問為什麽要阻止大量生產“b”型重坦克的定貨時，前坦克總監凱勒將軍不得不承認，這種坦克標誌著與當時流行的理論的一個明顯的決裂。他的意思是說，這種使用坦克的方式不符合法國陸軍的一致意見。
1938年12月戰時最高會議方才決定建立兩個裝甲師，但是直到1940年10月它們才建成。盡管德國人把重型、中型、輕型各種坦克都一齊編入他們的裝甲師，法國總參謀部卻決定隻用一種“b”型重坦克(三十噸)來組成他們自己的裝甲師。達拉第1942年2月27日和4月1日在裏翁曾說過，他始終讚成德國的編組方式，但是他的意見沒有被總參謀部接受。事實上，一旦決定建立重裝甲師，由於總參謀部需要定購大量的其他各種物資，這就使得定購足夠數量的“b”型坦克成為不可能的了。但是達拉第堅持認為，如果他們仿效德國的辦法，使各種類型的坦克都得到利用，那麽裝甲師早就可以建立起來了。他還說，“b”型坦克多少還能夠有一些，這完全是由於他的緣故，因為他曾撤回過總參謀部的一道完全停止製造這種坦克的命令。
然而，如果說“b”型重坦克和索米阿中型坦克一般認為比德軍的同類坦克為優越，那麽大部分法國輕型坦克，如雷諾和霍奇基斯型，卻不如德國的同類坦克，因為它們的武器太差。（.mianhuatang.info無彈窗廣告）它們所裝備的短機槍，實際上有效射程不超過四百米。用一個坦克軍官的話來說，它們隻不過是“有裝甲而無槍炮”。而且，這些坦克裝置的發動機功率太低，許多坦克沒有無線電通訊設備。所有這些弱點，也都是由於錯誤地理解坦克的用途而造成的。由於絕大多數的坦克隻打算用於掩護步兵前進，所以認為不需要裝大功率的發動機來保持高速，也不需要攜帶儲備汽油或配備另外的中途加油裝置(使坦克的行動半徑增大)，也無需無線電裝置或配備一門能在中距離內摧毀敵方坦克的機關炮。事實上，絕大部分法國坦克的設計有缺點，它們離開了步兵就不能行動，也不能與敵方的坦克作戰。
令人悲歎的另一件事是反坦克武器的奇缺，在裏翁審判中被傳訊的每一位將軍都證明了這一事實。法國技術人員研製了三種出色的武器：四十七毫米的反坦克機關炮，九十毫米和二十五毫米的機關炮，這後兩種武器既可用於反坦克，也可用於防空。然而，由於專家們沒完沒了地修改設計方案，總參謀部一再更改計劃，對於采用何種類型的炮彈雷管也意見不一，結果就致命地耽誤了這幾種炮的大量生產，並且使得在戰爭開始後很長一段時間內幾乎沒有任何彈藥可以供這類武器使用。至於一般的大炮，雖然炮很多，但由於同樣的原因，炮彈也不足。
因此，和空軍武器一樣，法國人又陷入了從一種戰術理論轉變到另一種戰術理論的過渡階段――雖然他們甚至連正在放棄之中的那一種理論也並沒有充分掌握好。如果他們打算以火炮代替他們自己的坦克來對付敵人的坦克，那麽他們至少應該準備好火炮和炮彈。但事實上他們的裝甲師是倉促間用錯誤的物質裝備拚湊成的。由於重型和中型的坦克在短期內不可能有足夠的數量，他們隻好滿足於讓輕型坦克在這些師中占優勢地位。最後，本來已有很大差距的法德兩國的坦克實力，由於法國總參謀部一意孤行，堅持被雷諾稱之為“陳舊而又可惡的小包裝辦法”，使得差距更加拉大了。按照這種辦法，他們將大約一半的法國坦克分散在各個營內，分別隸屬於前後方的各軍團、各軍，等等。因此，這些質量上本來就不夠好的裝甲師，在數量上也變得嚴重不足了。
根據前麵所講的英國在戰爭爆發時的坦克實力情況來看，就很容易明白，要指望從這方麵來彌補法國坦克兵力的不足，暫時還不大可能。達拉第在裏翁審判中極力為英國辯護，盡管他的用意高尚，他的預言公正而又正確，然而當追溯到暴露出來的那些醜惡事實時，他的辯護就更加令人震驚了。當他講到在法國的坦克總數上應該再加上六百輛英國坦克時，凱勒將軍笑了起來。達拉第大聲喊道：“聽到我說英國的坦克，你就笑了。我不同意。……我在比利時曾看到過它們中的一些，對於它們我覺得沒有什麽好笑的。你可以嘲笑英國人。十五或十八個月後我們將看到誰在笑。我們將看到是否還是那些人在笑。”
英國政府並不想否認慕尼黑危機暴露了英國防務方麵的缺陷；它倒是想要表明，雖然自己並無過錯，可是挑戰卻在它準備就緒之前就來臨了。張伯倫1938年11月1日在下議院就是這樣說的：
我要請尊敬的議員們記住，我們的重整軍備計劃是一個五年計劃，我們現在隻是處在計劃的第三年。要是說因為在第三年中什麽事也沒有完成，所以這項計劃已經失敗了，這就完全忽視了這樣一個事實，即我們從來也沒有打算要在三年中完成這項計劃。我懷疑是否有可能把一個五年計劃壓縮在三年中完成，如果我們在計劃一開始時就這樣做的話。
後來在辯論中提到這種防務狀況時，一名保守黨議員就很自然地要問：“我們國家或任何別的國家從那個聲明中能得出什麽結論來呢？它是否意味著在1941年我們完全重整好軍備以前，就隻好讓德國去任意胡為了嗎？”另一位保守黨議員羅伯特?布思比說：
好多年來，大臣們一直在使我們對於我國防務的真實狀況產生嚴重的錯誤印象。……聽了有些大臣的演說，……你也許會想到大炮和飛機正在象傾盆大雨般地落到他們的身邊，多得幾乎成了一個使人難以處理的問題。的確，有時人們是會覺得對德國人十分抱歉的。
這裏顯然是暗指協調防務大臣托馬斯?英斯基普爵士1938年10月26日在斯圖平頓的一次講話，他說，現在他們是處於重整軍備計劃的第三年，“可以公平他說，幾乎每一種我們需要用來完善我們防務的武器和裝備，都象一股潮水般地正在滾滾而來”。
自從1938年9月令人痛苦的真相暴露以後，人們愈來愈感到這種所謂“潮水般滾滾而來”的說法要變成現實是不大可能的了，除非對國防需要的供應係統來一次徹底的大檢查。自從重整軍備開始以來，對於設置一個供應部的問題一直在進行辯論；現在它在各方麵都獲得了支持者。1938年10月21日陸軍國務大臣在加的夫發表演說時幾乎毫無掩飾地提到了這一點。《經濟學家》(布思比稱之為“放任主義的資本主義報紙，它在原則上反對任何形式的插手幹預工業，隻要這是可以避免的”)在10月29日的一篇文章中也表示讚同。11月10日和17日分別在上院和下院提出了對首相就國王致辭所發表的施政演說的修正案，要求設置一個供應部，但它不能擁有廣泛的強製性權力。在11月17日的辯論中，張伯倫(他在11月1日已經告訴下院說，經過考慮他認為，設立一個供應部將弊多利少)堅持認為，讚成設立一個供應部的人並沒有能夠使他相信，設立這樣一個部將會使防務工作獲得比以往更快或更好的效果。然而，達夫?庫珀在發言中總結了當時的情緒：“我聽了每個人的演說後，發現除協調防務大臣的演說外，大家普遍感到一切都不太好，如果供應部不能解決問題的話，那麽還得有別的改進辦法。”
最後，張伯倫在壓力下作了讓步，同意設置供應部。但是1939年4月20日建立的、8月份開始工作的供應部，隻是在這一問題上各種不同觀點妥協的產物。這件事和實施征兵一樣，表明政府受占領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衝擊以後，態度變得強硬起來了；但在實際行動方麵，它隻限於對陸軍和民防係統進行供應，至少暫時是如此。3月29日，本土野戰軍的建製增加了一倍，擴大軍需供應已成為緊迫的任務。盡管通過的法案使這個新建機構完全可以擴大為一個有充分職權的供應部，然而原來的供應海軍和空軍的機構卻絲毫沒有變動。但即使是這個有點象是被閹割了的、改設的機構，也直到戰爭爆發前一個月才開始執行工作；而且到了那時它又無可避免地引起了很大的混亂。但是這種混亂在一年或兩年以前會是微不足道的，如果同它在計劃和生產都已大大地向前發展了的時候所起的消極作用相比較的話。
法國防務毫無準備的這個責任，主要應該由達拉第來負。自1936年以來，他一直任國防部長，並兼陸軍部長；但他避不采取一些必要的初步措施，而沒有這些措施，計劃的數量和質量要求就永遠無法滿足。整個工業體製需要改建，整個經濟組織需要置於控製之下並予以加強；但若沒有一個專門為此而設立的軍備部，這一切就都做不到。多年來極力主張設立這樣一個部的，不僅有在法國地位相當於丘吉爾的雷諾，甚至還有思想更為消極的甘末林。但是，1938年3月22日在討論戰時組織國民的法案中再一次提到這個問題時，達拉第斷然宣布，發布軍隊動員令的那一天，他將同意建立這樣一個部，但不能在這之前。他宣稱，他不打算在和平時期把一個戰時經濟強加於法國；他也沒有為提案報告人的下述議論所動搖：德國直到整個工業已經被動員以後，才開始擴充軍隊；如果等到戰爭爆發後再建立一個軍備部，那就太遲了。
達拉第與張伯倫不一樣，他堅持自己的立場一直到底。他在戰爭爆發後十一天(1939年9月14日)才建立了軍備部；雖然領導軍備部的多特裏以極大的努力開始工作，也無法彌補初期延誤所造成的損失。期待他去付諸實施的戰時生產計劃，不是因為要執行早先延誤了的大批訂貨而受到妨礙，就是因為缺乏必要的工廠、機床、原料或技術工人而不得不中途放棄。勞動力是這關鍵時刻所有問題中最尖銳的一個問題。軍事動員吸幹了工廠的男勞動力，而這時也正是工廠最需要他們的時候。而且，盡管很早就預先計劃好把某些必須保留的專業人員不包括在總動員範圍之內，據說在飛機廠工作的大多數專家到動員時仍然被征召走了。由於這個原因，單從陸軍中就又不得不召回了十三萬人。然而，召走他們時，使工廠生產遭到損失；召回他們則又使軍隊的士氣受到影響。
不過，英國政府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領後成立一個供應部的行動，還是得到了法國的響應。根據在德國人進入布拉格以後沒有幾天就授與政府的特別權力，法國也成立了一個“生產委員會”。1939年3月20日，分安全、生產和經濟三個部分發布了一係列的法令，這個新的委員會就是根據第二部分的法令建立起來的。它擁有廣泛的權力：首先，有權取得和貯備原料，重新裝備工廠和指導工人，以便增加生產；其次，為了協調生產，可以決定所需材料類型的先後次序。但是，這個生產委員會隸屬於國防部秘書長辦公廳，而這位秘書長正是雅科梅，他自1936年以來就是法**事官僚主義實際上的**者，其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雅科梅擁有的權力變得越來越大了，特別是在1938年1月21日頒布改組國防軍事管理體製的法令以後，他更負起了實施整個軍備計劃的責任，而1938年7月11日的一項法律又將工業動員也置於他的管轄之下。甘末林已被授予和雅科梅共同負責的權力，但是他難得過問一下。由於這些原因，這個新的委員會顯然不大可能會帶來任何顯著的變化。
至於說到國防部的效率，裏翁審判中一些將領的證詞表明，國防部沒有能取得軍備工作中不可缺少的各方麵的協作，其原因若不是因為最高司令部和政府之間的關係緊張，就是因為最高司令部和政府雙方實際上都沒有足夠的權力來實現這一目標――甚至也許是因為這兩種原因兼而有之。達拉第在審判中爭辯說，甘末林有種種機會來幹預軍備定貨的實施，而且實際上，他也確實是經常這樣做的。但是甘末林在他的回憶錄中則抱怨說，由於有意地不準他和三軍參謀長參加對於生產和供給問題的一切審議，這樣的幹預是完全不可能的。不管這場爭論的曲直是非如何，也不論甘末林的法定權力地位如何，看來很明顯，他參與這些重要事務時是膽小猶豫的。1938年一年，他都在(根據他自己的說法)極力要求達拉第采取措施以增加生產和分配更多的防務經費。但是到了這年年底，他自己也隻好相信，沒有再去催促的必要了。
但是，在對各國營軍火工廠作了一係列的調查以後，1938年10月25日向議會的軍事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報告。報告說，開工不足的情況極為嚴重；東部地區各鋼鐵廠的開工率隻達到生產能力的百分之四十；由於缺乏原料，這些工廠，總的來說，每周開工不可能超過四十小時。不久以後，工業總監不得不管告總理說，1939年1月以後，法國工廠將被政府定單所塞滿，新的定單已無法列入生產計劃，除非到時候把一部分手頭的工作停下來。從1935年起，曆屆法國政府部一心想把軍火生產限製在國營工廠的生產能力範圍之內，雖然防務的需要已增加了成百倍，但絲毫也不去設法擴大生產能力。在重整軍備開始時就沒有充分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許多法國工廠的設備已破舊不堪，沒有作過充分的更新。企業家們不願給予合作，以增加投資來擴建他們的工廠並使之現代化，因為他們唯恐社會會變動，更不要說害怕**和被征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