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五章轉折
丘吉爾就象凱撒那樣，既是一個偉大的活動家，又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即使他單單從事筆墨生涯，也就足以使他聲譽卓著。他的文學作品最能說明他的畢生經曆，其中，《我的早年生活》，甚至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書本身，更能說明1940年至1945年間他一生事業中登峰造極的階段。這本早年的自傳，表明他是屬於那種晚熟的人，這些人能夠在大多數人早已不再有創造力的年齡，使自己的潛力繼續得到發展，終於做到冠絕儕輩，鶴立雞群。如果說，他一生的經曆是符合一般人的正常標準的話，那麽，丘吉爾的心理年齡在各個階段都要比他的實際年齡也許輕五歲、十歲、十五歲或二十歲。這個巨大的差異就是天才的確證。它不僅說明了他在1940年獲得成功的原因，而且也說明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由於自己的行為而遭受挫折的原因。丘吉爾在四十多歲時，行動起來宛如二十多歲的普通人，這一點也同他在六十五歲時仍以四十多歲人的精力來活動一樣，完全符合他那罕有的氣質。大凡年屆六十五歲高齡的人，要是處在丘吉爾在1940年5月10日夜間所處的那種境地，很少有人能體驗到象丘吉爾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敘述的那些感受。一個普通人讀到這一著名的篇章時，無不頓時相信這確是完全出自肺腑之言，而且邊讀邊感到自己被領到一位英雄的麵前，這位英雄此刻的的確確正在“與命運同時前進”。能以如此沉著堅定的信心，奮起應付這樣艱巨的局麵，這種魄力是令人敬畏的。現在回顧起來，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位英雄“集‘畢生’精力於這一時刻，經受了這場考驗”。丘吉爾的同胞們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曾經由於他成熟得異常緩慢，而也許會錯誤地把他看成是小時了了，大未必佳，不過，這種看法還是情有可原的。對於這些人來說，幸運的是，在1940年5月這個無論對英國還是對丘吉爾都是命運攸關的時刻，他們憑直覺看到，在自己的運氣這樣壞到極點時，正是他們的這個領袖的威望達到頂點的時候，而隻有在這個領袖的領導下，他們才能反敗為勝。
究竟是什麽思想和感情，鼓舞了英國人民同他們一致挑選出的那位新領袖協力行動，使他們在吃敗仗的時候還能堅決不服輸呢？他們明白，決心繼續作戰就是自找麻煩。不過，丘吉爾所說他自己在1940年5月10日懷有的那種“寬慰的感覺”，他的同胞們肯定也有。究竟是考慮到什麽因素，才使他們和丘吉爾一樣樹立起這種信心呢？
首先，由於感到他們此刻終於有了一個明確的目標，而且感到他們已團結在一起，決心為徹底實現這一目標而努力，所以他們信心倍增。(.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即使命中注定要他們抵抗那些歐洲大陸的征服者直至戰死的話，他們也義無反顧。
其次，由於看到自己再一次單獨同一個已經把他們在大陸上的盟國相繼征服的強國交戰，他們的信心反而加強了。因為在此之前，當英國在1805年到1812年間單獨抗拒拿破侖之時，它也經曆過這樣一個最美好的時刻。這一段英國曆史，對一百三十五年以後的英國人說來，還是記憶猶新。這就毫不奇怪，在1940年9月5日，丘吉爾竟敢說，當誰也說不出在這次戰爭結束之前，希特勒帝國的疆域將會擴展到什麽程度時，他相信，希特勒帝國會象拿破侖帝國一樣迅速地消失，而且說不定消失得更快一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在英國報刊上發表的許多讀者來信中，在同一個題目上卻有種種不同的看法。自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對滿洲的侵略，直至1940年6月25日法國覆滅，英國人早已感到，要求他們重上戰場來製止侵略、保衛全球這樣一個任務，不是他們自己單獨所能承擔的。因此，他們不得不依靠夥伴們的合作，而這些夥伴卻比英國更為軟弱，意誌也更不堅定(部分由於英國的過失)。在6月間，法國作為一個夥伴，非但不能有助於英國，反而變成了一個累贅。這時既然法國已經退出戰場，而英國則決定繼續獨自作戰，原來嚴重阻礙它去全心全意捍衛集體安全的那種傳統的島民意識，此刻非但不是一種桎梏，反而成為一種動力了。英國人對歐洲大陸的新的主宰者進行抗戰以保衛英倫三島，可能是孤注一擲，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但是不管結局怎樣，此刻他們至少是又一次從事於他們以前曾經獲得成功的事業。在這一回合的鬥爭中，他們除了自己，已經無人可以依靠，他們正在沿著自己審慎地選擇好的道路走下去。
他們是否能夠免於被打敗這樣一個眼前的問題，比起他們能否贏得戰爭這樣一個根本的問題來要簡單些。要是說，原來在法國覆滅之前，通往勝利之路已經難以辨認，那麽，此刻英國軍隊在歐洲大陸上不再有立足之點歐陸的資源全已處於德國控製之下，這條勝利之路大概更為模糊不清了。可是，從敦刻爾克順利撤軍這個幾乎奇跡般的成就，對英國國民的士氣卻起了不可估量的振奮作用。這樣一支得到上天拯救而免於被殲的軍隊，肯定將福運亨通。皇家空軍在敦刻爾克上空擊敗了德國空軍，這件事是即將在英國上空展開的空戰結局的吉兆。由於丘吉爾的預見和決斷，有二十五個戰鬥機中隊沒有參加法蘭西戰役，而是留作後備，這在日後英國本土進行空戰時是一支不可缺乏的、至少要具備的力量。此外，在以往的鬥爭中，英國已有先例，依靠本身的努力拯救了自己，並以自己的榜樣拯救了歐洲。這個先例使人們產生了樂觀的期望，認為假如英國這時能保住自己的領空和領土的話，它不久就會擺脫孤軍作戰的狀態，而且最後有朝一日會看到勝利就在眼前。丘吉爾在1940年6月16日所感到的那種“冷靜的自信心的光芒”，從唐寧街發射出來，照遍了整個英倫三島。
事實上，甚至當英國與外界隔絕的時刻，它也並不是完全孤立無援的，因為在法蘭西之戰已告結束，不列顛之戰尚未開始之間的這個令人不安的沉寂階段，由於歐洲大陸上那些流亡政府及其堅持抗戰的殘餘軍隊來到了島上，使英國人的士氣振奮起來。這些盟國軍隊的實力此刻雖然很薄弱，這些流亡政府此刻雖然軟弱無力，不能在其國內發號施令，但是對英國人說來，隻要一看到它們，自己就覺得精神抖擻，信心倍增。這些同伴由於亡了國，已經比英國人不知多吃了多少若頭，然而他們還是象英國人一樣，決心繼續作戰。這些流亡國外但沒有被征服的盟友和英國同生死共患難，這不啻是對英國的抗戰決心和英國的戰鬥力量投了信任票，從而使英國光榮地成為捍衛歐洲民主政治的堡壘。假使這些波蘭人、挪威人、荷蘭人、比利時人和“戰鬥的法國人”能顯示出這種精神而且能懷有這種信心，他們的英國東道主在道義上就一定要使自己無愧於他們的英勇客人。
最後一點但同樣是重要的一點是，法國覆滅之後，美國人由於受到這次災禍的震動，改變了他們的態度，這使英國人得到了鼓舞。美國人也同英國人一樣，感到形勢突然變得簡單了。美國態度的這一劇變立即開始有利於英國。自從日本於1931年9月侵略滿洲，迄至1940年6月法國覆滅為止，由於英國政治家知道美國的政策是難以捉摸的，根本無法加以估計，結果使英國的政策一直受到了牽製。隻要法英兩國還是躲在那條有名無實的銅牆鐵壁馬其諾防線後麵，美國公眾以至華盛頓政府首先關心的問題，就是要采取一切可能的預防措施，務使美國不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那樣卷入另一次大戰。假使英國也象法國那樣在1940年6月投降了希特勒，美國也未始不有可能跟著這樣做；退一步說，它也可能象蘇聯一樣，在希特勒伺機進攻它之前，不會主動去自找麻煩。但是英國在法國覆滅後仍決心繼續對德國作戰，終於使美國人明白了，他們為了要保存自己，此刻必須要做些什麽。他們看到，必須使美國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才能為英國這個民主政治的堡壘提供必要的手段來堅守下去；同時，他們也看到，必須立即采取行動，盡一切力量為英國作戰提供武器，即使因此而使美國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在所不惜。
美國人民也象英國人民同樣幸運，得到了一位能夠應付當時局勢的領袖。他們配合羅斯福為爭取共同勝利而立下的功勞，不下於英國人民配合丘吉爾所立下的功勞，或者也不下於羅斯福和丘吉爾兩人相互配合所立下的功勞。羅斯福於1940年6月堅信，不論發生什麽情況，丘吉爾都會繼續作戰，正是根據這一信念，他才在那個緊急關頭向英國輸送了極為寶貴的武器。羅斯福於1940年11月5日又當選為第三任美國總統，正和丘吉爾於同年5月10日就任英國首相一樣，對共同事業說來，都是吉祥之兆。與此同時，羅斯福並沒有由於美國政府在大選年容易產生的癱瘓狀態而縮手縮腳。當1940年大選以前的幾個月快要過完的時候，他憑直覺感到這一個大選年同時也是命運攸關的一年，並根據這一直覺采取了行動。回顧起來，他的這個空前大膽的行動是正確的，這點可由選舉的票數來證實，經過這次大選，他連任的期限比包括華盛頓在內的任何一位前任美國總統的任期都長。1940年8月16日，羅斯福宣布，他的政府正在同英國政府磋商，在英國領土上獲得基地供給美國海軍和空軍使用；同月20日，丘吉爾宣布，在紐芬蘭和西印度群島的這些基地實際上正在交給美國，租期為九十九年。這當然隻是計劃的部分內容，根據計劃，英國將取得一批寶貴的美國驅逐艦，英國人民敏銳地領會了丘吉爾對這筆出色的交易所作的評價，丘吉爾說：
這一發展過程毫無疑問地意味著，英帝國和美國這兩個講英語的民主國家，勢必在相互有利以及對全體有利的某些事務中有所結合。就我本人說來，當展望未來時，我不會對這一過程有什麽疑慮不安。即使我想阻擋它，也阻擋不了；沒有人能阻擋它。它就象密西西比河一樣，總是滾滾前進。讓它流吧讓它浩浩蕩蕩地、不屈不撓地、勢不可當而又慈祥地流向更廣闊的天地和更美好的日子去吧
所以在羅斯福再度當選總統，再次受權去執行他的和他的國家的新政策之前，英國人已開始看到以雄厚無比的美國資源來裝備自己爭取勝利的那種前景。這位總統此時立即采取了行動。他於1940年12月29日發表廣播演說時說：“我們必須成為民主國家的大兵工廠”，接著，又在1941年1月6日致國會的谘文中，宣布美國將向各民主國家提供武器。1月10日，羅斯福以“加強美國國防法令”這巧妙確切的題目向國會提出了租借法案。1941年3月11日，這項法案獲得通過，成為法律。
因此，在法國覆滅後隻不過六個月多一點的時間內，英國人的希望就有了美國的許多法令為可靠的基礎而鞏固了起來。隻要英國人這時能夠在“猛烈的空襲”的嚴峻考驗下，繼續堅守到在北美的那個“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全力投入生產，最後戰敗的陰影就將開始落在德國的頭上。不管德國將來在擴大其征服時可能獲得多大的成功，美國和英聯邦合在一起的工業生產能力，將不會被德國和在它鐵蹄下的歐洲大陸國家趕上。可以肯定說，在德國人控製下的那些國家的生產能力，永遠也不可能被德國人充分利用。在那些被征服的國家裏，廠家和工人正在被迫為了令人深惡痛絕的戰爭目的而工作，這個戰爭的目的，是要把枷鎖永遠套在他們的脖子上，可以指望這些人會冒了生命的危險，使自己的工作盡量少為德國的戰爭目的起作用。相反，在海外那些仍然未被征服的民主國家裏，卻可以指望廠家和工人全力以赴地“拚命苦幹”。一方是決心充分利用現有的條件，使作戰潛力的指數上升，另一方是決心“消極怠工”，使作戰潛力的指數下降，所以，早在1941年新年伊始，戰爭的形勢就已經開始在轉變了。
1941年12月以前，聯合王國的國內戰線的曆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中關鍵的一章。1941年12月，由於日本襲擊珍珠港，美國作為交戰國參戰，這就使意大利、德國和日本的失敗成為不可避免。從那時起，可以肯定地說，這三個侵略國勢將戰敗。但是人們所以能肯定地說，從1
941年12月起這三國的敗勢已成定局，乃是因為德國在此以前沒有能夠贏得它在1939年9月所發動的戰爭。如果在1940年6月法國覆滅後，英國接著也完蛋的話，那麽，德國至少能在日本襲擊珍珠港一年多以前就會贏得這場戰爭。這三個侵略國便可以放手大幹，按照自己選擇的合適的時間表“一個一個地”對付蘇聯和美國。在這種形勢下，它們有希望把全世界征服。可是，1940年6月25日以後，英國人民卻下定決心，繼續同德國作戰，這個行動使德國在1941年6月進攻蘇聯給自己帶來了最終命運，又使日本在1941年12月進攻美國給德日兩國都帶來了致命的後果。因為，由於英國堅定不移地繼續同德國作戰，使德國和日本後來采取了這兩個侵略行動，結果導致盟國組成了一個大同盟，這個同盟聯合起來的力量絕對超過這三個侵略國相加起來的力量。故而，英國人民於1940年6月作出的繼續作戰的決心，以及他們在其後十八個月裏不畏敵我力量懸殊，不懼艱難困苦而堅持作戰到底的那股頑強的毅力，是具有曆史意義的行動，這對造成意大利、德國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來說，比其他任何行動更為重要。
丘吉爾就象凱撒那樣，既是一個偉大的活動家，又是一個偉大的文學家。即使他單單從事筆墨生涯，也就足以使他聲譽卓著。他的文學作品最能說明他的畢生經曆，其中，《我的早年生活》，甚至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書本身，更能說明1940年至1945年間他一生事業中登峰造極的階段。這本早年的自傳，表明他是屬於那種晚熟的人，這些人能夠在大多數人早已不再有創造力的年齡，使自己的潛力繼續得到發展，終於做到冠絕儕輩，鶴立雞群。如果說，他一生的經曆是符合一般人的正常標準的話，那麽，丘吉爾的心理年齡在各個階段都要比他的實際年齡也許輕五歲、十歲、十五歲或二十歲。這個巨大的差異就是天才的確證。它不僅說明了他在1940年獲得成功的原因，而且也說明了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由於自己的行為而遭受挫折的原因。丘吉爾在四十多歲時，行動起來宛如二十多歲的普通人，這一點也同他在六十五歲時仍以四十多歲人的精力來活動一樣，完全符合他那罕有的氣質。大凡年屆六十五歲高齡的人，要是處在丘吉爾在1940年5月10日夜間所處的那種境地，很少有人能體驗到象丘吉爾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敘述的那些感受。一個普通人讀到這一著名的篇章時，無不頓時相信這確是完全出自肺腑之言，而且邊讀邊感到自己被領到一位英雄的麵前，這位英雄此刻的的確確正在“與命運同時前進”。能以如此沉著堅定的信心，奮起應付這樣艱巨的局麵，這種魄力是令人敬畏的。現在回顧起來，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位英雄“集‘畢生’精力於這一時刻，經受了這場考驗”。丘吉爾的同胞們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中，曾經由於他成熟得異常緩慢，而也許會錯誤地把他看成是小時了了，大未必佳，不過，這種看法還是情有可原的。對於這些人來說，幸運的是，在1940年5月這個無論對英國還是對丘吉爾都是命運攸關的時刻，他們憑直覺看到，在自己的運氣這樣壞到極點時，正是他們的這個領袖的威望達到頂點的時候，而隻有在這個領袖的領導下，他們才能反敗為勝。
究竟是什麽思想和感情，鼓舞了英國人民同他們一致挑選出的那位新領袖協力行動，使他們在吃敗仗的時候還能堅決不服輸呢？他們明白，決心繼續作戰就是自找麻煩。不過，丘吉爾所說他自己在1940年5月10日懷有的那種“寬慰的感覺”，他的同胞們肯定也有。究竟是考慮到什麽因素，才使他們和丘吉爾一樣樹立起這種信心呢？
首先，由於感到他們此刻終於有了一個明確的目標，而且感到他們已團結在一起，決心為徹底實現這一目標而努力，所以他們信心倍增。(.mianhuatang.info棉花糖小說網)即使命中注定要他們抵抗那些歐洲大陸的征服者直至戰死的話，他們也義無反顧。
其次，由於看到自己再一次單獨同一個已經把他們在大陸上的盟國相繼征服的強國交戰，他們的信心反而加強了。因為在此之前，當英國在1805年到1812年間單獨抗拒拿破侖之時，它也經曆過這樣一個最美好的時刻。這一段英國曆史，對一百三十五年以後的英國人說來，還是記憶猶新。這就毫不奇怪，在1940年9月5日，丘吉爾竟敢說，當誰也說不出在這次戰爭結束之前，希特勒帝國的疆域將會擴展到什麽程度時，他相信，希特勒帝國會象拿破侖帝國一樣迅速地消失，而且說不定消失得更快一些。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在英國報刊上發表的許多讀者來信中，在同一個題目上卻有種種不同的看法。自1931年9月18日日本發動對滿洲的侵略，直至1940年6月25日法國覆滅，英國人早已感到，要求他們重上戰場來製止侵略、保衛全球這樣一個任務，不是他們自己單獨所能承擔的。因此，他們不得不依靠夥伴們的合作，而這些夥伴卻比英國更為軟弱，意誌也更不堅定(部分由於英國的過失)。在6月間，法國作為一個夥伴，非但不能有助於英國，反而變成了一個累贅。這時既然法國已經退出戰場，而英國則決定繼續獨自作戰，原來嚴重阻礙它去全心全意捍衛集體安全的那種傳統的島民意識，此刻非但不是一種桎梏，反而成為一種動力了。英國人對歐洲大陸的新的主宰者進行抗戰以保衛英倫三島，可能是孤注一擲，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但是不管結局怎樣，此刻他們至少是又一次從事於他們以前曾經獲得成功的事業。在這一回合的鬥爭中，他們除了自己，已經無人可以依靠，他們正在沿著自己審慎地選擇好的道路走下去。
他們是否能夠免於被打敗這樣一個眼前的問題，比起他們能否贏得戰爭這樣一個根本的問題來要簡單些。要是說，原來在法國覆滅之前，通往勝利之路已經難以辨認，那麽，此刻英國軍隊在歐洲大陸上不再有立足之點歐陸的資源全已處於德國控製之下，這條勝利之路大概更為模糊不清了。可是，從敦刻爾克順利撤軍這個幾乎奇跡般的成就，對英國國民的士氣卻起了不可估量的振奮作用。這樣一支得到上天拯救而免於被殲的軍隊，肯定將福運亨通。皇家空軍在敦刻爾克上空擊敗了德國空軍，這件事是即將在英國上空展開的空戰結局的吉兆。由於丘吉爾的預見和決斷，有二十五個戰鬥機中隊沒有參加法蘭西戰役，而是留作後備，這在日後英國本土進行空戰時是一支不可缺乏的、至少要具備的力量。此外，在以往的鬥爭中，英國已有先例，依靠本身的努力拯救了自己，並以自己的榜樣拯救了歐洲。這個先例使人們產生了樂觀的期望，認為假如英國這時能保住自己的領空和領土的話，它不久就會擺脫孤軍作戰的狀態，而且最後有朝一日會看到勝利就在眼前。丘吉爾在1940年6月16日所感到的那種“冷靜的自信心的光芒”，從唐寧街發射出來，照遍了整個英倫三島。
事實上，甚至當英國與外界隔絕的時刻，它也並不是完全孤立無援的，因為在法蘭西之戰已告結束，不列顛之戰尚未開始之間的這個令人不安的沉寂階段，由於歐洲大陸上那些流亡政府及其堅持抗戰的殘餘軍隊來到了島上，使英國人的士氣振奮起來。這些盟國軍隊的實力此刻雖然很薄弱，這些流亡政府此刻雖然軟弱無力，不能在其國內發號施令，但是對英國人說來，隻要一看到它們，自己就覺得精神抖擻，信心倍增。這些同伴由於亡了國，已經比英國人不知多吃了多少若頭，然而他們還是象英國人一樣，決心繼續作戰。這些流亡國外但沒有被征服的盟友和英國同生死共患難，這不啻是對英國的抗戰決心和英國的戰鬥力量投了信任票，從而使英國光榮地成為捍衛歐洲民主政治的堡壘。假使這些波蘭人、挪威人、荷蘭人、比利時人和“戰鬥的法國人”能顯示出這種精神而且能懷有這種信心，他們的英國東道主在道義上就一定要使自己無愧於他們的英勇客人。
最後一點但同樣是重要的一點是，法國覆滅之後，美國人由於受到這次災禍的震動，改變了他們的態度，這使英國人得到了鼓舞。美國人也同英國人一樣，感到形勢突然變得簡單了。美國態度的這一劇變立即開始有利於英國。自從日本於1931年9月侵略滿洲，迄至1940年6月法國覆滅為止，由於英國政治家知道美國的政策是難以捉摸的，根本無法加以估計，結果使英國的政策一直受到了牽製。隻要法英兩國還是躲在那條有名無實的銅牆鐵壁馬其諾防線後麵，美國公眾以至華盛頓政府首先關心的問題，就是要采取一切可能的預防措施，務使美國不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那樣卷入另一次大戰。假使英國也象法國那樣在1940年6月投降了希特勒，美國也未始不有可能跟著這樣做；退一步說，它也可能象蘇聯一樣，在希特勒伺機進攻它之前，不會主動去自找麻煩。但是英國在法國覆滅後仍決心繼續對德國作戰，終於使美國人明白了，他們為了要保存自己，此刻必須要做些什麽。他們看到，必須使美國成為民主國家的兵工廠，才能為英國這個民主政治的堡壘提供必要的手段來堅守下去；同時，他們也看到，必須立即采取行動，盡一切力量為英國作戰提供武器，即使因此而使美國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在所不惜。
美國人民也象英國人民同樣幸運，得到了一位能夠應付當時局勢的領袖。他們配合羅斯福為爭取共同勝利而立下的功勞，不下於英國人民配合丘吉爾所立下的功勞，或者也不下於羅斯福和丘吉爾兩人相互配合所立下的功勞。羅斯福於1940年6月堅信，不論發生什麽情況，丘吉爾都會繼續作戰，正是根據這一信念，他才在那個緊急關頭向英國輸送了極為寶貴的武器。羅斯福於1940年11月5日又當選為第三任美國總統，正和丘吉爾於同年5月10日就任英國首相一樣，對共同事業說來，都是吉祥之兆。與此同時，羅斯福並沒有由於美國政府在大選年容易產生的癱瘓狀態而縮手縮腳。當1940年大選以前的幾個月快要過完的時候，他憑直覺感到這一個大選年同時也是命運攸關的一年，並根據這一直覺采取了行動。回顧起來，他的這個空前大膽的行動是正確的，這點可由選舉的票數來證實，經過這次大選，他連任的期限比包括華盛頓在內的任何一位前任美國總統的任期都長。1940年8月16日，羅斯福宣布，他的政府正在同英國政府磋商，在英國領土上獲得基地供給美國海軍和空軍使用；同月20日，丘吉爾宣布，在紐芬蘭和西印度群島的這些基地實際上正在交給美國，租期為九十九年。這當然隻是計劃的部分內容，根據計劃，英國將取得一批寶貴的美國驅逐艦，英國人民敏銳地領會了丘吉爾對這筆出色的交易所作的評價，丘吉爾說：
這一發展過程毫無疑問地意味著，英帝國和美國這兩個講英語的民主國家，勢必在相互有利以及對全體有利的某些事務中有所結合。就我本人說來，當展望未來時，我不會對這一過程有什麽疑慮不安。即使我想阻擋它，也阻擋不了；沒有人能阻擋它。它就象密西西比河一樣，總是滾滾前進。讓它流吧讓它浩浩蕩蕩地、不屈不撓地、勢不可當而又慈祥地流向更廣闊的天地和更美好的日子去吧
所以在羅斯福再度當選總統，再次受權去執行他的和他的國家的新政策之前，英國人已開始看到以雄厚無比的美國資源來裝備自己爭取勝利的那種前景。這位總統此時立即采取了行動。他於1940年12月29日發表廣播演說時說：“我們必須成為民主國家的大兵工廠”，接著，又在1941年1月6日致國會的谘文中，宣布美國將向各民主國家提供武器。1月10日，羅斯福以“加強美國國防法令”這巧妙確切的題目向國會提出了租借法案。1941年3月11日，這項法案獲得通過，成為法律。
因此，在法國覆滅後隻不過六個月多一點的時間內，英國人的希望就有了美國的許多法令為可靠的基礎而鞏固了起來。隻要英國人這時能夠在“猛烈的空襲”的嚴峻考驗下，繼續堅守到在北美的那個“民主國家的兵工廠”全力投入生產，最後戰敗的陰影就將開始落在德國的頭上。不管德國將來在擴大其征服時可能獲得多大的成功，美國和英聯邦合在一起的工業生產能力，將不會被德國和在它鐵蹄下的歐洲大陸國家趕上。可以肯定說，在德國人控製下的那些國家的生產能力，永遠也不可能被德國人充分利用。在那些被征服的國家裏，廠家和工人正在被迫為了令人深惡痛絕的戰爭目的而工作，這個戰爭的目的，是要把枷鎖永遠套在他們的脖子上，可以指望這些人會冒了生命的危險，使自己的工作盡量少為德國的戰爭目的起作用。相反，在海外那些仍然未被征服的民主國家裏，卻可以指望廠家和工人全力以赴地“拚命苦幹”。一方是決心充分利用現有的條件，使作戰潛力的指數上升，另一方是決心“消極怠工”，使作戰潛力的指數下降，所以，早在1941年新年伊始，戰爭的形勢就已經開始在轉變了。
1941年12月以前，聯合王國的國內戰線的曆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史中關鍵的一章。1941年12月，由於日本襲擊珍珠港，美國作為交戰國參戰，這就使意大利、德國和日本的失敗成為不可避免。從那時起，可以肯定地說，這三個侵略國勢將戰敗。但是人們所以能肯定地說，從1
941年12月起這三國的敗勢已成定局，乃是因為德國在此以前沒有能夠贏得它在1939年9月所發動的戰爭。如果在1940年6月法國覆滅後，英國接著也完蛋的話，那麽，德國至少能在日本襲擊珍珠港一年多以前就會贏得這場戰爭。這三個侵略國便可以放手大幹，按照自己選擇的合適的時間表“一個一個地”對付蘇聯和美國。在這種形勢下，它們有希望把全世界征服。可是，1940年6月25日以後，英國人民卻下定決心，繼續同德國作戰，這個行動使德國在1941年6月進攻蘇聯給自己帶來了最終命運，又使日本在1941年12月進攻美國給德日兩國都帶來了致命的後果。因為，由於英國堅定不移地繼續同德國作戰，使德國和日本後來采取了這兩個侵略行動，結果導致盟國組成了一個大同盟，這個同盟聯合起來的力量絕對超過這三個侵略國相加起來的力量。故而，英國人民於1940年6月作出的繼續作戰的決心，以及他們在其後十八個月裏不畏敵我力量懸殊，不懼艱難困苦而堅持作戰到底的那股頑強的毅力，是具有曆史意義的行動，這對造成意大利、德國和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來說，比其他任何行動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