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一章恐怖之國
1937－1938年的大清洗，目前可信的保守數字是，有不少於157萬人被判刑，約69萬人被槍決，約70萬人被關進勞改營，在監獄、勞改營中死亡的人數不詳。
而古拉格（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簡稱）披露的檔案資料表明，1940年，古拉格一共保留了800萬人的資料，到1953年，則不少於1000萬人。這意味著，整個斯大林時代，大約有1000萬人被送進古拉格。
摧毀東正教曾是列寧遺願，斯大林在1930年代初完成了對東正教的係統摧毀破壞，但仍有宗教勢力暗中蠢動。大清洗期間，有165000名神父因傳教被逮捕，其中的106000人被槍決。
作為一個階級，富農雖然在幾年前近乎內戰的集體化運動中被徹底消滅，但第00447號針對“原富農”、“富農幫凶”和其它反蘇聯分子的命令，這意味著**上還活著的前富農及其家屬必須肅整。
為應付將來戰爭中可能出現叛徒民族，必須提前對那些不可靠的民族進行重點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蘭人，其次是烏克蘭人，在集體化中瘋狂反抗的高加索諸民族和中亞各民族也許最危險。
為更高效率地“肅整階級敵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達指標任務。譬如在1937年6月2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鎮壓35000人，槍斃其中的5000人。
每個蘇聯人是生還是死，都取決於“仁慈的父親”斯大林的一支筆。前蘇聯曆史學家伏柯格諾夫發現，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在30份名單上的簽字記錄。他全部簽署了“同意死刑”的意見，但名單上的5000人，此時還沒有被正式審判。
70年後普京前往吊唁的“布托沃射擊場”，是大清洗時莫斯科的一處刑場，此處原為步兵訓練基地。
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間，莫斯科有4萬餘人被處決，至少2萬人喪身此處，最多的一天，這裏處決了562人。遇難者主要是農民、工人和舊時代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神職人員和部分沙俄貴族後裔，也有令“我們”意外的人，比如著名蘇聯英雄卓婭的父親。一開始，行刑隊用鐵鍬手工掩埋屍體，後來不得不動用挖掘機掩埋屍體。
為紀念那些在大清洗死去的冤魂，為紀念那些在蘇聯時代的政治受難者，索爾仁尼琴在其偉大著作《古拉格群島》卷首，寫下這樣的獻辭：
“獻給沒有生存下來的諸君，要敘述此事他們已無能為力。但願他們原諒我，沒有看到一切，沒有想起一切，沒有猜到一切。”
即使全軍覆沒的結果也不至於如此
蘇聯紅軍內部的大清洗，給後來的衛國戰爭造成了慘重的損失。
1937年6月11日，《真理報》稱，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等8名將帥因叛國罪被捕，6月12日，報道稱，圖哈切夫斯基等8人已被槍決。
圖哈切夫斯基元帥是公認最天才的將領，也是紅軍真正的靈魂。他和另外一些將領提出的大縱深作戰理論和大規模機械化作戰的理論，曾遠遠領先於西方的同行。這些人被全數槍決。
圖哈切夫斯基叛國案很早就真相大白。但1936年德國安全局領導人海因裏希炮製的圖哈切夫斯基陰謀案材料，到底是德國人主動使用的反間計，還是斯大林故意透露蘇軍將帥不和，給他們一個製造反間計的機會？今天並無確切答案。
由觀點不同的舊同誌參與審判，是大清洗最常見的情形。參與審判圖哈切夫斯基的有4位元帥，他們分別是伏羅希洛夫、布瓊尼、布柳赫爾、葉戈洛夫。
在審判書上簽字的人當中，思維停留在內戰騎兵時代的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活了下來，布柳赫爾、葉戈洛夫則同在1938年被槍決。布柳赫爾死後，官方既未宣布他被捕，更未宣布他被槍決，蘇聯人一直以為他隱姓埋名在中國作戰。
大清洗幾乎整個消滅了蘇聯紅軍的軍官階層，紅軍指揮人員和政工人員有4萬餘人被清洗，其中1.5萬人被槍決。大清洗槍決了5名元帥中的3人、4名一級集團軍級將領中的3人、12名二級集團軍級將領的全部、67名軍長中的60人、199名師長中的136人、397名旅長中的221人。
蘇軍將領格裏戈連科曾評論說：“世界上任何一支軍隊，它的高級指揮幹部在任何一次戰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沒有受到這樣大的損失。甚至全軍覆沒的結果也不至於如此。就是繳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國和帝國主義日本所損失的高級指揮幹部也比這少得多。”
人類曆史上最罕見的事件就發生在斯大林判斷戰爭即將臨近之時。
被大清洗嚴重傷害元氣的蘇軍很快就在1939年的蘇芬戰爭中丟盡了臉麵。90萬蘇聯紅軍花了4個月時間，才迫使300萬人口的芬蘭屈服停戰，紅軍傷亡50萬人。它直接刺激了納粹德國的軍事冒險。
接下來的衛國戰爭，蘇聯人幾乎流盡了鮮血。戰前，蘇軍兵員和火炮數量都多於德軍，作戰飛機則是其5倍，坦克是其4倍。但開戰1年半的時間裏，蘇軍就損失了1100萬人。戰爭中，蘇聯損失了1/7的人口，隻有猶太人被滅絕的波蘭達到這個比例，其生命代價超過除中國外所有參戰大國總和。
如果沒有廣闊的國土縱深，沒有高達4000萬可服役後備兵源保障、沒有盟國的巨大物質援助，很難想象蘇聯能拖垮納粹德國。
當然，也許勝利最重要的因素是蘇維埃體製本身，隻有這種體製，一個國家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一切資源投入到戰爭中，才能承受難以忍受的傷亡，才能承受難以想像的苦難。這個體製下，人是低值易耗品，必須承受一切。
蘇聯對德國的勝利，是婦女兒童隻有一個土豆果腹時，卻能在冰天雪地的曠野中修築工事、建設工廠的體製，對日耳曼婦女應當專門在家生產教育優秀後代體製的勝利。
那些真正的叛徒
今天為大清洗辯護者的一個理由是，它使蘇聯變得更純潔，使蘇聯人萬眾一心地贏得了衛國戰爭的勝利。
如果大清洗果真無意中消滅了許多叛徒，但是，它消滅的叛徒也許遠沒有它製造的叛徒更多。
蘇聯官方一直不願正視的一個曆史事實是，很多蘇聯人在納粹德國入侵時，將德軍當成了救世主。這一點在很多德軍的回憶錄中可見。但納粹德國無情的種族奴役政策粉碎了這些人的幻想。
對剛剛“主動加入”蘇聯的波羅的海三國居民來說，他們原本就認為蘇聯是侵略者，但對曾長期生活在社會主義紅旗下的一些民族，背叛隻能被理解為大清洗和蘇聯農業政策的傷害，它在非俄羅斯民族中造成了相當嚴重的人心向背問題。
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發動侵蘇戰爭時曾宣稱：“我隻要在蘇聯這個破房子的門上踹一腳，它就會垮掉”。他相信，被大清洗大傷元氣的蘇軍不堪一擊；他相信，經曆過大清洗的蘇聯早已人心渙散。
希特勒的判斷某種程度上是對的。二戰中，在不存在偽政權情形下，本國公民大規模加入敵方作戰的，惟有蘇聯，被俘高級將領主動要求從戰俘中組織軍隊幫助侵略者的國家，也惟有蘇聯。一個行政上高度統一的主權國家發生這樣的事，史上罕見。
衛國戰爭中，德軍高峰時擁有近200個俄羅斯人組成的獨立營級作戰單位，另有專門圍剿遊擊隊的140個團級戰鬥單位。1943年春，蘇軍叛變者和平民以誌願者方式為德軍服務的高達100萬人。
納粹德國對俄羅斯人采取歧視政策，非俄羅斯裔的作戰部隊才被允許組成規模更大的作戰單位，譬如卡爾梅克人組成了獨立的騎兵軍。烏克蘭人組建的偽軍除承擔維持治安和看守集中營外，還參與對蘇軍的襲擊作戰。蘇軍與朱可夫齊名的傑出將領、烏克蘭第一方麵軍司令瓦杜丁即因烏克蘭偽軍襲擊而犧牲。
要求從戰俘營組建軍隊與德軍並肩作戰的人是蘇聯傑出將領弗拉索夫。
弗拉索夫是蘇聯曆史上最具爭議性人物之一。此人1930年即為中央委員，曾作為軍事顧問幫蔣介石訓練軍隊。衛國戰爭中獲列寧勳章和紅旗勳章，他因莫斯科保衛戰中的巨大功勳，而深得斯大林器重。
1942年6月25日，弗拉索夫被俘，他很快提出與德國合作，希望能從戰俘營中組建一支俄羅斯解放軍，與德國並肩消滅蘇維埃政權，最終建立對德友好的自由俄羅斯
弗拉索夫叛國時，蘇聯正處於最艱難時刻：有經驗的部隊已經消耗光，新兵成批送上前線，成批地死亡，而後方每根能用的稻草都已被送上前線。弗拉索夫對部下解釋說：“難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嗎？難道俄羅斯民族的主要敵人不是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斯大林嗎？難道奮起反對斯大林及其同夥不是每個俄羅斯人首要的神聖義務嗎？”
赫魯曉夫稱弗拉索夫因為心智不健全才叛國。但對弗拉索夫來說，隻要被俘，就是“逃兵、祖國的叛徒和人民的敵人”，因為蘇聯不承認“戰俘”。斯大林第270號令宣布，任何情況都不許被俘，指揮官要槍決怕死而當俘虜的人。刑法亦明確規定，戰士被俘，家屬流放。
25年前，列寧正是在德國幫助下回到祖國，靠德國資金支持推翻了正與德國交戰的本國政府。但現實卻給了欲效法列寧的弗拉索夫一個無情的耳光。
納粹德國是個毫無理性的更殘暴更特殊的政權，在他們的秩序下，“劣等的斯拉夫人”隻配在奴役下自生自滅，根本不配建立國家，500多萬蘇聯戰俘隻是奴隸，根本沒有資格被組織起來與德軍並肩作戰。除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外，納粹高官們都罵弗拉索夫是“蠢豬”，甚至禁止他胡說八道。
戰爭即將結束的1945年，納粹德國山窮水盡時才想起弗拉索夫，弗拉索夫從戰俘中組建一支總數約5萬人的“俄羅斯解放軍”。其中的許多人是戰場直接叛逃者，有數十人曾是蘇聯著名的英雄飛行員。
程度最深、命運也最慘烈的叛國者，是高加索人。集體化期間，先天熱愛騎馬的高加索人不願被剝奪養馬的權力--任何馬都是集體財產，個人不得擁有，大批反抗者被當作富農遭**滅絕，大清洗期間，高加索最嚴重的“問題民族”車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顧。結果，納粹德國入侵時，未被蘇聯征用的車臣年輕人幾乎全數加入侵略者。
為報複車臣人的叛徒行為，1944年2月23日至24日，全體車臣人和他們的鄰居印古什人被押上火車趕出故土，發配到中亞和西伯利亞。並非隻有車臣人遭遇此命運，卡爾梅克自治共和國全體成員於1943年12月也被斯大林全體遷移。
但車臣人的命運無疑最悲慘的，這個當時不到40萬人口的山地民族，1萬5千人被槍斃，3萬人被“牢改”，5萬人被“勞教”，10萬人死於“西伯利亞建設”。
這個叛逆民族在“東遷”的死亡之路上，一些新的生命降生並頑強地存活。特殊時期成長的這一代人注定將以特殊方式登場。他們當中幾個最著名的名字是：杜達耶夫、巴薩耶夫、馬斯哈托夫……。暴君的債，經他們的手，最終由別斯蘭慘案中的俄羅斯兒童、由莫斯科大劇院的觀眾、由普通俄羅斯人的無辜鮮血來償。
車臣問題，是大清洗今天依然在流血的傷口。
大清洗是一種體製
清洗是一個國家的空前自殘，它殘酷到足以在道義上動搖蘇共政權的合法性。正視這段曆史、總結其悲劇原因，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氣。赫魯曉夫曾做過嚐試，但他的秘密報告一經披露，就在整個世界引起空前地震。他們後退了。
赫魯曉夫和他的同誌們隻是以蘇聯人特有的行政效率完成了“去斯大林化”，--就如當年蘇聯的一切都離不開斯大林一樣，一夜之間蘇聯的一切都與斯大林無關了。隻有罪惡才屬於斯大林。
至於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還要再等30年。
1987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爾巴喬夫，以“不應當有被遺忘的人物和空白點”，開啟了大清洗的重新調查。
1988年，莫斯科大審判的遇害者在大清洗結束50年後終於開始被平反。同年，蘇聯所有中小學生的曆史期末考試取消，決定稱：不能讓謊言再繼續毒害學生。官方喉舌《消息報》發出旗幟鮮明的讚同意見：“那些用謊言毒害人們的思想和心靈，欺騙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難書。”
大清洗注定要與斯大林劃上等號，但大清洗中絕大多數受害者，是基層權力鬥爭和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的結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係統與告密文化合謀的無辜犧牲品。它首先是一種體製，一種懷疑周圍充斥著敵人，一種鼓勵互相告密揭發縱容人性醜惡，一種國家恐怖體製。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啟動就會自動運行。斯大林並非其真正的創造者，隻是發揚光大者，它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消失。在蘇聯，它隨著這個國家的解體才真正消亡。
從“列寧遺囑”到基洛夫遇刺：通向大清洗的道路
如果追溯曆史，其實不難發現，大清洗悲劇潛伏在大饑荒的悲劇中，而大饑荒是集體化的必然悲劇。不幸的是，集體化是布爾什維克建立理想國家的必然追求。
大清洗、大饑荒以及集體化
1956年2月25日，在蘇共二十大會議最後一天的上午，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做了題為《反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報告一次次為全體代表發自內心的熱烈掌聲打斷。雖然其真正主題並非大清洗，但這卻是蘇共高層第一個係統談到大清洗的報告，也是最後一次。
報告將大清洗期間駭人聽聞的犯罪行為總結為，斯大林個人性格的粗暴和破壞了列寧時期的黨內民主。在蘇聯解體前，官方所有談及斯大林時代悲劇的教訓總結，大致都不超過這個範圍。
但是，經曆列寧和斯大林時代並有幸活下來的兩朝元老莫洛托夫，在退休後被問及列寧和斯大林誰更嚴酷時，莫洛托夫說：“當然是列寧。因為我曾見到列寧當麵斥責斯大林性格軟弱和自由主義傾向。
如果追溯曆史，其實不難發現，大清洗悲劇潛伏在大饑荒的悲劇中，而大饑荒是集體化的必然悲劇。不幸的是，集體化是布爾什維克建立理想國家的必然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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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38年的大清洗，目前可信的保守數字是，有不少於157萬人被判刑，約69萬人被槍決，約70萬人被關進勞改營，在監獄、勞改營中死亡的人數不詳。
而古拉格（勞動改造營管理總局簡稱）披露的檔案資料表明，1940年，古拉格一共保留了800萬人的資料，到1953年，則不少於1000萬人。這意味著，整個斯大林時代，大約有1000萬人被送進古拉格。
摧毀東正教曾是列寧遺願，斯大林在1930年代初完成了對東正教的係統摧毀破壞，但仍有宗教勢力暗中蠢動。大清洗期間，有165000名神父因傳教被逮捕，其中的106000人被槍決。
作為一個階級，富農雖然在幾年前近乎內戰的集體化運動中被徹底消滅，但第00447號針對“原富農”、“富農幫凶”和其它反蘇聯分子的命令，這意味著**上還活著的前富農及其家屬必須肅整。
為應付將來戰爭中可能出現叛徒民族，必須提前對那些不可靠的民族進行重點清洗。最不可靠的是波蘭人，其次是烏克蘭人，在集體化中瘋狂反抗的高加索諸民族和中亞各民族也許最危險。
為更高效率地“肅整階級敵人”，政治局不止一次分配下達指標任務。譬如在1937年6月2日，政治局要求莫斯科鎮壓35000人，槍斃其中的5000人。
每個蘇聯人是生還是死，都取決於“仁慈的父親”斯大林的一支筆。前蘇聯曆史學家伏柯格諾夫發現，1938年12月12日斯大林在30份名單上的簽字記錄。他全部簽署了“同意死刑”的意見，但名單上的5000人，此時還沒有被正式審判。
70年後普京前往吊唁的“布托沃射擊場”，是大清洗時莫斯科的一處刑場，此處原為步兵訓練基地。
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間，莫斯科有4萬餘人被處決，至少2萬人喪身此處，最多的一天，這裏處決了562人。遇難者主要是農民、工人和舊時代遺留下來的“殘渣餘孽”--神職人員和部分沙俄貴族後裔，也有令“我們”意外的人，比如著名蘇聯英雄卓婭的父親。一開始，行刑隊用鐵鍬手工掩埋屍體，後來不得不動用挖掘機掩埋屍體。
為紀念那些在大清洗死去的冤魂，為紀念那些在蘇聯時代的政治受難者，索爾仁尼琴在其偉大著作《古拉格群島》卷首，寫下這樣的獻辭：
“獻給沒有生存下來的諸君，要敘述此事他們已無能為力。但願他們原諒我，沒有看到一切，沒有想起一切，沒有猜到一切。”
即使全軍覆沒的結果也不至於如此
蘇聯紅軍內部的大清洗，給後來的衛國戰爭造成了慘重的損失。
1937年6月11日，《真理報》稱，圖哈切夫斯基元帥等8名將帥因叛國罪被捕，6月12日，報道稱，圖哈切夫斯基等8人已被槍決。
圖哈切夫斯基元帥是公認最天才的將領，也是紅軍真正的靈魂。他和另外一些將領提出的大縱深作戰理論和大規模機械化作戰的理論，曾遠遠領先於西方的同行。這些人被全數槍決。
圖哈切夫斯基叛國案很早就真相大白。但1936年德國安全局領導人海因裏希炮製的圖哈切夫斯基陰謀案材料，到底是德國人主動使用的反間計，還是斯大林故意透露蘇軍將帥不和，給他們一個製造反間計的機會？今天並無確切答案。
由觀點不同的舊同誌參與審判，是大清洗最常見的情形。參與審判圖哈切夫斯基的有4位元帥，他們分別是伏羅希洛夫、布瓊尼、布柳赫爾、葉戈洛夫。
在審判書上簽字的人當中，思維停留在內戰騎兵時代的伏羅希洛夫和布瓊尼活了下來，布柳赫爾、葉戈洛夫則同在1938年被槍決。布柳赫爾死後，官方既未宣布他被捕，更未宣布他被槍決，蘇聯人一直以為他隱姓埋名在中國作戰。
大清洗幾乎整個消滅了蘇聯紅軍的軍官階層，紅軍指揮人員和政工人員有4萬餘人被清洗，其中1.5萬人被槍決。大清洗槍決了5名元帥中的3人、4名一級集團軍級將領中的3人、12名二級集團軍級將領的全部、67名軍長中的60人、199名師長中的136人、397名旅長中的221人。
蘇軍將領格裏戈連科曾評論說：“世界上任何一支軍隊，它的高級指揮幹部在任何一次戰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沒有受到這樣大的損失。甚至全軍覆沒的結果也不至於如此。就是繳械投降的法西斯德國和帝國主義日本所損失的高級指揮幹部也比這少得多。”
人類曆史上最罕見的事件就發生在斯大林判斷戰爭即將臨近之時。
被大清洗嚴重傷害元氣的蘇軍很快就在1939年的蘇芬戰爭中丟盡了臉麵。90萬蘇聯紅軍花了4個月時間，才迫使300萬人口的芬蘭屈服停戰，紅軍傷亡50萬人。它直接刺激了納粹德國的軍事冒險。
接下來的衛國戰爭，蘇聯人幾乎流盡了鮮血。戰前，蘇軍兵員和火炮數量都多於德軍，作戰飛機則是其5倍，坦克是其4倍。但開戰1年半的時間裏，蘇軍就損失了1100萬人。戰爭中，蘇聯損失了1/7的人口，隻有猶太人被滅絕的波蘭達到這個比例，其生命代價超過除中國外所有參戰大國總和。
如果沒有廣闊的國土縱深，沒有高達4000萬可服役後備兵源保障、沒有盟國的巨大物質援助，很難想象蘇聯能拖垮納粹德國。
當然，也許勝利最重要的因素是蘇維埃體製本身，隻有這種體製，一個國家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一切資源投入到戰爭中，才能承受難以忍受的傷亡，才能承受難以想像的苦難。這個體製下，人是低值易耗品，必須承受一切。
蘇聯對德國的勝利，是婦女兒童隻有一個土豆果腹時，卻能在冰天雪地的曠野中修築工事、建設工廠的體製，對日耳曼婦女應當專門在家生產教育優秀後代體製的勝利。
那些真正的叛徒
今天為大清洗辯護者的一個理由是，它使蘇聯變得更純潔，使蘇聯人萬眾一心地贏得了衛國戰爭的勝利。
如果大清洗果真無意中消滅了許多叛徒，但是，它消滅的叛徒也許遠沒有它製造的叛徒更多。
蘇聯官方一直不願正視的一個曆史事實是，很多蘇聯人在納粹德國入侵時，將德軍當成了救世主。這一點在很多德軍的回憶錄中可見。但納粹德國無情的種族奴役政策粉碎了這些人的幻想。
對剛剛“主動加入”蘇聯的波羅的海三國居民來說，他們原本就認為蘇聯是侵略者，但對曾長期生活在社會主義紅旗下的一些民族，背叛隻能被理解為大清洗和蘇聯農業政策的傷害，它在非俄羅斯民族中造成了相當嚴重的人心向背問題。
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發動侵蘇戰爭時曾宣稱：“我隻要在蘇聯這個破房子的門上踹一腳，它就會垮掉”。他相信，被大清洗大傷元氣的蘇軍不堪一擊；他相信，經曆過大清洗的蘇聯早已人心渙散。
希特勒的判斷某種程度上是對的。二戰中，在不存在偽政權情形下，本國公民大規模加入敵方作戰的，惟有蘇聯，被俘高級將領主動要求從戰俘中組織軍隊幫助侵略者的國家，也惟有蘇聯。一個行政上高度統一的主權國家發生這樣的事，史上罕見。
衛國戰爭中，德軍高峰時擁有近200個俄羅斯人組成的獨立營級作戰單位，另有專門圍剿遊擊隊的140個團級戰鬥單位。1943年春，蘇軍叛變者和平民以誌願者方式為德軍服務的高達100萬人。
納粹德國對俄羅斯人采取歧視政策，非俄羅斯裔的作戰部隊才被允許組成規模更大的作戰單位，譬如卡爾梅克人組成了獨立的騎兵軍。烏克蘭人組建的偽軍除承擔維持治安和看守集中營外，還參與對蘇軍的襲擊作戰。蘇軍與朱可夫齊名的傑出將領、烏克蘭第一方麵軍司令瓦杜丁即因烏克蘭偽軍襲擊而犧牲。
要求從戰俘營組建軍隊與德軍並肩作戰的人是蘇聯傑出將領弗拉索夫。
弗拉索夫是蘇聯曆史上最具爭議性人物之一。此人1930年即為中央委員，曾作為軍事顧問幫蔣介石訓練軍隊。衛國戰爭中獲列寧勳章和紅旗勳章，他因莫斯科保衛戰中的巨大功勳，而深得斯大林器重。
1942年6月25日，弗拉索夫被俘，他很快提出與德國合作，希望能從戰俘營中組建一支俄羅斯解放軍，與德國並肩消滅蘇維埃政權，最終建立對德友好的自由俄羅斯
弗拉索夫叛國時，蘇聯正處於最艱難時刻：有經驗的部隊已經消耗光，新兵成批送上前線，成批地死亡，而後方每根能用的稻草都已被送上前線。弗拉索夫對部下解釋說：“難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嗎？難道俄羅斯民族的主要敵人不是布爾什維克主義和斯大林嗎？難道奮起反對斯大林及其同夥不是每個俄羅斯人首要的神聖義務嗎？”
赫魯曉夫稱弗拉索夫因為心智不健全才叛國。但對弗拉索夫來說，隻要被俘，就是“逃兵、祖國的叛徒和人民的敵人”，因為蘇聯不承認“戰俘”。斯大林第270號令宣布，任何情況都不許被俘，指揮官要槍決怕死而當俘虜的人。刑法亦明確規定，戰士被俘，家屬流放。
25年前，列寧正是在德國幫助下回到祖國，靠德國資金支持推翻了正與德國交戰的本國政府。但現實卻給了欲效法列寧的弗拉索夫一個無情的耳光。
納粹德國是個毫無理性的更殘暴更特殊的政權，在他們的秩序下，“劣等的斯拉夫人”隻配在奴役下自生自滅，根本不配建立國家，500多萬蘇聯戰俘隻是奴隸，根本沒有資格被組織起來與德軍並肩作戰。除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外，納粹高官們都罵弗拉索夫是“蠢豬”，甚至禁止他胡說八道。
戰爭即將結束的1945年，納粹德國山窮水盡時才想起弗拉索夫，弗拉索夫從戰俘中組建一支總數約5萬人的“俄羅斯解放軍”。其中的許多人是戰場直接叛逃者，有數十人曾是蘇聯著名的英雄飛行員。
程度最深、命運也最慘烈的叛國者，是高加索人。集體化期間，先天熱愛騎馬的高加索人不願被剝奪養馬的權力--任何馬都是集體財產，個人不得擁有，大批反抗者被當作富農遭**滅絕，大清洗期間，高加索最嚴重的“問題民族”車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顧。結果，納粹德國入侵時，未被蘇聯征用的車臣年輕人幾乎全數加入侵略者。
為報複車臣人的叛徒行為，1944年2月23日至24日，全體車臣人和他們的鄰居印古什人被押上火車趕出故土，發配到中亞和西伯利亞。並非隻有車臣人遭遇此命運，卡爾梅克自治共和國全體成員於1943年12月也被斯大林全體遷移。
但車臣人的命運無疑最悲慘的，這個當時不到40萬人口的山地民族，1萬5千人被槍斃，3萬人被“牢改”，5萬人被“勞教”，10萬人死於“西伯利亞建設”。
這個叛逆民族在“東遷”的死亡之路上，一些新的生命降生並頑強地存活。特殊時期成長的這一代人注定將以特殊方式登場。他們當中幾個最著名的名字是：杜達耶夫、巴薩耶夫、馬斯哈托夫……。暴君的債，經他們的手，最終由別斯蘭慘案中的俄羅斯兒童、由莫斯科大劇院的觀眾、由普通俄羅斯人的無辜鮮血來償。
車臣問題，是大清洗今天依然在流血的傷口。
大清洗是一種體製
清洗是一個國家的空前自殘，它殘酷到足以在道義上動搖蘇共政權的合法性。正視這段曆史、總結其悲劇原因，需要非凡的道德勇氣。赫魯曉夫曾做過嚐試，但他的秘密報告一經披露，就在整個世界引起空前地震。他們後退了。
赫魯曉夫和他的同誌們隻是以蘇聯人特有的行政效率完成了“去斯大林化”，--就如當年蘇聯的一切都離不開斯大林一樣，一夜之間蘇聯的一切都與斯大林無關了。隻有罪惡才屬於斯大林。
至於大清洗受害者的平反，還要再等30年。
1987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爾巴喬夫，以“不應當有被遺忘的人物和空白點”，開啟了大清洗的重新調查。
1988年，莫斯科大審判的遇害者在大清洗結束50年後終於開始被平反。同年，蘇聯所有中小學生的曆史期末考試取消，決定稱：不能讓謊言再繼續毒害學生。官方喉舌《消息報》發出旗幟鮮明的讚同意見：“那些用謊言毒害人們的思想和心靈，欺騙了一代又一代的人，其罪行是巨大的，罄竹難書。”
大清洗注定要與斯大林劃上等號，但大清洗中絕大多數受害者，是基層權力鬥爭和人與人之間互不信任的結果，是草菅人命的官僚係統與告密文化合謀的無辜犧牲品。它首先是一種體製，一種懷疑周圍充斥著敵人，一種鼓勵互相告密揭發縱容人性醜惡，一種國家恐怖體製。它使得大清洗一旦啟動就會自動運行。斯大林並非其真正的創造者，隻是發揚光大者，它不曾因斯大林死去而消失。在蘇聯，它隨著這個國家的解體才真正消亡。
從“列寧遺囑”到基洛夫遇刺：通向大清洗的道路
如果追溯曆史，其實不難發現，大清洗悲劇潛伏在大饑荒的悲劇中，而大饑荒是集體化的必然悲劇。不幸的是，集體化是布爾什維克建立理想國家的必然追求。
大清洗、大饑荒以及集體化
1956年2月25日，在蘇共二十大會議最後一天的上午，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做了題為《反對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報告一次次為全體代表發自內心的熱烈掌聲打斷。雖然其真正主題並非大清洗，但這卻是蘇共高層第一個係統談到大清洗的報告，也是最後一次。
報告將大清洗期間駭人聽聞的犯罪行為總結為，斯大林個人性格的粗暴和破壞了列寧時期的黨內民主。在蘇聯解體前，官方所有談及斯大林時代悲劇的教訓總結，大致都不超過這個範圍。
但是，經曆列寧和斯大林時代並有幸活下來的兩朝元老莫洛托夫，在退休後被問及列寧和斯大林誰更嚴酷時，莫洛托夫說：“當然是列寧。因為我曾見到列寧當麵斥責斯大林性格軟弱和自由主義傾向。
如果追溯曆史，其實不難發現，大清洗悲劇潛伏在大饑荒的悲劇中，而大饑荒是集體化的必然悲劇。不幸的是，集體化是布爾什維克建立理想國家的必然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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