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五十六章枷鎖
法西斯主義在“國家至上”的幌子下，提出建立所謂的“職團國家”。在這個“超階級”的國家中，勞資和平相處，在法西斯黨的領導下，消滅階級鬥爭，“向祖國的領土以外去擴張”。
職團製的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意大利全國出現一股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人們對巴黎和會極為不滿，強烈要求增強國力，使意大利躋身於強國之列，以便用武力獲取1915年倫敦條約對意大利所許諾的領土。與此同時，由於戰後爆發的嚴重經濟危機，失業者急劇增加，廣大工農群眾的生活更加貧困，亟待解決就業和生活問題。法西斯領導集團發現並利用這種情況，提出意大利要改變國弱民窮的狀況當務之急是增強國力。但要實現這一願望，就必須以“能力鬥爭”代替“階級鬥爭”。具體地說，就是同一行業的勞資雙方要“團結一致”提高生產能力，共同與其他行業的勞資雙方進行“能力鬥爭”，而不是在本行業的勞資雙方間進行“階級鬥爭”。“從國家的角度來看，整個生產是統一的，生產的目的是統一的。”因此，意大利應舉國一致與外國進行鬥爭。這在理論上被稱之為“職團主義”，法西斯主義者稱它是介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職團”分縱橫兩個係統，所謂縱的係統是指勞動者與雇主按行業建立“勞動者職團聯合會”和“雇主職團聯合會”，在全國形成勞資兩個體係；所謂橫的係統，是指勞動者和雇主按工業、農業、商業、運輸業、金融業、藝術與自由職業以及海洋與航空業各自組成全國性勞資聯合職團協會。它們在全國職團委員會的領導下，控製各行業的職團組織與職業，介紹確定各行業的勞動條件和解決勞資糾紛。這些各式各樣的縱的和橫的具有半官方性質的機構湊在一起就構成所謂的“職團國家”。其實，這是法西斯用職團製的辦法對國家實行法西斯**統治。對此，法西斯理論家、曾任內閣職團大臣的朱塞佩?博塔伊在其所著《職團國家》一書中也直言不諱。他說，“人們若以為行業組合的國家，隻做勞資的合作，這就小看它了，實則除使勞資合作之外，它更能使往日攻擊國家的聖笛卡(即工團主義)，轉而共同擁護國家主權至上”。
職團主義對於幾百年來習慣於妥協和習慣於回避現實的意大利勞動者以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分子都具有相當的吸引力。因為職團主義的外殼是消滅資本主義，搞勞資合作，實行利益分配製。而實質上，職團主義是一種階級調和的謊言，它既未改變財富的分配，也沒有消滅階級鬥爭和階級衝突，相反，墨索裏尼除了以此來吸引和欺騙工農群眾外，還有一個特定的目的，那就是一方麵利用群眾的力量來平衡大資產階級的力量，另一方麵又以此來維護壟斷資本對全國經濟生活的支配，以確保墨索裏尼本人在意大利實行恐怖的極權統治。這就是說，職團主義是法西斯政權用來實行階級統治的工具。
另外，墨索裏尼在意大利實現法西斯化後，種族主義也成為法西斯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種族主義是19世紀在歐洲出現的一股反動思潮，它來自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帝國主義的產物。英法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向外侵略均借助於這一種族主義理論。20世紀20年代，納粹主義在德國興起後，希特勒極力推崇種族主義。這一方麵表現在他為向外擴張，建立日耳曼大帝國，大肆宣揚“大日耳曼主義”。認為日耳曼人是上帝的“選民”，優於其他民族，因而有權統治其他民族；另一方麵表現在他為掩蓋納粹主義的反動性，積極推行反猶主義。
1932年以後，意大利法西斯也大肆宣傳意大利人是高貴人種，而且是純粹的雅利安人的嫡係。為了保持這種所謂的“純粹”性，法西斯大委員會於1938年10月6日發表開展排猶運動和“禁止男女意大利人同其他非雅利安種族的人”，甚至“包括雅利安人種在內的外國人結婚”的《種族聲明》，妄圖以此來保持意大利人的所謂“優等民族”的地位，證明他們“完全有理由要求生存空間”和擁有向外進行擴張的權利。
法西斯主義的來源可以說是多渠道的，它不僅受到古羅馬帝國的對內****和對外侵略掠奪的思想影響，而且也受到馬基雅維利主義、新黑格爾主義、索勒爾(sorell)的暴力主義和費希特的大日耳曼主義等影響。其中尤以新黑格爾主義和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影響最大，可視為法西斯主義理論的主要來源。
19世紀末20世紀初新黑格爾主義在意大利頗為流行，這同當時該國的政治形勢有著自然的聯係。意大利王國統一後，後起的意大利資產階級苦於缺少殖民地、原料產地和銷售市場，急於尋求一種新的哲學思想，以便從精神上武裝起來，去從事奴役獨立民族和奪取世界霸權的戰爭。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意大利的壟斷資產階級一方麵對巴黎和會的分贓不滿，另一方麵為擺脫資產階級政權覆滅的命運，迫切需要加強國家機器，這就更加需要這種哲學，以便借以維護資產階級的統治，支持其準備和進行侵略戰爭的政策。滿足這種需要便是新黑格爾主義的使命。法西斯主義興起後，即依靠新黑格爾主義，力圖從理論上來論證自己的思想。
意大利新黑格爾主義的主要代表者是克羅齊和真蒂萊。他們在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思想危機日益深化的情況下，用“國家至上”的理論為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進行辯護。這就為法西斯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首先在意大利興起作了輿論準備。
首先是貝內戴托?克羅齊(benedettocroce)，他的社會lun理思想，特別是他的“整體”哲學為法西斯所利用，成為法西斯主義思想體係的來源之一。法西斯主義的“國家至上”論，就是來自克羅齊的“整體”哲學和他推崇的反動的國家學說。克羅齊認為，國家是一個有意誌、有道德、有人格的精神實體，個人唯有在國家之中，將“小我”與作為公意的“大我”統一起來，自覺地服從國家，才能在道德上實現“自我”達到“真我”，並獲得真正的人格。因此，在他看來，人要實現自己的道德理想，就必須把自己投身於國家之中去，做國家這個“有機整體”的一部分，服從國家的需要，否則個人就根本不存在。這種認為國家高於個人的觀點，在意大利統一運動時期，貝爾特蘭多?斯溫塔等人就曾吸收黑格爾思想中關於“lun理”國家的觀念而提出，他與克羅齊所說的國家是個“有機整體”、國家是個人“真我”的觀點是一致的，其目的就在於把資產階級國家神聖化，要人們忠誠於它，並為它犧牲一切。
顯而易見，克羅齊“整體”哲學的理論在這裏直接通向了法西斯主義，它同法西斯的“國家至上”的理論是相通的。墨索裏尼的“個人是國家的一部分，必須服從國家的需要，否則個人就根本不存在”和個人要通過“犧牲自己的特殊利益，甚至獻出生命，來獲得全麵體現其人的價值的精神生活”的觀點，顯然同克羅齊的觀念是一致的。另外，法西斯主義提出的“民族是個至高無上的道德範疇，也即民族是個包括無數代人、而個人則不可能永存於其中的有機整體”和“個人的獨自的價值和與其他個人所共有的價值，應當在其所隸屬的民族範圍之內得到鼓勵、發展和保護”的理論，也與克羅齊的觀點有著直接的聯係。也許正是這些原因，直至1924年，許多法西斯分子都稱頌克羅齊是“法西斯運動的先驅”。
此外，客觀上可以證明法西斯主義的理論與克羅齊的哲學思想有著直接聯係的是，克羅齊在法西斯上台前後，曾從理論上為其暴力行動進行過辯護，聲稱“法西斯運動表達了民族感情”，說它“對顛覆性危險做出的盡管是暴力的、卻是理所當然的反應”。對於法西斯政權，在行動上他作為參議員雖然直至1924年馬泰奧蒂事件時都投票支持墨索裏尼政府，但他卻沒有同它合流，先後拒絕了墨索裏尼向他發出的擔任教育大臣和科學院院長的邀請，並於1925年倡導發表了《反法西斯知識分子宣言》，給了法西斯政權以很大打擊。
無論如何，從總體上說，克羅齊鼓吹新黑格爾主義，盡管無意為法西斯主義開路，但實際上卻為法西斯主義所利用。
喬瓦尼?真蒂萊(giovannigentile)的情況與克羅齊不同，他是墨索裏尼第一屆內閣的教育大臣、法西斯大委員會委員、著名的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家和法西斯教育家。法西斯主義的許多理論都與他有關。因此，有人說他是法西斯主義的“先行者”，甚至還說，“在政治的法西斯主義之前，已有一個知識的法西斯主義，喚起了青年的精英”。以此來形容真蒂萊對法西斯主義的影響之大。
真蒂萊對法西斯主義的影響主要在於他大肆鼓吹黑格爾的精神主義，把黑格爾的國家崇拜發展為法西斯主義的“國家至上”，把“絕對精神論”轉化為法西斯主義的“主宰者論”，也即“絕對精神”的主宰者。真蒂萊把“超經驗的我”看成是他的哲學的最高原則。他認為，“超經驗的我”“產生一切”、“規定一切”。這實際上是為法西斯的**統治提供理論根據。
在現實生活中，真蒂萊一方麵竭力為墨索裏尼開脫罪責，支持他的“關於戰爭和帝國的擴張具有恢複實力作用”的觀點；認為“殘暴是意大利人的性格特征，也是法西斯主義在拯救(國家的)過程中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另一方麵，就是用他的那套賦予壟斷資產階級的國家元首以神聖的、無比強大威力的理論為墨索裏尼效力，就是神化墨索裏尼，說他“是天才的領袖。因此，他的命令必須服從”。為墨索裏尼成為**者幫忙。
法西斯主義的另一重要來源是馬基雅維利主義。
馬基雅維利(nicolomhiavelli，1469―1527年)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曆史學家。極力主張在意大利建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強調君主必須擁有無限權力，成為“一個領袖、一個理想統帥的象征”。他認為，隻有如此，才能內使臣民服從，外拒強敵入侵。他大肆宣傳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權術政治，提出隻要有助於個人的統治，君主必須知道，在必要的時候如何去采取“違背真理、違背博愛、違背人道、違背宗教”的殘暴、奸詐、偽善、謊言和背信棄義等手段。這就是所謂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它與法西斯主義的極權主義和領袖原則有著淵源聯係。如馬基雅維利認為，一個聰明的君主要想維持其**統治，就要“隻問目的，不擇手段”，隻顧“國家”不恤人言。而且要以“盡數鏟除”的恐怖主義手段去鏟平貴族、肥民、瘦民、賤民和墾民各階級。在行動中，“既有獅子的凶猛，又有狐狸的狡猾”。隻有這樣他才能使所有人害怕和尊敬，才能成為攬權於一身的**者。這一切均被墨索裏尼所效法。
墨索裏尼對馬基雅維利很敬佩，稱讚他是意大利“最偉大的思想家”，手中“握有一把能解決一切政治問題的鑰匙”。也許正是這方麵的原因，馬基雅維利的思想對墨索裏尼的世界觀有著很大影響。如墨索裏尼憤世嫉俗，認為“人性深不可測，無利他主義或理想主義可言”和“人都是極端自私的”等觀點均與馬基雅維利是一致的。另外，墨索裏尼建立法西斯民兵、搞暴力行動和將反對黨“盡數鏟除”等也都是來自馬基雅維利主義。
馬基雅維利主義對法西斯主義的影響，還表現在唯靈論的宗教觀方麵。馬基雅維利雖然經常說：“國家高於教會”，但他卻把宗教看成是一個補充缺乏理性的機器。他認為，當民眾缺乏理性不能了解法律的時候，“總是歸順於天”。說穿了，就是說，信教的民眾易於統治。法西斯主義之所以接受這種唯靈論，宣布“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宗教觀”，其目的就在於以這種宗教觀，也即要求人們通過克己，通過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甚至生命來實現他作為人的價值所具有的純精神存在為手段，獲取“毫無阻力地主宰人心的權力”。這是因為用墨索裏尼在其所寫的“法西斯主義”詞條中的話來說，就是“人是通過其與最高教義和一種客觀意誌的內在聯係來認識的”，而“這種客觀意誌超越個別人，使他上升為宗教社會自覺的一員”。這從形式上似乎在宣揚“宗教神聖”，實際上這隻是手段，目的仍然是“國家至上”的極權統治。
法西斯主義接受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唯靈論也還有曆史的和現實的原因。從曆史的角度來看，意大利是個具有一千多年宗教史的國家，全國85以上的居民信奉天主教。正是這一原因，墨索裏尼為吸引群眾和支持者，於1920年公開宣布放棄反教權主義的主張。從現實的角度看，這種唯靈論的宗教觀念是人們針對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實利主義做出的理想主義反應的具體體現，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整個歐洲到處流行宗教性的神秘願望這一現象的反映。在當時，宗教，或者說人們對某種虛無縹緲之物的追求成為擺脫充滿失望的生活和解決日益加深的危機的唯一靈丹妙藥。
如此看來，法西斯主義提倡克己，提倡犧牲個人利益也就可以理解了。要求個人融合在整體之中，也就是要求放棄個性，這是所有宗教的共同要求。
然而法西斯主義已經意識到，不能把它的政治學說與唯靈論混為一談，不能把生活的中心完全置於人類之外，因為政治生活也需要人。正像思想與行動結合統一起來一樣，唯靈論與行動主義也統一起來。理論不能是對現實生活毫無影響的純理論，而應是生活的表述，也就是說，應對實踐產生直接的效果。這就是法西斯主義的實用主義，它的權力意誌，它的願望以及它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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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主義在“國家至上”的幌子下，提出建立所謂的“職團國家”。在這個“超階級”的國家中，勞資和平相處，在法西斯黨的領導下，消滅階級鬥爭，“向祖國的領土以外去擴張”。
職團製的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意大利全國出現一股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人們對巴黎和會極為不滿，強烈要求增強國力，使意大利躋身於強國之列，以便用武力獲取1915年倫敦條約對意大利所許諾的領土。與此同時，由於戰後爆發的嚴重經濟危機，失業者急劇增加，廣大工農群眾的生活更加貧困，亟待解決就業和生活問題。法西斯領導集團發現並利用這種情況，提出意大利要改變國弱民窮的狀況當務之急是增強國力。但要實現這一願望，就必須以“能力鬥爭”代替“階級鬥爭”。具體地說，就是同一行業的勞資雙方要“團結一致”提高生產能力，共同與其他行業的勞資雙方進行“能力鬥爭”，而不是在本行業的勞資雙方間進行“階級鬥爭”。“從國家的角度來看，整個生產是統一的，生產的目的是統一的。”因此，意大利應舉國一致與外國進行鬥爭。這在理論上被稱之為“職團主義”，法西斯主義者稱它是介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第三條道路”。“職團”分縱橫兩個係統，所謂縱的係統是指勞動者與雇主按行業建立“勞動者職團聯合會”和“雇主職團聯合會”，在全國形成勞資兩個體係；所謂橫的係統，是指勞動者和雇主按工業、農業、商業、運輸業、金融業、藝術與自由職業以及海洋與航空業各自組成全國性勞資聯合職團協會。它們在全國職團委員會的領導下，控製各行業的職團組織與職業，介紹確定各行業的勞動條件和解決勞資糾紛。這些各式各樣的縱的和橫的具有半官方性質的機構湊在一起就構成所謂的“職團國家”。其實，這是法西斯用職團製的辦法對國家實行法西斯**統治。對此，法西斯理論家、曾任內閣職團大臣的朱塞佩?博塔伊在其所著《職團國家》一書中也直言不諱。他說，“人們若以為行業組合的國家，隻做勞資的合作，這就小看它了，實則除使勞資合作之外，它更能使往日攻擊國家的聖笛卡(即工團主義)，轉而共同擁護國家主權至上”。
職團主義對於幾百年來習慣於妥協和習慣於回避現實的意大利勞動者以及其他小資產階級分子都具有相當的吸引力。因為職團主義的外殼是消滅資本主義，搞勞資合作，實行利益分配製。而實質上，職團主義是一種階級調和的謊言，它既未改變財富的分配，也沒有消滅階級鬥爭和階級衝突，相反，墨索裏尼除了以此來吸引和欺騙工農群眾外，還有一個特定的目的，那就是一方麵利用群眾的力量來平衡大資產階級的力量，另一方麵又以此來維護壟斷資本對全國經濟生活的支配，以確保墨索裏尼本人在意大利實行恐怖的極權統治。這就是說，職團主義是法西斯政權用來實行階級統治的工具。
另外，墨索裏尼在意大利實現法西斯化後，種族主義也成為法西斯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種族主義是19世紀在歐洲出現的一股反動思潮，它來自社會達爾文主義，是帝國主義的產物。英法等老牌帝國主義國家向外侵略均借助於這一種族主義理論。20世紀20年代，納粹主義在德國興起後，希特勒極力推崇種族主義。這一方麵表現在他為向外擴張，建立日耳曼大帝國，大肆宣揚“大日耳曼主義”。認為日耳曼人是上帝的“選民”，優於其他民族，因而有權統治其他民族；另一方麵表現在他為掩蓋納粹主義的反動性，積極推行反猶主義。
1932年以後，意大利法西斯也大肆宣傳意大利人是高貴人種，而且是純粹的雅利安人的嫡係。為了保持這種所謂的“純粹”性，法西斯大委員會於1938年10月6日發表開展排猶運動和“禁止男女意大利人同其他非雅利安種族的人”，甚至“包括雅利安人種在內的外國人結婚”的《種族聲明》，妄圖以此來保持意大利人的所謂“優等民族”的地位，證明他們“完全有理由要求生存空間”和擁有向外進行擴張的權利。
法西斯主義的來源可以說是多渠道的，它不僅受到古羅馬帝國的對內****和對外侵略掠奪的思想影響，而且也受到馬基雅維利主義、新黑格爾主義、索勒爾(sorell)的暴力主義和費希特的大日耳曼主義等影響。其中尤以新黑格爾主義和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影響最大，可視為法西斯主義理論的主要來源。
19世紀末20世紀初新黑格爾主義在意大利頗為流行，這同當時該國的政治形勢有著自然的聯係。意大利王國統一後，後起的意大利資產階級苦於缺少殖民地、原料產地和銷售市場，急於尋求一種新的哲學思想，以便從精神上武裝起來，去從事奴役獨立民族和奪取世界霸權的戰爭。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意大利的壟斷資產階級一方麵對巴黎和會的分贓不滿，另一方麵為擺脫資產階級政權覆滅的命運，迫切需要加強國家機器，這就更加需要這種哲學，以便借以維護資產階級的統治，支持其準備和進行侵略戰爭的政策。滿足這種需要便是新黑格爾主義的使命。法西斯主義興起後，即依靠新黑格爾主義，力圖從理論上來論證自己的思想。
意大利新黑格爾主義的主要代表者是克羅齊和真蒂萊。他們在資產階級的社會政治思想危機日益深化的情況下，用“國家至上”的理論為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進行辯護。這就為法西斯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首先在意大利興起作了輿論準備。
首先是貝內戴托?克羅齊(benedettocroce)，他的社會lun理思想，特別是他的“整體”哲學為法西斯所利用，成為法西斯主義思想體係的來源之一。法西斯主義的“國家至上”論，就是來自克羅齊的“整體”哲學和他推崇的反動的國家學說。克羅齊認為，國家是一個有意誌、有道德、有人格的精神實體，個人唯有在國家之中，將“小我”與作為公意的“大我”統一起來，自覺地服從國家，才能在道德上實現“自我”達到“真我”，並獲得真正的人格。因此，在他看來，人要實現自己的道德理想，就必須把自己投身於國家之中去，做國家這個“有機整體”的一部分，服從國家的需要，否則個人就根本不存在。這種認為國家高於個人的觀點，在意大利統一運動時期，貝爾特蘭多?斯溫塔等人就曾吸收黑格爾思想中關於“lun理”國家的觀念而提出，他與克羅齊所說的國家是個“有機整體”、國家是個人“真我”的觀點是一致的，其目的就在於把資產階級國家神聖化，要人們忠誠於它，並為它犧牲一切。
顯而易見，克羅齊“整體”哲學的理論在這裏直接通向了法西斯主義，它同法西斯的“國家至上”的理論是相通的。墨索裏尼的“個人是國家的一部分，必須服從國家的需要，否則個人就根本不存在”和個人要通過“犧牲自己的特殊利益，甚至獻出生命，來獲得全麵體現其人的價值的精神生活”的觀點，顯然同克羅齊的觀念是一致的。另外，法西斯主義提出的“民族是個至高無上的道德範疇，也即民族是個包括無數代人、而個人則不可能永存於其中的有機整體”和“個人的獨自的價值和與其他個人所共有的價值，應當在其所隸屬的民族範圍之內得到鼓勵、發展和保護”的理論，也與克羅齊的觀點有著直接的聯係。也許正是這些原因，直至1924年，許多法西斯分子都稱頌克羅齊是“法西斯運動的先驅”。
此外，客觀上可以證明法西斯主義的理論與克羅齊的哲學思想有著直接聯係的是，克羅齊在法西斯上台前後，曾從理論上為其暴力行動進行過辯護，聲稱“法西斯運動表達了民族感情”，說它“對顛覆性危險做出的盡管是暴力的、卻是理所當然的反應”。對於法西斯政權，在行動上他作為參議員雖然直至1924年馬泰奧蒂事件時都投票支持墨索裏尼政府，但他卻沒有同它合流，先後拒絕了墨索裏尼向他發出的擔任教育大臣和科學院院長的邀請，並於1925年倡導發表了《反法西斯知識分子宣言》，給了法西斯政權以很大打擊。
無論如何，從總體上說，克羅齊鼓吹新黑格爾主義，盡管無意為法西斯主義開路，但實際上卻為法西斯主義所利用。
喬瓦尼?真蒂萊(giovannigentile)的情況與克羅齊不同，他是墨索裏尼第一屆內閣的教育大臣、法西斯大委員會委員、著名的法西斯主義的理論家和法西斯教育家。法西斯主義的許多理論都與他有關。因此，有人說他是法西斯主義的“先行者”，甚至還說，“在政治的法西斯主義之前，已有一個知識的法西斯主義，喚起了青年的精英”。以此來形容真蒂萊對法西斯主義的影響之大。
真蒂萊對法西斯主義的影響主要在於他大肆鼓吹黑格爾的精神主義，把黑格爾的國家崇拜發展為法西斯主義的“國家至上”，把“絕對精神論”轉化為法西斯主義的“主宰者論”，也即“絕對精神”的主宰者。真蒂萊把“超經驗的我”看成是他的哲學的最高原則。他認為，“超經驗的我”“產生一切”、“規定一切”。這實際上是為法西斯的**統治提供理論根據。
在現實生活中，真蒂萊一方麵竭力為墨索裏尼開脫罪責，支持他的“關於戰爭和帝國的擴張具有恢複實力作用”的觀點；認為“殘暴是意大利人的性格特征，也是法西斯主義在拯救(國家的)過程中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另一方麵，就是用他的那套賦予壟斷資產階級的國家元首以神聖的、無比強大威力的理論為墨索裏尼效力，就是神化墨索裏尼，說他“是天才的領袖。因此，他的命令必須服從”。為墨索裏尼成為**者幫忙。
法西斯主義的另一重要來源是馬基雅維利主義。
馬基雅維利(nicolomhiavelli，1469―1527年)是意大利政治思想家和曆史學家。極力主張在意大利建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強調君主必須擁有無限權力，成為“一個領袖、一個理想統帥的象征”。他認為，隻有如此，才能內使臣民服從，外拒強敵入侵。他大肆宣傳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權術政治，提出隻要有助於個人的統治，君主必須知道，在必要的時候如何去采取“違背真理、違背博愛、違背人道、違背宗教”的殘暴、奸詐、偽善、謊言和背信棄義等手段。這就是所謂的“馬基雅維利主義”。它與法西斯主義的極權主義和領袖原則有著淵源聯係。如馬基雅維利認為，一個聰明的君主要想維持其**統治，就要“隻問目的，不擇手段”，隻顧“國家”不恤人言。而且要以“盡數鏟除”的恐怖主義手段去鏟平貴族、肥民、瘦民、賤民和墾民各階級。在行動中，“既有獅子的凶猛，又有狐狸的狡猾”。隻有這樣他才能使所有人害怕和尊敬，才能成為攬權於一身的**者。這一切均被墨索裏尼所效法。
墨索裏尼對馬基雅維利很敬佩，稱讚他是意大利“最偉大的思想家”，手中“握有一把能解決一切政治問題的鑰匙”。也許正是這方麵的原因，馬基雅維利的思想對墨索裏尼的世界觀有著很大影響。如墨索裏尼憤世嫉俗，認為“人性深不可測，無利他主義或理想主義可言”和“人都是極端自私的”等觀點均與馬基雅維利是一致的。另外，墨索裏尼建立法西斯民兵、搞暴力行動和將反對黨“盡數鏟除”等也都是來自馬基雅維利主義。
馬基雅維利主義對法西斯主義的影響，還表現在唯靈論的宗教觀方麵。馬基雅維利雖然經常說：“國家高於教會”，但他卻把宗教看成是一個補充缺乏理性的機器。他認為，當民眾缺乏理性不能了解法律的時候，“總是歸順於天”。說穿了，就是說，信教的民眾易於統治。法西斯主義之所以接受這種唯靈論，宣布“法西斯主義是一種宗教觀”，其目的就在於以這種宗教觀，也即要求人們通過克己，通過犧牲自己的個人利益甚至生命來實現他作為人的價值所具有的純精神存在為手段，獲取“毫無阻力地主宰人心的權力”。這是因為用墨索裏尼在其所寫的“法西斯主義”詞條中的話來說，就是“人是通過其與最高教義和一種客觀意誌的內在聯係來認識的”，而“這種客觀意誌超越個別人，使他上升為宗教社會自覺的一員”。這從形式上似乎在宣揚“宗教神聖”，實際上這隻是手段，目的仍然是“國家至上”的極權統治。
法西斯主義接受馬基雅維利主義的唯靈論也還有曆史的和現實的原因。從曆史的角度來看，意大利是個具有一千多年宗教史的國家，全國85以上的居民信奉天主教。正是這一原因，墨索裏尼為吸引群眾和支持者，於1920年公開宣布放棄反教權主義的主張。從現實的角度看，這種唯靈論的宗教觀念是人們針對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實利主義做出的理想主義反應的具體體現，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整個歐洲到處流行宗教性的神秘願望這一現象的反映。在當時，宗教，或者說人們對某種虛無縹緲之物的追求成為擺脫充滿失望的生活和解決日益加深的危機的唯一靈丹妙藥。
如此看來，法西斯主義提倡克己，提倡犧牲個人利益也就可以理解了。要求個人融合在整體之中，也就是要求放棄個性，這是所有宗教的共同要求。
然而法西斯主義已經意識到，不能把它的政治學說與唯靈論混為一談，不能把生活的中心完全置於人類之外，因為政治生活也需要人。正像思想與行動結合統一起來一樣，唯靈論與行動主義也統一起來。理論不能是對現實生活毫無影響的純理論，而應是生活的表述，也就是說，應對實踐產生直接的效果。這就是法西斯主義的實用主義，它的權力意誌，它的願望以及它的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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