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8月4日,對於大多數生活在智利北部的港口城市―伊基克的人們來說這一天並依舊是一如既往的平淡而充實。雖然阿根廷人的裝甲部隊已經切斷了智利本土與南部港口城市―蓬塔阿雷納斯之間的陸路聯係。雖然秘魯海軍已經在兩國有爭議的領海線附近蠢蠢欲動,而智利北部與秘魯和玻利維亞接壤的邊境地區也是一片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但是這一切與生活在伊基克的人們又有什麽關係呢?隻要每天還有來自中國的貨輪靠港,他們的貿易和生活便還在繼續。
作為智利塔拉帕卡區和伊基克省首府,生計勃勃的古城伊基克坐落於智利太平洋沿海伊基克灣內塞拉羅(serrano)半島的北岸之上,位於城市以東的關塔哈亞山麓擋住了這座城市周遍阿塔卡馬沙漠的荒蕪和風沙,為這片一片茫然的海岸線留下了些許綠意。不過雖然比鄰大海,但是當地特殊的氣候特征(注1)依舊使這座城市陷入了持久的幹旱之中(年雨量僅2.5毫米),由於曾經出現連續14年無降水的記錄,因此伊基克也被稱為世界“旱極”。所有的城市用水都要經96公裏長管道從皮科綠洲輸入。
不過常年的無雨並不能影響居住在這座城市的人們的正常生活。雖然難以想象一次幹旱竟延續了400年之久,但這種極端的情況不過是發生在阿塔卡馬沙漠的部分地區而已,來自南極的寒流產生了很多的霧和雲,雖然並沒有降雨卻可以有效的遏止高溫;東麵的安第斯山脈象一道屏障,擋住了來自亞馬孫河流域可能形成雨雲的濕空氣。那麽當地的人們就用一張張稠密網幕,捕捉翻滾過山峰上的濃霧。讓濃霧在網表麵凝聚成水滴,再用管道引來應用。他們憑借這種方法及從蓄水層中采集的少量地下水,種植橄欖、西紅柿和黃瓜。而在高原上的人們則依靠高山雪水種植作物,放牧駱駝和羊駝。
阿塔卡馬沙漠在19世紀本分屬智利、玻利維亞和秘魯三國,伊基克當時便是屬於秘魯的領土。但是隨著豐富地下資源的發掘,這片荒蕪之地也逐漸成為了智利、玻利維亞和秘魯三國角力的戰場。在1879-1883年的南太平洋戰爭之中,智利成功的戰勝了秘魯―玻利維亞聯軍,隨後便通過一係列不平等條約永久占有了這塊地區。從19世紀中葉之後智利開始開采硝石(注2)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智利出產的硝石幾乎壟斷世界市場,年產量達300萬噸。易手之後的伊基克也曾因盛產硝石而達到經濟發展頂峰,但是人工合成氮出現之後,原有的硝石市場大為縮小,當地繁榮一落千丈。雖然阿塔卡馬沙漠依舊富足,但是要資源已經變成了安地斯山區丘基卡馬塔(chuquicamata)和沿海帕波索(paposo)的銅礦。留給包括伊基克在內的眾多城鎮的更多的隻能是一些能夠證明過去輝煌的幻影而已。
但是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精明的智利人遠比南美洲的其他鄰居更快感觸到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潮聲。雖然智利發動南太平洋戰爭的目的是為了爭奪陸地上的礦產。但是這場戰爭除了為智利帶來一個世紀的硝石財富之外,更令智利成為了南美洲西部地區的版圖上擁有最為優良海上貿易條件的國家。自1964年伊基克市長薩瑞阿上任以來,這座僅僅隻有3萬人的海濱小鎮便迅速放棄了過去單純從事硝石出口的單一經濟模式,迅速發展成了今天擁有20萬人口的南美最大的港口。
世代居住在伊基克的華裔智利人周麒今天早早的便來到了自己工作的港口,作為一名碼頭龍門吊的資深操作員,周麒早在一周之前便接到了公司為自己製定的工作計劃表。在今天有5艘來自中國的貨輪將在伊基克的港口卸貨。“看來今天不加班是不可能的了!”看著碼頭一側的露天廣告牌上滿頭白發的伊基克市長薩瑞阿那張笑容可掬的照片,周麒不禁苦笑道。雖然辛苦但是想到那些豐厚的回報,周麒依舊對這位盡管年過古稀,依然精神矍鑠,聲如洪鍾的市長先生表示感謝。薩瑞阿個人已經打破了智利政壇的兩項記錄―1964年他就任伊基克市長之時,曾是智利最年輕的市長。而現在他已經智利有史以來惟一一位連任常達40年的民選市長了。
薩瑞阿經常會一整夜的工作,為了城市的利益多次和智利總統拍桌子,或是向不爭氣的下屬揮舞拳頭。因此也曾獲得了“瘋子”的綽號,但是他同樣得到了民眾的尊重與愛戴,甚至時常有貧窮的婦女衝到薩瑞阿的辦公室強吻他,以感謝他所製定的政策。“今天情況怎麽樣?”看到晚班的作業人員一個個精神憔悴的走出休息室,戴上安全帽的周麒可以想象昨夜的港口又是何等一番忙碌的景象。薩瑞阿就任之初的伊基克已經顯得破落和貧瘠了,由於交通不便,海拔5000多米的安第斯山脈成為了伊基克和周遭國家溝通的障礙,無論是玻利維亞、阿根廷還是巴拉圭。為了打通這條障礙,薩瑞阿和他的幕僚們製定了數十套方案,但是最終卻始終被殘酷的事實所否定了。
最終據說是一個偶然的機會―玻利維亞的一個市長要到智利開會,由於時間的緊迫,不得不遵循了100年前兩個美國強盜的傳說,開車走了一條地圖並不存在的冒險之路。但是這一現象卻引起了薩瑞阿的注意,這位市長率領著司機連夜開車追尋,最終用了一個星期時間,在玻利維亞和智利邊境上無人區的兩個火山之間找到了一條道路。這也就是隨後修建的智利和玻利維亞之間的低海拔公路的前身。
在隨後的10年時間裏,薩瑞阿開始遊說南美各國,實施他的橫跨南美的公路和鐵路計劃。作為發起人,伊基克和南美五個國家數十個地級城市政府一起,參與了整個跨洋公路和跨洋鐵路計劃這一目前南美洲曆史最大的民間建設項目。過從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溝通主要是依靠巴拿馬,由於安第斯山脈的存在,從阿根廷到智利需要經過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公路,交通不便,南美中部的玻利維亞、巴拉圭和巴西西部的資源難以運抵太平洋。而薩瑞阿橫跨南美的交通計劃將使這樣的情況發生改變,減少南美中部運抵太平洋的貨運時間約一個月。
此刻的伊基克已經成為了整個南美洲中部地區最主要的貿易港,通過三條高速公路網,兩條鐵路係統,薩瑞阿最終將拉美國家3億人的利益連接在了一起,而三個重要港口以及一個智利最大的國際機場,更令伊基克成為南美洲地區進出口最為繁忙的地方。在伊基克港區主要碼頭泊位約6個,岸線長1110米,最大水深為配備有各種岸吊、輸送帶及拖船等大型裝卸設備等,其中周麒操控的那台岸吊最大起重能力便達到40噸,另有係泊浮筒3組,最大可靠7萬載重噸的油船。更有一個15米水深的碼頭剛剛於2005年7月完工,已經成為南美太平洋沿岸最深的碼頭,可停靠運載9000個集裝箱的貨運巨輪。
“不過如果沒有我們華人的話,這座城市的輝煌恐怕早已落幕了吧!”麵對著同僚自信和友善的目光,華人特有的自豪感令周麒的腳步更為輕盈。“周!我的車又壞了,能幫我看看嗎?”負責港區調度的一位同事此刻焦急的叫住了他。“沒有問題,包在我身上!”周麒爽快的回答道。從小周麒就以自己擁有中國人的血統而自豪,因為小學時老師就告訴他,中國人特別聰明。他非常爭氣,用名列前茅的成績證明老師的說法。當他加入智利陸軍之後,更是一路受到直屬指揮官的倚賴和器重。而重用他的理由更進一步增強了周麒身為華裔的自豪感,因為軍官們總會是這樣對他說的:“我選你是因為你是來自中國的聖十字軍的後代,你們中國人永遠勇敢而且可靠。”
“來自中國的聖十字軍”這個在伊基克廣為流行的故事聽起來更象是一個美麗的傳說。故事的大致內容是說為了反抗邪惡的異教徒的統治,在18世紀中葉中國南方的天主教徒們發動了大規模的起義。在被認為是“天父之子”的領袖的率領之下,勇猛無畏的“聖十字軍”解放了中國13之上的領土,但是在彪悍的蒙古騎兵和用西方武器武裝起來的各地領主私軍的全麵圍剿之下,“聖十字軍”最終歸於失敗。殘存的“聖十字軍”騎士被敵人團團圍困在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為了保存力量,這些“聖十字軍”踏上遠航的船隻,去尋找西方的伊甸園。最終他們輾轉來到了太平洋彼岸的伊基克。並在南太平洋戰爭之中,協助智利政府軍多次成功擊潰了強大的秘魯和玻利維亞聯軍。在所有的故事一樣,“來自中國的聖十字軍”的傳說也有一個唯美的結局。當戰爭結束以後,智利政府決定將伊基克贈給這些遠道而來的騎士們,成立一個自治王國,但條件是他們必須時刻聽從智利國會的調遣。以應對秘魯和玻利維亞的入侵。但是“聖十字軍”騎士已經厭倦了戰爭。他們沒有接受聖地亞哥的饋贈,自願的解散了軍隊融入了當地社會。
在周麒的童年歲月裏,他曾無數次的聽到自己的身邊的智利人講述“來自中國的聖十字軍”那些扣人心弦的戰鬥故事“波內達要塞伏擊戰”、“決戰莫克瓜”、“塔克納荒漠奇襲戰”一個個戰鬥在安第斯山脈之中,與秘魯和玻利維亞的惡棍以及其印地安雇傭軍浴血奮戰的華人英雄的形象在年幼的周麒心中刻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但是傳說總是虛幻的,當周麒向自己的父母打聽自己是否是“來自中國的聖十字軍”的後裔之時,所得到的答案卻令他大失所望。
周麒的家族來到智利的曆史遠遠晚於那些輝煌的戰爭年代。928年,隻有27歲的周麒的祖父―周根苗才遠渡重洋,來到智利的安塔法加斯塔市謀求生計,在一個礦區開了間雜貨店。由於他精打細算、善於經營,生意越做越火紅,之後搬到繁華的伊基克市,並與當地的一名女子結婚。時代的繁衍令整個家族最終人丁興旺。不過雖然自己的家族與那些傳奇的“聖十字軍”的騎士們沒有瓜葛。但是在此後漫長的歲月裏,周麒依舊以那些與自己流著同樣血脈的英雄為榮。直到有一天,在伊基克市的一家華人餐館裏,退役後的周麒遇到了來自祖國大陸的中國商人。所有的幻夢才最終被無情的打碎。
1975年6月開始建立、並與1976年5月正式啟用的智利伊基克市的zofri自由貿易區。可以說伊基克市走向南美最大自由貿易港的雙翼之一。這個占地240公頃,距離港區僅2公裏的國際性的貿易平台,成為繼巴拿馬之後的南美洲第二大自由貿易區,年銷售額達32億美元。通過這個自由貿易區,逐漸成為世界工廠中國的公司可以將貨物出口到南美洲的任何地區,或者可以將半成品帶到伊基克市,使用本地勞動力和原材料,並將成品免關稅直接輸入到美洲大陸和歐洲大陸。
不過這個南美洲最大的自由貿易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卻少被中國商家熟知。其實理由很簡單,不為所人熟悉的運作模式足以令這裏是商業暴富者的天堂,極具競爭力的中國商品正是通過伊基克的zofri,輻射到周邊近3億人口的市場。知道這一秘密的是當時駐紮在這裏的少數國有外貿機構的外派代表,如今大多數堅守在此的外派代表們,隨著國有體製的轉型和個人的奮鬥,大多成為百萬富翁,也不乏千萬富翁。但這些奮鬥和轉型的秘密與伊基克貿易區一起被受益者“冷藏”著,他們回到國內約定俗成的保守著致富秘密。但是隨著中國商品在全球的不斷拓展,伊基克zofri貿易區中加入了很多從迪拜轉來得商家,從中國商品競爭激烈的迪拜到國人寥寥的伊基克,成為迪拜最早期商家們的選擇。
在複雜的國際市場尋找新空間,是“中國製造”突破貿易壁壘,拓展全球的長期任務。智利自身的地理優勢和國際貿易特殊地位,成為中國國際商業合作的新選擇。智利被經濟學家稱為“拉美最穩固最開放的經濟體”。據美國傳統基金會報告,智利經濟自由度全球排名第11位,為拉美國家之首,同時政府**指數是拉美最低的。在國際貿易上,智利充分表現出一個“最開放經濟體”的風範,主動向所有與之進行貿易的國家降低關稅(關稅為6%),成為全世界關稅最低的國家之一。智利也是全球簽署雙邊和多邊貿易最多的國家之一,目前覆蓋全世界90%的國際貿易行為,其國內的經濟增長的70%來自於對外貿易。智利政府提出目標,在2010年步入發達國家行列。隨著中智兩國雙邊貿易政策不斷完善,中國和智利的貿易交往迅速成為亞洲和拉美經濟互補的新起點。
如今zofri貿易區的2300家公司中有了50家正在運營的中國公司。近6年來,該保稅區每年從中國進口5億美元的產品,占進口總額的27%。中國企業也可在該市加工產品,隻要增值35%,就可零關稅出口至歐洲、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哥倫比亞、秘魯等國。因此在伊基克市周麒已經可以越來越多的遭遇到來自祖國大陸的同胞。但是當周麒向他們講述“來自中國的聖十字軍”的傳說之時,對方首先會感到困惑。但是隨著卻往往會報以一個無可奈何的苦笑。惟有在不斷追問之後,中國商人們才最終說出曆史的真相。
其實所謂“來自中國的聖十字軍”不過是中國清末太平軍運動的餘部而已。據說1860年,在南京陷落之後,侍王李世賢曾率領的太平軍殘部在福建地區繼續抗爭,雖然取得了多次勝利,但在西方列強和清軍的聯合絞殺下失敗了,不過分散在太平軍餘部尚有數萬人,留下來繼續抗清似乎已經不可能了,四周都是清兵,海外都是西方列強的軍艦,唯一的辦法就是去當豬崽被賣到國外當“契約礦工”,太平軍餘部約三萬人選擇了這條唯一的生路。
1862年有一萬多太平軍餘部連同他們的親屬被運到南美秘魯的伊基克從事挖鳥糞和硝石礦工的營生,礦主經常打罵和虐待他們,食物象豬食一樣,每天要幹苦役14個小時以上,連苦役犯都比他們清閑,他們多次想反抗但四周都是荷槍實彈的監工,所以也隻能默默忍受,因此病死和自殺的人很多。
1866年智利和秘魯、玻利維亞發生了硝石戰爭,這一萬太平軍餘部終於看到了希望,他們將智利軍隊看做是解放者。在1867年3月,伊基克的太平軍發動起義,打死礦監西哥斯,並奪取了硝石礦公司的武器,並與前來鎮壓的秘魯軍隊展開激戰,打死秘魯少校圖危可斯和上尉儒拉,並俘獲了兩百印第安雇傭兵,起義者推舉湖南人翁德容和廣東人陳永碌為領袖,以太平軍原有的編製進行了整編,還派出被俘的印第安雇傭兵和一名巴西人去找智利軍隊的司令西拉皮佐少將,表示願意幫助智利對付秘魯和玻利維亞軍隊,西拉皮佐少將大喜,派遣一名少尉化裝前往起義部隊駐地伊基克礦區,並帶來了智利總統的親筆信,給予所有的太平軍將士及其家屬以智利國籍,並表示戰爭結束後將伊基克交給太平軍和他們的家屬。根據智利軍方的記載:“這支軍隊沒有西方軍隊的紀律,但卻有著獨特的中國特色的紀律,他們配備了許多三角形的旗幟,用螺號代替軍號,他們的戰士有拿各種武器的,但更多的是使用兩把東方式的短刀(太平刀)”
殘酷的戰爭中這支由太平軍殘部組成的智利第6邊境縱隊“褐衣軍”雖然英勇善戰,但是現代化的火器麵前同樣傷亡慘重。因此戰爭結束以後智利政府決定將伊基克贈給太平軍餘部,成立一個自治鎮,但條件是繼續幫助智利攻打秘魯,但太平軍不願意繼續為異國當炮灰,他們沒有接受,隻願融入當地社會。因此所謂的忠於信仰英雄不過是一群疲於奔命的喪家之犬而已。
偶像的破滅對於任何人來說都無疑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更令周麒感到迷茫的是自己的故土竟然為什麽最終會站到了智利的敵對麵之上。雖然沒有直接兵戎相見,但是無論是阿根廷人視智利防空係統為無物的fbc―1a型戰鬥轟炸機,還是秘魯和玻利維亞陸軍中的軍事顧問。在智利的每個敵人背後中國的影子事實上都已經無所不在了。
而這一切的根源究竟是什麽呢?難道秘魯、玻利維亞和阿根廷比智利對中國更友好嗎?要知道就在2004年11月秘魯海軍還出動了2艘潛艇和多架軍用直升飛機扣押了在離秘魯瓦爾內海岸194海裏的海域進行“非法”捕撈時的9艘中國漁船呢(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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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阿塔卡馬沙漠―美洲智利北部的沙漠。介於南緯18°~28°之間,南北長約1100公裏,從沿海到東部山麓寬100多公裏。在副熱帶高氣壓帶下沉氣流、離岸風和秘魯寒流綜合影響下,使本區成為世界最幹燥的地區之一,且在大陸西岸熱帶幹旱氣候類型中具有鮮明的獨特性,形成了沿海、縱向狹長的沙漠帶。氣候極端幹旱,少雨多霧;相對濕度較高,可達70%以上;年雨量一般在50毫米以下,北部尚不到10毫米,且變率很大;有些地方曾多年不雨。
注2:硝石―又稱焰硝、鉀硝石等。無色、白色或灰色結晶狀,有玻璃光澤。可用於配製孔雀綠釉.還可用作五彩、粉彩的顏料。製造火藥的原料之一。白色粉末,易溶於水,加熱到334°c即分解放出氧。工業上是製造火柴、煙火藥、黑火藥、玻璃的原料和食品防腐劑等。在智利等地經開采和富集可直接製得**。產基地在智利北部沙漠地帶的塔拉帕卡(tarapaca)及安托法加斯塔。(anto-fagasta)兩個地區。1976年以來產量依舊保持在50萬噸以左右,仍然居世界首位。
注3:秘魯扣押中國漁船―11月19日上午,秘魯海軍動用了幾乎所有的先進設備―――潛艇、導彈驅逐艦、快速追蹤係統和軍用直升機等,扣押了9艘被他們認為“闖入其領海進行非法捕魚的漁船”。這9艘漁船,無一例外全來自中國。其中,5艘屬於中國水產煙台海洋漁業公司,2艘屬於中國水產集團遠洋股份有限公司,1艘屬於中國水產舟山海洋漁業公司,另1艘屬於舟山一家個體漁業公司。這批中國漁船上有大量的巨魷魚等海產品。事後在中國外交部的積極斡旋下得以圓滿解決。
不過周麒並不知道他的疑惑事實上也同樣困擾著遠在美利堅政治中心―華盛頓的合眾國智囊們。在那位曾經以智慧挫敗過強大的鐵幕帝國的老人―保羅.尼茲逝去的地方,他的學生們正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國際研究學院內探討著南美洲目前紛亂的局勢,以便為更好的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而獻計獻策。“北京當局在目前南美洲局勢中舉措不過是利令智昏的渾招而已。”保羅.尼茲身前的得意弟子―被公認為“顏色革命之父”、旨在推進“全世界民主進程”的非營利機構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創立人―吉恩.夏普此刻正毫不留情的嘲弄著中國在幕後推進包括阿根廷、秘魯、玻利維亞在內的所謂“布宜諾斯艾利斯軸心”上的短視和幼稚。
如今已年近80歲的吉恩.夏普,長期隱居在美國馬薩諸塞州東波士頓的一幢公寓裏。這個瘦弱的老頭,看上去甚至有點靦腆。對外界來說,他的生活始終是個謎―他不僅從沒有過妻子、兒女,而且幾乎沒有一個朋友。但誰也不會想到,就是這個老頭平凡無奇的“孤寡老人”竟是顛覆過多個國家政權的“總導演”,是一些國家**組織的精神領袖。
1991年8月19日,當葉利欽在俄羅斯聯邦議會大廈前登上一輛坦克向自己那些阻擋軍隊的支持者發表講話的一幕,一直被西方媒體視為蘇聯瓦解的經典畫麵。但是,在這個有點悶熱的夏日裏,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在葉利欽發表演講的不遠處,散落著一些小冊子―《非暴力革命指導》;更沒有多少人注意小冊子上的作者署名―吉恩.夏普。不過那時,小試牛刀的吉恩.夏普還沒有成為“顏色革命精神教父”。
其所創立的愛因斯坦研究所在建立的最初幾年間,一直不為人知。大約到了1989年,才由於在蘇聯解體中“成績突出”,在美國主流國際戰略研究的學術圈內小有名氣。而且,這個時候,夏普策劃的一係列**產主義運動也“初見成效”。在此情況下,夏普和他的研究所引起了美國中情局的注意。當時,中情局高層日益感到,用暴力方式顛覆別國政權的方法困難重重。而夏普的非暴力抵抗理論,讓他們“看到了其中隱藏的希望”。於是,他們向夏普發出邀請,請其出任中情局的“顧問”,專門從事對一些國家進行秘密顛覆活動的策劃。與此同時,愛因斯坦研究所也開始秘密為中情局訓練“顏色革命”人才。,愛因斯坦研究所,還定期向美國國會和政府提交報告和計劃,在獲得許可後,由研究所下設的“人權基金會”、“民主價值基金會”及“宗教自由基金會”等具體實施。
隨後在上個世紀末發生的所有世界矚目的“顏色革命”中,幾乎都可以看到吉恩.夏普的身影,從前蘇聯、東歐、拉美到中國。每天,吉恩.夏普都會在他的寓所裏接到來自世界各地的電話。這些電話大多是來自發展中國家**組織的成員。他們希望獲得夏普關於非暴力政權更迭方麵的指導,以及資金上的支持。2002年,70多歲高齡的夏普受到“邀請”,來到荷蘭的政治中心海牙。當時,他所在的愛因斯坦研究所的工作人員都勸他不要去了,但他說:“這是工作需要,我一定要去。”在海牙,來自很多國家的“非暴力精英”得到了夏普的親自培訓。同一年,在他的得意門生們的策劃、活動下,塞爾維亞爆發“天鵝絨革命”,反對派成功的推翻了曾經頂住了北約的狂轟濫炸南聯盟米洛舍維奇政權。
吉恩.夏普在塞爾維亞的“成功試驗”,很快引發了連鎖反應,當塞爾維亞反對派推翻米洛舍維奇後,馬上幫助格魯吉亞同行發動了“玫瑰革命”,推翻了謝瓦爾德納澤政權;而格魯吉亞反對派則“指導”烏克蘭同行發動了“橙色革命”;吉爾吉斯斯坦的“鬱金香革命”,也完全按照著吉恩.夏普設定的模式接連爆發的。“非暴力政權更迭”模式成功的披著意識形態的外衣,開始演變為美國在全球進行地緣政治控製強有力的武器。不過與自己的老師―保羅.尼茲立足於超級大國之間精妙的戰略搏弈理論相比,吉恩.夏普顯得太過迷信“非暴力政權更迭”模式了。雖然在東歐地區的前蘇聯勢力範圍內,“顏色革命”得以屢試不爽,大獲成功。但是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針對中國及其主要盟友的行動卻連遭重挫。
在吉恩.夏普看來中國政府不過是昔日醉心於擴張全世界勢力範圍的紅色帝國―蘇聯的翻版而已。“擁有著龐大疆域和高度集權的帝國獨裁者往往都懷有一統全球的野心。因此有阿根廷、秘魯和玻利維亞三國對中國所表示的依賴和效忠無疑正迎合北京當局的那點可笑的虛榮心,以至於一向自大的中國人再一次忽略了他們在智利的商業利益。”誠如吉恩.夏普所言,如果對於諸如美國或西歐那些主流的民選政府而言,經濟利益往往是他們考量外交政策的一大核心因素。即便政客集團有足夠的理由,他們也仍然必須麵對由大型企業集團和財閥所組織的龐大“院外遊說”集團。畢竟在世界全球一體化的今天,即便戰爭在遠離本土的海外展開,同樣有損害那些在全球各地收獲利潤的資本家們的切身利益。
不難設想,如果美國在智利的伊基克zofri貿易區擁有象中國那樣多的商業投資的話,華盛頓肯定會首先出於考慮維護自身利益的考慮,千方百計的遏止阿根廷、秘魯和玻利維亞對智利可能發動的進攻。而現在中國政府的決策事實上卻是在推波助瀾。這一點無疑印證了吉恩.夏普所謂“利令智昏”的評價。畢竟在這個美國主流“民權主義”者大多數集權主義的獨裁政府都是一群隨心所欲的“昏君”或“暴君”。不過雖然中國舍棄了在智利的經理利益,來換取對阿根廷、秘魯和玻利維亞三國左翼軍政府或政黨可能的勝利,但是最終吉恩.夏普相信憑借自己所擅長的“非暴力政權更迭”戰術以及美國鷹派背後的石油、軍工利益集團龐大的財力支持。鼓動民眾推翻那些中國人在南美所扶植的所謂“布宜諾斯艾利斯軸心”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已,就如吉恩.夏普本人的一部著作的標題所書―群眾性行動―(是)一種超軍事的武器係統。很多無法用武力打跨敵對西方的政權,都最終倒在了“不明真相”的群眾手中。而在他的另一部著作―被追隨者奉為“顏色革命聖經”―《從獨裁到民主》。更總結了198種“非暴力抗爭顛覆政權”的方法。比如,書中有一章詳細論述如何在短期內搞好與軍警的關係,從而讓軍警在司法和心理上都不便鎮壓抗議活動。“這本書是一本革命指南。使用它,在發動革命時就能避免受到殘酷的鎮壓。”夏普曾得意地提到了在塞爾維亞的經驗:“在塞爾維亞革命中,(反對派)就是根據書中介紹的方法,使用了兒童(充當運動的炮灰),才促使警方不敢動用暴力。後來,反對派領袖又(根據書中介紹的辦法)與司法部門進行談判,和對方溝通並建立關係,才最終達成了協議。”
“北京利令智昏了嗎?我看真正老糊塗的是吉恩.夏普教授您本人吧!”但就在吉恩.夏普的言論得到了保羅.尼茲的眾多嫡傳弟子和美國國家戰略研究領域的專家們的隨聲附和之時,在研討大廳的一角卻傳來一個刺耳的聲音。“卡農.伯納德.伊丁斯先生,我並不介意你這個黃口孺子在這裏表演你的輕佻和幼稚。”對於這個年輕聲音的主人,吉恩.夏普並不陌生。他就是保羅.尼茲的“關門弟子”―年僅28歲的伊丁斯。
2004年10月19日,一個97年的老人―保羅.尼茲因肺炎醫治無效而在喬治敦的家中與世長辭。高效運轉的美國社會無暇卻顧及一個老人的離去,但是很多美國政要還是出現在了這位堪稱美國“政壇泰鬥”的老人的葬禮之上,其中甚至包括美國總統―約翰.李。美國的政壇領袖們之所以尊敬他,是因為他在過去長達半個世紀裏,一直身居政府要職。他曾經為8位美國總統效力,是冷戰初期美國基本戰略的總設計師、美、蘇核武器協議的主要談判者、全球衝突的重要調解員和美國國際公共事務的第一人。
早在二戰期間,尼茲便是美國“經濟戰略決策委員會”的骨幹力量之一。在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他又被提升為美國“戰略炸彈調查委員會”的副主席,該委員會主要是為了研究在二戰中美國對德國和日本進行的空中作戰的影響,其中包括對美國在1945年向日本長崎和廣島投的兩枚原子彈展開一係列的研究。二戰之後,美國的經濟一度陷入低迷階段,尼茲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和遠見,撰寫了《美國經濟發展戰略》的計劃書。與此同時,他還參與了著名的“馬歇爾計劃”的製定和人類第一枚氫彈“麥克”的研製,為美國經濟的複蘇立下了“汗馬功勞”。除此之外,他還幫助美國設計了《美韓停戰協議》以及美國對伊朗政策的製定。在柏林和古巴導彈危機的問題上為美國總統肯尼迪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建議,並且也是美國對越戰爭軍事戰略的主要策劃者。1950年他被美國媒體評為美國“最有智慧的男人”。
在冷戰期間,美國和前蘇聯的“爭霸賽”中,尼茲曾多次作為特使進行磋商談判,成功地製止了一次次可能帶來世界毀滅的美蘇正麵軍事摩擦。1970年到1980年10年內,他曾代表美國總統親自前往前蘇聯首都莫斯科,達成了四項主要的“武器控製協議”。
在尼茲的漫長的政治生涯中,有兩個為世人所稱道的“小插曲”,這也可能是他人生之中最引以為豪的事情。一是帶頭製定了nsc-68文件:1949年8月,前蘇聯出人意料地成功爆炸了該國第一顆原子彈,杜魯門總統慌忙命令國家安全委員會對美國的戰略規劃進行重大調整。1950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以保羅.尼茲為首的特別小組完成了一份代號為nsc-68的文件,這份文件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對於美國在冷戰中應該展開什麽樣的全球戰略的一個宏偉藍圖,後被美國輿論稱之為“一個迅速而又穩妥的政治、經濟以及軍事的聯合體”。因出色的表現而被任命為美國國務院政策製定委員會負責人的尼茲,還專門寫了一本書,分析美蘇當前的局勢。他對這個國際局勢的分析博得了美國總統及其政府官員的一致認同。最終的事實也證明尼茲的分析和決策是完美無缺的,可以說如果沒有他,或許現在世界超級大國的帽子很有可能就不屬於美國了。
二、是尼茲在沒有政府授權下,自作主張打破美蘇之間的談判僵局:1982年中旬,美蘇在日內瓦舉行的一次關於“歐洲中程導彈”問題的談判陷入僵局。從美國的全局出發,尼茲在沒有經過政府授權的情況下,首先向負責談判的前蘇聯特使尤裏.克維琴斯基妥協,促使雙方達成協議。但他的這一舉動被美國的保守派認為是美國對前蘇聯曆史上的“第一次”妥協,保守派在美國國內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議行動,要求政府嚴懲他們眼中的“叛徒”,但最後證明,美國最終從中獲益。雖然二戰後,美國和蘇聯都很重視發展中程導彈,並於50年代末各自裝備部隊。但是1977年起蘇聯在本國與東歐部署ss-20(北約稱“佩刀”,蘇聯稱“先鋒”或“少先隊員”)不僅使蘇聯核導彈武器的設計和作戰形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更使西方和蘇聯的核武器對抗形勢開始發生逆轉,蘇聯再次掌握到了核優勢。
ss-20型導彈全長米,最大直徑1.98米,攜帶3個分導式子彈頭,每個重285千克,采用慣性製導方式,運輸發射車,可多次裝填。該型導彈可以說是蘇聯地麵機動型導彈相對成熟之作,即便是今天俄羅斯用於遏止西方的鎮宅之寶―ss-25“白楊”和ss-27“白楊m”型遠程彈道導彈從其性能特點上仍未走出ss-20型導彈的影子。在美、蘇最終達成的《美蘇消除兩國中程和中短程導彈條約》之中,明確規定雙方在條約生效後的3年內,須全部銷毀所擁有的中程導彈及其發射裝置和輔助設施,在條約生效18個月內全部銷毀中短程導彈及其發射裝置和輔助設施。條約生效後任何一方不得再生產和試驗中程導彈和中短程導彈。條約還規定,為監督條約的實施,締約每一方都擁有就地核查的權利。根據條約,美、蘇雙方將銷毀2611枚已部署和未部署的中程導彈其中,前蘇聯應銷毀的導彈數為1752枚(其中中導826枚,中短導926枚),美國應銷毀的導彈數為859枚(其中中導689枚,中短導170枚)。僅從數量上來看美國方麵便已經占到了便宜。而更為重要的是在蘇聯全麵銷毀性能優越的ss―20型導彈的同時,美國人從自己的武器庫內劃掉的不過是性能低劣的120枚“潘興”i型彈道導彈,以及569枚完全可以由空射型和艦載性取代的bgm-109g“戰斧”陸射巡航導彈。
當時在條約草簽之時,很多美國政壇的名流卻未能看透雙方的得失。直到冷戰結束之後,尼茲的“壯舉”才成為各種新聞報道、軍事論文、公開演講的主題,甚至還被拍成了一部舞台劇,據報道,1988年這部舞台劇還獲得了“美國電影評論戲劇獎”。
前任美國國務卿喬治.舒爾茨,在職期間在莫斯科武器問題談判上曾得到過尼茲的很多建議。他曾經公開表示,尼茲是他所知道的美國曆史上最為有責任心也是最為優秀的公務員。在舒爾茨1993年撰寫的論文集《混亂與勝利》中寫道:“尼茲是一位傳奇人物,他帶領美國順利穿過美蘇冷戰的森林。”另外,前蘇聯的談判專家們也給予了尼茲高度的評價,他們一致認為尼茲是世界上最為出色的談判家。1988年,美國作家泰爾伯特親自為尼茲寫了一本名為《遊戲的主宰者》的自傳。尼茲為美國做出的貢獻是用語言無法描述出來的。2003年美國海軍的一艘驅逐艦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這是美國曆史上第8艘以活著的人的名字命名的軍艦。1985年,裏根總統還頒發給尼茲“總統自由勳章”,這是美國政府授予官員的最高榮譽。
令人奇怪的是,這位能言善辯的國際事務專家卻並不喜歡“拋頭露麵”而更願意做“幕後主使”。他在美國國會從來沒有“一官半職”,據說是因為尼茲有著愛得罪人的性格,所以他選擇在華盛頓軍事機構“五角大樓”裏工作。很快,憑借著自己淵博的學識和雄厚的財政背景,尼茲成為主要國家戰略的製定者。
不過,由於尼茲的直言不諱樹立了很多的敵人,其中包括一些自由主義者和保守派人士。他在艾森豪威爾總統執政初期,因不滿總統所奉行的一些政策而“告老還鄉”,但是在肯尼迪上台後,又被請回並被任命為美國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辦公室主任,這個機構就是通常所稱的五角大樓國防部。還有,尼茲曾經在參與尼克鬆政府戰略武器協議的製定時,對上一屆福特總統政府所奉行的“削減戰略武器協議”也是持強烈的反對態度,他言辭激烈地抨擊了福特總統的武器談判小組組長保羅.瓦恩科關於削減美國戰略武器的提議,他認為這樣的做法是非常的不理智、愚蠢而又武斷,並認為這樣的戰略決策將不會給美國帶來任何的好處和安全,他的這一舉動引起了美國政界的強烈反響並且得罪了很多政治人士。但是,他並沒有受到這些反對意見的幹擾,繼續堅持自己的意見並表現出高超的分析能力。他寫給了裏根總統一份說明方案,上麵用列公式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不僅條理清晰而且簡明易懂。據悉,裏根總統還將他所列出的公式全部引用在寫給國務卿舒爾茨的長達16頁的秘密文件中。
不過這位“政治奇才”在生活上卻遭遇了重創。1987年,與他生活了55年的妻子菲裏斯因肺氣腫醫治無效去世,尼茲老年喪偶孤獨一人度過了17年。而在這17年中陪伴在他身邊的惟有那位來自寒冷北國―俄羅斯的少年―伊丁斯。這位身世成秘的少年,在保羅.尼茲的悉心培育之下已經日益成熟。當保羅.尼茲另一個世界與自己的愛妻相見,留給後人的除了他那不畏高官厚勢的坦率直言以及無人可以相媲美的才智之外,還有一個他精神和謀略譜係上的傳人。不過在此後的幾年裏,人們還沒有機會熟悉這位整天忙碌於保羅.尼茲國際研究學院日常管理的年輕人。直到今天他正麵挑戰“顏色革命之父”―吉恩.夏普。
“先生們,在判定北京政府在南美洲目前所推行的外交政策究竟是利令智昏還是國手風範之前,我想先和各位一起探討一下中國人對於商業這個名詞在理念上與西方的異同。”作為保羅.尼茲的“關門弟子”,伊丁斯雖然年輕但是走上演講台時卻絲毫沒有一個青年學者的生澀和靦腆。不過雖然伊丁斯有著與大多數與會者不曾有過中國大陸生活和學習的經驗。但由這麽一個黃口孺子向這些國際領域的“大家”們講述東、西方文明的差異,依舊不免給人以班門弄斧之嫌。雖然大多數人都選擇了自重身份,沒有公然的表示不滿。但是輕蔑依舊還是通過忽略的眼神和哈欠連天在會場之中傳播開來。
“當我們在嘲笑中國人對商業利益毫無概念之時,我想先請大家回顧之下我們所自詡為文明和進步西方世界在大航海時代到來之前的商業態勢。當時的歐洲大陸正處於羅馬帝國崩潰之後的黑暗時代。在日爾曼人建立的采邑製度之上,夜郎自大的領主們互相攻伐,各自為政的城堡和莊園以及無所不在的‘什一稅’(注1)使整個歐洲大陸一片凋敝的景象。但請注意這個時期,西方並非沒有國際貿易。來自中國的瓷器和茶葉、阿拉伯人壟斷的香料和絲綢貿易事實都在製造了足以令今天的西方經濟學家咋舌的‘貿易逆差’。”不過對於台前的輕慢,伊丁斯並不介意,繼續在台上侃侃而談。
14、15世紀的時候,對於主要以肉食為主的歐洲人來說烹調和保存食物的方法無疑都依賴香料,因此歐洲人對於香料的需求十分急迫,香料在歐洲市場的價格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麵,由於當時歐洲的商品對於中國人、印度人而言毫無吸引力,導致了歐洲社會隻得用大量的金銀來換取生活必須的香料和瓷器,而貴族們則以奢侈品的價格購買著中國生產的茶葉和絲綢。長期的入不敷出,最終導致歐洲人對於獲取金、銀、寶石或者直接獲取香料等資源顯得十分感興趣。1493-1520年間,歐洲產銀共4.5萬公斤,年產量隻有1600公斤。在同東方的貿易中歐洲又是入超逆差,所以當時歐洲的貴金屬是極度的匱乏。向外擴張尋求貴金屬是首要目的。同時那些出產這些珍貴資源的地區,便成了歐洲人獵取與互相爭奪的目標。
因此當1453年,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在奧斯曼土耳其人的重炮之下被攻陷時,整個歐洲都為之震撼。因此從此整個中東及近東地區,全部成了穆斯林的天下。由於君士坦丁堡的特殊地理位置,歐洲人從此不能再向他們的前輩那樣通過波斯灣前往印度及中國,也不能再直接通過這個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巨大港口來獲得他們日益依賴,且需求量巨大的香料。歐洲人必須找到一條新的貿易路線,直接從香料群島獲得香料的資源。
近百年的困難和磨礪最終令歐洲發現了世界,雖然在地理常識之上,他們曾經無比落後於東方―不論是伊斯蘭教的東方,還是更為領先的印度、中國。阿拉伯水手早已跑遍了印度洋;而隻要中國人需要,他們的艦隊可以輕鬆的完成環球的遠征。但最終世界的大門向歐洲人敞開。因為這種這種擴張,對歐洲的文化,甚至生存,卻是致命的,如果不尋找新大陸,歐洲永遠無力對抗數千年文化和強大經濟潛力的亞洲。
15―18世紀是資本主義在征服全球的過程中迅猛發展並最終獲得勝利的曆史時期。資本主義在孕育過程中,與海外殖民是緊密相關的。不過最終扭轉東、西方貿易逆差卻不是那些從南美洲印加神廟中搶來的金銀,也並不是那些從非洲叢林裏被拖入種植園中的黑奴。而是在重商主義的指揮棒下由兩者催生出來的歐洲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空前發展。
那個時代的資本主義表現為重商主義,國家在商業貿易中發揮了主導作用,強調出口和順差,以增強國力。在重商主義的指引之下,歐洲各國相繼建立強大中央集權,對全國實行統一的管製措施,掃除國內封建割據、各種路費雜稅等內部障礙(內部貿易壁壘會提高商品價格,削弱出口競爭力),壟斷貿易特許權,通過立法和行政等手段,限製進口,鼓勵出口。建立強大的軍隊,對外殖民擴張,掠奪殖民地原材料,以抑製殖民地的製造業,便於向其傾銷商品獲取黃金白銀,甚至直接掠奪殖民地金銀礦。
“很多人都認為當下的中國也在日益陷入重商主義的危險。但如果各位了解中國的曆史的話,大家就會發現在中國曆史上的那樣中央皇朝早已深韻其中之道。雖然由於傳統中國大陸特殊的地理封閉性,商業曆來是處於壓製狀態中的。這並非指統治者們不重視商業,而是商業的活動範圍有限。中國物產豐饒,統治者高度權威,老百姓安居樂業,在這樣的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業文明中,最需要的是孔子所推行的那一套忠孝仁義和安土重遷。在農業文明時代中國國家的最高目標並非通過海外貿易獲取利潤,而是建立一個對內穩定的社會秩序。為了實現這種秩序,國家是允許甚至鼓勵商業存在的,而且在關係到“國計民生”的行業,各級官府也親自參與經營。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當羅馬帝國的使者抵達中國,向中國政府吹噓瓷器、茶葉和絲綢高額利潤,希望中國政府可以與羅馬合力掃蕩中亞的突厥人時,中國政府渾然不為所動。(注2)”作為一名資深的國際局勢研究人員,伊丁斯和美國主流學者的理念有所相近,但卻又並不相同。
在美國主流學者的眼中,中國的“**時代”幾乎與16世紀前的政教合一歐洲社會並無分別。而伴隨著改革開放後,商業活動活躍起來,**政權也希望積聚更多財富來增強國力,也就是“白貓黑貓,能夠抓到老鼠(發展經濟、增強國力)就是好貓”。那麽如何衡量財富呢?外匯!中國政府曾深受外匯短缺之苦,更險些因為外匯不足而無法派出代表團出席聯合國會議;因此,中國有一股強烈的外匯情結,而積存外匯的最有效途徑,就是對外貿易。最終透過大量的貿易順差,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一萬二千億美元,這與當年歐洲國家以出口貿易來積聚大量黃金的做法,如出一轍。
盡管作為後發國家和一種異質文明,中國與西方的曆史形態不一樣,但是,重商主義的傳統在中國已經培植成功。它已經體現為一種國家目標和義務―“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因此經濟模式一直是國家主導,隻有社會精英們跟著發財致富,而民間社會卻從來都是死氣沉沉。在重商主義的包圍下,“擴大內需”成為了嘶啞的呼喊,而投機精神卻得到了普遍的推崇。在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環境中,外匯儲備和社會穩定成為了第一選擇。因此大多數美國主流學者都會樂意的得出一個結論。中國重拾被歐洲拋棄了近300年之久的重商主義的結果不是最終象揮霍無度的西班牙帝國那樣在窮兵黷武的道路上走向破產,就是如同英、法最終陷入一場社會大革命之中。
但是伊丁斯卻從中國政府的一係列內政外交政策之中讀到了一些別的東西。改革開發20多年來,中國傳統的重商主義發展模式利弊參半,雖然在這場進出口貿易交換過程中,中國的經濟資本大量增加,但是自然資源損失慘重。而大量的儲備美元,雖然並不是出於16世紀歐洲人那樣的“金銀狂熱症”(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政府鼓勵創匯還是為了進口,而到了90年代下半期,中國創匯更多地是為了抵禦風險。西方金融“大鱷”製造的金融危機,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極其不利的影響。)但是如此巨大的美元儲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風險。
目前國際信用結算單位還是以美元為本位,這是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係”的延續。從1944年開始,西歐貨幣盯住美元,而美元盯住黃金,世界貨幣係統仍是金本位。但是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對西歐的貿易出現逆差的時候,最終迫使尼克鬆在1971年8月宣布黃金和美元脫鉤,這就是眾所周知的“布雷頓森林體係”的解體。美元地位的削弱,其實就是美國經濟的削弱,意味著美國人無法生產出更好更便宜的商品和西歐國家進行交易。
自2000年以來,中國事實麵臨著和上世紀60年代西歐國家同樣的問題,美國國內經濟的下滑事實無法生產大量的商品和中國交易,隻好求助印刷機。對此,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竟然表示“欣然接受”,國內經濟嚴重依賴美國市場的東南亞國家對美國生產力表現出相當的“看好”並不奇怪,日、韓兩國在軍事和外交領域仰人鼻息也不足為奇,但是中國跟隨著周遍鄰國一起將巨額貿易順差轉變為巨額債權,用本國生產力對美元形成巨大支撐卻多少有些不智了。
不用什麽特工竊取,從美國國會的年度報告便可以計算出美國累計的經常賬戶赤字已超過3萬億美元,其中中國外儲已經超過1.3萬億美元,而且這種現象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沒有一絲轉變跡象,而美國表麵的繁榮還能持續多長時間呢?包括巴菲特在內的一些民間投資大師都可以看出來美國經濟的最終崩潰,一些中東國家的貨幣更像預先知道災難發生的耗子一樣,近期紛紛逃離美元這艘漏洞百出的大船。美元時代也許即將終結,即便不知道其具體的終結時間,中國政府也沒有理由愚蠢到坐視自己的財富最終大量蒸發吧!
如果中國政府手中僅持有少量的美元,那麽北京政府很容易拋售美元,逃避美國政府的經濟低迷和“通貨膨脹稅”。但是當我中國上持有1萬億美元或更多的外匯儲備時,我們就隻能服服帖帖就範。因為拋售美元隻會把美元的匯率打得更低,無異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和東亞各國一樣在地承擔了為美元“護盤”的角色。
難道北京政府真的象吉恩.夏普所謂的那樣利令智昏嗎?答案事實上已經從中國政府近期在全世界範圍內的一係列舉措上可以明顯的得出了。就在美國的經濟學家會中國繼續持有1.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而歡欣鼓舞之時,伊丁斯卻從中讀到了一個高明決策―“捆綁從來就是相互的”。和絕大多醉心於國際政治的美國主流智囊相比,伊丁斯的“父親”―保羅.尼茲同樣是一位金融天才,他30歲的時候在華爾街掙到了他的第一個一百萬。在回憶錄中他說:“我跟華爾街那些有名的人一起工作過,跟那些大騙子擠作一團。這段經曆沒讓我覺得他們惡心,倒是大大增加了我對自己的能力和判斷力的自信。”這段經曆無疑使得保羅.尼茲和伊丁斯對財富的本質又著更為清醒的認識。
美國曾經是製造業超級強國,並因此建立了美元的強大地位。美國也因此嚐到了金融的甜頭。1999年,美國國會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金融業被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美國不斷地把製造業轉移到境外,致使美國經濟的虛擬化程度大大提高。美國衍生金融產品的市值曾達300萬億美元,是美國gdp的23倍,是股市和地產總值的11倍。即便被普遍認為資產質量很高的花旗銀行,在其2萬億美元的總資產中,表內資產也隻有6000億美元,其他1.5萬多億美元的表外資產都是cdo等衍生金融產品。而雷曼兄弟的資產結構中絕大多數都是高風險的房地產抵押債券資產。雷曼兄弟的資產結構中絕大多數都是高風險的房地產抵押債券資產。沒有那麽多的物質財富,卻有那麽多的實際購買能力,這樣的經濟從一開始便必然是虛擬的,而虛擬隻是泡沫經濟的一個美麗的別名。是泡沫總是要破滅的。因此“有一天世界也許會呈現這樣的局麵,美國因為過度借貸過度消費而破產,其他國家則因為支持美國的借貸與消費破產。”逐漸成了經濟學界普遍認可的共同認識。
中國政府難道真的沒有看見這一樣的風險嗎?答案不言而明。中國外匯管理的一個核心就是在中國境內任何外幣不能流通,必須兌換為人民幣,任何外幣隻有國家收存。也就是在中國儲備的所有外匯,都有等值的人民幣被發行出來。這就意味著中國的外匯儲備不像其他任何國家的外匯結餘儲備,不是存款。從理論上講中國的外匯和黃金一樣都是自己的貨幣發行準備,如果沒有與之對應的人民幣存在,其就不能直接流通,如果不將其國際貿易的準備金來對待,中國的外匯儲備就是毫無價值的廢紙。當然,如果人民幣不具有世界貨幣特性,這個矛盾就不存在,因為這就等於隻是在中國老百姓手中買賣,而在世界依然具有流通性,沒有其他硬通貨可以兌換,那麽任何手中的人民幣便是廢紙。因此中國政府不僅保證了人民幣在境內的絕對地位。同時,國家盡全力提升人名幣的國際地位,特別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堅持貨幣不貶值,就是由國家承擔了全部損失而維護了所有人民幣資產擁有者的利益。
在強大的美元儲備的支持下今天的人民幣已經成為(或說即將成為)國際主流貨幣,而且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主要的經濟實體之一。美元貶值必然對應的是人民幣的升值,如果美元貶值喪失國際貨幣的地位,龐大的美元同樣可以保證人民幣必然的挺升為國際主流貨幣。
國際主流貨幣形成是一個國家獲得資本優先權的標誌,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為美國帶來的利益不言而喻,世界公認美國經濟稱霸全球不在於其實物經濟的強大,而就是掌握著美元、石油定價權。中國利用被美國掌控事實上被虛擬了的外匯,投資同樣被美國虛擬的資產,並中國麵臨不是一個兩難選擇,而是美國必須權衡的難題:保證美元的價值則必須承認中國的財富,承認中國的投資與所有權;要顛覆中國的儲備財富,則無異於宣布放棄美元的統治地位,伴隨的是人民幣的崛起,美國的世界資本霸權無論怎樣都會向中國易手。當人民幣的發行、價值早已獲得認可,因此無論是美元資產的縮減還是人民幣價值的崛起都對中國已經形成不了太大的衝擊。在這樣搏弈關係之下,中國持有龐大的美元外匯儲備不僅是美國對中國經濟的捆綁,而是中國“捆綁美元與美國”的戰略。一條無形的鎖鏈事實上已經橫跨太平洋,將中美兩國置於“一榮俱榮,一損皆損”的隱型戰略同盟之中。
“真的敢借錢的人,就真的敢不還,而真的敢借出錢的人,也真的敢不要。”因為當國家間經濟關係發展到一定時候,就隻有了政治,而在政治麵前經濟可以毫無意義!美元時代終結的危機並不會因為中國的支持而推遲甚至消弭。那麽一旦美元信譽真的崩潰。不管是中國經濟出現大幅通脹,還是人民幣對美元大幅升值,都意味著美國經濟將出現大幅通脹,廉價“中國製造”的免費午餐不可能無限期供應。美元作為國際信用結算本位的地位,將在未來繼續被削弱。而美國虛擬經濟所存在的天生弊病,更令一場席卷整個西方的金融風暴隨時可能降臨。那麽中國的對應策略又是什麽?
因為美元地位削弱而在國際信用體係中被遺留出來的空間,由誰來取代?人民幣或者日元?就目前的經濟總量和金融自由開放度,人民幣和日元又有欠缺,都還不夠格。中國擁有足以匹敵美國的經濟總量,但是一旦將人民幣升級為世界性貨幣,其控製能力還尚未成熟。而日元雖然已經在全世界流通多年,但是日本的經濟總量卻遠不如中、美兩強。
歐元的崛起看似來勢洶洶,歐洲一直在謀求複興的事實也可是天下共知,但是一個國家或者國家集團的複興之路的第一步必然是獲得經濟的主導權,然後通過經濟而進取文化、政治,直到以軍事為代表的絕對權力,因為他別無選擇。歐洲雖然經濟上已經邁出了第一步,但是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尚未作到“同一個聲音”,獨立防衛的軍事力量更沒有準備妥當。一個內部吵鬧不休、財政分散的國家聯盟貨幣,誰能信任?那麽如果美元崩潰,世界進入群雄並起的時代,決定各國財富的唯一基準顯然將會回到原點,這個原點並不是黃金。而是資源和商品,誰在這個紛亂的時代裏擁有最多的資源,誰便是這個時代的皇者。因為資源可以轉化為商品、軍隊以及其他國際政治賭桌上的所有砝碼。
“資源時代”的到來將不可遏止,但是國際社會之中唯一看到這一點,並有能力進行準備的卻同樣惟有中、美兩國。中國擁有著世界最為龐大的人口,其本土所儲備的資源在其經濟騰飛前期龐大的消耗麵前便已經捉襟見肘了,因此在全球範圍內獲取資源便在所難免。美國雖然依舊擁有著羨煞旁人的本土資源,但是麵對著占全球資源消耗70%的民眾和政府,一國的資源也將入不敷出。因此早在20世紀末期,中、美兩國便在全世界範圍內展開了迎接“資源時代”的“布局戰”。等到歐盟、日本、印度等國後知後覺的發現危機逼近之時,中、美兩國的全球布局已經接近完成。
“智利對於中國而言或許是一個不錯的貿易夥伴,一個友好國家。但是在未來的‘資源時代’中這個國土麵積狹小的國家能為中國帶來什麽?犧牲智利可以結好秘魯、玻利維亞和阿根廷三國,在南美洲構築其中國穩定的資源獲取平台。而更為關鍵的是以上三國還是中國奔向自己新大陸的絕佳跳板。”雖然伊丁斯言之鑿鑿。但是大多數與會者卻是興趣缺缺。在他們眼中這個小字輩根本就是在無限誇大北京當局的智商。惟有坐在特別嘉賓席位的邁克.李總統為之動容。“問問那小子,對於北京在南美洲的行動,美國應該采取什麽對策?”當伊丁斯走下講壇之時,邁克.李總統向身邊的隨行人員示意道。
“竟然巨龍想要沸騰四海,那麽惟有君請入甕……。”對於中、美兩國未來的對弈,伊丁斯並不樂觀。在他看來在即將到來的資源時代裏,在歐亞大陸占據絕對優勢的中國足以壓倒西方世界,就象他們的前輩在農業文明時代所作的那樣。唯一的破解之法,或許隻有出現新一次的“大航海時代”。“現在的美國還沒有空間運用他的智慧。不過兩年之後……。”邁克.李總統此刻在心中默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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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智利塔拉帕卡區和伊基克省首府,生計勃勃的古城伊基克坐落於智利太平洋沿海伊基克灣內塞拉羅(serrano)半島的北岸之上,位於城市以東的關塔哈亞山麓擋住了這座城市周遍阿塔卡馬沙漠的荒蕪和風沙,為這片一片茫然的海岸線留下了些許綠意。不過雖然比鄰大海,但是當地特殊的氣候特征(注1)依舊使這座城市陷入了持久的幹旱之中(年雨量僅2.5毫米),由於曾經出現連續14年無降水的記錄,因此伊基克也被稱為世界“旱極”。所有的城市用水都要經96公裏長管道從皮科綠洲輸入。
不過常年的無雨並不能影響居住在這座城市的人們的正常生活。雖然難以想象一次幹旱竟延續了400年之久,但這種極端的情況不過是發生在阿塔卡馬沙漠的部分地區而已,來自南極的寒流產生了很多的霧和雲,雖然並沒有降雨卻可以有效的遏止高溫;東麵的安第斯山脈象一道屏障,擋住了來自亞馬孫河流域可能形成雨雲的濕空氣。那麽當地的人們就用一張張稠密網幕,捕捉翻滾過山峰上的濃霧。讓濃霧在網表麵凝聚成水滴,再用管道引來應用。他們憑借這種方法及從蓄水層中采集的少量地下水,種植橄欖、西紅柿和黃瓜。而在高原上的人們則依靠高山雪水種植作物,放牧駱駝和羊駝。
阿塔卡馬沙漠在19世紀本分屬智利、玻利維亞和秘魯三國,伊基克當時便是屬於秘魯的領土。但是隨著豐富地下資源的發掘,這片荒蕪之地也逐漸成為了智利、玻利維亞和秘魯三國角力的戰場。在1879-1883年的南太平洋戰爭之中,智利成功的戰勝了秘魯―玻利維亞聯軍,隨後便通過一係列不平等條約永久占有了這塊地區。從19世紀中葉之後智利開始開采硝石(注2)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智利出產的硝石幾乎壟斷世界市場,年產量達300萬噸。易手之後的伊基克也曾因盛產硝石而達到經濟發展頂峰,但是人工合成氮出現之後,原有的硝石市場大為縮小,當地繁榮一落千丈。雖然阿塔卡馬沙漠依舊富足,但是要資源已經變成了安地斯山區丘基卡馬塔(chuquicamata)和沿海帕波索(paposo)的銅礦。留給包括伊基克在內的眾多城鎮的更多的隻能是一些能夠證明過去輝煌的幻影而已。
但是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精明的智利人遠比南美洲的其他鄰居更快感觸到了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潮聲。雖然智利發動南太平洋戰爭的目的是為了爭奪陸地上的礦產。但是這場戰爭除了為智利帶來一個世紀的硝石財富之外,更令智利成為了南美洲西部地區的版圖上擁有最為優良海上貿易條件的國家。自1964年伊基克市長薩瑞阿上任以來,這座僅僅隻有3萬人的海濱小鎮便迅速放棄了過去單純從事硝石出口的單一經濟模式,迅速發展成了今天擁有20萬人口的南美最大的港口。
世代居住在伊基克的華裔智利人周麒今天早早的便來到了自己工作的港口,作為一名碼頭龍門吊的資深操作員,周麒早在一周之前便接到了公司為自己製定的工作計劃表。在今天有5艘來自中國的貨輪將在伊基克的港口卸貨。“看來今天不加班是不可能的了!”看著碼頭一側的露天廣告牌上滿頭白發的伊基克市長薩瑞阿那張笑容可掬的照片,周麒不禁苦笑道。雖然辛苦但是想到那些豐厚的回報,周麒依舊對這位盡管年過古稀,依然精神矍鑠,聲如洪鍾的市長先生表示感謝。薩瑞阿個人已經打破了智利政壇的兩項記錄―1964年他就任伊基克市長之時,曾是智利最年輕的市長。而現在他已經智利有史以來惟一一位連任常達40年的民選市長了。
薩瑞阿經常會一整夜的工作,為了城市的利益多次和智利總統拍桌子,或是向不爭氣的下屬揮舞拳頭。因此也曾獲得了“瘋子”的綽號,但是他同樣得到了民眾的尊重與愛戴,甚至時常有貧窮的婦女衝到薩瑞阿的辦公室強吻他,以感謝他所製定的政策。“今天情況怎麽樣?”看到晚班的作業人員一個個精神憔悴的走出休息室,戴上安全帽的周麒可以想象昨夜的港口又是何等一番忙碌的景象。薩瑞阿就任之初的伊基克已經顯得破落和貧瘠了,由於交通不便,海拔5000多米的安第斯山脈成為了伊基克和周遭國家溝通的障礙,無論是玻利維亞、阿根廷還是巴拉圭。為了打通這條障礙,薩瑞阿和他的幕僚們製定了數十套方案,但是最終卻始終被殘酷的事實所否定了。
最終據說是一個偶然的機會―玻利維亞的一個市長要到智利開會,由於時間的緊迫,不得不遵循了100年前兩個美國強盜的傳說,開車走了一條地圖並不存在的冒險之路。但是這一現象卻引起了薩瑞阿的注意,這位市長率領著司機連夜開車追尋,最終用了一個星期時間,在玻利維亞和智利邊境上無人區的兩個火山之間找到了一條道路。這也就是隨後修建的智利和玻利維亞之間的低海拔公路的前身。
在隨後的10年時間裏,薩瑞阿開始遊說南美各國,實施他的橫跨南美的公路和鐵路計劃。作為發起人,伊基克和南美五個國家數十個地級城市政府一起,參與了整個跨洋公路和跨洋鐵路計劃這一目前南美洲曆史最大的民間建設項目。過從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溝通主要是依靠巴拿馬,由於安第斯山脈的存在,從阿根廷到智利需要經過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公路,交通不便,南美中部的玻利維亞、巴拉圭和巴西西部的資源難以運抵太平洋。而薩瑞阿橫跨南美的交通計劃將使這樣的情況發生改變,減少南美中部運抵太平洋的貨運時間約一個月。
此刻的伊基克已經成為了整個南美洲中部地區最主要的貿易港,通過三條高速公路網,兩條鐵路係統,薩瑞阿最終將拉美國家3億人的利益連接在了一起,而三個重要港口以及一個智利最大的國際機場,更令伊基克成為南美洲地區進出口最為繁忙的地方。在伊基克港區主要碼頭泊位約6個,岸線長1110米,最大水深為配備有各種岸吊、輸送帶及拖船等大型裝卸設備等,其中周麒操控的那台岸吊最大起重能力便達到40噸,另有係泊浮筒3組,最大可靠7萬載重噸的油船。更有一個15米水深的碼頭剛剛於2005年7月完工,已經成為南美太平洋沿岸最深的碼頭,可停靠運載9000個集裝箱的貨運巨輪。
“不過如果沒有我們華人的話,這座城市的輝煌恐怕早已落幕了吧!”麵對著同僚自信和友善的目光,華人特有的自豪感令周麒的腳步更為輕盈。“周!我的車又壞了,能幫我看看嗎?”負責港區調度的一位同事此刻焦急的叫住了他。“沒有問題,包在我身上!”周麒爽快的回答道。從小周麒就以自己擁有中國人的血統而自豪,因為小學時老師就告訴他,中國人特別聰明。他非常爭氣,用名列前茅的成績證明老師的說法。當他加入智利陸軍之後,更是一路受到直屬指揮官的倚賴和器重。而重用他的理由更進一步增強了周麒身為華裔的自豪感,因為軍官們總會是這樣對他說的:“我選你是因為你是來自中國的聖十字軍的後代,你們中國人永遠勇敢而且可靠。”
“來自中國的聖十字軍”這個在伊基克廣為流行的故事聽起來更象是一個美麗的傳說。故事的大致內容是說為了反抗邪惡的異教徒的統治,在18世紀中葉中國南方的天主教徒們發動了大規模的起義。在被認為是“天父之子”的領袖的率領之下,勇猛無畏的“聖十字軍”解放了中國13之上的領土,但是在彪悍的蒙古騎兵和用西方武器武裝起來的各地領主私軍的全麵圍剿之下,“聖十字軍”最終歸於失敗。殘存的“聖十字軍”騎士被敵人團團圍困在中國的東南沿海地區,為了保存力量,這些“聖十字軍”踏上遠航的船隻,去尋找西方的伊甸園。最終他們輾轉來到了太平洋彼岸的伊基克。並在南太平洋戰爭之中,協助智利政府軍多次成功擊潰了強大的秘魯和玻利維亞聯軍。在所有的故事一樣,“來自中國的聖十字軍”的傳說也有一個唯美的結局。當戰爭結束以後,智利政府決定將伊基克贈給這些遠道而來的騎士們,成立一個自治王國,但條件是他們必須時刻聽從智利國會的調遣。以應對秘魯和玻利維亞的入侵。但是“聖十字軍”騎士已經厭倦了戰爭。他們沒有接受聖地亞哥的饋贈,自願的解散了軍隊融入了當地社會。
在周麒的童年歲月裏,他曾無數次的聽到自己的身邊的智利人講述“來自中國的聖十字軍”那些扣人心弦的戰鬥故事“波內達要塞伏擊戰”、“決戰莫克瓜”、“塔克納荒漠奇襲戰”一個個戰鬥在安第斯山脈之中,與秘魯和玻利維亞的惡棍以及其印地安雇傭軍浴血奮戰的華人英雄的形象在年幼的周麒心中刻下了難以磨滅的痕跡。但是傳說總是虛幻的,當周麒向自己的父母打聽自己是否是“來自中國的聖十字軍”的後裔之時,所得到的答案卻令他大失所望。
周麒的家族來到智利的曆史遠遠晚於那些輝煌的戰爭年代。928年,隻有27歲的周麒的祖父―周根苗才遠渡重洋,來到智利的安塔法加斯塔市謀求生計,在一個礦區開了間雜貨店。由於他精打細算、善於經營,生意越做越火紅,之後搬到繁華的伊基克市,並與當地的一名女子結婚。時代的繁衍令整個家族最終人丁興旺。不過雖然自己的家族與那些傳奇的“聖十字軍”的騎士們沒有瓜葛。但是在此後漫長的歲月裏,周麒依舊以那些與自己流著同樣血脈的英雄為榮。直到有一天,在伊基克市的一家華人餐館裏,退役後的周麒遇到了來自祖國大陸的中國商人。所有的幻夢才最終被無情的打碎。
1975年6月開始建立、並與1976年5月正式啟用的智利伊基克市的zofri自由貿易區。可以說伊基克市走向南美最大自由貿易港的雙翼之一。這個占地240公頃,距離港區僅2公裏的國際性的貿易平台,成為繼巴拿馬之後的南美洲第二大自由貿易區,年銷售額達32億美元。通過這個自由貿易區,逐漸成為世界工廠中國的公司可以將貨物出口到南美洲的任何地區,或者可以將半成品帶到伊基克市,使用本地勞動力和原材料,並將成品免關稅直接輸入到美洲大陸和歐洲大陸。
不過這個南美洲最大的自由貿易港,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卻少被中國商家熟知。其實理由很簡單,不為所人熟悉的運作模式足以令這裏是商業暴富者的天堂,極具競爭力的中國商品正是通過伊基克的zofri,輻射到周邊近3億人口的市場。知道這一秘密的是當時駐紮在這裏的少數國有外貿機構的外派代表,如今大多數堅守在此的外派代表們,隨著國有體製的轉型和個人的奮鬥,大多成為百萬富翁,也不乏千萬富翁。但這些奮鬥和轉型的秘密與伊基克貿易區一起被受益者“冷藏”著,他們回到國內約定俗成的保守著致富秘密。但是隨著中國商品在全球的不斷拓展,伊基克zofri貿易區中加入了很多從迪拜轉來得商家,從中國商品競爭激烈的迪拜到國人寥寥的伊基克,成為迪拜最早期商家們的選擇。
在複雜的國際市場尋找新空間,是“中國製造”突破貿易壁壘,拓展全球的長期任務。智利自身的地理優勢和國際貿易特殊地位,成為中國國際商業合作的新選擇。智利被經濟學家稱為“拉美最穩固最開放的經濟體”。據美國傳統基金會報告,智利經濟自由度全球排名第11位,為拉美國家之首,同時政府**指數是拉美最低的。在國際貿易上,智利充分表現出一個“最開放經濟體”的風範,主動向所有與之進行貿易的國家降低關稅(關稅為6%),成為全世界關稅最低的國家之一。智利也是全球簽署雙邊和多邊貿易最多的國家之一,目前覆蓋全世界90%的國際貿易行為,其國內的經濟增長的70%來自於對外貿易。智利政府提出目標,在2010年步入發達國家行列。隨著中智兩國雙邊貿易政策不斷完善,中國和智利的貿易交往迅速成為亞洲和拉美經濟互補的新起點。
如今zofri貿易區的2300家公司中有了50家正在運營的中國公司。近6年來,該保稅區每年從中國進口5億美元的產品,占進口總額的27%。中國企業也可在該市加工產品,隻要增值35%,就可零關稅出口至歐洲、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哥倫比亞、秘魯等國。因此在伊基克市周麒已經可以越來越多的遭遇到來自祖國大陸的同胞。但是當周麒向他們講述“來自中國的聖十字軍”的傳說之時,對方首先會感到困惑。但是隨著卻往往會報以一個無可奈何的苦笑。惟有在不斷追問之後,中國商人們才最終說出曆史的真相。
其實所謂“來自中國的聖十字軍”不過是中國清末太平軍運動的餘部而已。據說1860年,在南京陷落之後,侍王李世賢曾率領的太平軍殘部在福建地區繼續抗爭,雖然取得了多次勝利,但在西方列強和清軍的聯合絞殺下失敗了,不過分散在太平軍餘部尚有數萬人,留下來繼續抗清似乎已經不可能了,四周都是清兵,海外都是西方列強的軍艦,唯一的辦法就是去當豬崽被賣到國外當“契約礦工”,太平軍餘部約三萬人選擇了這條唯一的生路。
1862年有一萬多太平軍餘部連同他們的親屬被運到南美秘魯的伊基克從事挖鳥糞和硝石礦工的營生,礦主經常打罵和虐待他們,食物象豬食一樣,每天要幹苦役14個小時以上,連苦役犯都比他們清閑,他們多次想反抗但四周都是荷槍實彈的監工,所以也隻能默默忍受,因此病死和自殺的人很多。
1866年智利和秘魯、玻利維亞發生了硝石戰爭,這一萬太平軍餘部終於看到了希望,他們將智利軍隊看做是解放者。在1867年3月,伊基克的太平軍發動起義,打死礦監西哥斯,並奪取了硝石礦公司的武器,並與前來鎮壓的秘魯軍隊展開激戰,打死秘魯少校圖危可斯和上尉儒拉,並俘獲了兩百印第安雇傭兵,起義者推舉湖南人翁德容和廣東人陳永碌為領袖,以太平軍原有的編製進行了整編,還派出被俘的印第安雇傭兵和一名巴西人去找智利軍隊的司令西拉皮佐少將,表示願意幫助智利對付秘魯和玻利維亞軍隊,西拉皮佐少將大喜,派遣一名少尉化裝前往起義部隊駐地伊基克礦區,並帶來了智利總統的親筆信,給予所有的太平軍將士及其家屬以智利國籍,並表示戰爭結束後將伊基克交給太平軍和他們的家屬。根據智利軍方的記載:“這支軍隊沒有西方軍隊的紀律,但卻有著獨特的中國特色的紀律,他們配備了許多三角形的旗幟,用螺號代替軍號,他們的戰士有拿各種武器的,但更多的是使用兩把東方式的短刀(太平刀)”
殘酷的戰爭中這支由太平軍殘部組成的智利第6邊境縱隊“褐衣軍”雖然英勇善戰,但是現代化的火器麵前同樣傷亡慘重。因此戰爭結束以後智利政府決定將伊基克贈給太平軍餘部,成立一個自治鎮,但條件是繼續幫助智利攻打秘魯,但太平軍不願意繼續為異國當炮灰,他們沒有接受,隻願融入當地社會。因此所謂的忠於信仰英雄不過是一群疲於奔命的喪家之犬而已。
偶像的破滅對於任何人來說都無疑是一件痛苦的事情,而更令周麒感到迷茫的是自己的故土竟然為什麽最終會站到了智利的敵對麵之上。雖然沒有直接兵戎相見,但是無論是阿根廷人視智利防空係統為無物的fbc―1a型戰鬥轟炸機,還是秘魯和玻利維亞陸軍中的軍事顧問。在智利的每個敵人背後中國的影子事實上都已經無所不在了。
而這一切的根源究竟是什麽呢?難道秘魯、玻利維亞和阿根廷比智利對中國更友好嗎?要知道就在2004年11月秘魯海軍還出動了2艘潛艇和多架軍用直升飛機扣押了在離秘魯瓦爾內海岸194海裏的海域進行“非法”捕撈時的9艘中國漁船呢(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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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阿塔卡馬沙漠―美洲智利北部的沙漠。介於南緯18°~28°之間,南北長約1100公裏,從沿海到東部山麓寬100多公裏。在副熱帶高氣壓帶下沉氣流、離岸風和秘魯寒流綜合影響下,使本區成為世界最幹燥的地區之一,且在大陸西岸熱帶幹旱氣候類型中具有鮮明的獨特性,形成了沿海、縱向狹長的沙漠帶。氣候極端幹旱,少雨多霧;相對濕度較高,可達70%以上;年雨量一般在50毫米以下,北部尚不到10毫米,且變率很大;有些地方曾多年不雨。
注2:硝石―又稱焰硝、鉀硝石等。無色、白色或灰色結晶狀,有玻璃光澤。可用於配製孔雀綠釉.還可用作五彩、粉彩的顏料。製造火藥的原料之一。白色粉末,易溶於水,加熱到334°c即分解放出氧。工業上是製造火柴、煙火藥、黑火藥、玻璃的原料和食品防腐劑等。在智利等地經開采和富集可直接製得**。產基地在智利北部沙漠地帶的塔拉帕卡(tarapaca)及安托法加斯塔。(anto-fagasta)兩個地區。1976年以來產量依舊保持在50萬噸以左右,仍然居世界首位。
注3:秘魯扣押中國漁船―11月19日上午,秘魯海軍動用了幾乎所有的先進設備―――潛艇、導彈驅逐艦、快速追蹤係統和軍用直升機等,扣押了9艘被他們認為“闖入其領海進行非法捕魚的漁船”。這9艘漁船,無一例外全來自中國。其中,5艘屬於中國水產煙台海洋漁業公司,2艘屬於中國水產集團遠洋股份有限公司,1艘屬於中國水產舟山海洋漁業公司,另1艘屬於舟山一家個體漁業公司。這批中國漁船上有大量的巨魷魚等海產品。事後在中國外交部的積極斡旋下得以圓滿解決。
不過周麒並不知道他的疑惑事實上也同樣困擾著遠在美利堅政治中心―華盛頓的合眾國智囊們。在那位曾經以智慧挫敗過強大的鐵幕帝國的老人―保羅.尼茲逝去的地方,他的學生們正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國際研究學院內探討著南美洲目前紛亂的局勢,以便為更好的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而獻計獻策。“北京當局在目前南美洲局勢中舉措不過是利令智昏的渾招而已。”保羅.尼茲身前的得意弟子―被公認為“顏色革命之父”、旨在推進“全世界民主進程”的非營利機構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創立人―吉恩.夏普此刻正毫不留情的嘲弄著中國在幕後推進包括阿根廷、秘魯、玻利維亞在內的所謂“布宜諾斯艾利斯軸心”上的短視和幼稚。
如今已年近80歲的吉恩.夏普,長期隱居在美國馬薩諸塞州東波士頓的一幢公寓裏。這個瘦弱的老頭,看上去甚至有點靦腆。對外界來說,他的生活始終是個謎―他不僅從沒有過妻子、兒女,而且幾乎沒有一個朋友。但誰也不會想到,就是這個老頭平凡無奇的“孤寡老人”竟是顛覆過多個國家政權的“總導演”,是一些國家**組織的精神領袖。
1991年8月19日,當葉利欽在俄羅斯聯邦議會大廈前登上一輛坦克向自己那些阻擋軍隊的支持者發表講話的一幕,一直被西方媒體視為蘇聯瓦解的經典畫麵。但是,在這個有點悶熱的夏日裏,很多人都沒有注意到,在葉利欽發表演講的不遠處,散落著一些小冊子―《非暴力革命指導》;更沒有多少人注意小冊子上的作者署名―吉恩.夏普。不過那時,小試牛刀的吉恩.夏普還沒有成為“顏色革命精神教父”。
其所創立的愛因斯坦研究所在建立的最初幾年間,一直不為人知。大約到了1989年,才由於在蘇聯解體中“成績突出”,在美國主流國際戰略研究的學術圈內小有名氣。而且,這個時候,夏普策劃的一係列**產主義運動也“初見成效”。在此情況下,夏普和他的研究所引起了美國中情局的注意。當時,中情局高層日益感到,用暴力方式顛覆別國政權的方法困難重重。而夏普的非暴力抵抗理論,讓他們“看到了其中隱藏的希望”。於是,他們向夏普發出邀請,請其出任中情局的“顧問”,專門從事對一些國家進行秘密顛覆活動的策劃。與此同時,愛因斯坦研究所也開始秘密為中情局訓練“顏色革命”人才。,愛因斯坦研究所,還定期向美國國會和政府提交報告和計劃,在獲得許可後,由研究所下設的“人權基金會”、“民主價值基金會”及“宗教自由基金會”等具體實施。
隨後在上個世紀末發生的所有世界矚目的“顏色革命”中,幾乎都可以看到吉恩.夏普的身影,從前蘇聯、東歐、拉美到中國。每天,吉恩.夏普都會在他的寓所裏接到來自世界各地的電話。這些電話大多是來自發展中國家**組織的成員。他們希望獲得夏普關於非暴力政權更迭方麵的指導,以及資金上的支持。2002年,70多歲高齡的夏普受到“邀請”,來到荷蘭的政治中心海牙。當時,他所在的愛因斯坦研究所的工作人員都勸他不要去了,但他說:“這是工作需要,我一定要去。”在海牙,來自很多國家的“非暴力精英”得到了夏普的親自培訓。同一年,在他的得意門生們的策劃、活動下,塞爾維亞爆發“天鵝絨革命”,反對派成功的推翻了曾經頂住了北約的狂轟濫炸南聯盟米洛舍維奇政權。
吉恩.夏普在塞爾維亞的“成功試驗”,很快引發了連鎖反應,當塞爾維亞反對派推翻米洛舍維奇後,馬上幫助格魯吉亞同行發動了“玫瑰革命”,推翻了謝瓦爾德納澤政權;而格魯吉亞反對派則“指導”烏克蘭同行發動了“橙色革命”;吉爾吉斯斯坦的“鬱金香革命”,也完全按照著吉恩.夏普設定的模式接連爆發的。“非暴力政權更迭”模式成功的披著意識形態的外衣,開始演變為美國在全球進行地緣政治控製強有力的武器。不過與自己的老師―保羅.尼茲立足於超級大國之間精妙的戰略搏弈理論相比,吉恩.夏普顯得太過迷信“非暴力政權更迭”模式了。雖然在東歐地區的前蘇聯勢力範圍內,“顏色革命”得以屢試不爽,大獲成功。但是在東亞和東南亞地區針對中國及其主要盟友的行動卻連遭重挫。
在吉恩.夏普看來中國政府不過是昔日醉心於擴張全世界勢力範圍的紅色帝國―蘇聯的翻版而已。“擁有著龐大疆域和高度集權的帝國獨裁者往往都懷有一統全球的野心。因此有阿根廷、秘魯和玻利維亞三國對中國所表示的依賴和效忠無疑正迎合北京當局的那點可笑的虛榮心,以至於一向自大的中國人再一次忽略了他們在智利的商業利益。”誠如吉恩.夏普所言,如果對於諸如美國或西歐那些主流的民選政府而言,經濟利益往往是他們考量外交政策的一大核心因素。即便政客集團有足夠的理由,他們也仍然必須麵對由大型企業集團和財閥所組織的龐大“院外遊說”集團。畢竟在世界全球一體化的今天,即便戰爭在遠離本土的海外展開,同樣有損害那些在全球各地收獲利潤的資本家們的切身利益。
不難設想,如果美國在智利的伊基克zofri貿易區擁有象中國那樣多的商業投資的話,華盛頓肯定會首先出於考慮維護自身利益的考慮,千方百計的遏止阿根廷、秘魯和玻利維亞對智利可能發動的進攻。而現在中國政府的決策事實上卻是在推波助瀾。這一點無疑印證了吉恩.夏普所謂“利令智昏”的評價。畢竟在這個美國主流“民權主義”者大多數集權主義的獨裁政府都是一群隨心所欲的“昏君”或“暴君”。不過雖然中國舍棄了在智利的經理利益,來換取對阿根廷、秘魯和玻利維亞三國左翼軍政府或政黨可能的勝利,但是最終吉恩.夏普相信憑借自己所擅長的“非暴力政權更迭”戰術以及美國鷹派背後的石油、軍工利益集團龐大的財力支持。鼓動民眾推翻那些中國人在南美所扶植的所謂“布宜諾斯艾利斯軸心”不過是舉手之勞而已,就如吉恩.夏普本人的一部著作的標題所書―群眾性行動―(是)一種超軍事的武器係統。很多無法用武力打跨敵對西方的政權,都最終倒在了“不明真相”的群眾手中。而在他的另一部著作―被追隨者奉為“顏色革命聖經”―《從獨裁到民主》。更總結了198種“非暴力抗爭顛覆政權”的方法。比如,書中有一章詳細論述如何在短期內搞好與軍警的關係,從而讓軍警在司法和心理上都不便鎮壓抗議活動。“這本書是一本革命指南。使用它,在發動革命時就能避免受到殘酷的鎮壓。”夏普曾得意地提到了在塞爾維亞的經驗:“在塞爾維亞革命中,(反對派)就是根據書中介紹的方法,使用了兒童(充當運動的炮灰),才促使警方不敢動用暴力。後來,反對派領袖又(根據書中介紹的辦法)與司法部門進行談判,和對方溝通並建立關係,才最終達成了協議。”
“北京利令智昏了嗎?我看真正老糊塗的是吉恩.夏普教授您本人吧!”但就在吉恩.夏普的言論得到了保羅.尼茲的眾多嫡傳弟子和美國國家戰略研究領域的專家們的隨聲附和之時,在研討大廳的一角卻傳來一個刺耳的聲音。“卡農.伯納德.伊丁斯先生,我並不介意你這個黃口孺子在這裏表演你的輕佻和幼稚。”對於這個年輕聲音的主人,吉恩.夏普並不陌生。他就是保羅.尼茲的“關門弟子”―年僅28歲的伊丁斯。
2004年10月19日,一個97年的老人―保羅.尼茲因肺炎醫治無效而在喬治敦的家中與世長辭。高效運轉的美國社會無暇卻顧及一個老人的離去,但是很多美國政要還是出現在了這位堪稱美國“政壇泰鬥”的老人的葬禮之上,其中甚至包括美國總統―約翰.李。美國的政壇領袖們之所以尊敬他,是因為他在過去長達半個世紀裏,一直身居政府要職。他曾經為8位美國總統效力,是冷戰初期美國基本戰略的總設計師、美、蘇核武器協議的主要談判者、全球衝突的重要調解員和美國國際公共事務的第一人。
早在二戰期間,尼茲便是美國“經濟戰略決策委員會”的骨幹力量之一。在戰爭快要結束的時候,他又被提升為美國“戰略炸彈調查委員會”的副主席,該委員會主要是為了研究在二戰中美國對德國和日本進行的空中作戰的影響,其中包括對美國在1945年向日本長崎和廣島投的兩枚原子彈展開一係列的研究。二戰之後,美國的經濟一度陷入低迷階段,尼茲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和遠見,撰寫了《美國經濟發展戰略》的計劃書。與此同時,他還參與了著名的“馬歇爾計劃”的製定和人類第一枚氫彈“麥克”的研製,為美國經濟的複蘇立下了“汗馬功勞”。除此之外,他還幫助美國設計了《美韓停戰協議》以及美國對伊朗政策的製定。在柏林和古巴導彈危機的問題上為美國總統肯尼迪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建議,並且也是美國對越戰爭軍事戰略的主要策劃者。1950年他被美國媒體評為美國“最有智慧的男人”。
在冷戰期間,美國和前蘇聯的“爭霸賽”中,尼茲曾多次作為特使進行磋商談判,成功地製止了一次次可能帶來世界毀滅的美蘇正麵軍事摩擦。1970年到1980年10年內,他曾代表美國總統親自前往前蘇聯首都莫斯科,達成了四項主要的“武器控製協議”。
在尼茲的漫長的政治生涯中,有兩個為世人所稱道的“小插曲”,這也可能是他人生之中最引以為豪的事情。一是帶頭製定了nsc-68文件:1949年8月,前蘇聯出人意料地成功爆炸了該國第一顆原子彈,杜魯門總統慌忙命令國家安全委員會對美國的戰略規劃進行重大調整。1950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以保羅.尼茲為首的特別小組完成了一份代號為nsc-68的文件,這份文件是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對於美國在冷戰中應該展開什麽樣的全球戰略的一個宏偉藍圖,後被美國輿論稱之為“一個迅速而又穩妥的政治、經濟以及軍事的聯合體”。因出色的表現而被任命為美國國務院政策製定委員會負責人的尼茲,還專門寫了一本書,分析美蘇當前的局勢。他對這個國際局勢的分析博得了美國總統及其政府官員的一致認同。最終的事實也證明尼茲的分析和決策是完美無缺的,可以說如果沒有他,或許現在世界超級大國的帽子很有可能就不屬於美國了。
二、是尼茲在沒有政府授權下,自作主張打破美蘇之間的談判僵局:1982年中旬,美蘇在日內瓦舉行的一次關於“歐洲中程導彈”問題的談判陷入僵局。從美國的全局出發,尼茲在沒有經過政府授權的情況下,首先向負責談判的前蘇聯特使尤裏.克維琴斯基妥協,促使雙方達成協議。但他的這一舉動被美國的保守派認為是美國對前蘇聯曆史上的“第一次”妥協,保守派在美國國內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抗議行動,要求政府嚴懲他們眼中的“叛徒”,但最後證明,美國最終從中獲益。雖然二戰後,美國和蘇聯都很重視發展中程導彈,並於50年代末各自裝備部隊。但是1977年起蘇聯在本國與東歐部署ss-20(北約稱“佩刀”,蘇聯稱“先鋒”或“少先隊員”)不僅使蘇聯核導彈武器的設計和作戰形態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更使西方和蘇聯的核武器對抗形勢開始發生逆轉,蘇聯再次掌握到了核優勢。
ss-20型導彈全長米,最大直徑1.98米,攜帶3個分導式子彈頭,每個重285千克,采用慣性製導方式,運輸發射車,可多次裝填。該型導彈可以說是蘇聯地麵機動型導彈相對成熟之作,即便是今天俄羅斯用於遏止西方的鎮宅之寶―ss-25“白楊”和ss-27“白楊m”型遠程彈道導彈從其性能特點上仍未走出ss-20型導彈的影子。在美、蘇最終達成的《美蘇消除兩國中程和中短程導彈條約》之中,明確規定雙方在條約生效後的3年內,須全部銷毀所擁有的中程導彈及其發射裝置和輔助設施,在條約生效18個月內全部銷毀中短程導彈及其發射裝置和輔助設施。條約生效後任何一方不得再生產和試驗中程導彈和中短程導彈。條約還規定,為監督條約的實施,締約每一方都擁有就地核查的權利。根據條約,美、蘇雙方將銷毀2611枚已部署和未部署的中程導彈其中,前蘇聯應銷毀的導彈數為1752枚(其中中導826枚,中短導926枚),美國應銷毀的導彈數為859枚(其中中導689枚,中短導170枚)。僅從數量上來看美國方麵便已經占到了便宜。而更為重要的是在蘇聯全麵銷毀性能優越的ss―20型導彈的同時,美國人從自己的武器庫內劃掉的不過是性能低劣的120枚“潘興”i型彈道導彈,以及569枚完全可以由空射型和艦載性取代的bgm-109g“戰斧”陸射巡航導彈。
當時在條約草簽之時,很多美國政壇的名流卻未能看透雙方的得失。直到冷戰結束之後,尼茲的“壯舉”才成為各種新聞報道、軍事論文、公開演講的主題,甚至還被拍成了一部舞台劇,據報道,1988年這部舞台劇還獲得了“美國電影評論戲劇獎”。
前任美國國務卿喬治.舒爾茨,在職期間在莫斯科武器問題談判上曾得到過尼茲的很多建議。他曾經公開表示,尼茲是他所知道的美國曆史上最為有責任心也是最為優秀的公務員。在舒爾茨1993年撰寫的論文集《混亂與勝利》中寫道:“尼茲是一位傳奇人物,他帶領美國順利穿過美蘇冷戰的森林。”另外,前蘇聯的談判專家們也給予了尼茲高度的評價,他們一致認為尼茲是世界上最為出色的談判家。1988年,美國作家泰爾伯特親自為尼茲寫了一本名為《遊戲的主宰者》的自傳。尼茲為美國做出的貢獻是用語言無法描述出來的。2003年美國海軍的一艘驅逐艦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這是美國曆史上第8艘以活著的人的名字命名的軍艦。1985年,裏根總統還頒發給尼茲“總統自由勳章”,這是美國政府授予官員的最高榮譽。
令人奇怪的是,這位能言善辯的國際事務專家卻並不喜歡“拋頭露麵”而更願意做“幕後主使”。他在美國國會從來沒有“一官半職”,據說是因為尼茲有著愛得罪人的性格,所以他選擇在華盛頓軍事機構“五角大樓”裏工作。很快,憑借著自己淵博的學識和雄厚的財政背景,尼茲成為主要國家戰略的製定者。
不過,由於尼茲的直言不諱樹立了很多的敵人,其中包括一些自由主義者和保守派人士。他在艾森豪威爾總統執政初期,因不滿總統所奉行的一些政策而“告老還鄉”,但是在肯尼迪上台後,又被請回並被任命為美國國防部國際安全事務辦公室主任,這個機構就是通常所稱的五角大樓國防部。還有,尼茲曾經在參與尼克鬆政府戰略武器協議的製定時,對上一屆福特總統政府所奉行的“削減戰略武器協議”也是持強烈的反對態度,他言辭激烈地抨擊了福特總統的武器談判小組組長保羅.瓦恩科關於削減美國戰略武器的提議,他認為這樣的做法是非常的不理智、愚蠢而又武斷,並認為這樣的戰略決策將不會給美國帶來任何的好處和安全,他的這一舉動引起了美國政界的強烈反響並且得罪了很多政治人士。但是,他並沒有受到這些反對意見的幹擾,繼續堅持自己的意見並表現出高超的分析能力。他寫給了裏根總統一份說明方案,上麵用列公式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不僅條理清晰而且簡明易懂。據悉,裏根總統還將他所列出的公式全部引用在寫給國務卿舒爾茨的長達16頁的秘密文件中。
不過這位“政治奇才”在生活上卻遭遇了重創。1987年,與他生活了55年的妻子菲裏斯因肺氣腫醫治無效去世,尼茲老年喪偶孤獨一人度過了17年。而在這17年中陪伴在他身邊的惟有那位來自寒冷北國―俄羅斯的少年―伊丁斯。這位身世成秘的少年,在保羅.尼茲的悉心培育之下已經日益成熟。當保羅.尼茲另一個世界與自己的愛妻相見,留給後人的除了他那不畏高官厚勢的坦率直言以及無人可以相媲美的才智之外,還有一個他精神和謀略譜係上的傳人。不過在此後的幾年裏,人們還沒有機會熟悉這位整天忙碌於保羅.尼茲國際研究學院日常管理的年輕人。直到今天他正麵挑戰“顏色革命之父”―吉恩.夏普。
“先生們,在判定北京政府在南美洲目前所推行的外交政策究竟是利令智昏還是國手風範之前,我想先和各位一起探討一下中國人對於商業這個名詞在理念上與西方的異同。”作為保羅.尼茲的“關門弟子”,伊丁斯雖然年輕但是走上演講台時卻絲毫沒有一個青年學者的生澀和靦腆。不過雖然伊丁斯有著與大多數與會者不曾有過中國大陸生活和學習的經驗。但由這麽一個黃口孺子向這些國際領域的“大家”們講述東、西方文明的差異,依舊不免給人以班門弄斧之嫌。雖然大多數人都選擇了自重身份,沒有公然的表示不滿。但是輕蔑依舊還是通過忽略的眼神和哈欠連天在會場之中傳播開來。
“當我們在嘲笑中國人對商業利益毫無概念之時,我想先請大家回顧之下我們所自詡為文明和進步西方世界在大航海時代到來之前的商業態勢。當時的歐洲大陸正處於羅馬帝國崩潰之後的黑暗時代。在日爾曼人建立的采邑製度之上,夜郎自大的領主們互相攻伐,各自為政的城堡和莊園以及無所不在的‘什一稅’(注1)使整個歐洲大陸一片凋敝的景象。但請注意這個時期,西方並非沒有國際貿易。來自中國的瓷器和茶葉、阿拉伯人壟斷的香料和絲綢貿易事實都在製造了足以令今天的西方經濟學家咋舌的‘貿易逆差’。”不過對於台前的輕慢,伊丁斯並不介意,繼續在台上侃侃而談。
14、15世紀的時候,對於主要以肉食為主的歐洲人來說烹調和保存食物的方法無疑都依賴香料,因此歐洲人對於香料的需求十分急迫,香料在歐洲市場的價格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另一方麵,由於當時歐洲的商品對於中國人、印度人而言毫無吸引力,導致了歐洲社會隻得用大量的金銀來換取生活必須的香料和瓷器,而貴族們則以奢侈品的價格購買著中國生產的茶葉和絲綢。長期的入不敷出,最終導致歐洲人對於獲取金、銀、寶石或者直接獲取香料等資源顯得十分感興趣。1493-1520年間,歐洲產銀共4.5萬公斤,年產量隻有1600公斤。在同東方的貿易中歐洲又是入超逆差,所以當時歐洲的貴金屬是極度的匱乏。向外擴張尋求貴金屬是首要目的。同時那些出產這些珍貴資源的地區,便成了歐洲人獵取與互相爭奪的目標。
因此當1453年,東羅馬帝國的首都―君士坦丁堡在奧斯曼土耳其人的重炮之下被攻陷時,整個歐洲都為之震撼。因此從此整個中東及近東地區,全部成了穆斯林的天下。由於君士坦丁堡的特殊地理位置,歐洲人從此不能再向他們的前輩那樣通過波斯灣前往印度及中國,也不能再直接通過這個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巨大港口來獲得他們日益依賴,且需求量巨大的香料。歐洲人必須找到一條新的貿易路線,直接從香料群島獲得香料的資源。
近百年的困難和磨礪最終令歐洲發現了世界,雖然在地理常識之上,他們曾經無比落後於東方―不論是伊斯蘭教的東方,還是更為領先的印度、中國。阿拉伯水手早已跑遍了印度洋;而隻要中國人需要,他們的艦隊可以輕鬆的完成環球的遠征。但最終世界的大門向歐洲人敞開。因為這種這種擴張,對歐洲的文化,甚至生存,卻是致命的,如果不尋找新大陸,歐洲永遠無力對抗數千年文化和強大經濟潛力的亞洲。
15―18世紀是資本主義在征服全球的過程中迅猛發展並最終獲得勝利的曆史時期。資本主義在孕育過程中,與海外殖民是緊密相關的。不過最終扭轉東、西方貿易逆差卻不是那些從南美洲印加神廟中搶來的金銀,也並不是那些從非洲叢林裏被拖入種植園中的黑奴。而是在重商主義的指揮棒下由兩者催生出來的歐洲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空前發展。
那個時代的資本主義表現為重商主義,國家在商業貿易中發揮了主導作用,強調出口和順差,以增強國力。在重商主義的指引之下,歐洲各國相繼建立強大中央集權,對全國實行統一的管製措施,掃除國內封建割據、各種路費雜稅等內部障礙(內部貿易壁壘會提高商品價格,削弱出口競爭力),壟斷貿易特許權,通過立法和行政等手段,限製進口,鼓勵出口。建立強大的軍隊,對外殖民擴張,掠奪殖民地原材料,以抑製殖民地的製造業,便於向其傾銷商品獲取黃金白銀,甚至直接掠奪殖民地金銀礦。
“很多人都認為當下的中國也在日益陷入重商主義的危險。但如果各位了解中國的曆史的話,大家就會發現在中國曆史上的那樣中央皇朝早已深韻其中之道。雖然由於傳統中國大陸特殊的地理封閉性,商業曆來是處於壓製狀態中的。這並非指統治者們不重視商業,而是商業的活動範圍有限。中國物產豐饒,統治者高度權威,老百姓安居樂業,在這樣的一個自給自足的農業文明中,最需要的是孔子所推行的那一套忠孝仁義和安土重遷。在農業文明時代中國國家的最高目標並非通過海外貿易獲取利潤,而是建立一個對內穩定的社會秩序。為了實現這種秩序,國家是允許甚至鼓勵商業存在的,而且在關係到“國計民生”的行業,各級官府也親自參與經營。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當羅馬帝國的使者抵達中國,向中國政府吹噓瓷器、茶葉和絲綢高額利潤,希望中國政府可以與羅馬合力掃蕩中亞的突厥人時,中國政府渾然不為所動。(注2)”作為一名資深的國際局勢研究人員,伊丁斯和美國主流學者的理念有所相近,但卻又並不相同。
在美國主流學者的眼中,中國的“**時代”幾乎與16世紀前的政教合一歐洲社會並無分別。而伴隨著改革開放後,商業活動活躍起來,**政權也希望積聚更多財富來增強國力,也就是“白貓黑貓,能夠抓到老鼠(發展經濟、增強國力)就是好貓”。那麽如何衡量財富呢?外匯!中國政府曾深受外匯短缺之苦,更險些因為外匯不足而無法派出代表團出席聯合國會議;因此,中國有一股強烈的外匯情結,而積存外匯的最有效途徑,就是對外貿易。最終透過大量的貿易順差,中國的外匯儲備已經超過一萬二千億美元,這與當年歐洲國家以出口貿易來積聚大量黃金的做法,如出一轍。
盡管作為後發國家和一種異質文明,中國與西方的曆史形態不一樣,但是,重商主義的傳統在中國已經培植成功。它已經體現為一種國家目標和義務―“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因此經濟模式一直是國家主導,隻有社會精英們跟著發財致富,而民間社會卻從來都是死氣沉沉。在重商主義的包圍下,“擴大內需”成為了嘶啞的呼喊,而投機精神卻得到了普遍的推崇。在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環境中,外匯儲備和社會穩定成為了第一選擇。因此大多數美國主流學者都會樂意的得出一個結論。中國重拾被歐洲拋棄了近300年之久的重商主義的結果不是最終象揮霍無度的西班牙帝國那樣在窮兵黷武的道路上走向破產,就是如同英、法最終陷入一場社會大革命之中。
但是伊丁斯卻從中國政府的一係列內政外交政策之中讀到了一些別的東西。改革開發20多年來,中國傳統的重商主義發展模式利弊參半,雖然在這場進出口貿易交換過程中,中國的經濟資本大量增加,但是自然資源損失慘重。而大量的儲備美元,雖然並不是出於16世紀歐洲人那樣的“金銀狂熱症”(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政府鼓勵創匯還是為了進口,而到了90年代下半期,中國創匯更多地是為了抵禦風險。西方金融“大鱷”製造的金融危機,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極其不利的影響。)但是如此巨大的美元儲備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風險。
目前國際信用結算單位還是以美元為本位,這是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係”的延續。從1944年開始,西歐貨幣盯住美元,而美元盯住黃金,世界貨幣係統仍是金本位。但是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對西歐的貿易出現逆差的時候,最終迫使尼克鬆在1971年8月宣布黃金和美元脫鉤,這就是眾所周知的“布雷頓森林體係”的解體。美元地位的削弱,其實就是美國經濟的削弱,意味著美國人無法生產出更好更便宜的商品和西歐國家進行交易。
自2000年以來,中國事實麵臨著和上世紀60年代西歐國家同樣的問題,美國國內經濟的下滑事實無法生產大量的商品和中國交易,隻好求助印刷機。對此,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國家竟然表示“欣然接受”,國內經濟嚴重依賴美國市場的東南亞國家對美國生產力表現出相當的“看好”並不奇怪,日、韓兩國在軍事和外交領域仰人鼻息也不足為奇,但是中國跟隨著周遍鄰國一起將巨額貿易順差轉變為巨額債權,用本國生產力對美元形成巨大支撐卻多少有些不智了。
不用什麽特工竊取,從美國國會的年度報告便可以計算出美國累計的經常賬戶赤字已超過3萬億美元,其中中國外儲已經超過1.3萬億美元,而且這種現象在可以預見的將來沒有一絲轉變跡象,而美國表麵的繁榮還能持續多長時間呢?包括巴菲特在內的一些民間投資大師都可以看出來美國經濟的最終崩潰,一些中東國家的貨幣更像預先知道災難發生的耗子一樣,近期紛紛逃離美元這艘漏洞百出的大船。美元時代也許即將終結,即便不知道其具體的終結時間,中國政府也沒有理由愚蠢到坐視自己的財富最終大量蒸發吧!
如果中國政府手中僅持有少量的美元,那麽北京政府很容易拋售美元,逃避美國政府的經濟低迷和“通貨膨脹稅”。但是當我中國上持有1萬億美元或更多的外匯儲備時,我們就隻能服服帖帖就範。因為拋售美元隻會把美元的匯率打得更低,無異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在某種意義上,中國和東亞各國一樣在地承擔了為美元“護盤”的角色。
難道北京政府真的象吉恩.夏普所謂的那樣利令智昏嗎?答案事實上已經從中國政府近期在全世界範圍內的一係列舉措上可以明顯的得出了。就在美國的經濟學家會中國繼續持有1.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而歡欣鼓舞之時,伊丁斯卻從中讀到了一個高明決策―“捆綁從來就是相互的”。和絕大多醉心於國際政治的美國主流智囊相比,伊丁斯的“父親”―保羅.尼茲同樣是一位金融天才,他30歲的時候在華爾街掙到了他的第一個一百萬。在回憶錄中他說:“我跟華爾街那些有名的人一起工作過,跟那些大騙子擠作一團。這段經曆沒讓我覺得他們惡心,倒是大大增加了我對自己的能力和判斷力的自信。”這段經曆無疑使得保羅.尼茲和伊丁斯對財富的本質又著更為清醒的認識。
美國曾經是製造業超級強國,並因此建立了美元的強大地位。美國也因此嚐到了金融的甜頭。1999年,美國國會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金融業被置於至高無上的地位。美國不斷地把製造業轉移到境外,致使美國經濟的虛擬化程度大大提高。美國衍生金融產品的市值曾達300萬億美元,是美國gdp的23倍,是股市和地產總值的11倍。即便被普遍認為資產質量很高的花旗銀行,在其2萬億美元的總資產中,表內資產也隻有6000億美元,其他1.5萬多億美元的表外資產都是cdo等衍生金融產品。而雷曼兄弟的資產結構中絕大多數都是高風險的房地產抵押債券資產。雷曼兄弟的資產結構中絕大多數都是高風險的房地產抵押債券資產。沒有那麽多的物質財富,卻有那麽多的實際購買能力,這樣的經濟從一開始便必然是虛擬的,而虛擬隻是泡沫經濟的一個美麗的別名。是泡沫總是要破滅的。因此“有一天世界也許會呈現這樣的局麵,美國因為過度借貸過度消費而破產,其他國家則因為支持美國的借貸與消費破產。”逐漸成了經濟學界普遍認可的共同認識。
中國政府難道真的沒有看見這一樣的風險嗎?答案不言而明。中國外匯管理的一個核心就是在中國境內任何外幣不能流通,必須兌換為人民幣,任何外幣隻有國家收存。也就是在中國儲備的所有外匯,都有等值的人民幣被發行出來。這就意味著中國的外匯儲備不像其他任何國家的外匯結餘儲備,不是存款。從理論上講中國的外匯和黃金一樣都是自己的貨幣發行準備,如果沒有與之對應的人民幣存在,其就不能直接流通,如果不將其國際貿易的準備金來對待,中國的外匯儲備就是毫無價值的廢紙。當然,如果人民幣不具有世界貨幣特性,這個矛盾就不存在,因為這就等於隻是在中國老百姓手中買賣,而在世界依然具有流通性,沒有其他硬通貨可以兌換,那麽任何手中的人民幣便是廢紙。因此中國政府不僅保證了人民幣在境內的絕對地位。同時,國家盡全力提升人名幣的國際地位,特別是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堅持貨幣不貶值,就是由國家承擔了全部損失而維護了所有人民幣資產擁有者的利益。
在強大的美元儲備的支持下今天的人民幣已經成為(或說即將成為)國際主流貨幣,而且中國已經成為世界最主要的經濟實體之一。美元貶值必然對應的是人民幣的升值,如果美元貶值喪失國際貨幣的地位,龐大的美元同樣可以保證人民幣必然的挺升為國際主流貨幣。
國際主流貨幣形成是一個國家獲得資本優先權的標誌,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為美國帶來的利益不言而喻,世界公認美國經濟稱霸全球不在於其實物經濟的強大,而就是掌握著美元、石油定價權。中國利用被美國掌控事實上被虛擬了的外匯,投資同樣被美國虛擬的資產,並中國麵臨不是一個兩難選擇,而是美國必須權衡的難題:保證美元的價值則必須承認中國的財富,承認中國的投資與所有權;要顛覆中國的儲備財富,則無異於宣布放棄美元的統治地位,伴隨的是人民幣的崛起,美國的世界資本霸權無論怎樣都會向中國易手。當人民幣的發行、價值早已獲得認可,因此無論是美元資產的縮減還是人民幣價值的崛起都對中國已經形成不了太大的衝擊。在這樣搏弈關係之下,中國持有龐大的美元外匯儲備不僅是美國對中國經濟的捆綁,而是中國“捆綁美元與美國”的戰略。一條無形的鎖鏈事實上已經橫跨太平洋,將中美兩國置於“一榮俱榮,一損皆損”的隱型戰略同盟之中。
“真的敢借錢的人,就真的敢不還,而真的敢借出錢的人,也真的敢不要。”因為當國家間經濟關係發展到一定時候,就隻有了政治,而在政治麵前經濟可以毫無意義!美元時代終結的危機並不會因為中國的支持而推遲甚至消弭。那麽一旦美元信譽真的崩潰。不管是中國經濟出現大幅通脹,還是人民幣對美元大幅升值,都意味著美國經濟將出現大幅通脹,廉價“中國製造”的免費午餐不可能無限期供應。美元作為國際信用結算本位的地位,將在未來繼續被削弱。而美國虛擬經濟所存在的天生弊病,更令一場席卷整個西方的金融風暴隨時可能降臨。那麽中國的對應策略又是什麽?
因為美元地位削弱而在國際信用體係中被遺留出來的空間,由誰來取代?人民幣或者日元?就目前的經濟總量和金融自由開放度,人民幣和日元又有欠缺,都還不夠格。中國擁有足以匹敵美國的經濟總量,但是一旦將人民幣升級為世界性貨幣,其控製能力還尚未成熟。而日元雖然已經在全世界流通多年,但是日本的經濟總量卻遠不如中、美兩強。
歐元的崛起看似來勢洶洶,歐洲一直在謀求複興的事實也可是天下共知,但是一個國家或者國家集團的複興之路的第一步必然是獲得經濟的主導權,然後通過經濟而進取文化、政治,直到以軍事為代表的絕對權力,因為他別無選擇。歐洲雖然經濟上已經邁出了第一步,但是在國際政治舞台上尚未作到“同一個聲音”,獨立防衛的軍事力量更沒有準備妥當。一個內部吵鬧不休、財政分散的國家聯盟貨幣,誰能信任?那麽如果美元崩潰,世界進入群雄並起的時代,決定各國財富的唯一基準顯然將會回到原點,這個原點並不是黃金。而是資源和商品,誰在這個紛亂的時代裏擁有最多的資源,誰便是這個時代的皇者。因為資源可以轉化為商品、軍隊以及其他國際政治賭桌上的所有砝碼。
“資源時代”的到來將不可遏止,但是國際社會之中唯一看到這一點,並有能力進行準備的卻同樣惟有中、美兩國。中國擁有著世界最為龐大的人口,其本土所儲備的資源在其經濟騰飛前期龐大的消耗麵前便已經捉襟見肘了,因此在全球範圍內獲取資源便在所難免。美國雖然依舊擁有著羨煞旁人的本土資源,但是麵對著占全球資源消耗70%的民眾和政府,一國的資源也將入不敷出。因此早在20世紀末期,中、美兩國便在全世界範圍內展開了迎接“資源時代”的“布局戰”。等到歐盟、日本、印度等國後知後覺的發現危機逼近之時,中、美兩國的全球布局已經接近完成。
“智利對於中國而言或許是一個不錯的貿易夥伴,一個友好國家。但是在未來的‘資源時代’中這個國土麵積狹小的國家能為中國帶來什麽?犧牲智利可以結好秘魯、玻利維亞和阿根廷三國,在南美洲構築其中國穩定的資源獲取平台。而更為關鍵的是以上三國還是中國奔向自己新大陸的絕佳跳板。”雖然伊丁斯言之鑿鑿。但是大多數與會者卻是興趣缺缺。在他們眼中這個小字輩根本就是在無限誇大北京當局的智商。惟有坐在特別嘉賓席位的邁克.李總統為之動容。“問問那小子,對於北京在南美洲的行動,美國應該采取什麽對策?”當伊丁斯走下講壇之時,邁克.李總統向身邊的隨行人員示意道。
“竟然巨龍想要沸騰四海,那麽惟有君請入甕……。”對於中、美兩國未來的對弈,伊丁斯並不樂觀。在他看來在即將到來的資源時代裏,在歐亞大陸占據絕對優勢的中國足以壓倒西方世界,就象他們的前輩在農業文明時代所作的那樣。唯一的破解之法,或許隻有出現新一次的“大航海時代”。“現在的美國還沒有空間運用他的智慧。不過兩年之後……。”邁克.李總統此刻在心中默念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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