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年起,我和李銀河開始一項對中國男同性戀的研究,首次發現了中國存在著大量的男同性戀者,存在著同性戀社群和同性戀文化。時隔五年,回顧這項研究,又有不少新的發現。發現之一,我把它叫做科學研究中的“花剌子模信使問題”。必須承認,這個問題的提出,和我們在研究中和研究後的一些遭遇有關。花剌子模是一中亞古國,當地的習慣是這樣的:假如一名信使給君王帶來了好消息,就可以升官;假如他帶來的是壞消息,就要被殺頭。所以將帥出征時,常把傳送好消息的任務作為獎賞派給有功將士,把傳遞壞消息的任務作為懲罰派給有罪的人。從某種意義上說,做研究的人也像一個信使,我們從研究的對象那裏獲得信息,傳遞給公眾。中國存在著廣大的同性戀人群,這本身不像是個好消息,雖然這發現本身意義重大。因此我們在出書方麵遇到了很多困難,還因為發表文章吃了一個紅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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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們研究發展模式問題,或者民族團結問題,就會獲得好評。當然,作為研究者或者信使,我們以為,傳遞了一個壞消息不能說明我們很壞。但是假如有人持有這種原始的思維方式,就無法和他爭辯。在做這個研究時,我們對同性戀的成因很是關心。當時對同性戀的成因尚無定論。大體上有先天與後天兩說,主張後天說的代表人物是弗洛伊德,他強調戀母情結對同性戀形成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另一學派主張行為對同性戀成因的意義(男孩子玩娃娃)(貝爾)。主張先天說的主要是一些醫生。現在看來,先天說取得了一些進展,有一些間接證據說明男同性戀者有母性遺傳的基因缺陷。假如從事這方麵研究的人不是同性戀者,就會有更大的說服力。他們那些人有一種傾向,希望證明同性戀是一種自然現象,覺得這樣自己比較無辜。現在回顧起來,我們傾向於同性戀是一種文化現象,這樣和我們的領域比較接近。現在看來,研究者往往受私心的左右,難以做到價值中立。


    這是不好的。順便說一句,我不認為,假如同性戀是自然現象,對同性戀者本人就有什麽光彩之處,文化現象不一定壞,自然現象也不一定好。但是我也很能理解同性戀者的苦心。我的研究筆記上有大量的事例,證明男同性戀者有戀母情結。有一位調查對象說,他到八歲了還在吃母親的奶。他清清楚楚地記得,他母親怎樣在搖著縫紉機,他怎樣走過去,鑽到母親懷裏,她解開衣襟,喂他吃奶,一麵繼續搖機器,等等。這些細節一般人不會記著的。像這類的例子,有半數以上的同性戀者都有講述。就現象來說,非常顯著。因為我們很希望證明同性戀是後天的,所以這些例子對我們有很大的誘惑力。不過也有些相反的例子:有幾位同性戀者在三四十歲之前沒有同性戀經曆,一經嚐試就一發而不可收拾。


    可以想見,假如不是有先天的傾向,人是不會這樣的。我們在研究報告裏對同性戀的成因取了一種折中態度,就是先天後天的原因都不能排除。現在看來,假如同性戀者有強烈的戀母情結,也可以是戀母情結所致。這個例子說明的是,在研究中發現顯著的現象容易,斷定因果難。戀母情結和同性戀顯著地相關,但也不能斷定它就是成因。在社會學的專著中,假如有說某兩件事相關,這是可信的。假如有說某兩事有因果關係,十中有九靠不住,這是一種經驗之談。(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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