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朝會，朱厚照因前日玩得有些疲憊，又不上朝。劉瑾立於龍椅前向文武百官道：“各位大人，皇上日以繼夜、廢寢忘食的在宮內忙於批閱奏章，各位又何奏本可交與咱家轉呈。”文武百官知道劉瑾一手遮天，自己的奏折也呈不到皇上手上，也就都沒有回應。劉瑾見大家無奏本，心裏美滋滋的又道：“現今各邊日儲匱乏，士兵生活困苦；皇上有旨，即日起清理各邊屯田，規範軍戶與田畝的數量，著兵部下達朝廷指令至各邊將領配合，朝廷派出度田的官員不日即達。”
王瓊聽後道：“劉公公，兵部該如何配合？”
劉瑾道：“讓各邊將所轄的所有軍戶數量和田畝數量都登記在冊，交與朝廷，朝廷專門派人到各邊逐一丈量、度田，進行一一核實。”
王瓊道：“軍戶數量和田畝數量在各邊的軍冊及兵部的軍冊中都有，隻是數量較大，各邊又路途遙遠，實地度量需要大量人手，該由何部來負責此項任務呢？”
劉瑾道：“這就不勞煩兵部了，就交由大理寺處理吧。”劉瑾心裏早就盤算好了，現在大理寺和錦衣衛都是自己的人，讓自己的人去負責度量，這個實際的田畝數就完全可以由自己說了算了，隻要不給自己上貢，不聽自己的軍官隨時都可以給他們虛加些田畝。
文武百官聽後麵麵相覷，但也無人敢再做提議，隻能任由劉瑾擺布。
退朝後，劉瑾回到了司禮監，傳來了大理寺少卿周東。這大理寺是掌管刑獄案件審理的，錦衣衛負責抓人，大理寺負責審訊，在朝中掌握了這兩個部門基本就掌握了百官的命運了。劉瑾就是通過掌控了這兩個部門來排除異己，近些年來製造了多少錯假亂案，殘殺了多少朝廷棟梁和正義之事。這周東本為成化二十年的進士，一直碌碌無為。劉瑾上台後，為了攀附劉瑾，把家中的祖宅和地契都賣了湊足一百兩銀子獻媚，還拜劉瑾為義父，深得劉瑾信任。劉瑾把其調到大理寺後，到處斂財，審理的案件全部與銀子掛鉤，沒幾年就斂起了巨大財富。這周東每次都會把用惡毒手段獲得銀子拿出一大半上貢給劉瑾，可以說是劉瑾一個很重要的錢袋子。
周東來到司禮監見到劉瑾下跪道：“周東參見九千歲，願九千歲鬆鶴長春，壽與天齊。”這劉瑾在朝中一手遮天，被稱為立皇帝，所以下麵那些依附於他的人，也都是無底線的獻媚與奉承。
劉瑾聽後高興的笑道：“周東呀，這次有個重要的任務讓你去辦呀。”
“請九千歲差遣，周東願赴湯蹈火。”
“不需要赴湯蹈火，而是肥肥的美差，這次朝廷要清理各邊的軍隊屯田，你就負責度田吧。”
“九千歲，這到邊界度田，可有什麽道道？還請九千歲指點。”
“唉，這度田可是掌握各邊將士的生活命脈的，大有可為呀。”
“請九千歲放心，周東定不辱使命。”周東是個非常聰明的人，一點就通。
“穀大用，你查一查，哪裏的士兵抱怨最大？”劉瑾轉身對穀大用道。穀大用翻了翻奏折道：“相對西北的士兵提出上疏的較多，那邊的士兵也要困苦一些。”劉瑾聽後對周東道：“那你就先去西北吧，先去寧夏度度，看看那裏的田有多肥？”
“遵旨，我這就去安排。”周東高興的道。
次日，周東帶著兵部的文書和行李，一行六人從京城出發去西北邊疆寧夏度田。
在古代，土地一直都是百姓和國家賴以生存的基石，大明太祖朱元璋本為布衣起事而獲得天下，深知土地對百姓和對國家的重要性，在經曆過大規模的元末農民戰爭之後，明王朝才建立起來。長期的戰爭，導致人口銳減，民不聊生，社會生產力驟降，急需修生養息，恢複發展。可長期的農民戰爭使得明軍數量非常龐大，軍費支出巨大，加上明王朝建立在元朝基礎上的，邊疆隱患一時難以解決。北部元朝殘餘勢力韃靼和瓦剌經常騷擾邊境，南方又有“蠻族”叛亂，明廷不得不在南北方同時駐紮大批軍隊。但是，明朝政府財政一時難以支撐龐大的後勤軍需供給，以及漫長的運輸線。於是，為減輕朝廷負擔，朱元璋決定在各地軍事駐地進行屯田。據《明太祖實錄》載：洪武二十九年“廣西布政使言，新設南丹等衛，歲用軍晌二十餘萬，有所征不能供，帝命置屯田，稗軍士耕種”，“三十年，令左都督楊文屯田遼東，而罷海運”。
屯田分軍屯和商屯兩種。軍屯始於明朝建立不久，朱元璋命軍士屯田自給，要求衛所軍卒，有的負責戍守，有的從事屯墾。據《明史食貨誌》載，一般情況下，軍屯區守城與屯種比例為“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不過這又因地而異。按規定每軍受田五十畝為一分，由國家撥給耕牛、農具，屯田軍卒則要向國家繳納稅糧，稱為“屯田籽粒”。稅糧開始是每畝交一鬥，明成祖時定為一鬥二升。
明朝建立之初，各衛所屯田總數達89萬餘頃，永樂元年(1403年)國家得屯田籽粒2345萬餘石，而同年官民田稅糧為3129萬石，共計全國稅糧5475萬餘石，屯田籽粒占總稅糧的43%，可見明初軍屯收效甚大。明代軍屯是衛所製的主要內容之一，對鞏固地方統治，足食足兵方麵起到積極作用。同時，由於軍屯過程是一種有組織計劃的區域人口遷移，對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明朝初年，屯田製度減輕了老百姓和朝廷了壓力，鞏固了邊防，對大明王朝的鞏固和發展起到了巨大的積極作用。
仁宗年間，為解決邊防線上的軍糧供應，明朝政府規定商人將糧食運到邊防的糧倉，按路途遠近，運送數量也可大可小。商人完成定量糧食後，就可從政府換取一小引(200斤)的鹽引(買賣憑證)，販鹽獲利，稱為“開中法”。為獲得更多利潤，鹽商雇人在邊地就近屯田，將屯田所得納倉換鹽引。於是商屯快速發展起來。
但是到宣德(1426—1435年)後，隨著明王朝政治的日趨腐敗，加上各種因素的幹擾，開中法難以正常實施，商屯也逐漸衰落。弘治五年（1492年），戶部尚書葉淇上疏請廢除開中製度，鹽商不再輸糧，而到運司納銀換取鹽引，再由太倉將銀分派各邊。這就是“年例銀兩”。在此之前，開中法已弊病叢生，官僚地主肆意侵占屯田，衛所軍官壓迫和剝削士卒，軍中士兵已經苦不堪言，現今劉瑾又把“年例銀兩”取消，各邊士兵更是雪上加霜。這屯田製度到了正德年間，確實也存在了很多的弊端，與太祖當年的製度與施行已經大相徑庭，需要大力的整頓。
劉瑾為了給自己克扣年例銀兩找理由，就將各邊士兵的困苦推在各邊軍屯的腐敗上，所以要求各邊整頓屯田，在軍屯上大明朝廷確實存在頑疾，也非一日所致。從朝廷和士兵的角度考慮，清理屯田、清除頑疾似乎也是一種正義和正確的做法。但各地的屯田主要集中當地的世襲王爺和軍中權貴手上，隻要清算屯田必然會侵犯到大明權貴們的整體利益，自然會引起大明王朝整個既得利益集團和貴族們的大力反對；更何況劉瑾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真正解決朝廷和士兵的困境，而是為了更好的斂財，借機排除異己，把握軍權。這也是成化、弘治以及兵部都意識到問題所在，而不敢輕易去直接清理頑疾的原因。幾代下來，都隻能是邊安撫邊由朝廷給予補助。而朝廷的補助隻能靠增加百姓和商業的賦稅來填補，久而久之，大明普通百姓的賦稅壓力也是越來越重，各地農民起義、落草為寇的現象時有發生，此為後話。
王瓊聽後道：“劉公公，兵部該如何配合？”
劉瑾道：“讓各邊將所轄的所有軍戶數量和田畝數量都登記在冊，交與朝廷，朝廷專門派人到各邊逐一丈量、度田，進行一一核實。”
王瓊道：“軍戶數量和田畝數量在各邊的軍冊及兵部的軍冊中都有，隻是數量較大，各邊又路途遙遠，實地度量需要大量人手，該由何部來負責此項任務呢？”
劉瑾道：“這就不勞煩兵部了，就交由大理寺處理吧。”劉瑾心裏早就盤算好了，現在大理寺和錦衣衛都是自己的人，讓自己的人去負責度量，這個實際的田畝數就完全可以由自己說了算了，隻要不給自己上貢，不聽自己的軍官隨時都可以給他們虛加些田畝。
文武百官聽後麵麵相覷，但也無人敢再做提議，隻能任由劉瑾擺布。
退朝後，劉瑾回到了司禮監，傳來了大理寺少卿周東。這大理寺是掌管刑獄案件審理的，錦衣衛負責抓人，大理寺負責審訊，在朝中掌握了這兩個部門基本就掌握了百官的命運了。劉瑾就是通過掌控了這兩個部門來排除異己，近些年來製造了多少錯假亂案，殘殺了多少朝廷棟梁和正義之事。這周東本為成化二十年的進士，一直碌碌無為。劉瑾上台後，為了攀附劉瑾，把家中的祖宅和地契都賣了湊足一百兩銀子獻媚，還拜劉瑾為義父，深得劉瑾信任。劉瑾把其調到大理寺後，到處斂財，審理的案件全部與銀子掛鉤，沒幾年就斂起了巨大財富。這周東每次都會把用惡毒手段獲得銀子拿出一大半上貢給劉瑾，可以說是劉瑾一個很重要的錢袋子。
周東來到司禮監見到劉瑾下跪道：“周東參見九千歲，願九千歲鬆鶴長春，壽與天齊。”這劉瑾在朝中一手遮天，被稱為立皇帝，所以下麵那些依附於他的人，也都是無底線的獻媚與奉承。
劉瑾聽後高興的笑道：“周東呀，這次有個重要的任務讓你去辦呀。”
“請九千歲差遣，周東願赴湯蹈火。”
“不需要赴湯蹈火，而是肥肥的美差，這次朝廷要清理各邊的軍隊屯田，你就負責度田吧。”
“九千歲，這到邊界度田，可有什麽道道？還請九千歲指點。”
“唉，這度田可是掌握各邊將士的生活命脈的，大有可為呀。”
“請九千歲放心，周東定不辱使命。”周東是個非常聰明的人，一點就通。
“穀大用，你查一查，哪裏的士兵抱怨最大？”劉瑾轉身對穀大用道。穀大用翻了翻奏折道：“相對西北的士兵提出上疏的較多，那邊的士兵也要困苦一些。”劉瑾聽後對周東道：“那你就先去西北吧，先去寧夏度度，看看那裏的田有多肥？”
“遵旨，我這就去安排。”周東高興的道。
次日，周東帶著兵部的文書和行李，一行六人從京城出發去西北邊疆寧夏度田。
在古代，土地一直都是百姓和國家賴以生存的基石，大明太祖朱元璋本為布衣起事而獲得天下，深知土地對百姓和對國家的重要性，在經曆過大規模的元末農民戰爭之後，明王朝才建立起來。長期的戰爭，導致人口銳減，民不聊生，社會生產力驟降，急需修生養息，恢複發展。可長期的農民戰爭使得明軍數量非常龐大，軍費支出巨大，加上明王朝建立在元朝基礎上的，邊疆隱患一時難以解決。北部元朝殘餘勢力韃靼和瓦剌經常騷擾邊境，南方又有“蠻族”叛亂，明廷不得不在南北方同時駐紮大批軍隊。但是，明朝政府財政一時難以支撐龐大的後勤軍需供給，以及漫長的運輸線。於是，為減輕朝廷負擔，朱元璋決定在各地軍事駐地進行屯田。據《明太祖實錄》載：洪武二十九年“廣西布政使言，新設南丹等衛，歲用軍晌二十餘萬，有所征不能供，帝命置屯田，稗軍士耕種”，“三十年，令左都督楊文屯田遼東，而罷海運”。
屯田分軍屯和商屯兩種。軍屯始於明朝建立不久，朱元璋命軍士屯田自給，要求衛所軍卒，有的負責戍守，有的從事屯墾。據《明史食貨誌》載，一般情況下，軍屯區守城與屯種比例為“邊地三分守城，七分屯種。內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種”不過這又因地而異。按規定每軍受田五十畝為一分，由國家撥給耕牛、農具，屯田軍卒則要向國家繳納稅糧，稱為“屯田籽粒”。稅糧開始是每畝交一鬥，明成祖時定為一鬥二升。
明朝建立之初，各衛所屯田總數達89萬餘頃，永樂元年(1403年)國家得屯田籽粒2345萬餘石，而同年官民田稅糧為3129萬石，共計全國稅糧5475萬餘石，屯田籽粒占總稅糧的43%，可見明初軍屯收效甚大。明代軍屯是衛所製的主要內容之一，對鞏固地方統治，足食足兵方麵起到積極作用。同時，由於軍屯過程是一種有組織計劃的區域人口遷移，對社會經濟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明朝初年，屯田製度減輕了老百姓和朝廷了壓力，鞏固了邊防，對大明王朝的鞏固和發展起到了巨大的積極作用。
仁宗年間，為解決邊防線上的軍糧供應，明朝政府規定商人將糧食運到邊防的糧倉，按路途遠近，運送數量也可大可小。商人完成定量糧食後，就可從政府換取一小引(200斤)的鹽引(買賣憑證)，販鹽獲利，稱為“開中法”。為獲得更多利潤，鹽商雇人在邊地就近屯田，將屯田所得納倉換鹽引。於是商屯快速發展起來。
但是到宣德(1426—1435年)後，隨著明王朝政治的日趨腐敗，加上各種因素的幹擾，開中法難以正常實施，商屯也逐漸衰落。弘治五年（1492年），戶部尚書葉淇上疏請廢除開中製度，鹽商不再輸糧，而到運司納銀換取鹽引，再由太倉將銀分派各邊。這就是“年例銀兩”。在此之前，開中法已弊病叢生，官僚地主肆意侵占屯田，衛所軍官壓迫和剝削士卒，軍中士兵已經苦不堪言，現今劉瑾又把“年例銀兩”取消，各邊士兵更是雪上加霜。這屯田製度到了正德年間，確實也存在了很多的弊端，與太祖當年的製度與施行已經大相徑庭，需要大力的整頓。
劉瑾為了給自己克扣年例銀兩找理由，就將各邊士兵的困苦推在各邊軍屯的腐敗上，所以要求各邊整頓屯田，在軍屯上大明朝廷確實存在頑疾，也非一日所致。從朝廷和士兵的角度考慮，清理屯田、清除頑疾似乎也是一種正義和正確的做法。但各地的屯田主要集中當地的世襲王爺和軍中權貴手上，隻要清算屯田必然會侵犯到大明權貴們的整體利益，自然會引起大明王朝整個既得利益集團和貴族們的大力反對；更何況劉瑾的目的並不是為了真正解決朝廷和士兵的困境，而是為了更好的斂財，借機排除異己，把握軍權。這也是成化、弘治以及兵部都意識到問題所在，而不敢輕易去直接清理頑疾的原因。幾代下來，都隻能是邊安撫邊由朝廷給予補助。而朝廷的補助隻能靠增加百姓和商業的賦稅來填補，久而久之，大明普通百姓的賦稅壓力也是越來越重，各地農民起義、落草為寇的現象時有發生，此為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