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什麽犯罪是非犯不可的。
人總是有選擇的。
就像《隱蔽的角落》中的張東升，他的嶽父母一定是非殺不可麽？
他殺了又能解決什麽問題，對他又有什麽好處，有證據證明是他嶽父母挑唆他們夫妻離婚麽？
其實都沒有。
犯罪有時候就像話趕話，就趕到那個份兒上了，就覺得當時一定要把這個氣出了。
然後所有的思維都關閉了，就隻研究怎麽殺人，怎麽犯罪這一件事。
張東升後來對孩子們說過一句話，他如果要許一個願的話，那就是希望一切能夠重新來過。
我想這話一定是從他殺死嶽父母開始的。
因為自從有了那件事他就像活著在黑暗裏的動物，從此見不得光了。以前他並不怕光。
他雖然窩囊，不敢跳出舒適區，但那隻是留戀，還不是不敢。
但是自從犯了罪，他的腰就直不起來了，隻能從通過繼續犯罪來掩蓋之前的罪行，從而越抹越黑。
我今天想說的是，有沒有可能控製得住那一念之間，那一念之間的殺機和恨意，讓理性重新回歸到主導地位。
我們可以回想一下，我們自己有沒有發作的時候，雖然算不得犯罪，但可能發怒，發了很大的脾氣，到頭來解決不了問題，結果還把問題搞糟了，事後十分後悔。
那麽我們當時能控製得住自己麽？
我相信有個別人可以控製得住，但大多數人都會有控製不住的時候，都會失去理智的時候，即使事後會十分後悔。
而還有一小部分人的失控達到一定程度就達到了犯罪的級別。
因此，我想說的是其實犯罪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具有相當的不可控性。
即使有懲罰措施，但是在失去理智的一刹那根本顧不上，在當時的犯罪預防其實是失靈的。
這也是為什麽犯罪很難避免的原因。
我們都是知道犯罪不對，犯罪不好，犯罪甚至會連累家人，但是為什麽每年還是有上百萬人的犯罪，是他們的智力有問題麽？顯然，並不是。
那是他們的性格有問題麽？其實也很難分辨，至少沒有明顯的證據支持。
其實大多數犯罪人也是普通人。
引上他們走上犯罪道路的，可能就是一些突發的、偶然的事件。
比如，一些超越自身的底線的羞辱和挑釁，別人惹到我了，激怒我了，但又為達到正當防衛的條件，那麽如果我大打出手，然後達到傷害犯罪的程度，我就要承擔刑事責任。被害人的過錯可以減輕一些刑責，但無法免除罪責。
事實上，一般人也不是十分了解正當防衛的準確含義，很難把握清楚，尤其是衝昏頭腦的情況下，也顧不上許多。
事發有因的憤怒，急躁的情緒，容易引發偶犯。
此時想要最大限度的避免衝突，要麽是極高的智慧，要麽是極高的修養。
這裏邊有一個底層的心理安全機製，那就是寧願受辱也不將自己置於法律的風險之中，這個意識必須長期的灌注到內心之中，在關鍵時刻才可能發揮作用。
寧願麵子上過不去很尷尬，但也不能衝動，衝動一旦萌發就會聯想到對自己不利的法律後果，其實就是要特別的把自己當回事。這種意識必須長期樹立起來，才會發揮條件反射的作用，這也是一種內在的犯罪風險防控機製。
就比如張東升，在嶽父母說出一些很傷自尊的話的時候，可能有一絲殺機閃現在心中，但同時必須迅速有一個反應，那就是不行，我不能因為這事毀了自己的一生，我是非常有前途的人，我要把自己看得很重。
其實犯罪的時候，往往是把自己看輕了。
犯罪必然要冒著風險的，而自己值得冒這個風險麽？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張東升也是把自己看輕了。
他沒有去想自己還是非常有才華的，對數學很有天賦，在教學上很有技巧，即使這個城市待不下去了，換個城市還是可以好好的，即使與現任妻子過不下去了，但還是找到自己幸福的歸宿的。
張東升實施犯罪的一刹那，其實說明了他對自己已經失去了信心，他沒有信心找到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妻子，過上更好的生活。
他就想守住現在，不管不顧的守住現在，即使可能將自己放入巨大的風險之中。
其實是不自信了，才走上了犯罪的不歸路。
凡是有自信過上好日子的，都沒有必要去實施犯罪。
因為犯罪所獲得的收益，與創造勞動所獲得收獲相比要少得多。
尤其是犯罪所獲得的收益不好積累，也不敢光明正大的適用，而創造性勞動是可以積累的，可以實現某種指數級的提升，更加可以堂堂正正的使用。
張東升的犯罪預示了他對生活失去了信心，他對自己失去了信心。
所以克服犯罪的衝動，避免失去理智，那就要對自己建立信心，覺得自己是非常難得的，不能功虧一簣，必要好嗬護自己的人生，那麽一定要讓自己的人生充實而有意義。
那些空虛而沒有意義的人生就容易導致破罐子破摔。
因此，情緒控製隻是表麵的，關鍵是讓自己的人生值得。
人總是有選擇的。
就像《隱蔽的角落》中的張東升，他的嶽父母一定是非殺不可麽？
他殺了又能解決什麽問題，對他又有什麽好處，有證據證明是他嶽父母挑唆他們夫妻離婚麽？
其實都沒有。
犯罪有時候就像話趕話，就趕到那個份兒上了，就覺得當時一定要把這個氣出了。
然後所有的思維都關閉了，就隻研究怎麽殺人，怎麽犯罪這一件事。
張東升後來對孩子們說過一句話，他如果要許一個願的話，那就是希望一切能夠重新來過。
我想這話一定是從他殺死嶽父母開始的。
因為自從有了那件事他就像活著在黑暗裏的動物，從此見不得光了。以前他並不怕光。
他雖然窩囊，不敢跳出舒適區，但那隻是留戀，還不是不敢。
但是自從犯了罪，他的腰就直不起來了，隻能從通過繼續犯罪來掩蓋之前的罪行，從而越抹越黑。
我今天想說的是，有沒有可能控製得住那一念之間，那一念之間的殺機和恨意，讓理性重新回歸到主導地位。
我們可以回想一下，我們自己有沒有發作的時候，雖然算不得犯罪，但可能發怒，發了很大的脾氣，到頭來解決不了問題，結果還把問題搞糟了，事後十分後悔。
那麽我們當時能控製得住自己麽？
我相信有個別人可以控製得住，但大多數人都會有控製不住的時候，都會失去理智的時候，即使事後會十分後悔。
而還有一小部分人的失控達到一定程度就達到了犯罪的級別。
因此，我想說的是其實犯罪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具有相當的不可控性。
即使有懲罰措施，但是在失去理智的一刹那根本顧不上，在當時的犯罪預防其實是失靈的。
這也是為什麽犯罪很難避免的原因。
我們都是知道犯罪不對，犯罪不好，犯罪甚至會連累家人，但是為什麽每年還是有上百萬人的犯罪，是他們的智力有問題麽？顯然，並不是。
那是他們的性格有問題麽？其實也很難分辨，至少沒有明顯的證據支持。
其實大多數犯罪人也是普通人。
引上他們走上犯罪道路的，可能就是一些突發的、偶然的事件。
比如，一些超越自身的底線的羞辱和挑釁，別人惹到我了，激怒我了，但又為達到正當防衛的條件，那麽如果我大打出手，然後達到傷害犯罪的程度，我就要承擔刑事責任。被害人的過錯可以減輕一些刑責，但無法免除罪責。
事實上，一般人也不是十分了解正當防衛的準確含義，很難把握清楚，尤其是衝昏頭腦的情況下，也顧不上許多。
事發有因的憤怒，急躁的情緒，容易引發偶犯。
此時想要最大限度的避免衝突，要麽是極高的智慧，要麽是極高的修養。
這裏邊有一個底層的心理安全機製，那就是寧願受辱也不將自己置於法律的風險之中，這個意識必須長期的灌注到內心之中，在關鍵時刻才可能發揮作用。
寧願麵子上過不去很尷尬，但也不能衝動，衝動一旦萌發就會聯想到對自己不利的法律後果，其實就是要特別的把自己當回事。這種意識必須長期樹立起來，才會發揮條件反射的作用，這也是一種內在的犯罪風險防控機製。
就比如張東升，在嶽父母說出一些很傷自尊的話的時候，可能有一絲殺機閃現在心中，但同時必須迅速有一個反應，那就是不行，我不能因為這事毀了自己的一生，我是非常有前途的人，我要把自己看得很重。
其實犯罪的時候，往往是把自己看輕了。
犯罪必然要冒著風險的，而自己值得冒這個風險麽？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張東升也是把自己看輕了。
他沒有去想自己還是非常有才華的，對數學很有天賦，在教學上很有技巧，即使這個城市待不下去了，換個城市還是可以好好的，即使與現任妻子過不下去了，但還是找到自己幸福的歸宿的。
張東升實施犯罪的一刹那，其實說明了他對自己已經失去了信心，他沒有信心找到更好的工作，更好的妻子，過上更好的生活。
他就想守住現在，不管不顧的守住現在，即使可能將自己放入巨大的風險之中。
其實是不自信了，才走上了犯罪的不歸路。
凡是有自信過上好日子的，都沒有必要去實施犯罪。
因為犯罪所獲得的收益，與創造勞動所獲得收獲相比要少得多。
尤其是犯罪所獲得的收益不好積累，也不敢光明正大的適用，而創造性勞動是可以積累的，可以實現某種指數級的提升，更加可以堂堂正正的使用。
張東升的犯罪預示了他對生活失去了信心，他對自己失去了信心。
所以克服犯罪的衝動，避免失去理智，那就要對自己建立信心，覺得自己是非常難得的，不能功虧一簣，必要好嗬護自己的人生，那麽一定要讓自己的人生充實而有意義。
那些空虛而沒有意義的人生就容易導致破罐子破摔。
因此，情緒控製隻是表麵的，關鍵是讓自己的人生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