輪到曾省長發言的時候，他說：“增加這樣一個機構無實在性的意義。第一，省委有研究室，職能大同小異，沒必要。第二，中＊央一再要求地方精簡機構，我們卻要增設，與上麵的要求相違背，沒理由。第三，新增這樣的機構，在既無意義，又無必要，還沒有理由的情況下，還要讓省財政一年多撥出幾百萬經費，沒道理啊。”
他一人持反對意見，萬東良有點為難了，“曾省長說的有道理，但大多數人都讚同，你看是不是……？”
在常委會上，省委書記盯著省長這樣說，有點逼其就範的味道。你要是不答應的話，那可以違背大多數的意願啊，用心實在險惡。
曾家輝卻不以為意，淡淡的道：“我可以直言不諱的說，大多數同意並不是他們內心的真實想法，隻是不好意思說罷了。其實這也不重要，我隻是發表一下個人的意見，決策權在省委常委會上，怎麽決定我都接受。但我記得列＊寧同誌說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而且希臘的柏拉圖也說，真理可能在少數人一邊。我的意見講完了，萬書記定吧……”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
曾省長一個人的意見，倒是把所有常委將了一“軍”，包括萬東良在內，都不得不重新審視這個問題了，要是上麵今後追查新增機構一事，真還有點說不清楚了。
決定者可是要對此負責的。
萬東良想了一下，違心的道：“曾省長提的建議很好啊，我看這事先擱置下來，以後再說吧，暫時確實也沒有增加這個谘詢中心的必要。”
就這樣，曾省長一個人的意見，竟然把這事攪黃了。
會議的第二天，許多人都知曉了其中概況，不少人都驚歎，這省長一個人的意見竟然讓常委會其他同誌都讚成的事落了空，還真有點讓人匪夷所思。
萬東良也不願讓人對曾家輝產生這種感慨，但他不得不放棄，如果這位從京城來的省長一個小報告打上去，恐怕這機構的事還沒正式落成，已經有領導讓自己作說明了，那會因小失大。
誰會幹這種蠢事？
近一段時間以來，省政府辦公廳及政府職能組成部門的人人自危之後，都開始了自覺加強言行約束，工作作風大為好轉。
王與民的賠償一事，也在幾省的協調下，由法院出麵，雙方達成了調解協議，肇事駕駛員再次支付了二十八萬多元的相關費用，加上先前賠償的十幾萬，算是補足了四十萬的賠償要求。
也許是因為這一事的影響，知道的人多了，一些人就想著直接找省長上f了。
這在曾家輝的意料之中，親民的一個不好處理的問題，就是百姓不管大事小事，隻要一遇解決不好，或者解決不及時，就想到越級找上麵的領導了，尤其是自己開了先河的接待，後麵多著呢。
對此，曾家輝也有自己的辦法，他定了一條規則，讓報紙和電視都宣傳了出去：每周五上午為省長接待日，凡事覺得自己需要直接麵見省長的，皆可以提前與省信訪辦預約，由他親自在周五上午接見。
這第一個周五上午預約接待的人叫蘇中平，還有點特別，因為他說自己是一名殘疾退伍軍人，曾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一場自衛反擊戰中受過腦震蕩，就是這樣一位人士，卻因為上f之事，被下麵的東營市經常拉去“學習班”洗腦，最後受不了，他開始了長達一年的逃亡生活。
他見到曾家輝後說：“我曾經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流血流汗，沒有一次流過淚。可是，進過這個‘學習班’後，我是害怕了，經常做夢都是自己拚命地跑，後麵一直有群人追趕，我跑得喘不過氣來，簡直就想一死了之了。”
蘇中平說，他一年來經常被這樣的惡夢驚醒。
“你進的什麽樣的‘學習班’？”
曾省長對這事倒真不知情，故此一問。
蘇中平心有餘悸的說，“凡是我們市裏有過越級上f記錄的，或者經常上f的人，一遇到重要節日，或者上麵有什麽重要會議的時候，市裏就把我們這些人集中到一起‘學習’…….”
“你說在外躲逃了近一年？”
曾省長實在想不明白，為了躲一個“學習”，至於嗎？
自己以前也逃過學，但還沒這麽嚴重的害怕情況。
蘇中平慢慢的講述，他因為上f被抓進“學習班”學習，幾次之後，他就從“學習班”逃出來，然後開始了長達一年的流亡生涯，他告訴曾省長，一年來他不止一次的流淚，想以自殺來結束自己顛簸的生活。
“你為啥事上f呢？”
“這事說來話長啊。”
蘇中平講述，他因為房改的房屋被原單位收走，於是就到市政府上f，未果之後就到省政府跑了兩趟，再後來還去過一次京城。就是這樣，他沒想到的是原本維護自己權益的上f行動讓他變成了流亡者。一年前他所在的縣人民法院法官和一名法警找到了他，說讓他到法院去解決房子問題。可他上車後，他發現車並不是往法院方向開的，而是直接被送進了郊外的一個高牆大院裏，一名保安搜走了他的手機、通訊錄、殘疾人證、錢包，甚至抽走了他身上的皮帶。
他被保安帶進了一個房間，裏麵一張床、一床很薄的被子，鐵門，沒窗戶，門上有個洞，用來遞飯菜。保安告訴他：寫保證書，不要再去上f。然後鐵門“咣當”一聲就關上了。
曾家輝聽著就皺眉，這哪裏是“學習班”，簡直就是進了看守所啊，“你在裏麵怎麽度過的？”
“艱難。”
蘇中平向曾省長描述了他在“學習班”被隔離的生活狀況，一個人在房子裏，上頭有兩盞日光燈沒日沒夜地亮著，一日三餐，每次一小碗，早上吃的是山芋粥，稀得像水一樣，山芋是兩頭的老筋，中飯和晚飯基本上都是半碗小瓷碗的米飯，再加點白菜，一天隻給一次水。一次，他問保安要水喝，卻引來一頓打。有好幾次，他一邊吃，一邊流著眼淚，因為他實在咽不下去。這些在家裏都是給豬吃的食物，在裏麵卻是他的生命保障，不吃隻能餓死。一天被允許上兩次廁所，每次都有兩個保安緊緊跟著。在大院裏還關了幾個老太婆，但都不能互相接觸。壓抑和孤獨讓人抓狂，他隻好在房間裏跑步來打發時間。
曾省長無法理解其中的意義，“能跑步？”
蘇中平點頭說：“每天至少跑20公裏，每跑一公裏，我都會刻在白牆上。”他還說，他從來沒有經受過這樣的打擊，覺得這日子實在沒意思，想過撞牆自殺。回憶起那十多天的生活，蘇中平痛苦地總結說，“度日如年!”
他一人持反對意見，萬東良有點為難了，“曾省長說的有道理，但大多數人都讚同，你看是不是……？”
在常委會上，省委書記盯著省長這樣說，有點逼其就範的味道。你要是不答應的話，那可以違背大多數的意願啊，用心實在險惡。
曾家輝卻不以為意，淡淡的道：“我可以直言不諱的說，大多數同意並不是他們內心的真實想法，隻是不好意思說罷了。其實這也不重要，我隻是發表一下個人的意見，決策權在省委常委會上，怎麽決定我都接受。但我記得列＊寧同誌說過，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而且希臘的柏拉圖也說，真理可能在少數人一邊。我的意見講完了，萬書記定吧……”
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人手中？
曾省長一個人的意見，倒是把所有常委將了一“軍”，包括萬東良在內，都不得不重新審視這個問題了，要是上麵今後追查新增機構一事，真還有點說不清楚了。
決定者可是要對此負責的。
萬東良想了一下，違心的道：“曾省長提的建議很好啊，我看這事先擱置下來，以後再說吧，暫時確實也沒有增加這個谘詢中心的必要。”
就這樣，曾省長一個人的意見，竟然把這事攪黃了。
會議的第二天，許多人都知曉了其中概況，不少人都驚歎，這省長一個人的意見竟然讓常委會其他同誌都讚成的事落了空，還真有點讓人匪夷所思。
萬東良也不願讓人對曾家輝產生這種感慨，但他不得不放棄，如果這位從京城來的省長一個小報告打上去，恐怕這機構的事還沒正式落成，已經有領導讓自己作說明了，那會因小失大。
誰會幹這種蠢事？
近一段時間以來，省政府辦公廳及政府職能組成部門的人人自危之後，都開始了自覺加強言行約束，工作作風大為好轉。
王與民的賠償一事，也在幾省的協調下，由法院出麵，雙方達成了調解協議，肇事駕駛員再次支付了二十八萬多元的相關費用，加上先前賠償的十幾萬，算是補足了四十萬的賠償要求。
也許是因為這一事的影響，知道的人多了，一些人就想著直接找省長上f了。
這在曾家輝的意料之中，親民的一個不好處理的問題，就是百姓不管大事小事，隻要一遇解決不好，或者解決不及時，就想到越級找上麵的領導了，尤其是自己開了先河的接待，後麵多著呢。
對此，曾家輝也有自己的辦法，他定了一條規則，讓報紙和電視都宣傳了出去：每周五上午為省長接待日，凡事覺得自己需要直接麵見省長的，皆可以提前與省信訪辦預約，由他親自在周五上午接見。
這第一個周五上午預約接待的人叫蘇中平，還有點特別，因為他說自己是一名殘疾退伍軍人，曾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一場自衛反擊戰中受過腦震蕩，就是這樣一位人士，卻因為上f之事，被下麵的東營市經常拉去“學習班”洗腦，最後受不了，他開始了長達一年的逃亡生活。
他見到曾家輝後說：“我曾經在槍林彈雨的戰場上，流血流汗，沒有一次流過淚。可是，進過這個‘學習班’後，我是害怕了，經常做夢都是自己拚命地跑，後麵一直有群人追趕，我跑得喘不過氣來，簡直就想一死了之了。”
蘇中平說，他一年來經常被這樣的惡夢驚醒。
“你進的什麽樣的‘學習班’？”
曾省長對這事倒真不知情，故此一問。
蘇中平心有餘悸的說，“凡是我們市裏有過越級上f記錄的，或者經常上f的人，一遇到重要節日，或者上麵有什麽重要會議的時候，市裏就把我們這些人集中到一起‘學習’…….”
“你說在外躲逃了近一年？”
曾省長實在想不明白，為了躲一個“學習”，至於嗎？
自己以前也逃過學，但還沒這麽嚴重的害怕情況。
蘇中平慢慢的講述，他因為上f被抓進“學習班”學習，幾次之後，他就從“學習班”逃出來，然後開始了長達一年的流亡生涯，他告訴曾省長，一年來他不止一次的流淚，想以自殺來結束自己顛簸的生活。
“你為啥事上f呢？”
“這事說來話長啊。”
蘇中平講述，他因為房改的房屋被原單位收走，於是就到市政府上f，未果之後就到省政府跑了兩趟，再後來還去過一次京城。就是這樣，他沒想到的是原本維護自己權益的上f行動讓他變成了流亡者。一年前他所在的縣人民法院法官和一名法警找到了他，說讓他到法院去解決房子問題。可他上車後，他發現車並不是往法院方向開的，而是直接被送進了郊外的一個高牆大院裏，一名保安搜走了他的手機、通訊錄、殘疾人證、錢包，甚至抽走了他身上的皮帶。
他被保安帶進了一個房間，裏麵一張床、一床很薄的被子，鐵門，沒窗戶，門上有個洞，用來遞飯菜。保安告訴他：寫保證書，不要再去上f。然後鐵門“咣當”一聲就關上了。
曾家輝聽著就皺眉，這哪裏是“學習班”，簡直就是進了看守所啊，“你在裏麵怎麽度過的？”
“艱難。”
蘇中平向曾省長描述了他在“學習班”被隔離的生活狀況，一個人在房子裏，上頭有兩盞日光燈沒日沒夜地亮著，一日三餐，每次一小碗，早上吃的是山芋粥，稀得像水一樣，山芋是兩頭的老筋，中飯和晚飯基本上都是半碗小瓷碗的米飯，再加點白菜，一天隻給一次水。一次，他問保安要水喝，卻引來一頓打。有好幾次，他一邊吃，一邊流著眼淚，因為他實在咽不下去。這些在家裏都是給豬吃的食物，在裏麵卻是他的生命保障，不吃隻能餓死。一天被允許上兩次廁所，每次都有兩個保安緊緊跟著。在大院裏還關了幾個老太婆，但都不能互相接觸。壓抑和孤獨讓人抓狂，他隻好在房間裏跑步來打發時間。
曾省長無法理解其中的意義，“能跑步？”
蘇中平點頭說：“每天至少跑20公裏，每跑一公裏，我都會刻在白牆上。”他還說，他從來沒有經受過這樣的打擊，覺得這日子實在沒意思，想過撞牆自殺。回憶起那十多天的生活，蘇中平痛苦地總結說，“度日如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