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秀在重建漢朝政權中，為了瓦解敵軍、壯大自己的力量，
也為了安定社會秩序、緩和階級矛盾，曾多次下詔釋放奴婢，
並規定凡虐待殺傷奴婢者皆處罪。另外，
還規定不許任意殺傷奴婢以及廢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說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較之過去有所提高。
同時，在省減刑罰的詔令中，還多次宣布釋放刑徒，即“見徒免為庶民”。
劉秀為了清查核實墾田畝數和戶口、年齡，下詔度田，
劉秀還嚴厲打擊“度田“不實的官員，平息了由此引起的叛亂，
使“度田“取得了成功。與“度田“措施相一致，
光武帝執行抑強政策以限製和打擊豪強勢力，
其政權並非代表豪強地主利益的“豪族政權“。
“度田“事件後，與此相關的戶口調查與上計製度一直得到貫徹執行，
因此，東漢時期的戶口統計數據是真實可信的。
東漢本是在豪強勢力支持下建立起來的。但豪強勢力的發展，
土地兼並的逐漸嚴重，既威脅皇權，也影響百姓生活，
以及為了加強朝廷對全國墾田和勞動人手的控製，
平均賦稅徭役負擔，劉秀於建武十五年（39年）下詔令各郡縣丈量土地，
核實戶口，作為糾正墾田、人口和賦稅的根據，
又命考察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詔下之後，遇到豪強勢力的抵製。
劉秀下令將度田不實的河南尹張汲及其他諸郡太守十餘人處死，
表示要嚴厲追查下去。結果引起各地豪強大姓的反抗，
“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並起，青、徐、幽、冀四州尤甚”，
予東漢以極大威脅。麵對兩種不同性質的反抗，
光武帝采取鎮壓與安撫並用的手段，一方麵“遣使者下郡國，
聽群盜自相糾拖，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很快，賊便解散了。
另一方麵，把捕到的作亂首領人物遷往他郡，
“賦田授廩”，切斷他們與原所在郡的聯係，給了豪強地主嚴重的打擊。
經過度田事件後，郡國大姓的抗衡平靜下來，
出現了“牛馬放牧，邑門不閉”的大好局麵。
度田也成為東漢的定製。因各項政策措施地實行，
為恢複發展社會生產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使得墾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
從而為東漢前期八十年間國家強盛的“明章之治”奠定了物質基礎。
建國後，劉秀在洛陽修建太學，設立五經博士，
恢複西漢時期的十四博士之學。還常到太學巡視和學生交談。
在他的提倡下，許多郡縣都興辦學校，民間也出現很多私學。
劉秀繼承了西漢時期獨尊儒術的傳統，東漢建立後，即興建太學，
設置博士，各以家法傳授諸經。劉秀巡幸魯地時，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
後來又封孔子後裔孔誌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
特別是對儒家今文學派製造的讖緯迷信更是崇拜備至。
同時，劉秀鑒於西漢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祿，依附王莽，
乃表彰氣節，對於王莽代漢時期隱居不仕的官僚、
名士加以表彰、禮聘，表揚他們忠於漢室、不仕二姓的“高風亮節”。
劉秀重用文人賢士，極為重視圖書文化建設和皇家藏書的收藏。
王莽末，典籍被焚，鑒於西漢官府藏書散佚，而民間藏書頗多，
他每至一地，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遺漏。
他下旨天下，廣為收集。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籍，遁逃林籔。
自此而後，鴻生矩儒，莫不抱負典策圖籍，芸匯京師。
數十年間，朝廷各藏書閣，舊典新籍，疊積盈宇，汗牛充棟。
如“石室”、“蘭台”、“仁壽閣”、“東觀”等多處，
藏書的規模和數量超過了西漢。遷還洛陽時，其經牒秘書，
載乘2000餘輛。奠定了東漢國家藏書的基礎。
劉秀以圖讖興，其在用人、廟祀、封禪諸事中以讖決之。
但劉秀對讖緯的作用有著清醒的認知，用讖頗為理性，
終圍繞社會現實政治的需要，有選擇、有條件地利用，
其用讖的範圍也往往不涉及關乎國計民生的政治實務。
光武用讖的政治目的是為了通過統一圖讖，
官定出一套服務於劉氏皇權的神學理論，
並嚴格限製圖讖的“新作”、“新解”。
劉秀祭祀天地活動，既依憑“元始中故事”，又有自己的創設。
郊祀製度的構建方麵，重在洛陽南郊壇形製。
說明東漢的郊祀製度既是漢代陰陽五行觀念盛行的產物，
又是向傳統禮經回歸的結果。
東漢建立伊始，匈奴、羌、鮮卑、烏桓、
蠻（夷）等少數族就對政權構成了嚴重的威脅與破壞。
劉秀在“柔道”思想的指導下，針對不同的少數族，因時因地製宜，
一改漢武帝以來對少數民族的征服和王莽的大民族主義，
從休養生息的總方針出發，對周邊少數民族采取的是友好、
友善、自治、互助的的政策，屬於以德治邊。
這些政策成功地緩和了民族矛盾，避免了大規模的戰爭。
通都大邑商業繁榮，商人的足跡遠至西域和國外。
光武帝時期，在東漢實力占據優勢地位的形勢下，
東漢與南匈奴達成協議，明確了雙方的權利和義務，
構築起漢匈關係的一個新模式。東漢建立之初，曆經戰亂，
人口大量減少，光武帝忙於統一大業，無暇顧及匈奴。
反觀匈奴，在單於輿的領導下，趁著兩漢之際的亂局，
恢複了對西域和鄰近少數民族如烏桓的統治，趨向興盛。
形勢的不同使得雙方在交往過程中采取不同的姿態。
單於輿把自己比作冒頓，驕傲自大，蠻橫無理，而光武帝隻能忍讓，
“待之如初”，願意與匈奴恢複和親關係。
此後，雙方的發展走向不同的道路。東漢方麵，
建武十二年（36年）滅蜀之後，天下統一，政治趨向穩定；
匈奴方麵，貴族之間為爭奪單於之位發生內亂：
先是本應嗣位的右穀蠡王伊屠知牙師被單於輿殺害，
然後是右薁鞬日逐王比因受猜忌而被監視，萌生歸附東漢之意。
建武二十二年（46年），連續的自然災害如幹旱、蝗災和瘟疫襲擊了匈奴，
嚴重損耗了其人力和畜力。麵對內爭和天災，單於輿和比分別向東漢示好，
但提出的要求大相徑庭：輿是“遣使詣漁陽求和親”，
比是遣使“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和親意味著匈奴與東漢具有對等地位，
內附則表明匈奴放棄政治獨立性。即使如此，光武帝沒有立即答應比的請求，
直到建武二十四年（48年）比再次請求通好時，五官中郎將耿國力排眾議，
主張依據“孝宣故事”來接納。光武帝采納了耿國的建議，
於是比自立為呼韓邪單於，匈奴由此南、北分裂。
建武二十七年（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
請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際發兵擊滅之，立“萬世刻石之功”。
劉秀下詔說：“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人不自保，
而複欲遠事邊外乎！不如息民。”
光武帝初立，莎車國王康帶領莎車周圍的民族一起抗拒匈奴，
而且還“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
建武五年（29年），河西大將軍竇融按照慣例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
西域大都尉，讓莎車國王代為管理西域五十五國。建武九年（33年），
莎車國王康去世，光武帝諡康為宣成王。立康的弟弟賢為莎車國王，
其後賢攻破拘彌國、西夜國，殺死了拘彌國和西夜國的國王，
在沒有得到朝廷同意的情況下立其兄康的兩個兒子為拘彌、西夜王。
這是莎車國的擴張行為，由於東漢王朝的勢力還沒有進入西域，
所以也就默認了莎車國的擴張行為。建武十四年（38年），
莎車國王賢與鄯善國王安一並派遣使者到洛陽朝貢，東漢王朝認可了這種政治關係。
建武十七年（40年），莎車國王賢再次派遣使者朝貢奉獻，請求設置西域都護。
光武帝認為事情重大，便詢問大司空竇融，竇融認為，
“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
光武帝於是“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
對此，敦煌太守裴遵進言說：“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
光武帝又聽從了裴遵的話，下詔書收回了賜給莎車國王賢的都護印綬，
“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莎車國王賢不肯交出都護印綬，
雖然最後迫於壓力還是交出都護印綬，但是莎車國王賢由此開始與朝廷產生矛盾，
仍然稱自己是朝廷封的大都護。此後，莎車國王賢越來越驕橫，
要求西北邊疆的各個民族向莎車繳納賦稅，還多次進攻龜茲諸國，
由此引發了西北邊疆的不穩定，同時也損害了朝廷的政治形象。
建武二十一年（45年），西域鄯善、車師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
劉秀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
建武十二年（36年），九真郡徼外蠻裏張遊內附漢朝，
光武帝封為歸漢裏君。翌年，南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菟。
至十六年，交址郡女子征側及其妹征貳造反，攻擊郡城。
九真、日南、合浦的少數民族都紛紛響應，攻陷六十五城，自立為王。
交址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光武帝乃詔長沙、合浦、交址具車船，
修道橋，通障溪，儲糧穀。建武十八年（42年），
光武帝派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誌，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
翌年夏四月平定叛亂，斬征側、征貳等，其餘都投降，
將其渠帥三百餘口遷徙到零陵。
光武帝在位時，武陵蠻強盛。建武二十三年（47年），
武陵蠻精夫（酋長）相單程等據其險隘，騷擾郡縣。
光武帝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
乘船溯沅水入武溪討伐武陵蠻，全軍覆沒。
建武二十四年（48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光武帝派遣謁者李嵩、
中山太守馬成討伐，不能消滅。翌年春，光武帝又遣伏波將軍馬援、
中郎將劉匡、馬武、孫永等率兵至臨沅，擊破相單程，相單程投降，
東漢在當地設置吏司，武陵蠻問題遂告解決。
光武帝平定公孫述後，亦開始經營西南夷地區。
他封保境安民的益州郡太守文齊為鎮遠將軍、成義侯，承認邛都夷人長貴的邛穀王、
越巂太守的地位。對於少數民族叛亂則予以鎮壓，
如建武十八年（42年），夷渠帥棟蠶與姑複、楪榆、梇棟、連然、滇池、
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光武帝於翌年派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
犍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討伐，建武二十年（44年）
與棟蠶等連戰數月，全部擊破。翌年正月，追至不韋，斬棟蠶帥，
平定雲南地區，同時劉尚又派兵誅殺了企圖借勞軍為名毒殺他的長貴，
遷徙其家屬於成都。建武二十七年（51年），
哀牢王賢栗等率部眾向越巂太守鄭鴻投降，請求內屬。
光武帝封賢栗等為君長。從此哀牢每年都來朝貢。
對東、北少數民族
建武年間，東夷各族都來東漢朝貢覲見。建武二十五年（49年），
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帝給予豐厚回報，於是每年都有使者朝貢。
王莽時，貶高句驪王為下句驪侯，導致東北邊疆不安。
光武帝即位後，高句驪遣使朝貢，光武帝複其王號。
建武二十三年（47年）冬，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樂浪郡內屬。
建武二十五年（49年）春，句驪侵擾右北平、漁陽、上穀、太原，
遼東太守祭肜以恩信招撫，於是又歸順漢朝。
另一方麵，光武帝廢除了控製沃沮的樂浪東部都尉，
封其渠帥為沃沮侯，後沃沮臣屬句驪。
光武帝初年，烏桓與匈奴聯合騷擾邊境，代郡以東尤被其害。
建武二十一年（45年），光武帝派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攻擊烏桓，
未能成功。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內亂，烏桓趁機擊破匈奴，
光武帝就向烏桓贈送布帛。建武二十五年（49年），
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歸順東漢，光武帝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
烏桓或願留宿衛，封其渠帥81人為侯王君長，都居於塞內，負責招撫烏桓部落，
並為東漢偵察情報，協助攻擊匈奴、鮮卑。
後光武帝依據司徒掾班彪的建議，恢複設置護烏桓校尉。
另一方麵，鮮卑也在光武帝初年與匈奴、烏桓騷擾北部邊境。
建武二十一年（45年），鮮卑與匈奴入侵遼東，被祭肜擊破，
全軍覆沒，由此畏懼東漢。建武二十五年（49年），鮮卑開始遣使朝貢東漢，
後鮮卑都護偏何協助漢朝擊潰北匈奴，得到賞賜。
建武三十年（54年），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種人來到洛陽朝賀，
正式歸順漢朝。光武帝封於仇賁為王，滿頭為侯。
早在漢朝時期，日本列島已經有國家向中國奉貢朝賀了。
在中國古代史籍中，最早對日本作出具體記載的是《三國誌·魏書》的《倭人傳》。
該傳認為在中國漢朝時，倭國已開始遣使交通，“漢時有朝見者”。
劉秀還是中國曆史上最早接見日本使者的帝王。
建武中元二年（57年），劉秀接見倭國使者，使者表示願為漢臣藩。
求漢皇賜名，漢以其人矮，遂賜“倭國”。並向倭人“賜以印綬”之事。
使者又求漢皇賜封，劉秀又賜其為“倭奴王”。
當時，日本想借著臣屬於漢王朝樹立自己權位和王位。
因此舉國大喜。1784年在日本九州地區福岡縣的誌賀島上，
一個名叫甚兵衛的農民發現了一件古物——一枚中國漢朝時期的金印。
上麵刻有“漢委奴國王”三行五個字的金印，
便是中國《後漢書》裏記載的劉秀所賜印章。
該金印被認為是劉秀授予當時日本倭奴國主作為藩屬國的認證。
而劉秀之所以賜給委奴國王蛇鈕金印，以諸侯王的規格相待，
說明漢朝對於委奴國遣使的高度重視，廣言之，
也就是對於與日本列島交往的重視。
也為了安定社會秩序、緩和階級矛盾，曾多次下詔釋放奴婢，
並規定凡虐待殺傷奴婢者皆處罪。另外，
還規定不許任意殺傷奴婢以及廢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說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較之過去有所提高。
同時，在省減刑罰的詔令中，還多次宣布釋放刑徒，即“見徒免為庶民”。
劉秀為了清查核實墾田畝數和戶口、年齡，下詔度田，
劉秀還嚴厲打擊“度田“不實的官員，平息了由此引起的叛亂，
使“度田“取得了成功。與“度田“措施相一致，
光武帝執行抑強政策以限製和打擊豪強勢力，
其政權並非代表豪強地主利益的“豪族政權“。
“度田“事件後，與此相關的戶口調查與上計製度一直得到貫徹執行，
因此，東漢時期的戶口統計數據是真實可信的。
東漢本是在豪強勢力支持下建立起來的。但豪強勢力的發展，
土地兼並的逐漸嚴重，既威脅皇權，也影響百姓生活，
以及為了加強朝廷對全國墾田和勞動人手的控製，
平均賦稅徭役負擔，劉秀於建武十五年（39年）下詔令各郡縣丈量土地，
核實戶口，作為糾正墾田、人口和賦稅的根據，
又命考察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詔下之後，遇到豪強勢力的抵製。
劉秀下令將度田不實的河南尹張汲及其他諸郡太守十餘人處死，
表示要嚴厲追查下去。結果引起各地豪強大姓的反抗，
“郡國大姓及兵長群盜，處處並起，青、徐、幽、冀四州尤甚”，
予東漢以極大威脅。麵對兩種不同性質的反抗，
光武帝采取鎮壓與安撫並用的手段，一方麵“遣使者下郡國，
聽群盜自相糾拖，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很快，賊便解散了。
另一方麵，把捕到的作亂首領人物遷往他郡，
“賦田授廩”，切斷他們與原所在郡的聯係，給了豪強地主嚴重的打擊。
經過度田事件後，郡國大姓的抗衡平靜下來，
出現了“牛馬放牧，邑門不閉”的大好局麵。
度田也成為東漢的定製。因各項政策措施地實行，
為恢複發展社會生產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使得墾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
從而為東漢前期八十年間國家強盛的“明章之治”奠定了物質基礎。
建國後，劉秀在洛陽修建太學，設立五經博士，
恢複西漢時期的十四博士之學。還常到太學巡視和學生交談。
在他的提倡下，許多郡縣都興辦學校，民間也出現很多私學。
劉秀繼承了西漢時期獨尊儒術的傳統，東漢建立後，即興建太學，
設置博士，各以家法傳授諸經。劉秀巡幸魯地時，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
後來又封孔子後裔孔誌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
特別是對儒家今文學派製造的讖緯迷信更是崇拜備至。
同時，劉秀鑒於西漢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祿，依附王莽，
乃表彰氣節，對於王莽代漢時期隱居不仕的官僚、
名士加以表彰、禮聘，表揚他們忠於漢室、不仕二姓的“高風亮節”。
劉秀重用文人賢士，極為重視圖書文化建設和皇家藏書的收藏。
王莽末，典籍被焚，鑒於西漢官府藏書散佚，而民間藏書頗多，
他每至一地，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遺漏。
他下旨天下，廣為收集。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籍，遁逃林籔。
自此而後，鴻生矩儒，莫不抱負典策圖籍，芸匯京師。
數十年間，朝廷各藏書閣，舊典新籍，疊積盈宇，汗牛充棟。
如“石室”、“蘭台”、“仁壽閣”、“東觀”等多處，
藏書的規模和數量超過了西漢。遷還洛陽時，其經牒秘書，
載乘2000餘輛。奠定了東漢國家藏書的基礎。
劉秀以圖讖興，其在用人、廟祀、封禪諸事中以讖決之。
但劉秀對讖緯的作用有著清醒的認知，用讖頗為理性，
終圍繞社會現實政治的需要，有選擇、有條件地利用，
其用讖的範圍也往往不涉及關乎國計民生的政治實務。
光武用讖的政治目的是為了通過統一圖讖，
官定出一套服務於劉氏皇權的神學理論，
並嚴格限製圖讖的“新作”、“新解”。
劉秀祭祀天地活動，既依憑“元始中故事”，又有自己的創設。
郊祀製度的構建方麵，重在洛陽南郊壇形製。
說明東漢的郊祀製度既是漢代陰陽五行觀念盛行的產物，
又是向傳統禮經回歸的結果。
東漢建立伊始，匈奴、羌、鮮卑、烏桓、
蠻（夷）等少數族就對政權構成了嚴重的威脅與破壞。
劉秀在“柔道”思想的指導下，針對不同的少數族，因時因地製宜，
一改漢武帝以來對少數民族的征服和王莽的大民族主義，
從休養生息的總方針出發，對周邊少數民族采取的是友好、
友善、自治、互助的的政策，屬於以德治邊。
這些政策成功地緩和了民族矛盾，避免了大規模的戰爭。
通都大邑商業繁榮，商人的足跡遠至西域和國外。
光武帝時期，在東漢實力占據優勢地位的形勢下，
東漢與南匈奴達成協議，明確了雙方的權利和義務，
構築起漢匈關係的一個新模式。東漢建立之初，曆經戰亂，
人口大量減少，光武帝忙於統一大業，無暇顧及匈奴。
反觀匈奴，在單於輿的領導下，趁著兩漢之際的亂局，
恢複了對西域和鄰近少數民族如烏桓的統治，趨向興盛。
形勢的不同使得雙方在交往過程中采取不同的姿態。
單於輿把自己比作冒頓，驕傲自大，蠻橫無理，而光武帝隻能忍讓，
“待之如初”，願意與匈奴恢複和親關係。
此後，雙方的發展走向不同的道路。東漢方麵，
建武十二年（36年）滅蜀之後，天下統一，政治趨向穩定；
匈奴方麵，貴族之間為爭奪單於之位發生內亂：
先是本應嗣位的右穀蠡王伊屠知牙師被單於輿殺害，
然後是右薁鞬日逐王比因受猜忌而被監視，萌生歸附東漢之意。
建武二十二年（46年），連續的自然災害如幹旱、蝗災和瘟疫襲擊了匈奴，
嚴重損耗了其人力和畜力。麵對內爭和天災，單於輿和比分別向東漢示好，
但提出的要求大相徑庭：輿是“遣使詣漁陽求和親”，
比是遣使“詣西河太守求內附”。和親意味著匈奴與東漢具有對等地位，
內附則表明匈奴放棄政治獨立性。即使如此，光武帝沒有立即答應比的請求，
直到建武二十四年（48年）比再次請求通好時，五官中郎將耿國力排眾議，
主張依據“孝宣故事”來接納。光武帝采納了耿國的建議，
於是比自立為呼韓邪單於，匈奴由此南、北分裂。
建武二十七年（51年），功臣朗陵侯臧宮、揚虛侯馬武上書：
請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際發兵擊滅之，立“萬世刻石之功”。
劉秀下詔說：“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人不自保，
而複欲遠事邊外乎！不如息民。”
光武帝初立，莎車國王康帶領莎車周圍的民族一起抗拒匈奴，
而且還“擁衛故都護吏士妻子千餘口，檄書河西，問中國動靜，自陳思慕漢家”。
建武五年（29年），河西大將軍竇融按照慣例立康為漢莎車建功懷德王、
西域大都尉，讓莎車國王代為管理西域五十五國。建武九年（33年），
莎車國王康去世，光武帝諡康為宣成王。立康的弟弟賢為莎車國王，
其後賢攻破拘彌國、西夜國，殺死了拘彌國和西夜國的國王，
在沒有得到朝廷同意的情況下立其兄康的兩個兒子為拘彌、西夜王。
這是莎車國的擴張行為，由於東漢王朝的勢力還沒有進入西域，
所以也就默認了莎車國的擴張行為。建武十四年（38年），
莎車國王賢與鄯善國王安一並派遣使者到洛陽朝貢，東漢王朝認可了這種政治關係。
建武十七年（40年），莎車國王賢再次派遣使者朝貢奉獻，請求設置西域都護。
光武帝認為事情重大，便詢問大司空竇融，竇融認為，
“賢父子兄弟相約事漢，款誠又至，宜加號位以鎮安之”。
光武帝於是“因其使，賜賢西域都護印綬，及車旗黃金錦繡”。
對此，敦煌太守裴遵進言說：“夷狄不可假以大權，又令諸國失望。”
光武帝又聽從了裴遵的話，下詔書收回了賜給莎車國王賢的都護印綬，
“更賜賢以漢大將軍印綬”。莎車國王賢不肯交出都護印綬，
雖然最後迫於壓力還是交出都護印綬，但是莎車國王賢由此開始與朝廷產生矛盾，
仍然稱自己是朝廷封的大都護。此後，莎車國王賢越來越驕橫，
要求西北邊疆的各個民族向莎車繳納賦稅，還多次進攻龜茲諸國，
由此引發了西北邊疆的不穩定，同時也損害了朝廷的政治形象。
建武二十一年（45年），西域鄯善、車師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
劉秀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
建武十二年（36年），九真郡徼外蠻裏張遊內附漢朝，
光武帝封為歸漢裏君。翌年，南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菟。
至十六年，交址郡女子征側及其妹征貳造反，攻擊郡城。
九真、日南、合浦的少數民族都紛紛響應，攻陷六十五城，自立為王。
交址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光武帝乃詔長沙、合浦、交址具車船，
修道橋，通障溪，儲糧穀。建武十八年（42年），
光武帝派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誌，發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
翌年夏四月平定叛亂，斬征側、征貳等，其餘都投降，
將其渠帥三百餘口遷徙到零陵。
光武帝在位時，武陵蠻強盛。建武二十三年（47年），
武陵蠻精夫（酋長）相單程等據其險隘，騷擾郡縣。
光武帝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
乘船溯沅水入武溪討伐武陵蠻，全軍覆沒。
建武二十四年（48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光武帝派遣謁者李嵩、
中山太守馬成討伐，不能消滅。翌年春，光武帝又遣伏波將軍馬援、
中郎將劉匡、馬武、孫永等率兵至臨沅，擊破相單程，相單程投降，
東漢在當地設置吏司，武陵蠻問題遂告解決。
光武帝平定公孫述後，亦開始經營西南夷地區。
他封保境安民的益州郡太守文齊為鎮遠將軍、成義侯，承認邛都夷人長貴的邛穀王、
越巂太守的地位。對於少數民族叛亂則予以鎮壓，
如建武十八年（42年），夷渠帥棟蠶與姑複、楪榆、梇棟、連然、滇池、
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光武帝於翌年派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
犍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討伐，建武二十年（44年）
與棟蠶等連戰數月，全部擊破。翌年正月，追至不韋，斬棟蠶帥，
平定雲南地區，同時劉尚又派兵誅殺了企圖借勞軍為名毒殺他的長貴，
遷徙其家屬於成都。建武二十七年（51年），
哀牢王賢栗等率部眾向越巂太守鄭鴻投降，請求內屬。
光武帝封賢栗等為君長。從此哀牢每年都來朝貢。
對東、北少數民族
建武年間，東夷各族都來東漢朝貢覲見。建武二十五年（49年），
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帝給予豐厚回報，於是每年都有使者朝貢。
王莽時，貶高句驪王為下句驪侯，導致東北邊疆不安。
光武帝即位後，高句驪遣使朝貢，光武帝複其王號。
建武二十三年（47年）冬，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等萬餘口詣樂浪郡內屬。
建武二十五年（49年）春，句驪侵擾右北平、漁陽、上穀、太原，
遼東太守祭肜以恩信招撫，於是又歸順漢朝。
另一方麵，光武帝廢除了控製沃沮的樂浪東部都尉，
封其渠帥為沃沮侯，後沃沮臣屬句驪。
光武帝初年，烏桓與匈奴聯合騷擾邊境，代郡以東尤被其害。
建武二十一年（45年），光武帝派遣伏波將軍馬援將三千騎出五阮關攻擊烏桓，
未能成功。建武二十二年（46年），匈奴內亂，烏桓趁機擊破匈奴，
光武帝就向烏桓贈送布帛。建武二十五年（49年），
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歸順東漢，光武帝乃命大會勞饗，賜以珍寶。
烏桓或願留宿衛，封其渠帥81人為侯王君長，都居於塞內，負責招撫烏桓部落，
並為東漢偵察情報，協助攻擊匈奴、鮮卑。
後光武帝依據司徒掾班彪的建議，恢複設置護烏桓校尉。
另一方麵，鮮卑也在光武帝初年與匈奴、烏桓騷擾北部邊境。
建武二十一年（45年），鮮卑與匈奴入侵遼東，被祭肜擊破，
全軍覆沒，由此畏懼東漢。建武二十五年（49年），鮮卑開始遣使朝貢東漢，
後鮮卑都護偏何協助漢朝擊潰北匈奴，得到賞賜。
建武三十年（54年），鮮卑大人於仇賁、滿頭等率種人來到洛陽朝賀，
正式歸順漢朝。光武帝封於仇賁為王，滿頭為侯。
早在漢朝時期，日本列島已經有國家向中國奉貢朝賀了。
在中國古代史籍中，最早對日本作出具體記載的是《三國誌·魏書》的《倭人傳》。
該傳認為在中國漢朝時，倭國已開始遣使交通，“漢時有朝見者”。
劉秀還是中國曆史上最早接見日本使者的帝王。
建武中元二年（57年），劉秀接見倭國使者，使者表示願為漢臣藩。
求漢皇賜名，漢以其人矮，遂賜“倭國”。並向倭人“賜以印綬”之事。
使者又求漢皇賜封，劉秀又賜其為“倭奴王”。
當時，日本想借著臣屬於漢王朝樹立自己權位和王位。
因此舉國大喜。1784年在日本九州地區福岡縣的誌賀島上，
一個名叫甚兵衛的農民發現了一件古物——一枚中國漢朝時期的金印。
上麵刻有“漢委奴國王”三行五個字的金印，
便是中國《後漢書》裏記載的劉秀所賜印章。
該金印被認為是劉秀授予當時日本倭奴國主作為藩屬國的認證。
而劉秀之所以賜給委奴國王蛇鈕金印，以諸侯王的規格相待，
說明漢朝對於委奴國遣使的高度重視，廣言之，
也就是對於與日本列島交往的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