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性格非常奇怪，因為自身環境先天不足，導致極度缺乏安全感，非常喜歡對外擴張，同時又極度內斂，幹什麽都喜歡按部就班，幹啥都要按資排輩，看看現在日本年輕人就知道，為啥要躺平，並不是日本年輕人懶，而是奮鬥沒用，資曆在那裏擺著，年齡不到，一切都沒你份，奮鬥個啥，躺著還省點力氣。
當時日本軍部也是這樣，高層領導都是按資排輩排上來的庸碌之輩。
不過就算資質平平，說話不能到點子上，可是職位夠高，作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日本來說，也應該受到大家尊敬才對，可當時那些低職位的少壯派軍官可以壓根就不用理會上級領導，經常搞以下克上，這又是咋回事呢？
道理其實也簡單，這些少壯派軍官要能力有能力，要實力有實力，最高領導裕仁需要靠他們做事情，難免對他們要求沒那麽嚴格，話又說回來，這些少壯派資曆不夠，地位也不高，想實現自己的理想，必須得到裕仁的支持，就這樣，在裕仁的默許下，少壯派無論幹什麽都打著為天皇盡忠的旗號，隻要碰到反對的，輕則給對方扣上“日奸”的帽子，重則把對方直接哢擦掉，社會輿論反而會支持他們。
在日本投降之前，日軍的決策往往出自於軍部的中級軍官和軍隊的中下級軍官，高層領導往往被架空，反而不敢吭聲，出現以下克上的奇觀。
時間來到了1931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日本的情況非常糟糕，經濟全麵倒退，失業率高漲，老百姓生活日益困難，社會矛盾一觸即發。
在正常情況下，日本當時麵臨的情況幾乎無解，歐美經濟危機，壓根就沒能力消化日本產品，中國抗日情緒高漲，抵製日貨，產品在中國市場的銷路也不好，出口不行；投資更是一團糟，大筆資金投向中國東北和軍事工業，錢是花出去了，但沒看到什麽效益，投資也不行；國內消費更是一團糟，從人口和地理條件來說，日本隻能算一個小國，這麽一個小國，為了稱霸亞洲，已經把民間的潛力抽取幹淨了，就是想擴大內需，搞內循環發展經濟這條路也被堵死了。
發展經濟的三駕馬車：出口、投資、消費全部熄火，日本眼瞅著要滑入無底深淵。
麵對如此岌岌可危的形勢，日本內閣的文官們束手無策，軍部跳出來了，他們想了一個好辦法：發動侵華戰爭，真正控製東北，既可以無償取得東北的原材料，也可以將東北作為日本商品的傾銷地，如此一來，日本不就可以擺脫經濟危機了嗎？
軍人的想法遭到日本內閣和國會的堅決反對，倒不是這群鬼子仁慈，而是他們不想為戰爭的風險買單，道理很簡單，一旦開戰，日本的經濟形勢必將更進一步惡化，中國必然會抵抗，國際上也會引發幹涉，甚至對日本發動製裁，日本的經濟形勢肯定是雪上加霜，占領中國東北的好處都是戰爭結束之後的事情了，但發動戰爭的風險卻近在眼前，一旦日本國內情形惡化，內閣和國會的日本政客肯定要卷鋪蓋滾蛋，唯一得到好處的隻能是軍人，這種損己利人的事情，政客們是肯定不會幹的。
日本內閣堅持，不能發動戰爭，嚇一嚇中國人就可以了，多簽幾個條約，拿到好處就行，能通過吵吵就拿到的好處，就不要動手了。
可是此時中國的局勢也在發生巨變，中原大戰之後，張學良派兵占領西北，東北軍精銳盡出，東北防守空虛，蔣介石正在圍剿紅軍，廣東又成立了一個新的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搞對立，雙方已經開始調兵遣將，隨時準備火拚，中國國內的局勢可謂亂成一團，在日本軍部看來，這就是占領東北最好的機會。
由於日本內閣反對動武，所以關東軍此次行動就沒有向內閣匯報，估計內閣這幫家夥拿到申請後，可能會立即通知中國政府，把這件事攪黃，他們也沒有通知軍部更沒有向天皇匯報，免得上級領導操心太多影響壽命。
“九一八事變”由所謂的關東軍三傑發動，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賢二，這三個鬼子，級別最高的才是大佐，也就是上校的級別，對應到職務的話，也就是個旅長。
一個小小的旅長，就可以決定和發動國與國之間的戰爭，這種奇葩的事情，隻能發生在日本。
1931年9月18日，日軍進攻北大營的時候，北大營駐紮著張學良嫡係第七旅，這不是一個普通的旅，這是一個加強旅，有將近一萬人，因為是張學良的嫡係，用來拱衛沈陽的，所以裝備非常精良，在當時中國陸軍中都首屈一指，配備重武器，還有十多輛坦克，還有沈陽機場幾百架戰鬥機的支持，如此強大的人員和火力配備，如果能認真和區區幾百個小鬼子打上一架，把這些小鬼子全部送到天照大神那裏去報道，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可是張學良下達不抵抗的命令，就這樣，中國當時最強大的空軍，東北空軍的幾百架戰鬥機免費送給了日軍，大批東北軍投降，軍火免費送給了日軍，東北軍從此就失去了軍魂，一蹶不振，打仗基本沒贏過，東北大漢的名聲臭不可聞，這一切的源頭都在那道不抵抗的命令上。
由於關東軍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拿下了中國東北，日本內閣也無話可說，隻能乖乖撥付關東軍行動的軍費。
裕仁這個老鬼子更是高興，他以日軍最高統帥的身份，對關東軍的“英勇”行為進行了大力表彰，表示“宣揚皇軍威武於中外，朕深嘉獎其忠烈”。
本來心中還有點忐忑的三個鬼子,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賢二，在聽到裕仁老鬼子的表態之後，興奮無比，跟發情的公狗一樣，再也沒人能阻擋他們在中國作惡了。
全麵的中日戰爭已經無法避免！
當時日本軍部也是這樣，高層領導都是按資排輩排上來的庸碌之輩。
不過就算資質平平，說話不能到點子上，可是職位夠高，作為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日本來說，也應該受到大家尊敬才對，可當時那些低職位的少壯派軍官可以壓根就不用理會上級領導，經常搞以下克上，這又是咋回事呢？
道理其實也簡單，這些少壯派軍官要能力有能力，要實力有實力，最高領導裕仁需要靠他們做事情，難免對他們要求沒那麽嚴格，話又說回來，這些少壯派資曆不夠，地位也不高，想實現自己的理想，必須得到裕仁的支持，就這樣，在裕仁的默許下，少壯派無論幹什麽都打著為天皇盡忠的旗號，隻要碰到反對的，輕則給對方扣上“日奸”的帽子，重則把對方直接哢擦掉，社會輿論反而會支持他們。
在日本投降之前，日軍的決策往往出自於軍部的中級軍官和軍隊的中下級軍官，高層領導往往被架空，反而不敢吭聲，出現以下克上的奇觀。
時間來到了1931年，世界經濟危機爆發，日本的情況非常糟糕，經濟全麵倒退，失業率高漲，老百姓生活日益困難，社會矛盾一觸即發。
在正常情況下，日本當時麵臨的情況幾乎無解，歐美經濟危機，壓根就沒能力消化日本產品，中國抗日情緒高漲，抵製日貨，產品在中國市場的銷路也不好，出口不行；投資更是一團糟，大筆資金投向中國東北和軍事工業，錢是花出去了，但沒看到什麽效益，投資也不行；國內消費更是一團糟，從人口和地理條件來說，日本隻能算一個小國，這麽一個小國，為了稱霸亞洲，已經把民間的潛力抽取幹淨了，就是想擴大內需，搞內循環發展經濟這條路也被堵死了。
發展經濟的三駕馬車：出口、投資、消費全部熄火，日本眼瞅著要滑入無底深淵。
麵對如此岌岌可危的形勢，日本內閣的文官們束手無策，軍部跳出來了，他們想了一個好辦法：發動侵華戰爭，真正控製東北，既可以無償取得東北的原材料，也可以將東北作為日本商品的傾銷地，如此一來，日本不就可以擺脫經濟危機了嗎？
軍人的想法遭到日本內閣和國會的堅決反對，倒不是這群鬼子仁慈，而是他們不想為戰爭的風險買單，道理很簡單，一旦開戰，日本的經濟形勢必將更進一步惡化，中國必然會抵抗，國際上也會引發幹涉，甚至對日本發動製裁，日本的經濟形勢肯定是雪上加霜，占領中國東北的好處都是戰爭結束之後的事情了，但發動戰爭的風險卻近在眼前，一旦日本國內情形惡化，內閣和國會的日本政客肯定要卷鋪蓋滾蛋，唯一得到好處的隻能是軍人，這種損己利人的事情，政客們是肯定不會幹的。
日本內閣堅持，不能發動戰爭，嚇一嚇中國人就可以了，多簽幾個條約，拿到好處就行，能通過吵吵就拿到的好處，就不要動手了。
可是此時中國的局勢也在發生巨變，中原大戰之後，張學良派兵占領西北，東北軍精銳盡出，東北防守空虛，蔣介石正在圍剿紅軍，廣東又成立了一個新的國民政府，和蔣介石的南京國民政府搞對立，雙方已經開始調兵遣將，隨時準備火拚，中國國內的局勢可謂亂成一團，在日本軍部看來，這就是占領東北最好的機會。
由於日本內閣反對動武，所以關東軍此次行動就沒有向內閣匯報，估計內閣這幫家夥拿到申請後，可能會立即通知中國政府，把這件事攪黃，他們也沒有通知軍部更沒有向天皇匯報，免得上級領導操心太多影響壽命。
“九一八事變”由所謂的關東軍三傑發動，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賢二，這三個鬼子，級別最高的才是大佐，也就是上校的級別，對應到職務的話，也就是個旅長。
一個小小的旅長，就可以決定和發動國與國之間的戰爭，這種奇葩的事情，隻能發生在日本。
1931年9月18日，日軍進攻北大營的時候，北大營駐紮著張學良嫡係第七旅，這不是一個普通的旅，這是一個加強旅，有將近一萬人，因為是張學良的嫡係，用來拱衛沈陽的，所以裝備非常精良，在當時中國陸軍中都首屈一指，配備重武器，還有十多輛坦克，還有沈陽機場幾百架戰鬥機的支持，如此強大的人員和火力配備，如果能認真和區區幾百個小鬼子打上一架，把這些小鬼子全部送到天照大神那裏去報道，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可是張學良下達不抵抗的命令，就這樣，中國當時最強大的空軍，東北空軍的幾百架戰鬥機免費送給了日軍，大批東北軍投降，軍火免費送給了日軍，東北軍從此就失去了軍魂，一蹶不振，打仗基本沒贏過，東北大漢的名聲臭不可聞，這一切的源頭都在那道不抵抗的命令上。
由於關東軍幾乎不費吹灰之力就拿下了中國東北，日本內閣也無話可說，隻能乖乖撥付關東軍行動的軍費。
裕仁這個老鬼子更是高興，他以日軍最高統帥的身份，對關東軍的“英勇”行為進行了大力表彰，表示“宣揚皇軍威武於中外，朕深嘉獎其忠烈”。
本來心中還有點忐忑的三個鬼子,石原莞爾、板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賢二，在聽到裕仁老鬼子的表態之後，興奮無比，跟發情的公狗一樣，再也沒人能阻擋他們在中國作惡了。
全麵的中日戰爭已經無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