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種方式是對基層有極高的管控能力，比如秦國，秦可以滅六國，最主要的原因是可以將資源全部集中起來，如何做到的呢？公平嘛，秦國對士、農、工都設置了一套從上到下的官職進行管理，不論出身，隻要按照規定立功，就可以獲得晉升，比如工匠，秦在中央設少府，在郡、縣由行政一把手監管，具體由郡、縣的工師負責管理，縣、郡、中央每年都要對製作的農具和兵器進行評比，如果被評為下等，就要受罰，如果連續三年被評為下等，就要受重罰。
商鞅變法後，秦國分二十等爵，從公士、上造一直到關內侯、徹侯，不同的爵位，薪酬待遇都不一樣，對應不同麵積的田地、房子、仆人等等，士兵可以靠殺敵獲得功勳，比如秦法規定：斬一首者爵一級，士兵為了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就會拚命殺敵，農夫也可以靠勤勞耕地、告發不法之徒、抓捕通緝犯獲得爵位，雖然艱難，但總有一條出路嘛。
為了徹底控製農村，秦政府在每個村都設立了辦事機構，有三個基層辦事員，分別為裏長（村長）、裏監門（民兵連長之類）、田典（負責農業），每幾個村子還設立亭（派出所兼郵局、公務旅館等），劉邦當年就是秦朝的亭長。
為了保證社會穩定，防止產生流民，秦國為每個國民製作了身份證——“驗”，由巴掌大的楊木製成的牌子，上麵標注者持有人的姓名、籍貫、爵位甚至身高，如果想出遠門，必須由籍貫所在地村長（裏正）、派出所長（亭長）開證明，在秦國這玩意叫“傳”，有了“驗”和“傳”，你才能夠通過沿途基層派出所的不斷盤查，也才能夠在沿途旅店中住宿，如果哪個旅店店主敢收留沒有身份證和介紹信的人入住，那麽這個旅店店主就算幹到頭了。
在這種管理體製下，所有人都被嚴格管製，除了秦王，沒有人有特權，想往上爬隻能靠立功，沒人可以例外，即使你是王孫貴族也是一樣，所以商鞅搞變法，的確強大了秦國，可是也得罪了整個秦國的貴族，落得個被車裂的下場。
為了防止結黨營私，秦國規定，所有地方一把手都是有任期的，任期一到，立馬異地調動，在調動的時候，隻能孤身一人前往，不允許帶走任何下屬，大家多思索一下，就會懂得很多事情。
秦國是以法治國，雖然嚴酷，但一切都是按照規矩辦事，正是因為一切都有規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該做什麽，不該做什麽，在製度的激勵作用下，保證所有人都能勁往一處使，最大程度發揮了秦國的國力。
當然，實行這麽一套管理模式，需要一個絕對強勢和強大的中央才可以做的到，大家細品。
戰國時期的六國，就是另外一番管理模式了，政府隻能管到城裏，出了城是誰的地盤呢？主要就是那些功勳貴族的封地，也就是大地主，蔣介石稱呼這些人為鄉紳，這些人為了管理廣大的封地，需要建立龐大的管理團隊，戰國時代叫門客，三教九流什麽玩意都有，幫著主人維持秩序，欺負基層的老百姓，民國叫護院，老百姓叫他們狗腿子。
由於六國政府沒有能力將行政機構深入到村裏，所以對村裏的情況基本兩眼一抹黑，什麽都不知道，這裏又要把印度抬出來了，莫迪老仙治下的印度也就是這種模式，印度每個邦對村裏的情況也是完全不掌握的，或者說掌握不了，村裏的大地主憑啥把實際情況告訴你？給政府申報田地和人口數據時，必然縮水，這樣政府在征糧、征兵時，必然受到地方豪強勢力的阻擾，無法集中全部國力。
在秦國這種全國一盤棋的管理模式下，所有資源都掌握在國家手裏，造反的風險是很大的，國家可以調集全國其他所有地方的資源，迅速滅了你，除非全國各地同時造反。
但在六國這種管理模式下，村裏的大地主其實並不太關心城裏麵誰說了算，不管城裏誰說了算，村裏還是他說了算，如果城裏新來的話事人，想把管理權限深入村裏，就要建立秦國那樣的管理製度，如果想建立這樣的管理製度，那就是和全國村裏的地主作對，想想商鞅的下場，大家應該知道該怎麽做了。
在中國漫長的曆史中，能把管理能力深入基層的時候不多，秦國商鞅變法後算是，1949年以後肯定是了。
所以能管基層的時期不是常態，常態是管不了基層，基層是地主狗腿子的天下，窮人隻能被往死裏欺負。
民國基本繼承了清朝的管理體係，辛亥革命隻是把大清皇帝給革沒了，各省的軍頭借著辛亥革命的春風，紛紛宣布獨立，成為地方上的老大，村裏的地主依然是地主，各地的軍頭看上去高高在上，但為了維持統治，還是要取得村裏地主們的支持，畢竟這些人才是真正的地頭蛇，軍餉和士兵都來自於村裏的地主們，必須要團結好，軍頭們才能混的下去。同時地主們也需要軍頭維持秩序，大家開展有限合作，共同欺壓老百姓。
辛亥革命了一把，從曆史潮流上看，無疑是正確的，但對老百姓來講，其實沒什麽變化，甚至可以說變得更差了，為啥？大清朝廷在的時候，地方之間沒人敢私自打仗吧，現在大清朝廷沒了，各省內部為了爭奪老大位置，打的頭破血流，各省之間為了爭奪地盤，也是打的不可開交，戰爭的經費從哪裏來？還不是要老百姓出，所以說，辛亥革命之後，老百姓的生活反而越過越差了。
在亂世之中，膽大的人才能獲得脫穎而出的機會。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一聲槍響，辛亥革命爆發，10月12日，湖北宣布獨立，大家都覺得湖北是第一個宣布從清朝獨立出去的地方，其實真正第一個宣布獨立的，是四川榮縣，在1911年9月25日，四川保路運動中，榮縣宣布獨立，脫離清政府管製，這裏才是真正“辛亥首義”的地方。
湖北宣布獨立後，鄂湘兩省革命黨曾經約定好，如果一省起義能夠堅持超過十天，另外一省必定響應支援，10月22日，湖南新軍在長沙起義，10月23日，湖南宣布獨立，清朝花了大筆銀子培養的各地新軍，變成了起義的主力部隊，反而成為大清朝廷的掘墓人，隻能說是氣數已盡。
起義的本質是地方挑戰中央，其實地方一直都有挑戰中央的衝動，當中央強大時，地方隻能服服帖帖，當中央衰弱時，地方就會開始不斷挑戰中央，起義肯定是最激烈的方式，如果中央能迅速將地方起義鎮壓下去，那說明中央暫時還惹不起，如果不能，那說明中央已經弱爆了，不值得跟隨了，各個地方就會紛紛獨立，開啟新一輪的爭霸模式。
武昌起義沒有被迅速鎮壓下去，迎接大清朝廷的就是此起彼伏的各地光複，其中就有中央大戰各位主角的所在地。
商鞅變法後，秦國分二十等爵，從公士、上造一直到關內侯、徹侯，不同的爵位，薪酬待遇都不一樣，對應不同麵積的田地、房子、仆人等等，士兵可以靠殺敵獲得功勳，比如秦法規定：斬一首者爵一級，士兵為了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就會拚命殺敵，農夫也可以靠勤勞耕地、告發不法之徒、抓捕通緝犯獲得爵位，雖然艱難，但總有一條出路嘛。
為了徹底控製農村，秦政府在每個村都設立了辦事機構，有三個基層辦事員，分別為裏長（村長）、裏監門（民兵連長之類）、田典（負責農業），每幾個村子還設立亭（派出所兼郵局、公務旅館等），劉邦當年就是秦朝的亭長。
為了保證社會穩定，防止產生流民，秦國為每個國民製作了身份證——“驗”，由巴掌大的楊木製成的牌子，上麵標注者持有人的姓名、籍貫、爵位甚至身高，如果想出遠門，必須由籍貫所在地村長（裏正）、派出所長（亭長）開證明，在秦國這玩意叫“傳”，有了“驗”和“傳”，你才能夠通過沿途基層派出所的不斷盤查，也才能夠在沿途旅店中住宿，如果哪個旅店店主敢收留沒有身份證和介紹信的人入住，那麽這個旅店店主就算幹到頭了。
在這種管理體製下，所有人都被嚴格管製，除了秦王，沒有人有特權，想往上爬隻能靠立功，沒人可以例外，即使你是王孫貴族也是一樣，所以商鞅搞變法，的確強大了秦國，可是也得罪了整個秦國的貴族，落得個被車裂的下場。
為了防止結黨營私，秦國規定，所有地方一把手都是有任期的，任期一到，立馬異地調動，在調動的時候，隻能孤身一人前往，不允許帶走任何下屬，大家多思索一下，就會懂得很多事情。
秦國是以法治國，雖然嚴酷，但一切都是按照規矩辦事，正是因為一切都有規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該做什麽，不該做什麽，在製度的激勵作用下，保證所有人都能勁往一處使，最大程度發揮了秦國的國力。
當然，實行這麽一套管理模式，需要一個絕對強勢和強大的中央才可以做的到，大家細品。
戰國時期的六國，就是另外一番管理模式了，政府隻能管到城裏，出了城是誰的地盤呢？主要就是那些功勳貴族的封地，也就是大地主，蔣介石稱呼這些人為鄉紳，這些人為了管理廣大的封地，需要建立龐大的管理團隊，戰國時代叫門客，三教九流什麽玩意都有，幫著主人維持秩序，欺負基層的老百姓，民國叫護院，老百姓叫他們狗腿子。
由於六國政府沒有能力將行政機構深入到村裏，所以對村裏的情況基本兩眼一抹黑，什麽都不知道，這裏又要把印度抬出來了，莫迪老仙治下的印度也就是這種模式，印度每個邦對村裏的情況也是完全不掌握的，或者說掌握不了，村裏的大地主憑啥把實際情況告訴你？給政府申報田地和人口數據時，必然縮水，這樣政府在征糧、征兵時，必然受到地方豪強勢力的阻擾，無法集中全部國力。
在秦國這種全國一盤棋的管理模式下，所有資源都掌握在國家手裏，造反的風險是很大的，國家可以調集全國其他所有地方的資源，迅速滅了你，除非全國各地同時造反。
但在六國這種管理模式下，村裏的大地主其實並不太關心城裏麵誰說了算，不管城裏誰說了算，村裏還是他說了算，如果城裏新來的話事人，想把管理權限深入村裏，就要建立秦國那樣的管理製度，如果想建立這樣的管理製度，那就是和全國村裏的地主作對，想想商鞅的下場，大家應該知道該怎麽做了。
在中國漫長的曆史中，能把管理能力深入基層的時候不多，秦國商鞅變法後算是，1949年以後肯定是了。
所以能管基層的時期不是常態，常態是管不了基層，基層是地主狗腿子的天下，窮人隻能被往死裏欺負。
民國基本繼承了清朝的管理體係，辛亥革命隻是把大清皇帝給革沒了，各省的軍頭借著辛亥革命的春風，紛紛宣布獨立，成為地方上的老大，村裏的地主依然是地主，各地的軍頭看上去高高在上，但為了維持統治，還是要取得村裏地主們的支持，畢竟這些人才是真正的地頭蛇，軍餉和士兵都來自於村裏的地主們，必須要團結好，軍頭們才能混的下去。同時地主們也需要軍頭維持秩序，大家開展有限合作，共同欺壓老百姓。
辛亥革命了一把，從曆史潮流上看，無疑是正確的，但對老百姓來講，其實沒什麽變化，甚至可以說變得更差了，為啥？大清朝廷在的時候，地方之間沒人敢私自打仗吧，現在大清朝廷沒了，各省內部為了爭奪老大位置，打的頭破血流，各省之間為了爭奪地盤，也是打的不可開交，戰爭的經費從哪裏來？還不是要老百姓出，所以說，辛亥革命之後，老百姓的生活反而越過越差了。
在亂世之中，膽大的人才能獲得脫穎而出的機會。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一聲槍響，辛亥革命爆發，10月12日，湖北宣布獨立，大家都覺得湖北是第一個宣布從清朝獨立出去的地方，其實真正第一個宣布獨立的，是四川榮縣，在1911年9月25日，四川保路運動中，榮縣宣布獨立，脫離清政府管製，這裏才是真正“辛亥首義”的地方。
湖北宣布獨立後，鄂湘兩省革命黨曾經約定好，如果一省起義能夠堅持超過十天，另外一省必定響應支援，10月22日，湖南新軍在長沙起義，10月23日，湖南宣布獨立，清朝花了大筆銀子培養的各地新軍，變成了起義的主力部隊，反而成為大清朝廷的掘墓人，隻能說是氣數已盡。
起義的本質是地方挑戰中央，其實地方一直都有挑戰中央的衝動，當中央強大時，地方隻能服服帖帖，當中央衰弱時，地方就會開始不斷挑戰中央，起義肯定是最激烈的方式，如果中央能迅速將地方起義鎮壓下去，那說明中央暫時還惹不起，如果不能，那說明中央已經弱爆了，不值得跟隨了，各個地方就會紛紛獨立，開啟新一輪的爭霸模式。
武昌起義沒有被迅速鎮壓下去，迎接大清朝廷的就是此起彼伏的各地光複，其中就有中央大戰各位主角的所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