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的時候，想統一廣東稅收和財政無異於白日做夢。
但隨著時間推移，事情慢慢開始有了變化，1925年，隨著國民政府兩次東征，徹底打垮陳炯明，給圍觀的各路軍閥展示了什麽叫力量後，心虛的“革命軍閥”們頓時變得好商量了，同意國民政府在廣東統一征收稅款，統一撥付軍費，完成了事實上的廣東全省財政統一。
統一後的廣東可以提供每月140萬元左右的稅收收入，基本可以滿足廣東8萬軍隊的軍費，但國民政府的任務是北伐打倒軍閥，隻要大軍開拔，大炮一響黃金萬兩，這點軍費肯定就不夠看了，必須要繼續開源。
在生產效率沒有太大進步的前提下，想多收稅，隻能是存量爭奪，要麽從富人手裏多拿點，要麽繼續往死裏剝削窮人，沒有第三條路可選，北伐之前的國民政府可是一片紅色，工農大眾的利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既然如此，那就隻能找富人多收點稅了。
自古以來，在地球這顆星球上，向富人收稅從來都是一件艱難的事情，超級富豪巴菲特公開表示，他總是交不了稅，美國前總統特朗普連續11年沒交過稅，2016和2017年連續兩年納稅750美元，這些可能有點遠，說點好理解的，房產稅為啥總是雷聲大雨點小，對這個問題的解釋有千百種，其實隻要想想，繳納房產稅，納稅的會是哪些人？就會比較清楚了。
在秩序井然的正常國度，比如美國，雖然製定了嚴密的稅收法律，但再嚴密的法律還是會有漏洞，富豪們可以高薪聘請最優秀的稅務專家和法律專家，組成稅務籌劃團隊，製定出優秀的稅務籌劃方案，合理合法的規避掉納稅義務，完全經得起任何稅務稽查，巴菲特就是這麽幹的，巴菲特的辦公室秘書都比他交的稅多，有錢真的可以很囂張，特朗普就更加不用說了，他本身就是一個囂張的有錢人。
在社會秩序混亂的地方，比如明朝末年和民國時期，地方豪強和政府官僚勾結，組成強大的利益共享集團，政府更加收不上來稅，比如土地稅，按土地麵積征稅，地主和征稅人員勾結，瞞報土地麵積，稅就收不上來了，比如鹽稅，鹽商和征稅人員勾結起來，瞞報數量，鹽稅也收不上來，在官僚係統全麵腐敗的情況下，政府行政部門喪失行政能力，隻能作為一個擺設而已。
是不是就沒有辦法了呢？肯定不是的，可以從兩個方向去解決，一個是納稅人，一個是征稅人，比如對納稅人畫紅線，嚴刑峻法，直到今天，增值稅偷稅漏稅到一定金額，會被判處死刑；同時可以對負責征稅的政府行政人員采取措施，宋子文是這麽幹的，收稅的人不是都腐敗了嗎，那換一批就是了，宋子文是美國學經濟的高材生，征稅手段也向美國學習，為了征收鹽稅，他設立了24個鹽警隊，專門負責鹽稅稽查，後來逐漸演變成宋的私人武裝“稅警總隊”，孫立人就是從稅警總隊出來的。
宋子文作為精通經濟的專業人士，可以設計出比較合理的稅收體係，平衡各個階級的利益分配，不至於橫征暴斂，民不聊生，最大限度的抽取了廣東民間財富，支持北伐，生財有道，的確比那些隻知道殺雞取卵的土老帽軍閥強的多。
宋子文的工作業績非常突出，1924年政府的稅收收入為861萬元，1926年已經達到6903萬元，兩年的時間增長了約7倍。
稅收增長雖然快速，但依然滿足不了革命的無底洞要求，為了籌集革命經費，宋子文使出了絕招——發行政府公債，政府公債嘛，就是政府以自己的信譽做擔保，印刷一張紙片片，作為債權憑證，老百姓購買後，政府承諾到期還本付息。一個正常的政府在沒錢的時候，可以這麽幹，向老百姓借錢渡過難關，可是廣州國民政府不是一個正常的政府，北京還有一個北洋政府嘛，這兩個政府跟鬥雞似的，隨時都可能打起來，對老百姓來說，判斷誰死誰活的難度太大了，廣州國民政府能活到什麽時候都不好說，它發行的公債能有多大的保證？大家都不願意買。
自願購買賣不出去，還可以強買強賣嘛，在槍杆子的逼迫下，大家隻能捏著鼻子認了，不買也得買，老百姓的負擔越來越重，和橫征暴斂基本沒什麽區別了。
宋子文的工作成績是以損失老百姓的利益為代價的，很多人都開始指責他，李宗仁就當麵指責他把老百姓搞的太苦了，宋子文也不否認：不這麽幹，哪裏有錢來革命呢？都有道理，隻能說非常時期行非常事吧。
由於出色的工作業績，宋子文在南方革命政府的地位直線飆升，1923年春天剛剛加入團隊，1925年9月，宋子文就已經擔任政府財政部長，屬於絕對的高官了，無數跟著孫中山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元老都要聽命於他，除了孫中山的關係外，更重要的還是宋子文的經濟學專業和博士學曆，在革命隊伍裏實在是稀有物種，也是急需的品種，所謂物以稀為貴，就是這麽個意思。
說到這裏了，終於可以說說蔣介石和宋子文的關係了，從書本上得知的信息，我們知道蔣介石和宋子文那是臭味相投狼狽為奸禍國殃民的好夥伴，顯得關係很好的樣子。
實際上他們的關係沒那麽好，在1923年的春天，兩個人在廣州革命政府產生交集的時候，宋子文和蔣介石關係非常一般，基本沒什麽交集。
為啥？宋子文出身豪門，在美國念的書，擁有博士學位，從事的是金融工作，出入的都是上流社會，談吐都是非常文雅和得體的；蔣介石從小在鄉間長大，文化水平也不高，就是鄉間的一個小潑皮，在日本留學期間，認識了大哥陳其美，回到上海後，長期在風月場所鬼混，看見美女就三心二意，脾氣還特別暴躁，在家裏和原配廝打，肯定談不上有多高的素質。
這兩個人的出身和社交圈子不在一個層麵，也就沒什麽共同的話題，雖然在工作中成為同事，一個搞經濟，一個搞軍事，但私交基本沒有，更談不上有什麽感情，如果非要說有，那就是宋子文相當看不起蔣介石。
但是這兩人還是有共同的地方，就是崛起都特別快，1923年春天，宋子文加入廣東革命團隊，1925年就幹到了政府財政部長，妥妥的高官，位高權重；蔣介石擔任黃埔軍校校長，率領部隊兩次東征，消滅陳炯明，獲得極高的聲望；兩人一文一武，年輕有為，在國民黨內部備受讚譽。
此時兩人還是同事關係，宋子文借助國民黨軍事力量，將廣東財政工作開展的有聲有色，蔣介石借助宋子文的財政力量，拓展地盤，擴張軍隊，兩人合作的還算愉快。
但很快情況起了變化，1926年3月，蔣介石通過豪賭中山艦事件，奪得國民黨最高領導權，蔣介石變成了宋子文的領導，1926年7月開始北伐。
但隨著時間推移，事情慢慢開始有了變化，1925年，隨著國民政府兩次東征，徹底打垮陳炯明，給圍觀的各路軍閥展示了什麽叫力量後，心虛的“革命軍閥”們頓時變得好商量了，同意國民政府在廣東統一征收稅款，統一撥付軍費，完成了事實上的廣東全省財政統一。
統一後的廣東可以提供每月140萬元左右的稅收收入，基本可以滿足廣東8萬軍隊的軍費，但國民政府的任務是北伐打倒軍閥，隻要大軍開拔，大炮一響黃金萬兩，這點軍費肯定就不夠看了，必須要繼續開源。
在生產效率沒有太大進步的前提下，想多收稅，隻能是存量爭奪，要麽從富人手裏多拿點，要麽繼續往死裏剝削窮人，沒有第三條路可選，北伐之前的國民政府可是一片紅色，工農大眾的利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既然如此，那就隻能找富人多收點稅了。
自古以來，在地球這顆星球上，向富人收稅從來都是一件艱難的事情，超級富豪巴菲特公開表示，他總是交不了稅，美國前總統特朗普連續11年沒交過稅，2016和2017年連續兩年納稅750美元，這些可能有點遠，說點好理解的，房產稅為啥總是雷聲大雨點小，對這個問題的解釋有千百種，其實隻要想想，繳納房產稅，納稅的會是哪些人？就會比較清楚了。
在秩序井然的正常國度，比如美國，雖然製定了嚴密的稅收法律，但再嚴密的法律還是會有漏洞，富豪們可以高薪聘請最優秀的稅務專家和法律專家，組成稅務籌劃團隊，製定出優秀的稅務籌劃方案，合理合法的規避掉納稅義務，完全經得起任何稅務稽查，巴菲特就是這麽幹的，巴菲特的辦公室秘書都比他交的稅多，有錢真的可以很囂張，特朗普就更加不用說了，他本身就是一個囂張的有錢人。
在社會秩序混亂的地方，比如明朝末年和民國時期，地方豪強和政府官僚勾結，組成強大的利益共享集團，政府更加收不上來稅，比如土地稅，按土地麵積征稅，地主和征稅人員勾結，瞞報土地麵積，稅就收不上來了，比如鹽稅，鹽商和征稅人員勾結起來，瞞報數量，鹽稅也收不上來，在官僚係統全麵腐敗的情況下，政府行政部門喪失行政能力，隻能作為一個擺設而已。
是不是就沒有辦法了呢？肯定不是的，可以從兩個方向去解決，一個是納稅人，一個是征稅人，比如對納稅人畫紅線，嚴刑峻法，直到今天，增值稅偷稅漏稅到一定金額，會被判處死刑；同時可以對負責征稅的政府行政人員采取措施，宋子文是這麽幹的，收稅的人不是都腐敗了嗎，那換一批就是了，宋子文是美國學經濟的高材生，征稅手段也向美國學習，為了征收鹽稅，他設立了24個鹽警隊，專門負責鹽稅稽查，後來逐漸演變成宋的私人武裝“稅警總隊”，孫立人就是從稅警總隊出來的。
宋子文作為精通經濟的專業人士，可以設計出比較合理的稅收體係，平衡各個階級的利益分配，不至於橫征暴斂，民不聊生，最大限度的抽取了廣東民間財富，支持北伐，生財有道，的確比那些隻知道殺雞取卵的土老帽軍閥強的多。
宋子文的工作業績非常突出，1924年政府的稅收收入為861萬元，1926年已經達到6903萬元，兩年的時間增長了約7倍。
稅收增長雖然快速，但依然滿足不了革命的無底洞要求，為了籌集革命經費，宋子文使出了絕招——發行政府公債，政府公債嘛，就是政府以自己的信譽做擔保，印刷一張紙片片，作為債權憑證，老百姓購買後，政府承諾到期還本付息。一個正常的政府在沒錢的時候，可以這麽幹，向老百姓借錢渡過難關，可是廣州國民政府不是一個正常的政府，北京還有一個北洋政府嘛，這兩個政府跟鬥雞似的，隨時都可能打起來，對老百姓來說，判斷誰死誰活的難度太大了，廣州國民政府能活到什麽時候都不好說，它發行的公債能有多大的保證？大家都不願意買。
自願購買賣不出去，還可以強買強賣嘛，在槍杆子的逼迫下，大家隻能捏著鼻子認了，不買也得買，老百姓的負擔越來越重，和橫征暴斂基本沒什麽區別了。
宋子文的工作成績是以損失老百姓的利益為代價的，很多人都開始指責他，李宗仁就當麵指責他把老百姓搞的太苦了，宋子文也不否認：不這麽幹，哪裏有錢來革命呢？都有道理，隻能說非常時期行非常事吧。
由於出色的工作業績，宋子文在南方革命政府的地位直線飆升，1923年春天剛剛加入團隊，1925年9月，宋子文就已經擔任政府財政部長，屬於絕對的高官了，無數跟著孫中山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元老都要聽命於他，除了孫中山的關係外，更重要的還是宋子文的經濟學專業和博士學曆，在革命隊伍裏實在是稀有物種，也是急需的品種，所謂物以稀為貴，就是這麽個意思。
說到這裏了，終於可以說說蔣介石和宋子文的關係了，從書本上得知的信息，我們知道蔣介石和宋子文那是臭味相投狼狽為奸禍國殃民的好夥伴，顯得關係很好的樣子。
實際上他們的關係沒那麽好，在1923年的春天，兩個人在廣州革命政府產生交集的時候，宋子文和蔣介石關係非常一般，基本沒什麽交集。
為啥？宋子文出身豪門，在美國念的書，擁有博士學位，從事的是金融工作，出入的都是上流社會，談吐都是非常文雅和得體的；蔣介石從小在鄉間長大，文化水平也不高，就是鄉間的一個小潑皮，在日本留學期間，認識了大哥陳其美，回到上海後，長期在風月場所鬼混，看見美女就三心二意，脾氣還特別暴躁，在家裏和原配廝打，肯定談不上有多高的素質。
這兩個人的出身和社交圈子不在一個層麵，也就沒什麽共同的話題，雖然在工作中成為同事，一個搞經濟，一個搞軍事，但私交基本沒有，更談不上有什麽感情，如果非要說有，那就是宋子文相當看不起蔣介石。
但是這兩人還是有共同的地方，就是崛起都特別快，1923年春天，宋子文加入廣東革命團隊，1925年就幹到了政府財政部長，妥妥的高官，位高權重；蔣介石擔任黃埔軍校校長，率領部隊兩次東征，消滅陳炯明，獲得極高的聲望；兩人一文一武，年輕有為，在國民黨內部備受讚譽。
此時兩人還是同事關係，宋子文借助國民黨軍事力量，將廣東財政工作開展的有聲有色，蔣介石借助宋子文的財政力量，拓展地盤，擴張軍隊，兩人合作的還算愉快。
但很快情況起了變化，1926年3月，蔣介石通過豪賭中山艦事件，奪得國民黨最高領導權，蔣介石變成了宋子文的領導，1926年7月開始北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