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是這樣發生的，一戰中，合約國和協約國在戰場上瘋狂對轟，雙方每天發射的炮彈殼都可以堆成幾座小山，資源消耗極大，直接把不怎麽強的俄國經濟給拖垮了，俄國人民過的慘極了，工人農民沒飯吃，衣不蔽體，連士兵都餓著肚子，俄國全體人民的怨氣比修羅地獄還要多。
大家渴望結束戰爭，過正常的日子，在這種氛圍中，列寧對大家說，隻要你們聽我的，就可以立即結束戰爭，並且還能吃飽穿暖，“牛奶會有的，麵包也會有的”。
城裏那些快餓死的工人和士兵，聽說跟著列寧有飯吃，那還說啥？大家迅速集中在列寧的周圍，在大城市彼得格勒發動起義，迅速占領彼得格勒，然後各地響應，經過紅軍艱苦的戰鬥，戰勝俄國買辦勢力和國外幹涉勢力，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
通過複盤十月革命勝利的過程，蘇聯人總結出革命經驗：取得工人的支持，占領一個或者數個大城市，全國所有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就會奮起響應，迅速達到革命高潮，抓住機會，就會取得勝利。
這套經驗是經過俄國十月革命實踐過的，已經被蘇聯人總結成理論，通過共產國際向全世界推廣，當然也包括中國。
我們暫且稱共產國際的蘇聯理論為國際路線吧。
毛教導員在秋收起義失敗以後，在井岡山上深入思考，現在已經沒任何辦法考證，究竟是在哪一個白天或者夜晚，靈光一閃之後，教員找到了中國革命成功的唯一道路：農村包圍城市！
現在我們看這個思路正確無比：人民的力量才是最偉大的，隻要充分發動群眾，取得群眾的支持，就可以獲得強大的力量，戰無不勝，巴拉巴拉。
我們暫且稱這條路線為本土路線吧。
但回到當時，進攻大城市是蘇聯同誌們革命成功的寶貴經驗，並且已經被國民黨在北伐中成功檢驗過，顯示這種思路正確無比，至於“農村包圍城市”，總有股農民起義的土腥味，聽起來就不怎麽靠譜。
怎麽辦呢？這種選擇真的很艱難，如果非要提升到理論的話，就是理論和實踐的事情。
國際路線是經過十月革命實踐過後上升到理論層麵的，毋容置疑是正確的，不過要加一個前提，在當時的蘇聯是正確的。
任何理論都是在把握事情發展的規律後總結出來的，但事情本身是不停發展變化的，同一個事情在不同地方可能完全不同，在某個時間或某個地方總結出來的理論，在用到其他地方的時候，一定要經過實踐檢驗，怎麽檢驗呢？用最小的試錯成本去檢驗，慢慢擴大，發現不對的地方就進行修正，直到完全符合客觀規律為止。
在蘇聯革命經驗上總結出來的理論，如果需要運用到中國革命，那需要在中國小範圍進行檢驗，在慢慢擴大應用和修正，直到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為止。
有人覺得蘇聯革命的經驗是真理，不需要檢驗，可以包治中國革命的百病，這就是教條主義。
但是教條主義一般具有很大的號召力，為啥？有成功的例子在那裏擺著嘛，比如書店裏麵多如牛毛的成功學的書籍之類的，讓大家一看就心生向往，但有誰看了書就變成富豪？
是不是別人的理論就一文不值呢？肯定不是，一個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經曆一遍，再總結成為理論，所以需要借鑒前人的智慧。
但是前人的理論不能直接拿來用，需要有一個試錯糾正的過程，經過自己實踐檢驗，才能轉化成自己的理論。
所以理論和實踐是一個反複糾纏進化的過程，事情在發展，理論也要變化，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
國際主義覺得蘇聯的經驗可以直接拿來指導中國革命，毛教導員覺得理論需要經過實踐檢驗，凡事都要實事求是，後來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實踐論”來說這事。
如果理論錯了，用來指導實踐，試錯成本會很大，但是正確的理論，在沒有得到實踐之前，就沒有人會相信，因為大家都隻相信眼前的東西，即使通過現在實踐總結出來的理論，用來指導其他工作，依然還是要通過逐步實踐來驗證和修正理論，才能確保可以用來指導實踐。
我們複盤長征，主要是為了複盤近代中國最頂尖的大佬們，他們是如何處理理論和實踐關係的，因為對客觀事物的認識不足，所有人都會犯錯，但能最偉大的人總能及時修正錯誤，這就是理論和實踐的方法論了，如果能夠深刻理解這套方法論，對個人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將有極大提升，希望能和大家在一起學習的過程中有所收獲。
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在博古和李德的指揮下，中央紅軍照搬10月革命勝利的理論，準備禦敵於國門之外，用10萬紅軍和50萬武裝到牙齒的國軍火拚，導致局勢一步步開始惡化。
在這個過程中，最心痛的人是毛教導員，他深深的明白，中央紅軍最擅長的絕對不是陣地戰，早在井岡山時期和中央蘇區創立的過程中，他已經通過無數次實踐，總結摸索出來最適合紅軍的戰術—運動戰，如果非要說的更清楚點，那就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人多打人少。
所以他堅決反對陣地戰，但沒人理他，因為博古進中央蘇區後，帶來了最先進的國際革命經驗，對教員那套土裏土氣的理論完全不感冒，就讓他靠邊站了，過上了三年鬼都不上門的日子。
雖然鬼都不上門，但毛教導員看到紅軍境況開始惡化的時候，還是忍不住進言，建議在國軍包圍圈形成前，紅軍主力殺回井岡山，先擺脫國軍的碉堡戰術再說，把國軍調動起來後，再找機會殲滅一部分，博古一聽，還是那套逃跑主義，依然沒理他。
好吧，這個機會被博古放棄了，還有另外一個機會，1933年11月發生了福建事變，毛教導員敏銳的發現了絕佳的機會，馬上建議和福建十九路軍結成同盟，通過福建跳出包圍圈，打到光頭強的老巢去，徹底攪亂國軍的圍剿計劃。
博古覺得十九路軍蔡廷鍇是軍閥，反對光頭強的軍閥也是軍閥，凡是軍閥都不能相信，更加不能同流合汙，坐視十九路軍被光頭強消滅，斷絕了從福建跳出包圍圈的最後一線希望，陷入四麵包圍中。
教條主義表現出來一般都是正義淩然，有理論支撐嘛，邏輯體係是完整的，給人的欺騙性非常強，用嘴巴理論天下無敵，但用來幹事情就會處處不順。
最後終於混不下去了，1934年10月10日，中央紅軍開始離開根據地，準備去和湘西的賀龍和蕭克會和。
雖然遭遇到如此多的失敗，導致中央紅軍整體跑路，但博古和絕大多數人還是沒認識到，共產國際的那套理論有問題，大家都覺得還是隻執行有問題，理論是絕對正確的，這就是教條主義的威力，碰了很多次南牆都還不會回頭。
關鍵是四麵八方都被圍住了，往哪裏走呢？
往北是南昌方向，國軍中央軍重兵集結，往東是福建，也不行，十九路軍被光頭強幹掉後，福建已經變成光頭強的地盤了，中央軍正在虎視眈眈，往南就是湖南，也是轉移的目標地，但是湖南的軍閥何健不答應，何健槍殺了楊開慧，在所有軍閥中反共積極性最高，和紅軍勢不兩立，紅軍想通過湖南，那簡直是與虎謀皮。
現在隻剩下南邊了，南邊是廣東，廣東是粵軍的地盤，現在的當家人是陳濟棠。
多說一句，廣東和廣西很有意思，近代以來，廣東一直比較富有，但打仗不行，可以理解，有錢的人都怕拚命；廣西不一樣，廣西窮，但是敢拚命，在民國時期，兩廣為了抵抗北洋政府和後來的光頭強，經常聯合起來，廣東出錢，廣西出人，形成兩廣派係，實力強勁，雖不足以圖謀全國，但在地方實力派中實在首屈一指。
光頭強也是胸懷大誌的人，像兩廣這種地方實力派一直都是他的眼中釘肉中刺，紅軍是必須要幹掉的，地方實力派也是要幹掉的，如果能夠兩個一起幹掉，那就最完美了。
光頭強在驅趕紅軍的時候，就存了這個心思，派重兵尾隨在紅軍後麵，準備把紅軍趕到廣東境內，讓紅軍和粵軍拚的兩敗俱傷的時候，中央軍就可以理直氣壯進入廣東，把紅軍和粵軍一塊收拾了，從此廣東就會收入蔣某人囊中了。
光頭強這種想法就是典型的一廂情願，不顧客觀情況，不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不管不顧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搞，能把事情搞好才有鬼了。
本來紅軍是所有國軍的敵人，國軍是一個泛稱，包括中央軍和各地軍閥，但光頭強的目的太明顯，讓國軍內部發生分裂，在某個時間，光頭強就成為了紅軍和某路軍閥的共同敵人，這就是矛盾的轉化，矛盾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矛盾是會發生轉化的，光頭強沒學過哲學，搞不懂這些道理，所以經常幹這種蠢事。
陳濟棠不是傻子，廣西白崇禧更是有小諸葛之稱，對於光頭強的一石二鳥之計看得是清清楚楚，為了避免出現這種情況，陳濟棠在紅軍轉移開始前一個月，就主動派人和紅軍接上頭了，還簽訂了一個協議，表示雙方應該和平共處，友好通商之類的，關鍵的條款是，如果紅軍需要轉移，可以借道廣東邊境，隻需要提前告知粵軍即可，粵軍會後撤20公裏，將紅軍轉移的通道讓出來。
如果光頭強的野心不要搞的那麽明顯，陳濟棠肯定不會這麽幹，但估計光頭強以前在上海混黑社會的時候，背信棄義的事情幹多了，很有心得，不懂哲學就會犯經驗主義錯誤，非常癡迷於一石二鳥，這種錯誤一犯再犯，這才給了毛教導員施展天才指揮能力的機會。
毛教導員對光頭強有一句評價非常經典：“這個人從來不管別人怎麽想，他永遠隻管自己怎麽想”，這個評價就是為光頭強量身定製的。
就這樣，當紅軍向南突圍時，粵軍讓出了一條20公裏的通道，紅軍順利通過第一道封鎖線。
有人可能會問了，粵軍就這麽把紅軍給放走了，光頭強不會找陳濟棠的麻煩嗎？其實陳濟棠此時一點都不擔心這個問題，原因很簡單，紅軍此時的意圖不明，連光頭強都不知道紅軍往哪個方向轉移，粵軍突然遭到強大火力攻擊，後撤20公裏很正常嘛，光頭強也沒法說啥。
通過第一道封鎖線後，紅軍目的地不變，依然是準備到湘西和賀龍會和，那就需要突第二道封鎖線，廣東和湖南的交界處，封鎖軍隊以粵軍為主湘軍為輔。
憑著紅軍和粵軍的協議，突破第二道封鎖線應該也不難，當時湘軍的主力還沒有集中，隻有一個師守在和廣東的交界處。
大家渴望結束戰爭，過正常的日子，在這種氛圍中，列寧對大家說，隻要你們聽我的，就可以立即結束戰爭，並且還能吃飽穿暖，“牛奶會有的，麵包也會有的”。
城裏那些快餓死的工人和士兵，聽說跟著列寧有飯吃，那還說啥？大家迅速集中在列寧的周圍，在大城市彼得格勒發動起義，迅速占領彼得格勒，然後各地響應，經過紅軍艱苦的戰鬥，戰勝俄國買辦勢力和國外幹涉勢力，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
通過複盤十月革命勝利的過程，蘇聯人總結出革命經驗：取得工人的支持，占領一個或者數個大城市，全國所有被壓迫的無產階級就會奮起響應，迅速達到革命高潮，抓住機會，就會取得勝利。
這套經驗是經過俄國十月革命實踐過的，已經被蘇聯人總結成理論，通過共產國際向全世界推廣，當然也包括中國。
我們暫且稱共產國際的蘇聯理論為國際路線吧。
毛教導員在秋收起義失敗以後，在井岡山上深入思考，現在已經沒任何辦法考證，究竟是在哪一個白天或者夜晚，靈光一閃之後，教員找到了中國革命成功的唯一道路：農村包圍城市！
現在我們看這個思路正確無比：人民的力量才是最偉大的，隻要充分發動群眾，取得群眾的支持，就可以獲得強大的力量，戰無不勝，巴拉巴拉。
我們暫且稱這條路線為本土路線吧。
但回到當時，進攻大城市是蘇聯同誌們革命成功的寶貴經驗，並且已經被國民黨在北伐中成功檢驗過，顯示這種思路正確無比，至於“農村包圍城市”，總有股農民起義的土腥味，聽起來就不怎麽靠譜。
怎麽辦呢？這種選擇真的很艱難，如果非要提升到理論的話，就是理論和實踐的事情。
國際路線是經過十月革命實踐過後上升到理論層麵的，毋容置疑是正確的，不過要加一個前提，在當時的蘇聯是正確的。
任何理論都是在把握事情發展的規律後總結出來的，但事情本身是不停發展變化的，同一個事情在不同地方可能完全不同，在某個時間或某個地方總結出來的理論，在用到其他地方的時候，一定要經過實踐檢驗，怎麽檢驗呢？用最小的試錯成本去檢驗，慢慢擴大，發現不對的地方就進行修正，直到完全符合客觀規律為止。
在蘇聯革命經驗上總結出來的理論，如果需要運用到中國革命，那需要在中國小範圍進行檢驗，在慢慢擴大應用和修正，直到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為止。
有人覺得蘇聯革命的經驗是真理，不需要檢驗，可以包治中國革命的百病，這就是教條主義。
但是教條主義一般具有很大的號召力，為啥？有成功的例子在那裏擺著嘛，比如書店裏麵多如牛毛的成功學的書籍之類的，讓大家一看就心生向往，但有誰看了書就變成富豪？
是不是別人的理論就一文不值呢？肯定不是，一個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經曆一遍，再總結成為理論，所以需要借鑒前人的智慧。
但是前人的理論不能直接拿來用，需要有一個試錯糾正的過程，經過自己實踐檢驗，才能轉化成自己的理論。
所以理論和實踐是一個反複糾纏進化的過程，事情在發展，理論也要變化，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
國際主義覺得蘇聯的經驗可以直接拿來指導中國革命，毛教導員覺得理論需要經過實踐檢驗，凡事都要實事求是，後來專門寫了一篇文章“實踐論”來說這事。
如果理論錯了，用來指導實踐，試錯成本會很大，但是正確的理論，在沒有得到實踐之前，就沒有人會相信，因為大家都隻相信眼前的東西，即使通過現在實踐總結出來的理論，用來指導其他工作，依然還是要通過逐步實踐來驗證和修正理論，才能確保可以用來指導實踐。
我們複盤長征，主要是為了複盤近代中國最頂尖的大佬們，他們是如何處理理論和實踐關係的，因為對客觀事物的認識不足，所有人都會犯錯，但能最偉大的人總能及時修正錯誤，這就是理論和實踐的方法論了，如果能夠深刻理解這套方法論，對個人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將有極大提升，希望能和大家在一起學習的過程中有所收獲。
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在博古和李德的指揮下，中央紅軍照搬10月革命勝利的理論，準備禦敵於國門之外，用10萬紅軍和50萬武裝到牙齒的國軍火拚，導致局勢一步步開始惡化。
在這個過程中，最心痛的人是毛教導員，他深深的明白，中央紅軍最擅長的絕對不是陣地戰，早在井岡山時期和中央蘇區創立的過程中，他已經通過無數次實踐，總結摸索出來最適合紅軍的戰術—運動戰，如果非要說的更清楚點，那就是：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人多打人少。
所以他堅決反對陣地戰，但沒人理他，因為博古進中央蘇區後，帶來了最先進的國際革命經驗，對教員那套土裏土氣的理論完全不感冒，就讓他靠邊站了，過上了三年鬼都不上門的日子。
雖然鬼都不上門，但毛教導員看到紅軍境況開始惡化的時候，還是忍不住進言，建議在國軍包圍圈形成前，紅軍主力殺回井岡山，先擺脫國軍的碉堡戰術再說，把國軍調動起來後，再找機會殲滅一部分，博古一聽，還是那套逃跑主義，依然沒理他。
好吧，這個機會被博古放棄了，還有另外一個機會，1933年11月發生了福建事變，毛教導員敏銳的發現了絕佳的機會，馬上建議和福建十九路軍結成同盟，通過福建跳出包圍圈，打到光頭強的老巢去，徹底攪亂國軍的圍剿計劃。
博古覺得十九路軍蔡廷鍇是軍閥，反對光頭強的軍閥也是軍閥，凡是軍閥都不能相信，更加不能同流合汙，坐視十九路軍被光頭強消滅，斷絕了從福建跳出包圍圈的最後一線希望，陷入四麵包圍中。
教條主義表現出來一般都是正義淩然，有理論支撐嘛，邏輯體係是完整的，給人的欺騙性非常強，用嘴巴理論天下無敵，但用來幹事情就會處處不順。
最後終於混不下去了，1934年10月10日，中央紅軍開始離開根據地，準備去和湘西的賀龍和蕭克會和。
雖然遭遇到如此多的失敗，導致中央紅軍整體跑路，但博古和絕大多數人還是沒認識到，共產國際的那套理論有問題，大家都覺得還是隻執行有問題，理論是絕對正確的，這就是教條主義的威力，碰了很多次南牆都還不會回頭。
關鍵是四麵八方都被圍住了，往哪裏走呢？
往北是南昌方向，國軍中央軍重兵集結，往東是福建，也不行，十九路軍被光頭強幹掉後，福建已經變成光頭強的地盤了，中央軍正在虎視眈眈，往南就是湖南，也是轉移的目標地，但是湖南的軍閥何健不答應，何健槍殺了楊開慧，在所有軍閥中反共積極性最高，和紅軍勢不兩立，紅軍想通過湖南，那簡直是與虎謀皮。
現在隻剩下南邊了，南邊是廣東，廣東是粵軍的地盤，現在的當家人是陳濟棠。
多說一句，廣東和廣西很有意思，近代以來，廣東一直比較富有，但打仗不行，可以理解，有錢的人都怕拚命；廣西不一樣，廣西窮，但是敢拚命，在民國時期，兩廣為了抵抗北洋政府和後來的光頭強，經常聯合起來，廣東出錢，廣西出人，形成兩廣派係，實力強勁，雖不足以圖謀全國，但在地方實力派中實在首屈一指。
光頭強也是胸懷大誌的人，像兩廣這種地方實力派一直都是他的眼中釘肉中刺，紅軍是必須要幹掉的，地方實力派也是要幹掉的，如果能夠兩個一起幹掉，那就最完美了。
光頭強在驅趕紅軍的時候，就存了這個心思，派重兵尾隨在紅軍後麵，準備把紅軍趕到廣東境內，讓紅軍和粵軍拚的兩敗俱傷的時候，中央軍就可以理直氣壯進入廣東，把紅軍和粵軍一塊收拾了，從此廣東就會收入蔣某人囊中了。
光頭強這種想法就是典型的一廂情願，不顧客觀情況，不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不管不顧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搞，能把事情搞好才有鬼了。
本來紅軍是所有國軍的敵人，國軍是一個泛稱，包括中央軍和各地軍閥，但光頭強的目的太明顯，讓國軍內部發生分裂，在某個時間，光頭強就成為了紅軍和某路軍閥的共同敵人，這就是矛盾的轉化，矛盾從來都不是一成不變的，矛盾是會發生轉化的，光頭強沒學過哲學，搞不懂這些道理，所以經常幹這種蠢事。
陳濟棠不是傻子，廣西白崇禧更是有小諸葛之稱，對於光頭強的一石二鳥之計看得是清清楚楚，為了避免出現這種情況，陳濟棠在紅軍轉移開始前一個月，就主動派人和紅軍接上頭了，還簽訂了一個協議，表示雙方應該和平共處，友好通商之類的，關鍵的條款是，如果紅軍需要轉移，可以借道廣東邊境，隻需要提前告知粵軍即可，粵軍會後撤20公裏，將紅軍轉移的通道讓出來。
如果光頭強的野心不要搞的那麽明顯，陳濟棠肯定不會這麽幹，但估計光頭強以前在上海混黑社會的時候，背信棄義的事情幹多了，很有心得，不懂哲學就會犯經驗主義錯誤，非常癡迷於一石二鳥，這種錯誤一犯再犯，這才給了毛教導員施展天才指揮能力的機會。
毛教導員對光頭強有一句評價非常經典：“這個人從來不管別人怎麽想，他永遠隻管自己怎麽想”，這個評價就是為光頭強量身定製的。
就這樣，當紅軍向南突圍時，粵軍讓出了一條20公裏的通道，紅軍順利通過第一道封鎖線。
有人可能會問了，粵軍就這麽把紅軍給放走了，光頭強不會找陳濟棠的麻煩嗎？其實陳濟棠此時一點都不擔心這個問題，原因很簡單，紅軍此時的意圖不明，連光頭強都不知道紅軍往哪個方向轉移，粵軍突然遭到強大火力攻擊，後撤20公裏很正常嘛，光頭強也沒法說啥。
通過第一道封鎖線後，紅軍目的地不變，依然是準備到湘西和賀龍會和，那就需要突第二道封鎖線，廣東和湖南的交界處，封鎖軍隊以粵軍為主湘軍為輔。
憑著紅軍和粵軍的協議，突破第二道封鎖線應該也不難，當時湘軍的主力還沒有集中，隻有一個師守在和廣東的交界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