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五十五章 羊毛出在羊身上
大明：秋後問斬，太子是獄友 作者：霸道總裁胖總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林煜說著，又怕自己講不明白，幹脆提筆在桌上寫下一串簡單的漢字公式：
稅賦改革之後的正稅=稅賦改革前的正稅+（橫征數額*稅賦改革頻次）
“能理解嗎？”
林煜要在講解之前這麽問，那估摸著得有一半看不懂，但現在卻是已經都能大概理解。
用這套通用公式經過換算，就可以很輕鬆的得出結論：
唐代兩稅=租庸調+橫征（法外之征）
晚明一條鞭法=（租庸調+橫征）+橫征
清初攤丁入畝=（租庸調+橫征+橫征）+橫征
“這條公式就是黃宗羲定律的全部內容了，它的本質就是曆代王朝持續不斷地合法加稅，從魏晉的戶、調稅法，至唐代租庸調，再到後期的兩稅法，它們看似是減少了賦稅加派的弊政，但本質是依舊離不開賦稅絕對值的增長……而這種賦稅絕對值的算術級數累進，實際上就已經抵消了魏晉唐宋各朝，對於稅賦改革的全部效果。”
聽到這裏，饒是朱高熾早有準備，也還是忍不住輕吐口氣，他是真被這所謂的“黃宗羲定律”給嚇到了。
大明一直講究薄稅養民，好讓百姓能夠盡快的恢複生產，結果“薄稅”卻是反而比前朝加派的還要高。
一句話，積累莫返之害！
比之王朝周期律，還要令人恐怖生畏！
林煜這時又講起了題外話，他說道：“實際上，黃宗羲定律古來有之，就以兩稅法為例，陸贄曾在《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論兩稅之弊須有厘革》中說道：‘采非法之權令，以為經製；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
這話的意思便是在說，將“非法”的稅收納入“經製”，便是兩稅法無法回避的弊政。
明末與黃宗羲同時期的王夫之，同樣也在《讀通鑒論》寫道：“兩稅之法，乃取暫時法外之法，收入於法之中。”
雖然後世也逐漸有人對“黃宗羲定律”提出了質疑，但至少目前為止，放到明清兩朝來算，“黃宗羲定律”確實是真實存在的。
明初開國，大明為征派賦役，編造了詳密的魚鱗圖冊和黃冊，將老百姓牢牢限定在土地上。
到了明朝中後期，皇帝帶頭掠奪地產，大量設置皇莊，大地主隱匿賦稅，國家的財政收入減少，而支出卻與日俱增。
全國各地農民從逃亡到抗賦抗役，從“盜礦”到武裝反抗“礦禁”、“封山”，從抗租到武裝“踞田奪地”，明廷被迫改革原本的“兩稅雙冊法”。
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具體內容為：賦役合並；農民可以出錢代役，力差由官府雇人承應；田賦、徭役一律征銀；役銀“量地計丁”，丁、田分擔。
雖然“一條鞭法”簡化了賦役的征收手續，改變了以前賦與役分開征收的辦法，使兩者合而為一，但農民所有的負擔並未絲毫減少，隻是將以前所交納的不合法賦稅合法化。
隨後便是“萬曆三大征”的加派，為了對付遼東起兵的努爾哈赤，大明朝廷開征“遼餉”。
“遼餉”加征分三次，第一、第二次每畝加征三厘五毫，第三次每畝加征二厘，三次一共九厘。
至崇禎三年，大明在九厘加征之外，再強征“遼餉”三厘；
十年，為鎮壓農民起義軍，開征“剿餉”，每年加派330餘萬；
十二年，大明在“遼餉”、“剿餉”之外，複加“練餉”，每年征銀730餘萬。
“三大征”加派高達2000萬兩，超過正額數倍，百姓苦不堪言。
清軍入關，多爾袞為了籠絡人心，宣稱免去“三大征”，但實際上隻是避惡名，改“遼餉”為“九厘銀”、“九厘餉”或“九厘地畝”，照舊加征。
“練餉”不僅照常征收，而且還將加派畝額大大擴充。
這便是“黃宗羲定律”當中，典型的將數額巨大、原屬臨時性攤派的不合法征稅，全部納入正稅體製的做法。
至康熙年間，清廷編撰《簡明賦役全書》，作為征收地丁銀的依據。
並昭告天下：
“將現征錢糧冊內有名人丁，永為定額，嗣後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錢糧。”
“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從康熙五十一年開始實行，以後到達成丁年齡的，再不承擔丁役。
雍正接續這一政策，將其攤入地畝征收，是為“攤丁入畝”。
然，“攤丁入畝”並不是取消人丁稅，而是將易於流動的人丁銀數額固定化到土地中，以確保國家的財政收入。
雍正年間，全國的人丁稅銀329萬兩，全部攤入田賦銀2636萬兩，等於使田賦負擔銀增加11%。
晚清鹹豐三年，因太平天國起義，清廷軍費無著，幫辦揚州軍務的刑部右侍郎雷以諴為籌措所募兵勇餉需，創辦厘金。
因大有利潤可挖，厘金製度逐步推廣，並由最初僅向鋪戶坐賈征收坐厘，發展到同時建局設卡，向行商征收活厘，稅收直線上升，每年征收近2000萬兩，與田賦和海關並駕齊驅，成為清廷在太平天國起義重壓之下得以活命的法寶。
厘金的設計本為權宜之計，隨著太平天國起義的平定，廢除厘金本為順理成章之事，但當言官奏請裁撤各省厘局之時，卻遭到清廷斷然否決。
厘金就此成為常製，因征收厘金而引發的種種弊端，不勝枚舉。
直至民國厘金才被裁撤，但民國卻又將其改為征收統稅。
晚清時期，厘金之外還有苛捐雜稅，這也屬於法外之征。
苛捐雜稅種類五花八門，據後世考證估算，當時的苛捐雜稅僅名目就多達2000餘種，比之曆史課本上的英國雜稅還多了十倍。
當然，這隻是稅目比較多，實際上的財政收入……更多，多的離譜！
清初國家一年的財政收入為2000萬兩，到了“嘉道中衰”就已經加到了4000萬兩，而同治時期則是增漲到了常態的7000萬兩，光緒晚期更是直接突破1億大關。
一直到蟎清滅亡，國庫一年的財政收入，已然逼近3億兩，足足暴漲了十倍有餘！
這也是為何後世影視劇、課本普遍描述古代百姓，人均赤貧到衣衫襤褸，骨瘦如柴。
因為“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
稅賦改革之後的正稅=稅賦改革前的正稅+（橫征數額*稅賦改革頻次）
“能理解嗎？”
林煜要在講解之前這麽問，那估摸著得有一半看不懂，但現在卻是已經都能大概理解。
用這套通用公式經過換算，就可以很輕鬆的得出結論：
唐代兩稅=租庸調+橫征（法外之征）
晚明一條鞭法=（租庸調+橫征）+橫征
清初攤丁入畝=（租庸調+橫征+橫征）+橫征
“這條公式就是黃宗羲定律的全部內容了，它的本質就是曆代王朝持續不斷地合法加稅，從魏晉的戶、調稅法，至唐代租庸調，再到後期的兩稅法，它們看似是減少了賦稅加派的弊政，但本質是依舊離不開賦稅絕對值的增長……而這種賦稅絕對值的算術級數累進，實際上就已經抵消了魏晉唐宋各朝，對於稅賦改革的全部效果。”
聽到這裏，饒是朱高熾早有準備，也還是忍不住輕吐口氣，他是真被這所謂的“黃宗羲定律”給嚇到了。
大明一直講究薄稅養民，好讓百姓能夠盡快的恢複生產，結果“薄稅”卻是反而比前朝加派的還要高。
一句話，積累莫返之害！
比之王朝周期律，還要令人恐怖生畏！
林煜這時又講起了題外話，他說道：“實際上，黃宗羲定律古來有之，就以兩稅法為例，陸贄曾在《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論兩稅之弊須有厘革》中說道：‘采非法之權令，以為經製；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
這話的意思便是在說，將“非法”的稅收納入“經製”，便是兩稅法無法回避的弊政。
明末與黃宗羲同時期的王夫之，同樣也在《讀通鑒論》寫道：“兩稅之法，乃取暫時法外之法，收入於法之中。”
雖然後世也逐漸有人對“黃宗羲定律”提出了質疑，但至少目前為止，放到明清兩朝來算，“黃宗羲定律”確實是真實存在的。
明初開國，大明為征派賦役，編造了詳密的魚鱗圖冊和黃冊，將老百姓牢牢限定在土地上。
到了明朝中後期，皇帝帶頭掠奪地產，大量設置皇莊，大地主隱匿賦稅，國家的財政收入減少，而支出卻與日俱增。
全國各地農民從逃亡到抗賦抗役，從“盜礦”到武裝反抗“礦禁”、“封山”，從抗租到武裝“踞田奪地”，明廷被迫改革原本的“兩稅雙冊法”。
張居正的“一條鞭法”，具體內容為：賦役合並；農民可以出錢代役，力差由官府雇人承應；田賦、徭役一律征銀；役銀“量地計丁”，丁、田分擔。
雖然“一條鞭法”簡化了賦役的征收手續，改變了以前賦與役分開征收的辦法，使兩者合而為一，但農民所有的負擔並未絲毫減少，隻是將以前所交納的不合法賦稅合法化。
隨後便是“萬曆三大征”的加派，為了對付遼東起兵的努爾哈赤，大明朝廷開征“遼餉”。
“遼餉”加征分三次，第一、第二次每畝加征三厘五毫，第三次每畝加征二厘，三次一共九厘。
至崇禎三年，大明在九厘加征之外，再強征“遼餉”三厘；
十年，為鎮壓農民起義軍，開征“剿餉”，每年加派330餘萬；
十二年，大明在“遼餉”、“剿餉”之外，複加“練餉”，每年征銀730餘萬。
“三大征”加派高達2000萬兩，超過正額數倍，百姓苦不堪言。
清軍入關，多爾袞為了籠絡人心，宣稱免去“三大征”，但實際上隻是避惡名，改“遼餉”為“九厘銀”、“九厘餉”或“九厘地畝”，照舊加征。
“練餉”不僅照常征收，而且還將加派畝額大大擴充。
這便是“黃宗羲定律”當中，典型的將數額巨大、原屬臨時性攤派的不合法征稅，全部納入正稅體製的做法。
至康熙年間，清廷編撰《簡明賦役全書》，作為征收地丁銀的依據。
並昭告天下：
“將現征錢糧冊內有名人丁，永為定額，嗣後所生人丁，免其加增錢糧。”
“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政策從康熙五十一年開始實行，以後到達成丁年齡的，再不承擔丁役。
雍正接續這一政策，將其攤入地畝征收，是為“攤丁入畝”。
然，“攤丁入畝”並不是取消人丁稅，而是將易於流動的人丁銀數額固定化到土地中，以確保國家的財政收入。
雍正年間，全國的人丁稅銀329萬兩，全部攤入田賦銀2636萬兩，等於使田賦負擔銀增加11%。
晚清鹹豐三年，因太平天國起義，清廷軍費無著，幫辦揚州軍務的刑部右侍郎雷以諴為籌措所募兵勇餉需，創辦厘金。
因大有利潤可挖，厘金製度逐步推廣，並由最初僅向鋪戶坐賈征收坐厘，發展到同時建局設卡，向行商征收活厘，稅收直線上升，每年征收近2000萬兩，與田賦和海關並駕齊驅，成為清廷在太平天國起義重壓之下得以活命的法寶。
厘金的設計本為權宜之計，隨著太平天國起義的平定，廢除厘金本為順理成章之事，但當言官奏請裁撤各省厘局之時，卻遭到清廷斷然否決。
厘金就此成為常製，因征收厘金而引發的種種弊端，不勝枚舉。
直至民國厘金才被裁撤，但民國卻又將其改為征收統稅。
晚清時期，厘金之外還有苛捐雜稅，這也屬於法外之征。
苛捐雜稅種類五花八門，據後世考證估算，當時的苛捐雜稅僅名目就多達2000餘種，比之曆史課本上的英國雜稅還多了十倍。
當然，這隻是稅目比較多，實際上的財政收入……更多，多的離譜！
清初國家一年的財政收入為2000萬兩，到了“嘉道中衰”就已經加到了4000萬兩，而同治時期則是增漲到了常態的7000萬兩，光緒晚期更是直接突破1億大關。
一直到蟎清滅亡，國庫一年的財政收入，已然逼近3億兩，足足暴漲了十倍有餘！
這也是為何後世影視劇、課本普遍描述古代百姓，人均赤貧到衣衫襤褸，骨瘦如柴。
因為“羊毛出在羊身上”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