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周六晚上六點，社會學係同學們準時在農校的校門口集合，沒有一個人遲到。暮色之中，同學們看著彼此，雖然每個人都心照不宣地不發一言，但大家的眼中都有掩藏不住的好奇和興奮。帶隊人是講師蘇汝江，他一早便等在校門口，點名確認大家全部到齊之後，帶領同學們一起朝雲津市場走去。一路上蘇汝江一邊走，一邊跟大家從頭講起昆明集園的曆史。
在晚清時，昆明就已經有了逼良為娼的鴇母和秘密賣淫的妓女，當時稱為“秘賣”。一九一一年，雲南重九光複以後，雲南當局決定集中私娼，成立公娼救濟生活無著的妓女，希望通過公娼消滅私娼，最後達到“無娼”的目的。
在這種美好的理想驅使下，巡警總局將之前因為賣淫被拿獲、強迫照相備案的妓女們按照不同條件分為“上中下”三等。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日，農曆十月初二，昆明的公娼正式營業，官方定名為“上等集園”，集園中的妓女大多年輕貌美、形容姣好，“上等集園”開門營業之後，生意十分興隆，於是當局又在四川街建了“中等集園”。巡警總局本來還要建“下等集園”，但因為民間反對聲甚囂塵上，且此時昆明的下等娼妓早已集中居住在福興街，索性直接將福興街周圍的娼家稱作“下等集園”。不論是“上中下”三等集園，都受警察總局的保護和集中管理。但雲南民眾認為政府設立公娼有傷風化，不斷呼籲取消集園，一九一四年六月一日唐繼堯下令取消集園，第一次公娼於一九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全部結束，持續了不到三年時間。
公娼取締之後，私娼進一步泛濫，yn省會警察廳在一九一七年五月擬定了《第一期監視戶取締規則》十四條。所謂“監視戶”，就是向警方繳納“保護費”的合法鴇母和合法私娼。由警方製發一塊粉底綠字的木牌，標明“監視戶”身份，釘在妓女的住所大門上，妓女向警方呈繳四寸照片兩張，每人每月繳納五角至一元五角的保護費。
為了進一步阻止娼妓泛濫，昆明政府還在興華街設置了專門懲罰妓女的女子濟良所。一九一六年二月，為節省開支，將女子濟良所並入圓通寺中的女子習藝所，非法妓女被警方捉拿之後便被送入女子習藝所，學習縫紉刺繡等技藝，為今後自力更生做準備。
然而監視戶和習藝所的限製辦法毫無作用，非法私娼屢禁不止，政府便又將恢複公娼提上日程。一九一八年四月五日，官督商辦的集園在四川街開始營業，不再分上等中等，到四月下旬，省會警察廳采取了“防毒措施”，為了預防花柳病的泛濫，定期安排醫生對集園的妓女進行檢查和治療，但私娼不在此列。
二十年代初，昆明當局在崇善街附近興建雲津市場，並將集園遷往雲津市場，由km市政公所主辦，由此集園由官商督辦改為完全官辦。官辦集園於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正式開放，公娼再次成立。公娼妓女定期體檢，並繳納防治梅毒的費用，名曰“洗滌費”。
進入三十年代後，公娼依舊設在雲津市場，和之前的年代沒有不同，懲罰方式也沒有差別，隻有女子習藝所取消了，感化院成立了。昆明當局多次試圖嚴厲取締，又幾次試圖集中管理，但娼妓泛濫的問題一直存在，直至一九三九年，昆明依舊是公娼和私娼並存的狀態。
將昆明公娼的曆史大致介紹之後，蘇汝江輕輕歎了口氣：
“理想總是美好的，現實卻往往是不盡如人意的。昆明的公娼製度斷斷續續施行了快三十年，起初昆明當局設想的‘無娼’的世界卻遠遠沒有到來。”
蘇汝江說完，有一個娃娃臉的女同學說道：
“蘇先生，我覺得這一切都源自男女的不平等，中國曆來女子地位低下，女子無法接受教育，沒有安身立命的本事，為求生存或是嫁為人妻，依附於男人，或是淪落風塵。我相信將來終有一天，男女享有平等的權利，所有的女子都能跟男子一樣進學堂，讀書知禮，自食其力，到那時‘無娼’的世界一定會到來的！”
“說得好！”蘇汝江鼓起掌來，大家也都被這女同學的話鼓舞了，紛紛鼓起掌來，胡承蔭也微笑著一起鼓掌，為這番昂揚的宣言，也為這宣言裏尚未被現實摧折的希望和天真。
講完了昆明集園的曆史，蘇汝江開始給同學們介紹社會調查的方法，在分別介紹了問卷法、實驗法、訪談法、觀察法幾種方法的操作要領之後，蘇汝江進一步囑咐大家：
“我想告訴同學們的是，每一種研究方法都有其自身的局限，為了得到相對準確的數據和資料，大家應盡可能使用多種調查方法互相佐證。同學們，社會調查真的不是一個輕鬆容易的工作，需要足夠的技巧和耐心才能收集到寶貴的信息。
社會學的奠基人、法國的社會學家塗爾幹認為，社會學者應該用科學家研究自然世界的客觀性一樣來研究社會生活，所以他提出了社會學的第一原則，‘把社會事實當做物（things）來研究。’但社會學的研究注定和科學研究不同，社會學家的研究對象是活生生的人，在社會調查過程中，社會學者可能會被他的研究對象欺騙，他們可能因為恐懼，或是因為不信任，或是其他各種各樣意想不到的原因，給調查者提供虛假的信息，一旦調查者沒能及時甄別，必定會影響最終結論的準確性。
而對於妓女的生存境遇的調查者來說，他們受到的考驗將會更加嚴峻。為了保證同學們的安全，也為了保證這次調查順利進行，李景漢先生代表聯大聯係了省會警察廳，獲得了他們的支持和幫助。我們和km市警五分局分局長楊森榮交談了一次，等我們到了集園，他會陪同我們一起參觀。楊分局長雖然支持我們的教學工作，卻明白地告訴我們，走這一趟注定是白費心力。他說妓女們時常謊話連篇，她們多的是和警察打交道的經驗，很有辦法應對，問她們賣身的原因，無非是生活逼迫，或是賣身還債等等，每個人的經曆都大同小異。所以若是有同學後續選擇了‘集園妓女的生存狀況’這個研究選題，一定要時刻保持警醒，盡可能確保得到真實的調查數據。”
在晚清時，昆明就已經有了逼良為娼的鴇母和秘密賣淫的妓女，當時稱為“秘賣”。一九一一年，雲南重九光複以後，雲南當局決定集中私娼，成立公娼救濟生活無著的妓女，希望通過公娼消滅私娼，最後達到“無娼”的目的。
在這種美好的理想驅使下，巡警總局將之前因為賣淫被拿獲、強迫照相備案的妓女們按照不同條件分為“上中下”三等。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日，農曆十月初二，昆明的公娼正式營業，官方定名為“上等集園”，集園中的妓女大多年輕貌美、形容姣好，“上等集園”開門營業之後，生意十分興隆，於是當局又在四川街建了“中等集園”。巡警總局本來還要建“下等集園”，但因為民間反對聲甚囂塵上，且此時昆明的下等娼妓早已集中居住在福興街，索性直接將福興街周圍的娼家稱作“下等集園”。不論是“上中下”三等集園，都受警察總局的保護和集中管理。但雲南民眾認為政府設立公娼有傷風化，不斷呼籲取消集園，一九一四年六月一日唐繼堯下令取消集園，第一次公娼於一九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全部結束，持續了不到三年時間。
公娼取締之後，私娼進一步泛濫，yn省會警察廳在一九一七年五月擬定了《第一期監視戶取締規則》十四條。所謂“監視戶”，就是向警方繳納“保護費”的合法鴇母和合法私娼。由警方製發一塊粉底綠字的木牌，標明“監視戶”身份，釘在妓女的住所大門上，妓女向警方呈繳四寸照片兩張，每人每月繳納五角至一元五角的保護費。
為了進一步阻止娼妓泛濫，昆明政府還在興華街設置了專門懲罰妓女的女子濟良所。一九一六年二月，為節省開支，將女子濟良所並入圓通寺中的女子習藝所，非法妓女被警方捉拿之後便被送入女子習藝所，學習縫紉刺繡等技藝，為今後自力更生做準備。
然而監視戶和習藝所的限製辦法毫無作用，非法私娼屢禁不止，政府便又將恢複公娼提上日程。一九一八年四月五日，官督商辦的集園在四川街開始營業，不再分上等中等，到四月下旬，省會警察廳采取了“防毒措施”，為了預防花柳病的泛濫，定期安排醫生對集園的妓女進行檢查和治療，但私娼不在此列。
二十年代初，昆明當局在崇善街附近興建雲津市場，並將集園遷往雲津市場，由km市政公所主辦，由此集園由官商督辦改為完全官辦。官辦集園於一九二三年六月一日正式開放，公娼再次成立。公娼妓女定期體檢，並繳納防治梅毒的費用，名曰“洗滌費”。
進入三十年代後，公娼依舊設在雲津市場，和之前的年代沒有不同，懲罰方式也沒有差別，隻有女子習藝所取消了，感化院成立了。昆明當局多次試圖嚴厲取締，又幾次試圖集中管理，但娼妓泛濫的問題一直存在，直至一九三九年，昆明依舊是公娼和私娼並存的狀態。
將昆明公娼的曆史大致介紹之後，蘇汝江輕輕歎了口氣：
“理想總是美好的，現實卻往往是不盡如人意的。昆明的公娼製度斷斷續續施行了快三十年，起初昆明當局設想的‘無娼’的世界卻遠遠沒有到來。”
蘇汝江說完，有一個娃娃臉的女同學說道：
“蘇先生，我覺得這一切都源自男女的不平等，中國曆來女子地位低下，女子無法接受教育，沒有安身立命的本事，為求生存或是嫁為人妻，依附於男人，或是淪落風塵。我相信將來終有一天，男女享有平等的權利，所有的女子都能跟男子一樣進學堂，讀書知禮，自食其力，到那時‘無娼’的世界一定會到來的！”
“說得好！”蘇汝江鼓起掌來，大家也都被這女同學的話鼓舞了，紛紛鼓起掌來，胡承蔭也微笑著一起鼓掌，為這番昂揚的宣言，也為這宣言裏尚未被現實摧折的希望和天真。
講完了昆明集園的曆史，蘇汝江開始給同學們介紹社會調查的方法，在分別介紹了問卷法、實驗法、訪談法、觀察法幾種方法的操作要領之後，蘇汝江進一步囑咐大家：
“我想告訴同學們的是，每一種研究方法都有其自身的局限，為了得到相對準確的數據和資料，大家應盡可能使用多種調查方法互相佐證。同學們，社會調查真的不是一個輕鬆容易的工作，需要足夠的技巧和耐心才能收集到寶貴的信息。
社會學的奠基人、法國的社會學家塗爾幹認為，社會學者應該用科學家研究自然世界的客觀性一樣來研究社會生活，所以他提出了社會學的第一原則，‘把社會事實當做物（things）來研究。’但社會學的研究注定和科學研究不同，社會學家的研究對象是活生生的人，在社會調查過程中，社會學者可能會被他的研究對象欺騙，他們可能因為恐懼，或是因為不信任，或是其他各種各樣意想不到的原因，給調查者提供虛假的信息，一旦調查者沒能及時甄別，必定會影響最終結論的準確性。
而對於妓女的生存境遇的調查者來說，他們受到的考驗將會更加嚴峻。為了保證同學們的安全，也為了保證這次調查順利進行，李景漢先生代表聯大聯係了省會警察廳，獲得了他們的支持和幫助。我們和km市警五分局分局長楊森榮交談了一次，等我們到了集園，他會陪同我們一起參觀。楊分局長雖然支持我們的教學工作，卻明白地告訴我們，走這一趟注定是白費心力。他說妓女們時常謊話連篇，她們多的是和警察打交道的經驗，很有辦法應對，問她們賣身的原因，無非是生活逼迫，或是賣身還債等等，每個人的經曆都大同小異。所以若是有同學後續選擇了‘集園妓女的生存狀況’這個研究選題，一定要時刻保持警醒，盡可能確保得到真實的調查數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