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七月九日上午九點二十分,我提前拿到了出院小結和賬單。十點四十五分,我背著手提電腦和為數不多的雜物,回到了茂名路的三〇一。


    我懶得把行李打開來,先取出電腦上網。


    何櫻姐在msn上對我說,蘇亞的父母狀告帕羅藥業“愛得康”實驗致病人自殺一案,將在十一天以後,也就是七月二十日周二開庭。當初原告在任錦然的自殺案發生後,推遲了開庭的時間,以為能搜集到對他們更有利的證據,可是這一會兒,他們似乎又後悔沒有早點把官司結束了。因為蘇亞的案子從自殺變成了謀殺,這等於丟掉了所有的贏麵,還不如撤訴,省下一筆訴訟費。當然他們還不甘心撤訴。


    何櫻姐對蘇懷遠和齊秀珍頗有微詞,她說這對老夫婦“很奇怪”。


    一開始堅持女兒沒有任何自殺理由的是他們,聽起來似乎唯一的理由就是參加了“愛得康”的實驗,被這藥給毒死的。結果警察進一步調查,發現果真不是自殺,是謀殺,他們又不樂意了,支使律師給法院提供了一大堆證據,什麽嚴重抑鬱啦,工作壓力太大,感情生活不順利等等,硬要證明他們的女兒是自殺的。


    他們當初起訴帕羅藥業,不是口口聲聲說是為了給女兒“討回公道”嗎?居然現在連殺死女兒的凶手也沒興趣追究了,顯然,關心的隻是從官司裏得一大筆賠償金而已,難道他們就是這樣為蘇亞“討回公道”的嗎?


    何櫻為此抱怨了好幾天,其實歸根結底,是她覺得自己一個多月前的同情心白白浪費了。於是我少不得誇她善良,誇她單純,再假裝責備她“實在太天真”,讓她的氣順過來。


    現在看來,“愛得康”前方的阻礙已經徹底被掃清了。既然實驗藥品都被徐晨換成了安慰劑,那麽參加實驗的病人自殺,“藥品組”和“安慰劑組”的評估數據不分伯仲,這些都不是問題了。“愛得康”大可以重新開始第三期實驗,就算藥效不逮也可以在技巧上早作安排,比如說,讓評估醫師給病人一點暗示,安慰劑都能這麽奏效,暗示的效果更是不容小覷。何櫻說,這是盧天嵐的原話。


    然而,這隻是理論上的局麵。在現實中,我住院期間,盧天嵐親自出麵跟瑞安醫院接觸了幾次,院方說什麽也不願意再接“愛得康”的實驗。


    盧天嵐不得不聯絡另外幾家三級甲等醫院,兩三天內大約談了四五家,都是她當銷售部經理的時候培養起來的老關係。許多年了,私底下的金錢往來也不少。得到的回複都是婉拒,明裏暗裏給再多錢也不成。


    原因很簡單,一種藥,開始實驗不到兩個月,參加實驗的病人死了兩個,臨床藥理中心的主任被撤職查辦,連醫藥公司本部的電梯都掉下來兩次,還出了一個車禍,把一輛三菱suv撞成了橘子。雖說這些倒黴事在理論上跟“愛得康”都沒關係,甚至,“愛得康”還在兩個大藥瓶裏一顆未動,但是,誰能說真的沒有關係呢?就像誰能說安慰劑真的沒有藥效,哪種藥品真的有某種確實的效果呢?人能了解多少?


    如果哪家有膽量把這個實驗接下來,這一回,蓮紅色的小藥丸真的從藥瓶裏被拿出來,散發給病人,還會發生什麽更邪門的事情呢?


    估計這些天何櫻一個人待在辦公室裏,沒人八卦,憋壞了,就把嘴上的嘮叨換成了網聊的熱情,從我昏迷醒來到出院,前後才八天半,她的打字速度就快了好多。


    七月九日是星期五,她跟我聊了一通以後,又搬出了老一套。她讓我剛出院不要操心去想工作的事,雙休日在家好好休息,周一要是覺得精神還不好,再休息幾天也沒關係,幹脆養好了再來上班,反正,有她呢。


    說實話,我待不住。


    我問:“要不要我下午就過來?”


    何櫻回:“你別毀壞我形象好不好?剛出院就來上班,不知道的,還以為我虐待你呢。”又說,“你實在想來,就周一吧,不用趕早上打卡,晚點來就行。”她就是這個毛病,心裏想,嘴上客氣。


    我待不住是真的。我想起還沒吃午飯,可是我一點不餓,隻是覺得這房間讓我胸口發悶,周身僵硬,把門窗再開大都不行。難道是我的幽閉恐懼症加重了。


    我搖搖晃晃地下樓,走出弄堂,拐進seven–eleven。我從冷藏櫃前麵走過,繞過洗發水和紙巾,來到餅幹零食的貨架前,找到了整整兩排簡裝方便麵。我蹲在那裏,輕輕觸摸塑料袋底下的幹麵,它們就像一副副細小的骨骼。我花了整整二十分鍾,無聲無息地把它們一包接一包捏得粉身碎骨,一寸完整的都沒有留下。


    拖著麻木的腿走出seven–eleven時,我顯得更加一瘸一拐,並且漫無目的。我大約走出四五站地,途徑兩個全家超市、一個聯華、一個羅森,還有一個家樂福。我默默地走進去,默默地把所有的袋裝方便麵都捏成粉末,盡責盡力,一絲不苟,再默默地走出來,沒有人發覺。


    比爾沒有反駁我的推理。在那個黢黑的清晨,他甚至還對我笑了笑,說:“我就說嘛,你這個小腦袋還不算太糟糕。”


    但是接下來,他還是對我說了很多話,這個婆婆媽媽的家夥,我就知道,他被抓走之前一定會囑咐我一番。他說:“有件事我一定要告訴你,不說以後就沒機會了,所以你這一次不可以不願聽……是關於‘檸檬’。”


    二〇〇七年平安夜之後,比爾曾代替我去見“檸檬”,把“檸檬”當年留在我這裏的《環境資源保護法》還給他。這隻需要五分鍾,結果“檸檬”主動留他在張江的意利咖啡館小坐,與他聊了許多。


    “檸檬”說起了校園毛主席像前最大的那片草坪,我總愛在那裏睡午覺。他喜歡端詳我熟睡的樣子,睡著的時候,怎麽看著我,都不會覺得不自然,所以他就貪心地看了個夠。醒來時,我們打打鬧鬧,好像誰多看了誰一眼,誰就落了下風似的。


    他說,我連睡覺的時候都愛皺眉頭,他很想知道我心裏究竟有什麽煩惱,可是當我醒來,我們總是說一些無關輕重的俏皮話,好像快樂得沒有明天。


    他總覺得我是一個不甘平凡的女孩,對未來的抱負也許大過了他這個男人。他不過是想將來有一份穩定的職業,實際的生活,不想跟人爭爭鬥鬥,這樣的想法,他覺得羞於告訴我。將近畢業,大家都向往著恒隆和金茂大廈的外資律所,他選擇了浦東軟件園法務部的工作,像是自我放逐到了張江這樣的荒郊野外。


    說實話,他沒有把握,我會不會願意從此跟著他過平淡的生活,買菜做飯了結一生,不過他還是打算試一試。畢業前,他在謝瑞麟選了一枚戒指。


    退掉宿舍的那一天,他送我回茂名路,一路動蕩忙亂,他覺得還沒到開口的時候,看見我麵色凝重,始終一聲不吭,他忽然覺得是不是我已經決定了分手。兩個人沉默著,直到幫我把行李箱提上三樓,他站在門口,滿頭大汗,有些緊張地摸了摸牛仔褲口袋裏的小盒子,卻發現手機不見了,好在一回頭就看見是掉在樓梯上,三樓和二樓的轉彎處。他返身去撿,還沒走到手機邊,就聽見背後一聲輕響,三〇一的門已經關上了。


    他在樓梯上站了很久,可是我背靠著門蹲在地上哭,完全不知道。他想,這就是我的決定了,這也好,省卻了他的尷尬。


    這以後,有成百上千次,他在手機上看著我的名字,隻是看著,看得發呆,這個號碼卻好像永遠也撥不出去了。到入冬的時候,他終於鼓起勇氣按下了通話鍵,他已經事先想好的借口,他想這樣可以自然一些,否則,說什麽好呢,說想你嗎,說不想就這樣分手嗎?


    他聽到了我的聲音,那個“喂”字聽上去有些奇怪。他說想讓我幫他找找那本《環境資源保護法》,可能放在我的行李裏了。然後他聽見我說重感冒了,不想被打擾的樣子,電話就掛了,留給他一片空空如也的寂靜,就好像這手機忽然變成了一塊廢鐵。他依然舉著手機,對著那片寂靜聆聽了很久,然後,他用自己都覺得陌生的語調對著手機說:“小遊,嫁給我吧,我們以後都不要再分開了。”


    比爾說:“那枚戒指,他還一直留著呢,不過他讓我一定不要告訴你。”說完這些話,比爾就被王小山帶去別的房間了。天邊漸漸泛出一片青白,雨絲在晨光裏現出絲緞般的光澤。我看著窗外的雨,努力看著雨,可還是眼淚流了滿臉。


    這算什麽意思嘛!拿“檸檬”出來說事,孔融讓梨似的,最後把我托付給了另一個人,這樣你就可以心安理得了嗎,老鴕鳥?


    我試著去回想“檸檬”,他的一切一切依然那麽清晰而讓人心痛,可是直到此刻我才發覺,其實我已經沒法想象如何再和他一起生活。我愛的隻是回憶中的他,也許我愛的隻是屬於我的回憶,我當時的感受種種,現實中的那個人,對我來說已經變得陌生。


    如果現在全世界的人之中,要我選一個手拉手去逛街,麵對麵吃飯,在黑夜中說話,我還是隻會選比爾。即使他是殺人凶手也沒關係,即使他曾經想要殺死的人是我。很奇怪,對於這一切,我氣憤,我委屈,但是這並不影響我想要時刻有他陪伴的願望。難道決定一個人意願的是假象的總和,而事實對大腦竟然毫無用處。


    事後我對王小山發火,問他為什麽明明知道比爾是凶手,卻不早點告訴我。


    王小山說,他之前也不知道。


    他安排我住院,就是為了便於監視往來我身邊的人,找出凶手,因為他確信凶手一次、兩次沒成功,一定會伺機再對我下手。所以王小山不是監視比爾一個人,他觀察了前來探望我的每一個人。本來每天淩晨,等比爾把我送回病房,王小山也照例下班回去睡了,可是那天淩晨,比爾走出來以後的反應有點古怪,於是他就一直跟著他,沒想到剛好跟蹤到了比爾毀滅證據的一幕。


    終於結案了。我卻沒有勝利的喜悅。


    我混跡在一個又一個超市中,周末的超市物資豐富,等待著雙休日過來采購的家庭,也許天黑以後,下班的夫妻和情侶就會一批批擁進來,在推車上載滿生活用品。我害怕遇到這樣的場麵,可是我無處可去。


    在細細捏碎了第一百袋方便麵以後,我決定回家。我走出超市的大門,夜空晴朗,竟然有一兩顆星辰遠遠跟隨著我,我這才想起今天下午遊走在街上,沒有淋到過一滴雨,竟然是陽光燦爛,不知從哪一刻開始,上海的雨季已經過去了。


    這陌生晴朗的夜色讓我迷失了歸途的方向,我在這個城市裏繞了好大一個圈子,到處都是相同的高樓大廈和汽車尾氣的味道。我兩腿酸脹,腰背難支,指關節被折斷一般,這是謀殺了一百袋方便麵的代價。我的半個腦袋疼得像要炸裂開來,鼻腔幹燥,每一寸骨骼都在疼痛。


    我撐著扶欄,把身體半拖半拽地弄上三樓。我從牛奶箱裏拿出鑰匙打開房門,跨進客廳,照例伸手到桌上摸散利痛,沒摸到,借著對麵酒吧的微光找了一遍,還是沒有。


    我忽然想起了這些藥片的去向,低罵一聲,多年來第一次打開客廳的燈。


    我在客廳的抽屜裏找到了數十隻小藥瓶。拿起一隻,瓶子上寫著“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五日以後”,又拿起一隻,寫著“二〇一〇年十月十日”以後。比爾的筆跡,他故意寫得很端正,為了讓我看清。


    我撒氣般擰開這兩隻瓶子,倒出四個鋁箔方塊,剝開藥片,打開自來水龍頭,把四片散利痛一並吞了下去。冷水衝刷著我的臉,沁濕我的發鬢,順著脖頸流到我的背心裏,我在流水裏笑出聲來,笑我們這些可憐的囚徒,被裝在“今天”的小瓶子裏,還時常談論“以後”來安慰別人,回憶“過去”來安慰自己,好像我們能知曉和把握的世界真的有多大似的。


    二


    周五我還發愁怎麽一個人度過雙休日,到了周一的早上,我忽然發現自己出不了門了。


    我在msn上跟何櫻姐說:“我能不能申請用年假啊?”


    何櫻似乎很失望,停頓了半晌,還是回答我說:“沒關係,要是還覺得不舒服,我就幫你再請幾天病假吧。反正你本來也說住院要住到這周末的。”然後她還是忍不住問我:“那麽,你打算哪天來?”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最晚再下周一,你一定要來上班了。”何櫻向我宣布,她這個老好人還找了個借口,“下周二開庭,這個案子你出了這麽多力,法庭上很多情況還要靠你陳述。你周一來複習一下材料,周二正好跟我一起去。”其實我知道,工作何止這一件。


    可是我沒有辦法,我的精神好像一下子癱瘓了,不要說走出門去,連在msn上多打幾個字都困難。我像一個失事的船員,抱著一塊細小的木板漂浮在絕望的汪洋中,隻剩最後一點氣力勉力不讓自己沉下去,這已經讓我覺得艱難異常。


    憑著在醫藥公司的耳濡目染,我意識到自己恐怕是得了抑鬱症。


    七月十三日周二,我睜著眼睛看著天邊一點點亮起來。幾個小時後,明晃晃的陽光照得我幾乎窒息,我茫然得像一滴即將被曬幹的水。我什麽都不想做,除了一個念頭,一個瘋狂的念頭,我想逃離這個世界,立刻。我隻需要一把刀片,五公分見方,紙一樣薄的刀刃。一秒鍾之後,我就解脫了。


    最無助的一刹那,我忽然想起了那兩大瓶“愛得康”。我還沒來得及把它們交到公司,六月二十七日傍晚,在論壇上看見了凶手對我的“判決”之後,我就把它們放到了臥室寫字台的下櫃裏,放到櫃子的最深處,外麵還塞了一件毛衣作掩護。如果它們還沒被比爾發現的話。


    我摸到了瓶子冰涼的外壁。


    我想起徐晨把它們交給我時,曾經說:“都在這裏了,每瓶八百四十顆藥丸,一顆都沒有少,不信你點點。……也沒有摻安慰劑,不信你還可以嚐嚐。”


    我把兩個瓶子從櫃子裏挖出來。我拿起一瓶,擰開瓶蓋,它們擁擠著,像一堆細小的寶石,在陽光下散發著近乎妖冶的光亮。我拈起一顆蓮紅色的藥丸湊近唇邊,聞到了甜酒釀的氣味。小時候媽媽親手做的酒釀小丸子,還夾雜著白以前上海舊城街頭時常飄浮的香氣,我細細回想,是家家戶戶天井裏的白蘭花在夜晚散發的氣息。


    七月七日夜晚,在病房裏,我曾經問過孟雨:“你真的沒有自己試過這種藥嗎?”


    孟雨答:“可能是我還缺少獻身科學的勇氣吧。這種藥就算在十個人類身上不起作用,並不等於它在第十一個人類身上也不起作用,就算當時不起作用,也並不等於一年以後、五年以後不起作用。再說了,這十個誌願者表麵沒有顯示出變化,並不等於他們的內心沒有變化。”


    當清晨再次來臨的時候,我抓著兩個藥瓶,蹣跚著走到衛生間裏,把藥丸倒進了抽水馬桶,按下了抽水鍵。


    七月十五日周四中午十一點二十分,有人從床上拖起我,拍打著我的麵頰。


    是王小山,他從牛奶箱裏找到了鑰匙,打開房門。他對著我大喊大叫:“給你打了這麽多電話你也不接,你到底在搞什麽?”他逼著我梳洗更衣,吃下一碗方便麵。我估計這是他剛從門口的seven–eleven買了端來的,幸好他沒買袋裝麵。然後他不由分說拉著我出門。


    “徐鳴之回來了!”他使勁把我拽下樓。


    我想起之前,我們曾經一直苦苦等著徐鳴之回來,因為徐鳴之是任錦然關係最好的同學,無話不談。可是現在,任錦然的自殺已經定案,連這一串事件的凶手都抓住了,還翻騰任錦然的私生活做什麽呀。


    “你這個窺視狂,你無聊。”我一路罵罵咧咧。


    王小山今天頗有點討好我的態度,他在出租車上對我說:“徐鳴之告訴了我一個重要的事實,這讓案子的一個環節變得不大合理了。你幫我想想?”我不知道他這樣對我說,是因為想讓我振作起來,還是真的遇到了什麽疑難。


    徐鳴之在文化集團大廈的頂樓咖啡廳等我們,她工作的《新申晚報》就在六樓,屬於文化集團。看來她已經回到單位上班了。


    國有企業的咖啡廳非常古老,咖啡是速溶的,十五元一杯,還有調羹插在杯子裏。好在沙發夠寬大,靠著落地玻璃窗,半個上海的景色一覽無餘。徐鳴之坐著看一份報紙,她的打扮看上去清爽精神,豆綠色的無袖長款針織衫,這種顏色恐怕隻有她這麽白皙的肌膚才敢穿,米色抹胸,淺色牛仔中褲,米色高跟涼鞋,兩條美腿並攏側放著。


    她換了發型,頭發剪短了,貼著臉頰。看得出,這種發型紮得她有點不習慣,當她抬起頭跟王小山打招呼的時候,她不經意地撥開臉頰邊的頭發,我注意到她的左邊臉頰有一條粉紅色的細痕,從耳根一直到嘴角。


    “她是誰?”徐鳴之指著我,嘴角輕微地撇了撇,她有一種天生的優越感,聲音快而尖細。接下來說話的時候,她一直朝向王小山的方向,故意把臉的側麵留給我。


    “我在電話裏已經跟你說了,”她放慢了一點語速,“我不是蘇亞帖子裏說的那個‘小妹妹’網友,我是二〇〇四年才認識張約的。我也沒有在蘇亞那時候工作的出版社實習過,我壓根就沒見過蘇亞。張約當年的網友,是任錦然。”


    三


    二〇〇二年深秋,任錦然做了人工流產,加上心情不佳,在家裏病假了一段日子。就在這段日子裏,她每天一個人關在房間裏上網,在聊天室裏認識了張約。


    張約那一陣其實心情也不好。


    和蘇亞的戀愛已經“八年抗戰”了,每次同學聚會,大家都會問他們這對當年的“金童玉女”何時修成正果,她打著哈哈,他則趕緊轉移話題。


    結婚,是一件早就該操辦的事情了,就差一個形式。可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他倒是覺得這麽多年,恐怕是他依然沒能獲得這個資格,像個沒畢業的學生麵對導師,連問分數都不好意思。時間拖得越久,他就越忐忑。


    他知道,蘇懷遠和齊秀珍一直盼著他能主動退出。當年他和蘇亞在學校開始戀愛的時候,二老就提出見他,問了他的家庭情況,父母職業等等。他們本來希望蘇亞能找一個現成有實力的夫婿。如果一定要選同齡人,那麽家境殷實的也可以考慮。再不濟,就隻能等他自己有所作為,這是蘇懷遠和齊秀珍並不樂意見到的,他看得出來。


    這麽多年來,他們的見麵一次比一次難堪,全靠蘇亞在飯桌上辛苦地調節氣氛。


    畢業五年,他算是工作努力,偏偏又發展得不順利,當初選了行業內規模最大的這家華翰電子集團,沒想到大企業有實力是真的,內部關係複雜也是始料未及的,千軍萬馬擋在前麵,五年了,他連個主管也升不上去,薪水跟剛畢業的時候幾乎沒相差多少。


    在這種情況下,他自然不好意思向蘇亞提出,“我們就湊合著先簡單辦了好不好?”


    可以說,在任錦然身上,張約第一次感到了被需要,以及力所能及的快樂。這個小女孩被戀愛問題困擾,每天都有無數煩惱要跟他這個網友傾訴,征求他的意見,讓他忙個沒完,讓他覺得自己重要非常,簡直成了她的精神支柱,一個救世主。


    蘇亞則完全不同,她是他的同屆同學,雖然不是同係,在他們相處的這麽多年裏,他始終會感到一種難以忽略的競爭錯覺。她與他說話的方式,也總是一種討論、商議或建議的態度,而不會是求教。


    可能是因為蘇懷遠和齊秀珍越來越差的態度,這些年,每當跟蘇亞說話,他開始感到一種莫名其妙的壓力,好像蘇亞是被老師派來檢查功課的課代表。但是,在任錦然這裏,他輕鬆、愉快,自我感覺空前良好,也僅此而已。


    “他們真的隻是網友而已。”徐鳴之向王小山特意聲明,現在,作為一個完全的局外人,她說她隻說事實,不會偏袒任何人。


    在二〇〇三年六月之前,他們甚至沒有見過一麵。任錦然住在複旦,張約在漕河涇,一北一南,現實生活中各有所愛,各自的煩惱都忙不過來。閑下來時不用奔波,用手指就能跟人在聊天中獲得安慰,甚至連穿著整齊麵對別人的辛苦都免了。網友不就是這個用途嗎。


    當然,張約看起來是在這個網友身上傾注了太多的精力,這跟任錦然的焦慮有關,也跟張約自己的焦慮有關。網絡上每分鍾都有無數失戀的人試圖找人傾訴,張約選擇了任錦然,是因為這個小女孩跟他遇到的問題恰好是一樣的。任錦然也是遭遇了戀人家長的反對,局勢還更嚴重。


    每當張約安慰任錦然,他就會覺得暫時分散了自己的煩惱。正如比爾曾經對我說的,這個世界上試圖拯救別人的人,潛意識裏都是為了拯救那個無路可走的自己。


    當年,任錦然凡事都請教這個無所不知的“大哥哥”,到百花出版社實習也是張約的建議。這是張約從蘇亞這裏得到的知識,除此之外,對於文化領域,他這個電子工程係的畢業生不能知道更多了。任錦然特意要求被分配到“嫂子”的編室,網聊和短信都不避著蘇亞,也是為了不要給蘇亞帶來不必要的誤解,沒想到效果剛好相反。


    自從來到蘇亞這裏實習,任錦然擺脫了原先布滿舊日戀情的環境,如我們先前所知,她開始恢複快樂。這是二〇〇三年六月的事。


    二〇〇三年的聖誕夜,任錦然與加州的男友傑生在酒吧跳舞,瘋玩了一個通宵。就在那天夜裏,蘇亞向張約提出分手。張約沒有表示異議,他想,這是遲早的事情,不及格的學生總要被開除的,用什麽借口不重要。


    得知這個消息,任錦然非常內疚,她對張約說,她要去跟蘇亞解釋清楚。張約堅決地阻止了,他說:“這不是你的問題,這隻是我和蘇亞兩個人之間的問題,你幫不了我們的。”


    這以後,張約就跳槽來到了大江集成電路株式會社,沒有了蘇亞,他不再過分地患得患失,擔心跳槽了以後情況更差,這麽一來,倒是得到了很好的發展際遇。隻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他一直沉浸在失戀的消沉中,形容憔悴,沉默寡言。


    二〇〇四年五月,任錦然請張約吃飯,把自己最親密的同學徐鳴之也叫來了。她在飯桌上說:“在我最不開心的那段日子裏,是你們兩個不嫌我煩,每天聽我嘮叨,幫我一步一步走過來的,我早該請你們吃飯謝謝你們了!”


    但是徐鳴之心裏明白,任錦然的本意就是介紹他們兩個認識。徐鳴之個性清高孤僻,從大學到工作,一直也還沒有男朋友。


    那是一頓氣氛美好的午餐,梅龍鎮廣場的翡翠餐廳。還點了一瓶紅酒。徐鳴之記得很清楚。


    “你是說蘇亞認錯了人?”王小山問。


    他下意識地把手放到右邊麵頰,和徐鳴之的傷口呈鏡麵對稱,忽然醒覺過來,趕緊改作了托右腮,補問了一句:“她沒看清就下手了?”


    “你看我跟任錦然有哪點長得像的嗎?”徐鳴之正在生氣,沒注意到王小山的動作,“她不可能認錯,她跟任錦然同一個辦公室待了好幾個月呢!”


    “那為什麽……”


    “為什麽,你去問她呀。隻有一個解釋,她變態!”徐鳴之總結道,然後胸口起伏地往沙發深處靠了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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