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革命的第三個時期，製定了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戰勝了毛澤東聯日聯汪反蔣的漢奸路線。
在中國革命的第四個時期，提出「戰時矛盾不同於戰後矛盾，因而戰時合作不決定戰後合作」，「這條路線使黨和人民認識到要準備進行新的國內戰爭，打倒美帝國主義支持下的禍國殃民的蔣介石反革命統治，以便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詳見王明著《列寧、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一文），反對和克服了毛澤東的「戰時合作決定戰後合作」和「論聯合政府」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
……
在中國革命的第五個時期，王明同誌把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轉變問題的路線具體化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全國取得決定意義的勝利時，就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的結論。雖然毛澤東的不要社會主義而要新民主主義的路線，在黨和國家生活中占了上風達四年，但由於蘇共中央的幫助和全黨同誌全國人民的願望，王明同誌在1934年具體化了的這條共產國際路線，終於勝利了。
在中國革命的第一個時期，1927年（王明同誌才二十三歲）就寫了《中國革命前途與革命領導權問題》一文，論證共產國際路線的正確，反對陳獨秀、彭述之等的右傾投降主義。
在中國革命的第二個時期，1930年（王明同誌才二十六歲），他是反立三路線的第一人，在1930年寫了《兩條路線——擁護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1932年編入《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一書內），在共產國際幫助下，糾正了托洛茨基主義的李立三路線。
從以上事實證明：王明同誌是真正善於把馬列主義的理論、蘇聯共產黨的經驗運用於中國實際的人。連劉少奇也不能不說：「你（王明）不管做什麽工作，都會做好，因為你掌握了一件東西——馬列主義。」
王明同誌善於把高深的理論問題用條理清楚和普通易懂的語言說出（或寫出）。他時常把非常複雜的問題講得清楚易懂，所以他的演說和文章是很受歡迎的。
王明同誌雖然知識豐富，但還是經常學習。例如1947年在後甘泉，王明同誌除起草憲法，參加土改，還時常閱讀黑格爾的哲學著作，用中文和俄文作筆記。和同誌們下象棋，十有幾次他是得勝者，並寫有《象棋遊戲漫談——象棋辯證法要點試擬》一篇。
王明同誌是平易近人的人。他和工人農民及其他勞動者交朋友，學習他們的語言……
3月28日 蘇聯《真理報》刊登王明去世消息，並登一照片和《追悼王明同誌》的文章。文章稱王明為「國際共運老戰士，中國共產黨的著名活動家」，說「在籌備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期間以及在大會以後，王明對製定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綱領作出了重大貢獻」。並說「王明是蘇聯的老朋友，蘇中兩國人民的友好和合作的積極捍衛者」，他的「形象將銘記蘇聯人民的心中」。
4～6月 蘇聯《遠東問題》雜誌（季刊）第2期刊登《悼念王明同誌》一文，較詳細地介紹了王明的一生。
文章說王明是「國際共運老戰士，中國共產黨的著名活動家，中國人民為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而進行英勇鬥爭的積極參加者」，「王明直到臨終一直是具有原則性和國際主義精神的共產黨人，傑出的革命家和為爭取本國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及其追隨者的反人民的冒險主義方針的堅決反對者。他始終不渝地為馬列主義的純潔性、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為在中國革命的條件下創造性地運用馬列主義而鬥爭」，王明「一貫主張中蘇兩國人民和兩國之間的友好和密切合作，主張在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基礎上改善中蘇兩黨之間的關係」，王明「傑出的具有國際主義精神的共產黨人的光輝形象，將永遠銘記在偉大的中國人民的真誠朋友——蘇聯人民的心裏」。
在介紹王明生平時，文章說他1929年回到中國後，「在處於地下狀態和國民黨殘酷鎮壓的條件下完成黨中央交給的重大任務」；「1930年，王明在中國共產黨內率先起來批評當時實際上領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李立三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半托洛茨基主義和冒險主義的綱領」，從1931年底到1937年11月，「在同季米特洛夫和其他國際工運及國際共運活動家共同從事創造性活動的過程中，王明參與了共產國際的集體理論工作和政治工作，參與了革命經驗，其中包括中國共產黨的經驗的科學總結工作」，「他和他們一起根據中國的情況製定、發展並具體闡發了列寧關於反帝統一戰線的思想」，並「對從理論上提出和具體實施對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具有重要意義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作出了特別重大的貢獻」。文章充分肯定了王明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等作品。
這篇文章大肆攻擊毛澤東，讚揚王明反對毛澤東的一係列言論。說王明1935～1937年發表的一些關於統一戰線的文章，「對於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共幹部在新形勢下不致迷失方向，對於克服毛澤東及其追隨者所堅持的擴大內戰的左傾宗派主義路線，有著極端重要的意義」，當毛澤東企圖把王明拉到自己一邊來的行動沒有成功時，「毛澤東就把王明選為他反對黨內擁護共產國際的人和共產國際的主要打擊對象」。「為了誹謗和汙衊王明和其他擁護共產國際的中共黨員，毛澤東及其追隨者炮製了『王明的兩條路線』——所謂『左傾路線』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並說在此幌子下「毛澤東及其擁護者同時對共產國際以及共產國際製定的中共在30年代的總路線進行了攻擊，以此來掩蓋自己的民族主義和『左』傾宗派主義傾向，並把共產國際和擁護共產國際的中共黨員在製定和實施馬列主義戰略和策略方麵的全部功勞據為己有」。並說「他相信，由毛澤東的思想和活動給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帶來的目前的悲劇和災難，也同毛澤東本人及其『思想』一樣，是暫時的現象」。
在中國革命的第四個時期，提出「戰時矛盾不同於戰後矛盾，因而戰時合作不決定戰後合作」，「這條路線使黨和人民認識到要準備進行新的國內戰爭，打倒美帝國主義支持下的禍國殃民的蔣介石反革命統治，以便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向社會主義革命轉變」（詳見王明著《列寧、列寧主義與中國革命》一文），反對和克服了毛澤東的「戰時合作決定戰後合作」和「論聯合政府」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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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革命的第五個時期，王明同誌把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轉變問題的路線具體化為：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在全國取得決定意義的勝利時，就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的結論。雖然毛澤東的不要社會主義而要新民主主義的路線，在黨和國家生活中占了上風達四年，但由於蘇共中央的幫助和全黨同誌全國人民的願望，王明同誌在1934年具體化了的這條共產國際路線，終於勝利了。
在中國革命的第一個時期，1927年（王明同誌才二十三歲）就寫了《中國革命前途與革命領導權問題》一文，論證共產國際路線的正確，反對陳獨秀、彭述之等的右傾投降主義。
在中國革命的第二個時期，1930年（王明同誌才二十六歲），他是反立三路線的第一人，在1930年寫了《兩條路線——擁護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1932年編入《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一書內），在共產國際幫助下，糾正了托洛茨基主義的李立三路線。
從以上事實證明：王明同誌是真正善於把馬列主義的理論、蘇聯共產黨的經驗運用於中國實際的人。連劉少奇也不能不說：「你（王明）不管做什麽工作，都會做好，因為你掌握了一件東西——馬列主義。」
王明同誌善於把高深的理論問題用條理清楚和普通易懂的語言說出（或寫出）。他時常把非常複雜的問題講得清楚易懂，所以他的演說和文章是很受歡迎的。
王明同誌雖然知識豐富，但還是經常學習。例如1947年在後甘泉，王明同誌除起草憲法，參加土改，還時常閱讀黑格爾的哲學著作，用中文和俄文作筆記。和同誌們下象棋，十有幾次他是得勝者，並寫有《象棋遊戲漫談——象棋辯證法要點試擬》一篇。
王明同誌是平易近人的人。他和工人農民及其他勞動者交朋友，學習他們的語言……
3月28日 蘇聯《真理報》刊登王明去世消息，並登一照片和《追悼王明同誌》的文章。文章稱王明為「國際共運老戰士，中國共產黨的著名活動家」，說「在籌備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期間以及在大會以後，王明對製定中國抗日統一戰線綱領作出了重大貢獻」。並說「王明是蘇聯的老朋友，蘇中兩國人民的友好和合作的積極捍衛者」，他的「形象將銘記蘇聯人民的心中」。
4～6月 蘇聯《遠東問題》雜誌（季刊）第2期刊登《悼念王明同誌》一文，較詳細地介紹了王明的一生。
文章說王明是「國際共運老戰士，中國共產黨的著名活動家，中國人民為民族解放和社會解放、為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而進行英勇鬥爭的積極參加者」，「王明直到臨終一直是具有原則性和國際主義精神的共產黨人，傑出的革命家和為爭取本國人民的自由和幸福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及其追隨者的反人民的冒險主義方針的堅決反對者。他始終不渝地為馬列主義的純潔性、為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為在中國革命的條件下創造性地運用馬列主義而鬥爭」，王明「一貫主張中蘇兩國人民和兩國之間的友好和密切合作，主張在馬列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基礎上改善中蘇兩黨之間的關係」，王明「傑出的具有國際主義精神的共產黨人的光輝形象，將永遠銘記在偉大的中國人民的真誠朋友——蘇聯人民的心裏」。
在介紹王明生平時，文章說他1929年回到中國後，「在處於地下狀態和國民黨殘酷鎮壓的條件下完成黨中央交給的重大任務」；「1930年，王明在中國共產黨內率先起來批評當時實際上領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李立三的小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半托洛茨基主義和冒險主義的綱領」，從1931年底到1937年11月，「在同季米特洛夫和其他國際工運及國際共運活動家共同從事創造性活動的過程中，王明參與了共產國際的集體理論工作和政治工作，參與了革命經驗，其中包括中國共產黨的經驗的科學總結工作」，「他和他們一起根據中國的情況製定、發展並具體闡發了列寧關於反帝統一戰線的思想」，並「對從理論上提出和具體實施對中國革命取得勝利具有重要意義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作出了特別重大的貢獻」。文章充分肯定了王明寫的《為中共更加布爾塞維克化而鬥爭》等作品。
這篇文章大肆攻擊毛澤東，讚揚王明反對毛澤東的一係列言論。說王明1935～1937年發表的一些關於統一戰線的文章，「對於中國共產黨、對於中共幹部在新形勢下不致迷失方向，對於克服毛澤東及其追隨者所堅持的擴大內戰的左傾宗派主義路線，有著極端重要的意義」，當毛澤東企圖把王明拉到自己一邊來的行動沒有成功時，「毛澤東就把王明選為他反對黨內擁護共產國際的人和共產國際的主要打擊對象」。「為了誹謗和汙衊王明和其他擁護共產國際的中共黨員，毛澤東及其追隨者炮製了『王明的兩條路線』——所謂『左傾路線』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並說在此幌子下「毛澤東及其擁護者同時對共產國際以及共產國際製定的中共在30年代的總路線進行了攻擊，以此來掩蓋自己的民族主義和『左』傾宗派主義傾向，並把共產國際和擁護共產國際的中共黨員在製定和實施馬列主義戰略和策略方麵的全部功勞據為己有」。並說「他相信，由毛澤東的思想和活動給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帶來的目前的悲劇和災難，也同毛澤東本人及其『思想』一樣，是暫時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