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行都苦睡眠苦，何不飛升到太玄？
爭取生存為黨業，力求述作反毛篇。
多虧戰友勞無限，衰病年華盡久延。[147]
12月14日 作五言口語體詩《死有遺憾（悼徐老特立同誌）》，藉機攻擊毛澤東。內容是：
徐老何所好？教育事終身。
徐老何所恨？最恨壞學生。
澤東無比壞，徐老恨透心。
耋死不瞑目，未見毛幫傾。[148]
本年 《寫作要目》說，王明曾準備撰寫《毛澤東墮落的根源》，包括思想根源、理論根源、歷史根源等，但都因病犯未寫完。
從本年起 病情惡化。
孟慶樹在1970年7月16日寫的《我的說明和希望》中說：「由於近十來年，王明同誌的身體越來越差，尤其是自1966年毛澤東在文化革命煙幕下，實行……反革命政變以來，使王明同誌在精神上、體力上遭到無限的痛苦！因而，近二年來，他的中過毒的心髒、肝膽、脾胃等病不斷發作。」「不僅飲食起居非常困難，而且目前已到了無法治療，無□□，無什麽可吃，無什麽可飲的地步！」
1969年 65歲
1～2月（夏曆十二月） 作七律《冬望》。[149]
3月 寫出《毛澤東進行的不是「文化革命」而是反革命政變》。此文又名《論中國事件》，3月19日以馬馬維奇的名字首先在加拿大共產黨機關報《加拿大論壇》發表，蘇聯塔斯社當即據此作了報導，並於3月28日由蘇聯《消息報》摘要發表，3月31日由蘇聯政治書籍出版社印成俄文小冊子，並出版英、法、日、西等各種文字的單行本。全文約3.5萬字，共分三部分：1.兩條道路的鬥爭；2.毛澤東在國內犯下的十大罪狀；3.毛澤東在國際事務中犯下的五大罪狀，全文主要內容是攻擊毛澤東。
文章一開頭即說：「1966年下半年，毛澤東依靠受矇騙的軍隊以及在其壓力和欺騙下成立的紅衛兵造反組織，在『文化革命』的幌子下著手搞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軍事政變和確立他自己的反動的軍事恐怖專政。」為證明這一結論，他列舉了毛澤東在國內政策方麵的「十大罪狀」：從中國共產黨人和勞動群眾的意識中徹底消除馬列主義，用自己的反馬列主義的思想代替馬列主義；建立實質上反共的政黨；摧毀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機關，代之以他個人的反動軍事獨裁機構；摧毀人民解放軍，分裂它的隊伍，使它成為他個人掌握的反共反人民的盲目工具；踐踏工人階級，分裂它的隊伍，迫害勞動農民，破壞農村社會主義建設；對少數民族實行最野蠻的大漢族沙文主義政策，殘害他們的革命領導人和幹部；千方百計庇護民族資產階級，同國內外反動派攜手合作。王明在作了這些列舉以後，隨即下結論說：「這十大罪狀極其明確地證明」，「毛澤東搞的不是什麽『文化革命』，而是武裝反革命，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軍事政變」，這樣，「毛澤東及其集團」就「竭盡全力把中國拉回到政治反動、經濟混亂、文化倒退和極端貧困的黑暗道路上去」。
王明認定，「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本人策劃的對內反黨反人民、對外反蘇反國際共運的反革命軍事政變」，發動「反革命政變」的「正是毛澤東本人及其集團」，「毛澤東的反共反人民的集團隻有幾個人，在他們中間，毛澤東最親近、最信任的人是他的老婆江青」，發動政變的工具是「部分中國人民解放軍」。
文章最後說：「既然這國內十大罪狀和國際事務中的五大罪狀是在毛澤東的倡議下，在他親自領導與指揮下犯下的，那麽毛澤東不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敵人，而且也成了國際共運的共同敵人。他不僅成了中國人民的敵人，同時也成了整個先進的愛好和平的人類的共同敵人。」
在這篇文章中，王明引用了蘇共中央總書記列·伊·勃列日涅夫的兩次講話，來證實自己的結論。一次是勃列日涅夫在1967年3月10日會見選民時說的話：「『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神話」，「倒更像反動的軍事政變」。[150]另一次是他1967年9月7日在布達佩斯的講話：「毛澤東集團所稱的『文化革命』，更正確地說，應該稱為反革命」。[151]王明認為，自從勃列日涅夫講話之後，中國發生的事件，「會完全證實這一馬列主義評價的絕對正確性」。
r.a.伯頓在為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一書寫的前言中，談到這篇文章時說：「這是我所見到的來自共產黨方麵的最惡毒的反毛文章。塔斯社當即據此謾罵編發了報導，《消息報》即予刊載。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多年來擔任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王明，又顯然是在蘇聯庇護之下，再次和毛澤東公開廝殺起來。」[152]
3月30日 作七律《即事隨感》。[153]
4月1日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說：「第七次代表大會在延安開的，開了一個團結大會。那個時候，也是黨內分歧，因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錯誤，特別是王明路線。那個時候，有人建議不要選王明路線那些同誌到中央，我們不贊成，說服他們選舉。結果呢？結果，就有幾個不好了，王明跑到國外反對我們……」[154]
4月18日晨 作雙七律《心多力少》。詩曰：
去歲今春病太頻，腦筋休息又何曾？
盤旋中外古今事，習慣東西南北人。
爭取生存為黨業，力求述作反毛篇。
多虧戰友勞無限，衰病年華盡久延。[147]
12月14日 作五言口語體詩《死有遺憾（悼徐老特立同誌）》，藉機攻擊毛澤東。內容是：
徐老何所好？教育事終身。
徐老何所恨？最恨壞學生。
澤東無比壞，徐老恨透心。
耋死不瞑目，未見毛幫傾。[148]
本年 《寫作要目》說，王明曾準備撰寫《毛澤東墮落的根源》，包括思想根源、理論根源、歷史根源等，但都因病犯未寫完。
從本年起 病情惡化。
孟慶樹在1970年7月16日寫的《我的說明和希望》中說：「由於近十來年，王明同誌的身體越來越差，尤其是自1966年毛澤東在文化革命煙幕下，實行……反革命政變以來，使王明同誌在精神上、體力上遭到無限的痛苦！因而，近二年來，他的中過毒的心髒、肝膽、脾胃等病不斷發作。」「不僅飲食起居非常困難，而且目前已到了無法治療，無□□，無什麽可吃，無什麽可飲的地步！」
1969年 65歲
1～2月（夏曆十二月） 作七律《冬望》。[149]
3月 寫出《毛澤東進行的不是「文化革命」而是反革命政變》。此文又名《論中國事件》，3月19日以馬馬維奇的名字首先在加拿大共產黨機關報《加拿大論壇》發表，蘇聯塔斯社當即據此作了報導，並於3月28日由蘇聯《消息報》摘要發表，3月31日由蘇聯政治書籍出版社印成俄文小冊子，並出版英、法、日、西等各種文字的單行本。全文約3.5萬字，共分三部分：1.兩條道路的鬥爭；2.毛澤東在國內犯下的十大罪狀；3.毛澤東在國際事務中犯下的五大罪狀，全文主要內容是攻擊毛澤東。
文章一開頭即說：「1966年下半年，毛澤東依靠受矇騙的軍隊以及在其壓力和欺騙下成立的紅衛兵造反組織，在『文化革命』的幌子下著手搞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軍事政變和確立他自己的反動的軍事恐怖專政。」為證明這一結論，他列舉了毛澤東在國內政策方麵的「十大罪狀」：從中國共產黨人和勞動群眾的意識中徹底消除馬列主義，用自己的反馬列主義的思想代替馬列主義；建立實質上反共的政黨；摧毀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機關，代之以他個人的反動軍事獨裁機構；摧毀人民解放軍，分裂它的隊伍，使它成為他個人掌握的反共反人民的盲目工具；踐踏工人階級，分裂它的隊伍，迫害勞動農民，破壞農村社會主義建設；對少數民族實行最野蠻的大漢族沙文主義政策，殘害他們的革命領導人和幹部；千方百計庇護民族資產階級，同國內外反動派攜手合作。王明在作了這些列舉以後，隨即下結論說：「這十大罪狀極其明確地證明」，「毛澤東搞的不是什麽『文化革命』，而是武裝反革命，是反共反人民的反革命軍事政變」，這樣，「毛澤東及其集團」就「竭盡全力把中國拉回到政治反動、經濟混亂、文化倒退和極端貧困的黑暗道路上去」。
王明認定，「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本人策劃的對內反黨反人民、對外反蘇反國際共運的反革命軍事政變」，發動「反革命政變」的「正是毛澤東本人及其集團」，「毛澤東的反共反人民的集團隻有幾個人，在他們中間，毛澤東最親近、最信任的人是他的老婆江青」，發動政變的工具是「部分中國人民解放軍」。
文章最後說：「既然這國內十大罪狀和國際事務中的五大罪狀是在毛澤東的倡議下，在他親自領導與指揮下犯下的，那麽毛澤東不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敵人，而且也成了國際共運的共同敵人。他不僅成了中國人民的敵人，同時也成了整個先進的愛好和平的人類的共同敵人。」
在這篇文章中，王明引用了蘇共中央總書記列·伊·勃列日涅夫的兩次講話，來證實自己的結論。一次是勃列日涅夫在1967年3月10日會見選民時說的話：「『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神話」，「倒更像反動的軍事政變」。[150]另一次是他1967年9月7日在布達佩斯的講話：「毛澤東集團所稱的『文化革命』，更正確地說，應該稱為反革命」。[151]王明認為，自從勃列日涅夫講話之後，中國發生的事件，「會完全證實這一馬列主義評價的絕對正確性」。
r.a.伯頓在為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一書寫的前言中，談到這篇文章時說：「這是我所見到的來自共產黨方麵的最惡毒的反毛文章。塔斯社當即據此謾罵編發了報導，《消息報》即予刊載。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之一、多年來擔任共產國際的中共代表王明，又顯然是在蘇聯庇護之下，再次和毛澤東公開廝殺起來。」[152]
3月30日 作七律《即事隨感》。[153]
4月1日 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說：「第七次代表大會在延安開的，開了一個團結大會。那個時候，也是黨內分歧，因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錯誤，特別是王明路線。那個時候，有人建議不要選王明路線那些同誌到中央，我們不贊成，說服他們選舉。結果呢？結果，就有幾個不好了，王明跑到國外反對我們……」[154]
4月18日晨 作雙七律《心多力少》。詩曰：
去歲今春病太頻，腦筋休息又何曾？
盤旋中外古今事，習慣東西南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