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 讓孟慶樹代筆並經他簽名，給毛澤東並中央政治局諸位同誌寫了一封信。信中說：
前天富春同誌來，談到關於很快要開七次大會，所以組織了七大代表和高級幹部七百餘人一起學習，中央政治局也正在開會，討論六大以來黨的路線問題，特別是檢討教條宗派主義的錯誤問題，其中也討論了我的問題。但關於我的問題，孟慶樹同誌雖然也曾告訴過我，在學習討論會上，曾有人提到我的個別錯誤問題，但無論富春同誌和慶樹同誌，都隻談到有些同誌提出的一些個別問題。所以中央所討論的關於我的主要的是那些問題，我還不知道。等我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後，我將盡可能的加以檢討。我現在因病不能參加會議和學習，很覺難過。但關於過去已經毛主席和中央書記處同誌指示出我的錯誤和缺點問題，雖然我現在沒有精力詳加檢討和說明，但我認為我有向此次政治局會議作原則上明確承認之必要。
1.一九四一年九月底十月初時，因為有同誌提出一些關於有否改善國共關係可能的問題，我曾向毛主席提過關於國共關係問題中一些政策問題的意見，當時我隻是想把這些意見提供給毛主席作研究問題時的參考，我不願把這些意見提到會議上去討論，故後來毛主席在書記處會上提出並指示出我的意見是不對的時候，我隻略為談到關於上述問題的部分意見，但會後我又向毛主席聲明過，既然毛主席認為我的意見是不對的，我不願再談這些意見。可是我自己後來未能經常把握住這一點，是個很大的錯誤。如今年春季少奇同誌回延後……主要的由於我有教條主義的錯誤和愛表現自己的意見，組織觀念不夠等小資產階級意識，其次是由於我病後神經容易興奮，不能自主，因而又向少奇同誌談了起來……現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聲明：我完全放棄我自己的那些意見，因為早經毛主席指示出那些意見都是錯的，一切問題都以黨的領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數同誌的意見為決定。
2.一九四一年夏秋之間，毛主席曾和我談過幾次話，後來並約任弼時、康生、陳雲、洛甫等同誌共同談過，在談話當中曾指示出我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和武漢時期的工作，都有錯誤，就是在政治上有帶原則性的錯誤，組織上有鬧獨立性的錯誤，同時指出我的個性和工作方法上有很多缺點。在這以前還指示出我在婦委和女大的工作中也有一些錯誤。我很感謝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誌指示出我的這些錯誤和缺點，使我有可能和我的這些錯誤和缺點作鬥爭。
我請求毛主席將此次中央政治局所討論的有關我的其他錯誤和缺點給我以指示和教育，同時我也請中央各位同誌都能抽出時間來給我以指導和教育。我願意盡我力之所能，對自己過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檢討，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誌的領導與教育之下，我願意做一個毛主席的小學生，重新學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識，糾正自己的教條宗派主義錯誤，克服自己的弱點。
12月7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兩條路線》「文集供高中級的政治工作者閱讀，其主線是吹捧毛澤東的政策，激烈攻擊王明的『搗亂』」。[721]
12月13日 季米特洛夫通過蘇聯紅軍情報部門的電台，發給王明如何處理黨內分歧的電報。[722]
12月1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主席[723]說王明是黨裏『十足的霸王』！他多麽恨王明！」[724]
12月16日 張聞天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每個參加整風的高級幹部要寫一份「自傳」的要求，寫出一篇「反省筆記」（後被稱為《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其中寫到：王明回國推行右傾投降主義時，個人在「肯定過去做的統一戰線方針基本正確」這一點上「並未放棄防線」，但開始時一度有所「迷惑」，不夠「清醒」。[725]
12月22日 季米特洛夫給毛澤東寫了一封要他親啟的關於中共黨內問題的信，說像王明這樣的人物，最好不要讓他們離開黨，而要保留下來並盡量為黨的事業利用他們。信中說：「不言而喻，在共產國際解散之後，它過去的任何領導人都不得幹預各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但是從私人友情考慮，我又不能不告訴您我對中國共產黨黨內狀況的擔憂……我認為，發動反對周恩來和王明的運動，指控他們執行了共產國際推薦的民族統一戰線，說他們把黨引向分裂，這在政治上是錯誤的。不應該把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排除在黨之外，而應該把他們保留在黨內，千方百計利用他們為黨工作。」[726]
12月23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了揭露博古、王明、洛甫、楊尚昆和「莫斯科反對派」其他成員的投降主義的孟什維克路線的成果。他們的政策被斥為是反黨的政策。在思想意識上受「莫斯科派」指引的「教條主義者」，被誣衊為革命利益的叛徒，他們「對國民黨卑躬屈膝」，並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傳播到中國革命的思想意識中來。
原來隻在中共上層進行的黨內鬥爭，現在通知到了全黨。這樣，又一股汙濁的泥流湧進了整風運動，其任務就是「幫助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青年黨員採取更堅定的工人階級立場」。
在黨組織內，在毛澤東和康生旨意的忠實執行者所操縱的黨組織內，就王明的「機會主義錯誤路線」和中共中央主席的路線展開了非常詳細的討論。
前天富春同誌來，談到關於很快要開七次大會，所以組織了七大代表和高級幹部七百餘人一起學習，中央政治局也正在開會，討論六大以來黨的路線問題，特別是檢討教條宗派主義的錯誤問題，其中也討論了我的問題。但關於我的問題，孟慶樹同誌雖然也曾告訴過我，在學習討論會上，曾有人提到我的個別錯誤問題，但無論富春同誌和慶樹同誌，都隻談到有些同誌提出的一些個別問題。所以中央所討論的關於我的主要的是那些問題，我還不知道。等我得到中央的正式通知後，我將盡可能的加以檢討。我現在因病不能參加會議和學習，很覺難過。但關於過去已經毛主席和中央書記處同誌指示出我的錯誤和缺點問題，雖然我現在沒有精力詳加檢討和說明，但我認為我有向此次政治局會議作原則上明確承認之必要。
1.一九四一年九月底十月初時，因為有同誌提出一些關於有否改善國共關係可能的問題，我曾向毛主席提過關於國共關係問題中一些政策問題的意見，當時我隻是想把這些意見提供給毛主席作研究問題時的參考，我不願把這些意見提到會議上去討論，故後來毛主席在書記處會上提出並指示出我的意見是不對的時候，我隻略為談到關於上述問題的部分意見，但會後我又向毛主席聲明過，既然毛主席認為我的意見是不對的，我不願再談這些意見。可是我自己後來未能經常把握住這一點，是個很大的錯誤。如今年春季少奇同誌回延後……主要的由於我有教條主義的錯誤和愛表現自己的意見，組織觀念不夠等小資產階級意識，其次是由於我病後神經容易興奮，不能自主，因而又向少奇同誌談了起來……現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聲明：我完全放棄我自己的那些意見，因為早經毛主席指示出那些意見都是錯的，一切問題都以黨的領袖毛主席和中央大多數同誌的意見為決定。
2.一九四一年夏秋之間，毛主席曾和我談過幾次話，後來並約任弼時、康生、陳雲、洛甫等同誌共同談過，在談話當中曾指示出我在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和武漢時期的工作，都有錯誤，就是在政治上有帶原則性的錯誤，組織上有鬧獨立性的錯誤，同時指出我的個性和工作方法上有很多缺點。在這以前還指示出我在婦委和女大的工作中也有一些錯誤。我很感謝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誌指示出我的這些錯誤和缺點，使我有可能和我的這些錯誤和缺點作鬥爭。
我請求毛主席將此次中央政治局所討論的有關我的其他錯誤和缺點給我以指示和教育，同時我也請中央各位同誌都能抽出時間來給我以指導和教育。我願意盡我力之所能，對自己過去的思想言行加以深刻的檢討，在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誌的領導與教育之下，我願意做一個毛主席的小學生，重新學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識，糾正自己的教條宗派主義錯誤，克服自己的弱點。
12月7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兩條路線》「文集供高中級的政治工作者閱讀，其主線是吹捧毛澤東的政策，激烈攻擊王明的『搗亂』」。[721]
12月13日 季米特洛夫通過蘇聯紅軍情報部門的電台，發給王明如何處理黨內分歧的電報。[722]
12月14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主席[723]說王明是黨裏『十足的霸王』！他多麽恨王明！」[724]
12月16日 張聞天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每個參加整風的高級幹部要寫一份「自傳」的要求，寫出一篇「反省筆記」（後被稱為《1943年延安整風筆記》）。其中寫到：王明回國推行右傾投降主義時，個人在「肯定過去做的統一戰線方針基本正確」這一點上「並未放棄防線」，但開始時一度有所「迷惑」，不夠「清醒」。[725]
12月22日 季米特洛夫給毛澤東寫了一封要他親啟的關於中共黨內問題的信，說像王明這樣的人物，最好不要讓他們離開黨，而要保留下來並盡量為黨的事業利用他們。信中說：「不言而喻，在共產國際解散之後，它過去的任何領導人都不得幹預各國共產黨的內部事務。但是從私人友情考慮，我又不能不告訴您我對中國共產黨黨內狀況的擔憂……我認為，發動反對周恩來和王明的運動，指控他們執行了共產國際推薦的民族統一戰線，說他們把黨引向分裂，這在政治上是錯誤的。不應該把周恩來和王明這樣的人排除在黨之外，而應該把他們保留在黨內，千方百計利用他們為黨工作。」[726]
12月23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
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總結了揭露博古、王明、洛甫、楊尚昆和「莫斯科反對派」其他成員的投降主義的孟什維克路線的成果。他們的政策被斥為是反黨的政策。在思想意識上受「莫斯科派」指引的「教條主義者」，被誣衊為革命利益的叛徒，他們「對國民黨卑躬屈膝」，並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傳播到中國革命的思想意識中來。
原來隻在中共上層進行的黨內鬥爭，現在通知到了全黨。這樣，又一股汙濁的泥流湧進了整風運動，其任務就是「幫助小資產階級出身的青年黨員採取更堅定的工人階級立場」。
在黨組織內，在毛澤東和康生旨意的忠實執行者所操縱的黨組織內，就王明的「機會主義錯誤路線」和中共中央主席的路線展開了非常詳細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