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講完後，博古作第二次檢查，說在教條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名；在內戰時期，他在國內是第一名；抗戰時的投降主義，以王明為首，他是執行者和贊助者。然後，他檢討了教條宗派形成的歷史和個人的錯誤。[711]
11月15日 孟慶樹給任弼時、李富春寫信並請轉毛澤東及中央各位同誌，否認他曾向李國華說過「王明之中毒是中央或中央某某人所為的問題」。她承認「雖然由於我自己心地狹隘，脾氣不好及黨性不強，和由於我對王明病重的焦急情緒，以及由於有時藥品異常困難——尤其是去年肝膽病重時，連一點葡萄糖的注射劑開始時也找不到——等原因，我承認我有些牢騷，這點，我在那天的大會上也已向中央和大家同誌承認過錯誤，現在，我願再一次地向中央承認我的這個錯誤，願意受到黨的處罰和教育」。但她接著「聲明：第一，我從來也未對中央對黨不滿，第二，我從來也未樣樣不滿和經常不滿，相反地，有時感覺到為了王明同誌的病，黨化了很多錢，尤其是在生活各方麵，要什麽給什麽，隻要是延安有的，而且富春同誌還常去電重慶西安等地為王明同誌買藥買東西。這些是王明同誌和我都常感不安的。假使說我有時還有些牢騷，王明同誌確連牢騷也未有過——在治病方麵」。最後，她「再一次以十二萬分的熱忱，感謝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誌，為了給王明同誌治病，想盡了許多辦法……隻要是延安辦得到的都辦了。過去如果沒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誌之關照，王明同誌恐早已不在人間了。將來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誌的愛獲［護］之下，王明還有恢復健康重新為黨工作之可能。並將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誌的領導與幫助之下在實際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712]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王明被劃在托派分子之列，根據中共中央主席過去的講話來看，托派一直在破壞抗日統一戰線。」「由於忠於共產國際、忠於抗日統一戰線而正遭到嚴厲批評的王明，倒成了個托派分子了！」[713]
11月下旬 任弼時在中央學習組的會上，總結了他在王明路線統治時期的經驗教訓，剖析了認識發展的過程。[714]
11月27日 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整風檢查。其中談到：王明路線的本質是：黨外步步投降，黨內處處獨立。在形勢估計上，是速勝論、外援論；戰略思想是外援論、唯武器論；在統戰工作上是投降主義，中心是放棄領導權，取消階級教育和黨的獨立宣傳；在黨的關係上是把黨作為私人工具，取消黨的正確領導，與延安中央鬧獨立性，準備使「武漢中央化」。歸納起來，這就是「抗戰中的機會主義，統戰中的投降主義，黨的問題上的取消主義，故本質上是較老陳獨秀主義壞得多了」。[715]
由編寫組幫助胡喬木寫的《整風運動：1943年「九月會議」前後》稿說：「在會上，一些同誌對洛甫、恩來等同誌的整風檢查提意見，有一些偏激之詞。有的說：王、博、洛、稼已在黨內沒有大的危險了，再來統治黨已很困難，但經驗宗派的危險還未過去，因此仍是最危險的人物。這樣的發言，無疑加劇了會議的緊張氣氛。」[716]
11月27日[717] 給毛澤東寫信說：「我請求你最近幾天內來我處談談，並請抽出較久點的時間，我迫切地期待著，如何？」
11月29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指示李富春前往與王明談話，說很快就要召開黨的七大，所以組織了七大代表和高級幹部700餘人一起學習，中央政治局正在開會，討論六大以來的黨的路線問題，特別是檢討教條宗派主義的錯誤問題，其中也討論到王明的問題，希望他認真作出檢討。[718]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
王明臥病在床，而康生又竭力使他同外界完全隔絕。在這種情形下，局勢的發展對以他所代表的整個政治路線，越來越不利了。
政治局一次次地召集會議。現在的這次擴大會議在分析「莫斯科派」的錯誤。
王明被指責為犯有種種滔天大罪：使「機會主義傾向」在中共黨內紮根的，是他；（夥同博古、周恩來、洛甫等人）向國民黨採取妥協而阻礙了民族解放運動發展的，據說也是他。要知道，那是在政治局會議上，而非其他任何地方，他被戴上了「國民黨幫凶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他們用最卑鄙的藉口，來證明王明的「反革命行為」——他在上海被捕後獲釋，這裏麵有鬼。就以這作理由證明他「背叛」了。
此外，他們還指責王明忽視共產黨開展鬥爭的民族條件，因而散布了一係列反黨觀點。一些受到中央委員會譴責，說他們在王明任中共領導人時期犯了錯誤的人，汙衊起王明來最為惡毒。
葉劍英、洛甫和周恩來毫不遲疑地承認他們的觀點是有害的，極其錯誤的，他們的發言都肯定了「王明路線」的破產。
為了鞏固鬥爭的成果，中共中央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迫不及待地出版了題為《兩條路線》的書。隻需對該書略加瀏覽，便足以看出，它是專門為毛澤東對王明的「有害」政策（「機會主義」）進行鬥爭服務的。[719]
11月底至12月初 周恩來在中央學習小組會多次作整風發言。對參加革命二十多年來的鬥爭實踐和思想認識，進行了檢查，總結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對抗戰時期，他認為在區別對待各種政治力量、執行黨的隱蔽方針、開展統一戰線等方麵都有顯著的成績。缺點是在初期對遊擊戰爭的戰略地位認識不足，沒有充分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和對王明的機會主義有容忍和退讓的地方。[720]
11月15日 孟慶樹給任弼時、李富春寫信並請轉毛澤東及中央各位同誌，否認他曾向李國華說過「王明之中毒是中央或中央某某人所為的問題」。她承認「雖然由於我自己心地狹隘，脾氣不好及黨性不強，和由於我對王明病重的焦急情緒，以及由於有時藥品異常困難——尤其是去年肝膽病重時，連一點葡萄糖的注射劑開始時也找不到——等原因，我承認我有些牢騷，這點，我在那天的大會上也已向中央和大家同誌承認過錯誤，現在，我願再一次地向中央承認我的這個錯誤，願意受到黨的處罰和教育」。但她接著「聲明：第一，我從來也未對中央對黨不滿，第二，我從來也未樣樣不滿和經常不滿，相反地，有時感覺到為了王明同誌的病，黨化了很多錢，尤其是在生活各方麵，要什麽給什麽，隻要是延安有的，而且富春同誌還常去電重慶西安等地為王明同誌買藥買東西。這些是王明同誌和我都常感不安的。假使說我有時還有些牢騷，王明同誌確連牢騷也未有過——在治病方麵」。最後，她「再一次以十二萬分的熱忱，感謝毛主席和中央各位同誌，為了給王明同誌治病，想盡了許多辦法……隻要是延安辦得到的都辦了。過去如果沒有毛主席和中央各同誌之關照，王明同誌恐早已不在人間了。將來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誌的愛獲［護］之下，王明還有恢復健康重新為黨工作之可能。並將在毛主席和中央各同誌的領導與幫助之下在實際工作中改正他的錯誤」。[712]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王明被劃在托派分子之列，根據中共中央主席過去的講話來看，托派一直在破壞抗日統一戰線。」「由於忠於共產國際、忠於抗日統一戰線而正遭到嚴厲批評的王明，倒成了個托派分子了！」[713]
11月下旬 任弼時在中央學習組的會上，總結了他在王明路線統治時期的經驗教訓，剖析了認識發展的過程。[714]
11月27日 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作整風檢查。其中談到：王明路線的本質是：黨外步步投降，黨內處處獨立。在形勢估計上，是速勝論、外援論；戰略思想是外援論、唯武器論；在統戰工作上是投降主義，中心是放棄領導權，取消階級教育和黨的獨立宣傳；在黨的關係上是把黨作為私人工具，取消黨的正確領導，與延安中央鬧獨立性，準備使「武漢中央化」。歸納起來，這就是「抗戰中的機會主義，統戰中的投降主義，黨的問題上的取消主義，故本質上是較老陳獨秀主義壞得多了」。[715]
由編寫組幫助胡喬木寫的《整風運動：1943年「九月會議」前後》稿說：「在會上，一些同誌對洛甫、恩來等同誌的整風檢查提意見，有一些偏激之詞。有的說：王、博、洛、稼已在黨內沒有大的危險了，再來統治黨已很困難，但經驗宗派的危險還未過去，因此仍是最危險的人物。這樣的發言，無疑加劇了會議的緊張氣氛。」[716]
11月27日[717] 給毛澤東寫信說：「我請求你最近幾天內來我處談談，並請抽出較久點的時間，我迫切地期待著，如何？」
11月29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指示李富春前往與王明談話，說很快就要召開黨的七大，所以組織了七大代表和高級幹部700餘人一起學習，中央政治局正在開會，討論六大以來的黨的路線問題，特別是檢討教條宗派主義的錯誤問題，其中也討論到王明的問題，希望他認真作出檢討。[718]
同日 弗拉基米洛夫在《延安日記》中說：
王明臥病在床，而康生又竭力使他同外界完全隔絕。在這種情形下，局勢的發展對以他所代表的整個政治路線，越來越不利了。
政治局一次次地召集會議。現在的這次擴大會議在分析「莫斯科派」的錯誤。
王明被指責為犯有種種滔天大罪：使「機會主義傾向」在中共黨內紮根的，是他；（夥同博古、周恩來、洛甫等人）向國民黨採取妥協而阻礙了民族解放運動發展的，據說也是他。要知道，那是在政治局會議上，而非其他任何地方，他被戴上了「國民黨幫凶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他們用最卑鄙的藉口，來證明王明的「反革命行為」——他在上海被捕後獲釋，這裏麵有鬼。就以這作理由證明他「背叛」了。
此外，他們還指責王明忽視共產黨開展鬥爭的民族條件，因而散布了一係列反黨觀點。一些受到中央委員會譴責，說他們在王明任中共領導人時期犯了錯誤的人，汙衊起王明來最為惡毒。
葉劍英、洛甫和周恩來毫不遲疑地承認他們的觀點是有害的，極其錯誤的，他們的發言都肯定了「王明路線」的破產。
為了鞏固鬥爭的成果，中共中央按照毛澤東的指示，迫不及待地出版了題為《兩條路線》的書。隻需對該書略加瀏覽，便足以看出，它是專門為毛澤東對王明的「有害」政策（「機會主義」）進行鬥爭服務的。[719]
11月底至12月初 周恩來在中央學習小組會多次作整風發言。對參加革命二十多年來的鬥爭實踐和思想認識，進行了檢查，總結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教訓。對抗戰時期，他認為在區別對待各種政治力量、執行黨的隱蔽方針、開展統一戰線等方麵都有顯著的成績。缺點是在初期對遊擊戰爭的戰略地位認識不足，沒有充分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和對王明的機會主義有容忍和退讓的地方。[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