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陳紹禹、秦邦憲、朱德、康生、張聞天、陳雲等發言後,毛澤東再次發言。他說:抗戰以來的傾向,在統一戰線初期是「左」傾(主張蘇維埃與國民黨對立),國共合作後有一時期是右傾,反磨擦後又是「左」傾。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會議否認獨立自主的方針,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是錯誤的,這一口號到六中全會才取消。在戰略問題上,洛川會議確定了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但前方同誌不服從,到十二月會議及六中全會才得到正確的解決。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大體上要分大革命、蘇維埃與抗戰三個時期,總的錯誤是不了解中國革命的長期性、不平衡性。蘇維埃末期犯了許多「左」的錯誤,是由於馬列主義沒有與實際聯繫起來。[453]但是,會上有人不同意說蘇維埃後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454]


    12月19日 在《新中華報》以王明的名字發表《在延安1941年生產動員大會上的講話》。


    12月22日 《新中華報》第190期以陳紹禹的名字發表祝詞。


    12月25日 毛澤東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黨內指示《論政策》中,批判了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指出:「過去十年土地革命時期的許多政策,現在不應當再簡單地引用。尤其是土地革命的後期,由於不認識中國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長期性這兩個基本特點而產生的許多過左的政策,例如以為第五次『圍剿』和反對第五次『圍剿』的鬥爭,不但在今天抗日時期,一概不能採用,就是在過去也是錯誤的。這種過左政策,是所謂革命和反革命兩條道路的決戰,在經濟上消滅資產階級(過左的勞動政策和稅收政策)和富農(分壞田),在肉體上消滅地主(不分田),打擊知識分子,肅反中的『左』傾,在政權工作中共產黨員的完全獨占,共產主義的國民教育宗旨,過左的軍事政策(進攻大城市和否認遊擊戰爭),白區工作中的盲動政策,以及黨內組織上的打擊政策等等,適和第一次大革命後期陳獨秀領導的右傾機會主義相反,而表現其為『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在第一次大革命後期,是一切聯合,否認鬥爭;而在土地革命後期,則是一切鬥爭,否認聯合(除基本農民以外),實為代表兩個極端政策的極明顯的例證。而這兩個極端的政策,都使黨和革命遭受了極大的損失。」[455]


    與此同時,《論政策》還闡明了在統一戰線中又聯合又鬥爭的政策,並指出:「在國民黨統治區和各抗日根據地內,由於隻知道聯合、不知道鬥爭和過分地估計了國民黨的抗日性,因而模糊了國共兩黨的原則差別,否認統一戰線下的獨立自主的政策,遷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遷就國民黨,甘願束縛自己的手足,不敢放手發展抗日革命勢力,不敢對國民黨的反共限共政策作堅決鬥爭,這種右傾觀點,過去曾經嚴重地存在過,現在已經基本上克服了。」[456]但因為在12月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有人不同意說蘇維埃後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這個指示在說到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的許多過左的政策時,沒有用路線錯誤的提法。[457]


    由編寫組幫助胡喬木寫的《整風運動:1941年「九月會議」前後》稿說:「在1940年12月4日和25日政治局會議上,毛主席從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形勢,檢討抗戰以來黨的方針政策,決定以中央名義發出關於時局與政策的若幹問題的指示,提出了要總結黨的歷史上特別是蘇維埃運動後期的政策錯誤問題。毛主席認為,蘇維埃運動後期的『左』的政策使軍隊損失十分之九,蘇區損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隻有陝北蘇區,實際上比立三路線時的損失還大。遵義會議的決議隻說那時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說是路線上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遵義會議的決議需有些修改。毛主席說,大革命末期陳獨秀主張『聯合一切』,蘇維埃運動末期又走到『打倒一切』,『聯合一切』、『打倒一切』都不是馬列主義,而當時主持的人卻認為是馬列主義。這都是絕對主義。我們要以這樣的歷史主義態度來認識過去的問題。但是在討論毛主席的意見時,有的同誌不同意提蘇維埃運動後期的錯誤是路線錯誤。在這種情況下,毛主席在為中央起草的關於時局與政策的指示(其主要部分後來收入《毛澤東選集》第3卷,題名為《論政策》)時,隻好妥協,沒有講這一時期是路線錯誤。一些同誌表示,以後要專門研究這段歷史問題,為黨的七大作準備。毛主席同意對過去的經驗教訓作專門的研究,沒有急於統一思想認識。」[458]


    12月 以王明的名字在《中國婦女》第2卷第9期發表《陝甘寧邊區婦聯工作任務和組織問題(1940年12月在陝甘寧邊區婦聯擴大執委會議上演講記錄摘要)》。[459]


    冬 於延安作七律《題曾國藩篡李鴻章審定的〈十八家詩抄〉》。[460]


    本年 根據季米特洛夫的意見,中共中央決定在七大上由周恩來作組織報告,王明不再作報告。[461]


    本年 據《寫作要目》說,王明這年曾寫「關於反對毛澤東的德意日蘇同盟的國際政策路線和聯日聯汪反蔣的國內統一戰線政策的談話」的筆記。


    1941年 37歲


    年初 被任命為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東北工作委員會和中央黨校委員會等三個機構的主任。[462]


    有的論著認為:「從表麵上看,王明一時擔任了許多重要職務,然而,王明的這些職務大多為空頭閑職。」中央南方委員會、東北委員會這兩個機構「形同虛設」。「任命王明負責中央黨校工作委員會,卻是毛澤東的別出心裁之舉。毛以此舉有意挑起王明與張聞天等的矛盾,指望坐收漁人之利。王明真正負責的工作崗位,隻是中央婦委和中國女子大學。而安排王明擔任中央婦委書記和女大校長,則有明顯羞辱王明的含意。」[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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