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這個問題,1941年4月3日夜(4日晨)毛澤東親自送季米特洛夫電報(給中共中央的)時,曾談到說:「恩來從莫斯科回來,帶來了曼努伊爾斯基對你的四點意見。季米特洛夫不同意曼努伊爾斯基的意見。但當恩來走前住在醫院檢查身體時,曼努伊爾斯基派國際幹部部的人……告訴恩來說,要把曼努伊爾斯基的意見隻告訴毛澤東一人,不要告訴別人。」接著毛澤東又說:「曼努伊爾斯基講了有關你的四個問題,我們認為都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我沒有什麽興趣。我隻調查了一個問題——就是他說你在莫斯科組織小組織反對我。我調查了許多人,他們都說沒有這樣的事。他們說政治上你批評過我——在中共代表團會上和你的文章裏(雖未提名),這是事實。從調查裏我知道你和曼努伊爾斯基之間有過很多矛盾,關係不好;這次是曼努伊爾斯基對你的報復行動。」


    毛澤東隻說了這一點,曼努伊爾斯基對王明的其他三點意見是後來周恩來說出來的。當時周還說:你和曼努伊爾斯基的關係問題,不止是看我們怎樣看法,還得看莫斯科怎樣看法。


    ……


    毛澤東說對曼努伊爾斯基提的「四點意見」除第3)點外都沒有興趣,但他在「整風」前已在中央同誌中散布這「四點意見」(隻是我們本人不知道)。「整風」時他除了公開宣傳曼努伊爾斯基對王明的「四點意見」外,還更加偽造了許多汙誣王明的謠言。


    同期 為爭一個勤務和青委的同誌吵架。


    一份題為《關於王明同誌的一點材料》說:在1940年秋,為了和青委爭一個勤務,在王明同誌房門外,當場和青委鍾效培、丁琇、周惠等吵了起來,孟慶樹還追著罵鍾、丁等為什麽要亂到婦委那裏拉人,給人很壞的印象。


    11月2日 得悉印度國民大會領袖尼赫魯被捕,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王明、博古和葉劍英聯名致電慰問。[448]


    11月11日 撰寫《紀念白求恩同誌》,收入當年出版的《諾爾曼·白求恩紀念冊》。[449]


    11月15日 參加延安舉行的白求恩逝世一周年紀念大會。


    11月20日 在《共產黨人》第12期以王明的名字發表《論馬列主義決定策略的幾個基本原則》的長篇文章,後改名為《論馬列主義決定策略的幾個基本問題》,由膠東聯合出版社出版。文章按照史達林1927年的《時事問題述評》提出的三個策略原則和《論列寧主義基礎》一文提出的理論,論述了中國的民族特點,利用最小可能去保證無產階級有群眾性的同盟軍,依靠群眾自己的親身政治經驗來在政治上教育千百萬群眾,革命運動的高潮或退潮,抓住中心環節等問題,並指出除上述五個一般的策略原則外,在決定策略任務時還必須顧及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和長期性的特點,認為它應該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決定策略的第六個原則。


    這篇文章肯定和宣傳了毛澤東的一些學說和思想,如談到對同盟軍的團結和鬥爭問題時說:「對同盟者隻知團結,而不知鬥爭,便使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失去其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而成為同盟者的尾巴,結果一定不免於失敗,陳獨秀機會主義便是標本的範例。對共產黨以外的一切力量,隻知鬥爭而不知團結爭取,使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完全從社會各階級各階層中孤立起來,而成為狹隘的宗派主義的小團體,結果也不免於失敗,李立三路線便是明顯的例證。」


    有的論著認為:「該文在歌頌毛澤東革命策略思想的同時,把批評的矛頭指向了博古。王明不點名地批評了在博古領導下的中共在三十年代中期所犯的錯誤,聲稱『蘇維埃革命後半期,我們不能利用反動統治階級各派別及各種軍事、政治力量的許多矛盾和衝突,以利於蘇維埃革命的發展』。固然,王明的上述看法並非首次發表,早在1934年王明就有類似的意見,但當1940年博古正麵臨毛的巨大壓力時,王明再次重申這類批評,無疑具有與博古劃清界限、著意擺脫幹係的明顯意圖。對於王明此番表演,毛隻會暗中稱好。因為至此以前,毛還沒有充分的把握,公開批判蘇維埃後期的錯誤。王明對博古的攻擊,使毛看到了國際派即將土崩瓦解的景象。」但他對王明絲毫沒有表示「欣賞和支持」。「當王明等正在為與毛關係的改善而暗自慶幸時,毛澤東已將他們引入早已布設好的包圍圈,正待一舉『殲滅』之。」[450]


    11月 延安與莫斯科新的通訊係統正式開通,但隻有毛澤東一人有權使用。


    有的論著說:這就「切斷王明與莫斯科的聯繫渠道」,這是「毛澤東對付王明最厲害的措施」。[451]


    12月3日 在延安1941年生產動員大會上的講話,刊載於12月19日《新中華報》第189期。


    12月4日 參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並發言。[452]毛澤東在會上首次對蘇維埃後期極「左」的政策作出判斷,認為這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他說:我黨在歷史上有三個時期。在大革命末期,陳獨秀主張聯合一切,下令製止工農運動。到蘇維埃時期,在初期暴動時實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時糾正了。但到蘇維埃末期又是打倒一切,估計當時是蘇維埃與殖民地兩條道路的決戰。實行消滅富農及小地主的政策,造成赤白對立。這種「左」的政策使軍隊損失十分之九,蘇區損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隻有陝北蘇區,實際上比立三路線時的損失還大。遵義會議決議隻說是軍事上的錯誤,沒有說是路線上的錯誤,實際上是路線上的錯誤,所以遵義會議決議須有些修改。在蘇維埃後期土地革命潮流低落了,但民族革命潮流高漲起來。在過去這兩個時期的「聯合一切」、「打倒一切」的東西,的確不是馬列主義,當時主持的人認為是馬列主義,實際上這都是絕對主義。現在我們的統一戰線的路線是又聯合又鬥爭,不是絕對的聯合或鬥爭。我們總的政策是在團結中要鬥爭,在鬥爭中又要團結,是統一中的獨立,統一是主,獨立是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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