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 重慶青年團體舉行招待會，王明等參政員出席並發表演說，他主要講了這次參政會上關於青年問題各案所得的結果，參政會開會的成績，目前的抗戰形勢和抗戰前途。第二天《新華日報》刊載了這個演說。
11月26日 出席新華日報館在重慶舉行的對於黨政軍當局、報刊同業、文化界人士及民眾救亡團體代表的招待會。
12月5日 新華日報社在重慶社交會堂舉行莊嚴隆重的追悼會，悼念新華日報及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殉難烈士，王明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葉劍英、董必武、博古、凱豐、林伯渠、吳玉章等題了輓詞。[330]
同日 《新華日報》刊登陳紹禹、秦博古、吳玉章、董必武、凱豐寫的《悼新華日報及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殉難烈士》，對於新華日報館和八路軍辦事處撤退重慶期間遭敵機轟炸犧牲的烈士，表示「沉痛之弔唁！」
12月12日 與周恩來、博古、吳玉章、董必武在重慶同蔣介石談判。
12月13日 與周恩來、博古、吳玉章、董必武將12日與蔣介石談判情況報告中共中央書記處。報告中說：「關於兩黨問題，蔣介石說：共產黨員退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或共產黨取消名義將整個加入國民黨，我都歡迎，或共產黨仍然保存自己的黨我也贊成，但跨黨辦法是絕對辦不到。我的責任是將共產黨合併國民黨成一個組織，國民黨名義可以取消，我過去打你們也是為保存共產黨革命分子合於國民黨，此事乃我的生死問題，此目的如達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戰勝利了也沒什麽意義，所以我的這個意見，至死也不變的。共產黨不在國民黨內發展也不行，因為民眾也是國民黨的，如果共產黨在民眾中發展，衝突也是不可免。三民主義青年團章程如果革命需要可以修改，不過這是枝節問題。根本問題不解決，一切均無意義。我們分別解釋一個組織辦法做不到，如跨黨辦法作不到，則可以採取共產黨提議的其他方式合作。蔣答：其他方式均無用。蔣說此問題時態度很慎重，見我們對一個組織問題不同意，即說：紹禹同誌到西安時再談一談。同時晚間再派張衝來說委員長他太直率，並非說不合併隻要分裂，請不要誤會。」[331]
12月23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王明、林伯渠、彭德懷等，談中央對彭德懷與蔣介石談判內容的指示。[332]
12月 作七絕《訪武侯祠》。詩曰：
成都郊外武侯祠，臨近宛如杜甫詩。
鼎足三分終一統，人民勝利異當時。[333]
同月 國民黨親日派首領、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副總裁汪精衛叛逃，公開投敵。
冬 曾在重慶神仙洞李濟深家裏參加聚會，談論團結抗戰問題。
黃紹竑在《我與蔣介石和桂係的關係》中說：「一九三八年年底我去重慶出席中央會議，有一天李濟深約我到神仙洞他家裏茶會。座上有馮玉祥和中共方麵的周恩來（那時是政治部的副部長）、秦邦憲、陳紹禹、葉劍英，桂係李宗仁、白崇禧也在座，一共有十幾個人，大家都是談些當前的團結抗戰問題。」[334]
年底 從重慶回延安。[335]在一次演說中，有人問，為什麽毛澤東從來不去重慶參加國民代表大會？王明幽默地回答說，你們下過中國象棋嗎？下棋的時候，雙方的老將和老帥是不能直接麵對麵的，否則棋就「將」死了。這個例子似乎從一個側麵反映出，王明當時已經明確地承認，毛澤東已經成為中共黨內的「第一把手」。[336]
同期 於延安作七絕《〈論相持階段〉與〈六中結論〉（評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的報告和結論的錯誤和陰謀）》，內容是：
相持階段隻空吟，對日屈從是實情；
抗戰心消反統戰，誣加馬列教條名。[337]
本年[338] 新中國出版社出版陳紹禹、徐特立等著的《托派在中國》，其中收有王明的《托洛茨基派是什麽？——陳紹禹先生在抱冰堂的講演》、康生的《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陳伯達的《評陳獨秀的亡國論》等文章，全民出版社出版洛甫、陳紹禹等著《一黨專政還是聯合戰線》。
1939年 35歲
1月5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汪精衛出走後的時局的指示》，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堅決打擊賣國的漢奸汪精衛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動。
1月15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中央關於對蔣介石暫時應取比較靜觀態度給陳紹禹、周恩來、博古電》，指出「蔣介石對以後政治上的具體辦法，國共兩黨的關係及對我黨六中全會決議對策，似還在考慮中，我們方麵暫時應採取比較靜觀的態度，不必求之過急，對於其將要召集之五中全會，我們再度考慮結果，亦認為不必寫單獨給他的文件」。[339]
同日 在延安各界民眾抗日討汪大會上發表長篇演講《舊陰謀的新花樣》，聲討汪精衛的賣國投降行為，並揭露汪精衛的投降歷史。演講承認毛澤東是「中共領袖」。
此文又名《反對漢奸》，以陳紹禹的名字發表於1月28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62期，2月7日《新華日報》，《共產國際》俄文版第6期，《抗敵報》第51～52期，2月15日《新華日報》作為「新群叢書」第24種出版了單行本，3月出版的陳紹禹、凱豐著《舊陰謀的新花樣》，3月10日出版的《文獻》第6卷，4月20日出版的《時論叢刊》第2輯，4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6冊，5月曾收入新華日報華北分館出版的洛甫、王明等著《「防共」即是滅亡中國》，以及《前線叢書》之五。[340]對於這篇多次發表、轉載的文章，王明沒有製止，但後來的《寫作要目》卻說「此文係偽造的」。
11月26日 出席新華日報館在重慶舉行的對於黨政軍當局、報刊同業、文化界人士及民眾救亡團體代表的招待會。
12月5日 新華日報社在重慶社交會堂舉行莊嚴隆重的追悼會，悼念新華日報及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殉難烈士，王明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葉劍英、董必武、博古、凱豐、林伯渠、吳玉章等題了輓詞。[330]
同日 《新華日報》刊登陳紹禹、秦博古、吳玉章、董必武、凱豐寫的《悼新華日報及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殉難烈士》，對於新華日報館和八路軍辦事處撤退重慶期間遭敵機轟炸犧牲的烈士，表示「沉痛之弔唁！」
12月12日 與周恩來、博古、吳玉章、董必武在重慶同蔣介石談判。
12月13日 與周恩來、博古、吳玉章、董必武將12日與蔣介石談判情況報告中共中央書記處。報告中說：「關於兩黨問題，蔣介石說：共產黨員退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或共產黨取消名義將整個加入國民黨，我都歡迎，或共產黨仍然保存自己的黨我也贊成，但跨黨辦法是絕對辦不到。我的責任是將共產黨合併國民黨成一個組織，國民黨名義可以取消，我過去打你們也是為保存共產黨革命分子合於國民黨，此事乃我的生死問題，此目的如達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戰勝利了也沒什麽意義，所以我的這個意見，至死也不變的。共產黨不在國民黨內發展也不行，因為民眾也是國民黨的，如果共產黨在民眾中發展，衝突也是不可免。三民主義青年團章程如果革命需要可以修改，不過這是枝節問題。根本問題不解決，一切均無意義。我們分別解釋一個組織辦法做不到，如跨黨辦法作不到，則可以採取共產黨提議的其他方式合作。蔣答：其他方式均無用。蔣說此問題時態度很慎重，見我們對一個組織問題不同意，即說：紹禹同誌到西安時再談一談。同時晚間再派張衝來說委員長他太直率，並非說不合併隻要分裂，請不要誤會。」[331]
12月23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王明、林伯渠、彭德懷等，談中央對彭德懷與蔣介石談判內容的指示。[332]
12月 作七絕《訪武侯祠》。詩曰：
成都郊外武侯祠，臨近宛如杜甫詩。
鼎足三分終一統，人民勝利異當時。[333]
同月 國民黨親日派首領、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副總裁汪精衛叛逃，公開投敵。
冬 曾在重慶神仙洞李濟深家裏參加聚會，談論團結抗戰問題。
黃紹竑在《我與蔣介石和桂係的關係》中說：「一九三八年年底我去重慶出席中央會議，有一天李濟深約我到神仙洞他家裏茶會。座上有馮玉祥和中共方麵的周恩來（那時是政治部的副部長）、秦邦憲、陳紹禹、葉劍英，桂係李宗仁、白崇禧也在座，一共有十幾個人，大家都是談些當前的團結抗戰問題。」[334]
年底 從重慶回延安。[335]在一次演說中，有人問，為什麽毛澤東從來不去重慶參加國民代表大會？王明幽默地回答說，你們下過中國象棋嗎？下棋的時候，雙方的老將和老帥是不能直接麵對麵的，否則棋就「將」死了。這個例子似乎從一個側麵反映出，王明當時已經明確地承認，毛澤東已經成為中共黨內的「第一把手」。[336]
同期 於延安作七絕《〈論相持階段〉與〈六中結論〉（評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的報告和結論的錯誤和陰謀）》，內容是：
相持階段隻空吟，對日屈從是實情；
抗戰心消反統戰，誣加馬列教條名。[337]
本年[338] 新中國出版社出版陳紹禹、徐特立等著的《托派在中國》，其中收有王明的《托洛茨基派是什麽？——陳紹禹先生在抱冰堂的講演》、康生的《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陳伯達的《評陳獨秀的亡國論》等文章，全民出版社出版洛甫、陳紹禹等著《一黨專政還是聯合戰線》。
1939年 35歲
1月5日 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汪精衛出走後的時局的指示》，指出中國共產黨的任務是堅決打擊賣國的漢奸汪精衛和一切投降反共活動。
1月15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發出《中央關於對蔣介石暫時應取比較靜觀態度給陳紹禹、周恩來、博古電》，指出「蔣介石對以後政治上的具體辦法，國共兩黨的關係及對我黨六中全會決議對策，似還在考慮中，我們方麵暫時應採取比較靜觀的態度，不必求之過急，對於其將要召集之五中全會，我們再度考慮結果，亦認為不必寫單獨給他的文件」。[339]
同日 在延安各界民眾抗日討汪大會上發表長篇演講《舊陰謀的新花樣》，聲討汪精衛的賣國投降行為，並揭露汪精衛的投降歷史。演講承認毛澤東是「中共領袖」。
此文又名《反對漢奸》，以陳紹禹的名字發表於1月28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62期，2月7日《新華日報》，《共產國際》俄文版第6期，《抗敵報》第51～52期，2月15日《新華日報》作為「新群叢書」第24種出版了單行本，3月出版的陳紹禹、凱豐著《舊陰謀的新花樣》，3月10日出版的《文獻》第6卷，4月20日出版的《時論叢刊》第2輯，4月出版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6冊，5月曾收入新華日報華北分館出版的洛甫、王明等著《「防共」即是滅亡中國》，以及《前線叢書》之五。[340]對於這篇多次發表、轉載的文章，王明沒有製止，但後來的《寫作要目》卻說「此文係偽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