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論著指出，毛澤東對王明的不點名批評是在王明不在的情況下提出的。毛澤東為了把王明孤立起來，「終於想出一條妙計。9月30日，毛以轉交致蔣介石親筆信為由，先將周恩來支去武漢。10月初，周恩來、凱豐自武漢來電，提議王明等速來武漢，出席國民參政會一屆二次會議。毛順水推舟，又讓王明、博古於10月下旬去重慶（國民黨中樞機構此時已從武漢遷至重慶）。王明、周恩來、博古、凱豐不在延安使毛澤東大暢所欲，這樣，毛已不再需要遮遮掩掩，他要直抒胸臆，將自己的真實觀點在黨中央全會上和盤托出」。「毛澤東利用王明等缺席，將自己的真實觀點公開表達出來，這是毛澤東取得的對王明的重大勝利。但是，王明的觀點畢竟沒有在六屆六中全會上受到正式批判，《中共中央擴大的六中全會政治決議案》仍然包含了王明大量的觀點」。[322]
有的論著認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這兩句話太絕對、太極端，意思是強調團結，但任何一個組織和地方也辦不到，參加統一戰線的各黨派之間，不可能把一切大大小小的問題都拿來討論和協商。王明所說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就是指抗日戰爭和統一戰線中的重大問題，而不是指一切大大小小的問題。事實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重大問題，都是由兩黨派出代表協商討論同意了的，所以才形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才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否則，統一戰線也建立不起來。建立了如果不繼續協商、討論，統一戰線也會破裂，一切重大問題經過協商討論是必要的；一切服從統一戰線，這句話本身沒有錯。一切抗日黨派團體都要照顧到統一戰線的整體利益，都要服從整體利益。所以六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一切服從抗戰利益，一切為了抗戰的勝利，一切為著統一戰線。隻有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不能簡單化的認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就是服從蔣介石、閻錫山，就是向蔣介石國民黨投降，就是投降主義。王明就是投降主義的代表，這種認識顯然是錯誤的。」[323]
11月6日 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政治決議案——抗日民族自衛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強調「應該堅持保證共產黨本身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並指出必須正確地開展兩條戰線的鬥爭，反對「左」、右傾不正確的傾向，其中，「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危險，在於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中，犧牲黨的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把無產階級為了反對共同敵人而與其他階級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曲解成為使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成為資產階級的尾巴；同時，他們在困難麵前失望，而發生對抗戰形勢及前途的悲觀主義」。另外，決議案還明確提出：「應當徹底肅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兇惡敵人——思想上及工作中的公式主義、教條主義與機械主義」，加強黨的團結和組織紀律性，「認真實行黨的民主集中製——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324]
有的論著認為，這個決議案是「由王明起草的」，並說「決議案沒有充分反映毛澤東在閉幕式講話中有關反對『右傾投降主義』的內容，而是根據《論新階段》報告的精神，並且吸取了10月20日王明在六中全會上報告的精神，提出各級黨組織應防止統一戰線中的『左』、『右』兩種傾向，保證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強調不要給黨內同誌亂加『左』、『右』的帽子。」[325]
同日 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還通過了《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將1937年12月會議關於七大由王明作政治報告、毛澤東作工作報告的決定，改為毛澤東作政治報告，不要另外的工作報告，王明作組織報告。[326]
根據武漢已於10月下旬失守的情況，這次會議在組織上也作了相應的調整，決定撤銷中共中央長江局，分別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原局，將東南分局改為東南局，王明留延安工作，擔任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等職務。據王明在延安時寫的簡歷說，自1939年到1941年10月中，他擔任「中央統戰部長兼管南委、東委、黨校委員會、婦女及女大等工作」。這裏說的南委即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東委即中央東北工作委員會，婦女即中央婦女委員會，女大即中國女子大學。有的論著說：「為了將王明置放於自己的監督之下又不讓他掌握實權，毛讓王明擔任了中央統戰部部長的閑職併兼任了幾個中央文宣方麵的職務。」[327]
正是在季米特洛夫的支持下，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確立了自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李維漢回憶說：「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後，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328]楊奎鬆也分析說：「很難設想，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澤東，而是支持王明的話，那對中國共產黨將會是一種什麽樣的後果。所以，毛澤東後來不止一次地講：『季米特洛夫同誌是個好同誌，他幫過我們很多的忙。抗日戰爭中他幫助我們抵抗了右傾機會主義。這個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就是過去左傾機會主義的領導人王明。』」[329]
同日 給《新華日報》編輯部寫信，說明《國民公報》所載關於5日參政會會議特寫的記載與事實不符，本人撤銷的是提案第三部分中的前（一）（二）兩點及（五）點中的一句，並非提案第一部分。此信第二天以《陳參政員紹禹給本報編輯部的信》為題在《新華日報》發表。
有的論著認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這兩句話太絕對、太極端，意思是強調團結，但任何一個組織和地方也辦不到，參加統一戰線的各黨派之間，不可能把一切大大小小的問題都拿來討論和協商。王明所說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就是指抗日戰爭和統一戰線中的重大問題，而不是指一切大大小小的問題。事實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重大問題，都是由兩黨派出代表協商討論同意了的，所以才形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才形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否則，統一戰線也建立不起來。建立了如果不繼續協商、討論，統一戰線也會破裂，一切重大問題經過協商討論是必要的；一切服從統一戰線，這句話本身沒有錯。一切抗日黨派團體都要照顧到統一戰線的整體利益，都要服從整體利益。所以六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一切服從抗戰利益，一切為了抗戰的勝利，一切為著統一戰線。隻有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不能簡單化的認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就是服從蔣介石、閻錫山，就是向蔣介石國民黨投降，就是投降主義。王明就是投降主義的代表，這種認識顯然是錯誤的。」[323]
11月6日 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通過《政治決議案——抗日民族自衛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強調「應該堅持保證共產黨本身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並指出必須正確地開展兩條戰線的鬥爭，反對「左」、右傾不正確的傾向，其中，「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危險，在於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中，犧牲黨的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把無產階級為了反對共同敵人而與其他階級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曲解成為使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成為資產階級的尾巴；同時，他們在困難麵前失望，而發生對抗戰形勢及前途的悲觀主義」。另外，決議案還明確提出：「應當徹底肅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兇惡敵人——思想上及工作中的公式主義、教條主義與機械主義」，加強黨的團結和組織紀律性，「認真實行黨的民主集中製——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324]
有的論著認為，這個決議案是「由王明起草的」，並說「決議案沒有充分反映毛澤東在閉幕式講話中有關反對『右傾投降主義』的內容，而是根據《論新階段》報告的精神，並且吸取了10月20日王明在六中全會上報告的精神，提出各級黨組織應防止統一戰線中的『左』、『右』兩種傾向，保證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強調不要給黨內同誌亂加『左』、『右』的帽子。」[325]
同日 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還通過了《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將1937年12月會議關於七大由王明作政治報告、毛澤東作工作報告的決定，改為毛澤東作政治報告，不要另外的工作報告，王明作組織報告。[326]
根據武漢已於10月下旬失守的情況，這次會議在組織上也作了相應的調整，決定撤銷中共中央長江局，分別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原局，將東南分局改為東南局，王明留延安工作，擔任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等職務。據王明在延安時寫的簡歷說，自1939年到1941年10月中，他擔任「中央統戰部長兼管南委、東委、黨校委員會、婦女及女大等工作」。這裏說的南委即中央南方工作委員會，東委即中央東北工作委員會，婦女即中央婦女委員會，女大即中國女子大學。有的論著說：「為了將王明置放於自己的監督之下又不讓他掌握實權，毛讓王明擔任了中央統戰部部長的閑職併兼任了幾個中央文宣方麵的職務。」[327]
正是在季米特洛夫的支持下，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確立了自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李維漢回憶說：「季米特洛夫的話在會上起了很大作用，從此以後，我們黨就進一步明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解決了黨的統一領導問題。」[328]楊奎鬆也分析說：「很難設想，如果季米特洛夫不支持毛澤東，而是支持王明的話，那對中國共產黨將會是一種什麽樣的後果。所以，毛澤東後來不止一次地講：『季米特洛夫同誌是個好同誌，他幫過我們很多的忙。抗日戰爭中他幫助我們抵抗了右傾機會主義。這個右傾機會主義的領導就是過去左傾機會主義的領導人王明。』」[329]
同日 給《新華日報》編輯部寫信，說明《國民公報》所載關於5日參政會會議特寫的記載與事實不符，本人撤銷的是提案第三部分中的前（一）（二）兩點及（五）點中的一句，並非提案第一部分。此信第二天以《陳參政員紹禹給本報編輯部的信》為題在《新華日報》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