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 中共中央長江局收到中央和西安的電報後，與周恩來、博古、李克農等負責人立即商量，一定要搶在國民黨之前，把叛逃到武漢的張國燾接到長江局來。[177]
4月9日 洛甫致電漢口王明、周恩來、博古說：「對《救亡日報》發表的談話[178]應作如下聲明：（甲）談話發表未經本人允許，談話記錄未經本人看過，因此對發表的談話本人不能負任何責任。（乙）中共中央有幾個書記，向無所謂總書記。」[179]
4月11日 與周恩來、羅炳輝、李克農、錢之光等到漢口大智門車站迎接坐國民黨軍用列車準備叛逃的張國燾，勸他回黨工作。
當日晚 與周恩來、秦邦憲、何克全趕到旅館和張國燾見麵，批評他來漢口不報告中央是錯誤的，希望他搬到辦事處去住，便於商量問題，還做了很多教育和爭取工作，希望他回心轉意繼續為黨工作。[180]
同日[181] 與周恩來、博古、凱豐致電毛澤東、洛甫、康生、陳雲，報告張國燾到武漢後的情況：「國燾今日十九時抵漢口，仍與胡宗南派的一個便衣住旅館。我們已去與他談話。他表示是否可在相當獨立性下與國民黨解決黨派問題，同時認為邊區是丟了可惜，吃了沒味的問題。對於他不辭而別問題，我們要他致電你們承認錯誤，並請示對今後他的工作指示。他即起草一電，今將他的電轉於下」：「毛、洛：弟於今晚抵漢。不告而別，歉甚。希望能在漢派些工作。國燾。」現請你們電告：（一）究竟聯絡參謀交機密文件事是否屬實，內容如何。（二）對國燾問題如何處理。（三）對楊子烈[182]及其孺子，請勿予以難堪。[183]
同日 與周恩來、博古等為即將回美國的漢口聖公會鄂湘教區主教吳德施在「八辦」舉行告別宴會，併合影留念。
4月12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復電陳紹禹、周恩來等：「為表仁至義盡，我們決定再給張國燾一電，請照轉。」書記處電內容如下：「國燾同誌：我兄去後，甚以為念。當此民族危急，我黨內部尤應團結一致，為全黨全民模範，方能團結全國，挽救危亡。我兄愛黨愛國，當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歸來，不勝企盼。弟毛澤東、洛甫、康生、陳雲、劉少奇。」[184]
4月14日 任弼時在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所作的《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與任務》的報告大綱中說，自「去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後，中國統一戰線，有了許多的進步與發展」，其表現是：1.與國民黨政府和軍隊間某些摩擦乃漸減少，使著統一戰線，得著發展與成績。2.十二月會議，王明同誌等帶回季米特洛夫同誌關於鞏固發展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後，對於統一戰線問題有著更詳細的討論，認定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不僅是黨的策略上的改變，而且是戰略性質的改變（與蘇維埃革命時代的任務，有基本的改變）。確立國共兩黨合作，是長期性的。不僅共同抗日，在抗日勝利後，還要共同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國，但不是非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國家。3.認定統一戰線的基本條件是抗日，「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民主，民生，均在其次。依照覺悟的程度和迫切的需要，提出要求，不要太高太左。4.指出了統一戰線內容是各黨各派合作，在國民政府現有基礎上，建立統一的國防政府；在現有的軍隊基礎上，擴大與建立統一的國防軍；建立統一的民眾團體發動群眾運動。5.在民族統一戰線當中，各黨派在共同綱領下，是互相幫助，互相發展，共同領導，共同負責。不應有誰投降誰，誰推翻誰的企圖。6.說明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的關係，指出三民主義應該是為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鬥爭的。7.鞏固與擴大民族統一戰線，是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與先決條件。組織無組織的群眾，加入各種合法的群眾組織等。8.在黨內外宣布這種統一戰線的原則，並發布十二月宣言以後，國共兩黨關係，在基本上有了進步。然後，講了各個黨派合作的組織形式與國共合作中的障礙與困難，八路軍在抗戰中的壯大與困難。[185]
據任弼時後來說，他在匯報中共工作時，首先是曼努伊斯基向他提了有關王明的三個問題：第一是問王明是否有企圖把自己的意見當作中央意見的傾向？第二是問王明是否總是習慣於拉攏一部分人在自己周圍？第三是問王明與毛澤東是否處不好關係？在這種情況下，任弼時自然不能不介紹了王明向延安中央爭權力及鬧意見分歧的種種表現。據任弼時回憶說，季米特洛夫聽了介紹之後明確講，他對王明的印象一直不好，說「這個人總有些滑頭的樣子」。說根據共產國際幹部部反映，王明在一些地方不很誠實，在蘇聯時就總是好出風頭，喜歡別人把他說成是中共領袖。楊奎鬆認為：季米特洛夫等人這時對王明表現得如此反感，還有一個十分微妙的背景。那就是，前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那個扶植王明上台的俄國人米夫，在史達林發起的肅反運動中被懷疑為反革命，這時已遭到整肅。米夫的倒台和被懷疑有敵對背景，不僅使王明失去了一張強有力的保護傘，而且也促使莫斯科的領導人對米夫一手扶植起來的幹部，表示出嚴重的不信任態度。此後中共領導人到莫斯科時，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又曾幾次談到王明的問題，除了對王明表示不信任以外，都特別提出過王明與米夫之間的關係值得懷疑的問題。[186]
4月9日 洛甫致電漢口王明、周恩來、博古說：「對《救亡日報》發表的談話[178]應作如下聲明：（甲）談話發表未經本人允許，談話記錄未經本人看過，因此對發表的談話本人不能負任何責任。（乙）中共中央有幾個書記，向無所謂總書記。」[179]
4月11日 與周恩來、羅炳輝、李克農、錢之光等到漢口大智門車站迎接坐國民黨軍用列車準備叛逃的張國燾，勸他回黨工作。
當日晚 與周恩來、秦邦憲、何克全趕到旅館和張國燾見麵，批評他來漢口不報告中央是錯誤的，希望他搬到辦事處去住，便於商量問題，還做了很多教育和爭取工作，希望他回心轉意繼續為黨工作。[180]
同日[181] 與周恩來、博古、凱豐致電毛澤東、洛甫、康生、陳雲，報告張國燾到武漢後的情況：「國燾今日十九時抵漢口，仍與胡宗南派的一個便衣住旅館。我們已去與他談話。他表示是否可在相當獨立性下與國民黨解決黨派問題，同時認為邊區是丟了可惜，吃了沒味的問題。對於他不辭而別問題，我們要他致電你們承認錯誤，並請示對今後他的工作指示。他即起草一電，今將他的電轉於下」：「毛、洛：弟於今晚抵漢。不告而別，歉甚。希望能在漢派些工作。國燾。」現請你們電告：（一）究竟聯絡參謀交機密文件事是否屬實，內容如何。（二）對國燾問題如何處理。（三）對楊子烈[182]及其孺子，請勿予以難堪。[183]
同日 與周恩來、博古等為即將回美國的漢口聖公會鄂湘教區主教吳德施在「八辦」舉行告別宴會，併合影留念。
4月12日 中共中央書記處復電陳紹禹、周恩來等：「為表仁至義盡，我們決定再給張國燾一電，請照轉。」書記處電內容如下：「國燾同誌：我兄去後，甚以為念。當此民族危急，我黨內部尤應團結一致，為全黨全民模範，方能團結全國，挽救危亡。我兄愛黨愛國，當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歸來，不勝企盼。弟毛澤東、洛甫、康生、陳雲、劉少奇。」[184]
4月14日 任弼時在代表中共中央向共產國際所作的《中國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與任務》的報告大綱中說，自「去年12月中央政治局會議後，中國統一戰線，有了許多的進步與發展」，其表現是：1.與國民黨政府和軍隊間某些摩擦乃漸減少，使著統一戰線，得著發展與成績。2.十二月會議，王明同誌等帶回季米特洛夫同誌關於鞏固發展中國民族統一戰線的指示後，對於統一戰線問題有著更詳細的討論，認定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不僅是黨的策略上的改變，而且是戰略性質的改變（與蘇維埃革命時代的任務，有基本的改變）。確立國共兩黨合作，是長期性的。不僅共同抗日，在抗日勝利後，還要共同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國，但不是非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國家。3.認定統一戰線的基本條件是抗日，「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民主，民生，均在其次。依照覺悟的程度和迫切的需要，提出要求，不要太高太左。4.指出了統一戰線內容是各黨各派合作，在國民政府現有基礎上，建立統一的國防政府；在現有的軍隊基礎上，擴大與建立統一的國防軍；建立統一的民眾團體發動群眾運動。5.在民族統一戰線當中，各黨派在共同綱領下，是互相幫助，互相發展，共同領導，共同負責。不應有誰投降誰，誰推翻誰的企圖。6.說明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的關係，指出三民主義應該是為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鬥爭的。7.鞏固與擴大民族統一戰線，是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與先決條件。組織無組織的群眾，加入各種合法的群眾組織等。8.在黨內外宣布這種統一戰線的原則，並發布十二月宣言以後，國共兩黨關係，在基本上有了進步。然後，講了各個黨派合作的組織形式與國共合作中的障礙與困難，八路軍在抗戰中的壯大與困難。[185]
據任弼時後來說，他在匯報中共工作時，首先是曼努伊斯基向他提了有關王明的三個問題：第一是問王明是否有企圖把自己的意見當作中央意見的傾向？第二是問王明是否總是習慣於拉攏一部分人在自己周圍？第三是問王明與毛澤東是否處不好關係？在這種情況下，任弼時自然不能不介紹了王明向延安中央爭權力及鬧意見分歧的種種表現。據任弼時回憶說，季米特洛夫聽了介紹之後明確講，他對王明的印象一直不好，說「這個人總有些滑頭的樣子」。說根據共產國際幹部部反映，王明在一些地方不很誠實，在蘇聯時就總是好出風頭，喜歡別人把他說成是中共領袖。楊奎鬆認為：季米特洛夫等人這時對王明表現得如此反感，還有一個十分微妙的背景。那就是，前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那個扶植王明上台的俄國人米夫，在史達林發起的肅反運動中被懷疑為反革命，這時已遭到整肅。米夫的倒台和被懷疑有敵對背景，不僅使王明失去了一張強有力的保護傘，而且也促使莫斯科的領導人對米夫一手扶植起來的幹部，表示出嚴重的不信任態度。此後中共領導人到莫斯科時，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斯基又曾幾次談到王明的問題，除了對王明表示不信任以外，都特別提出過王明與米夫之間的關係值得懷疑的問題。[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