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動員和組織民眾問題，提議中說：「關於此問題，敝黨敬向貴黨提議將工、農、軍、商、學各界，根據其職業地位而組織各種職業聯合團體，即將已有組織的群眾團體，加以健全和充實，將還無組織的民眾，組織在各種群眾團體以內去；同時根據地域原則，在各地方組織統一的各界群眾團體的領導機關，在全國範圍內成立統一的全國性的領導機關。青年、婦女、文化界等應根據其切身利益和特殊需要，而組織成各種統一的群眾團體，以便真正實行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以便真正達到全國人力、物力、財力總動員的目的。當然所有群眾團體及其領導機關，均應向政府機關登記，並採取政府及黨部的領導。敝黨願盡力贊助貴黨在抗日救國大前提下，造成統一的群眾運動和統一的群眾組織。」[159]
3月24日 將自己3月21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送交國民黨，同時報中共中央一份。
同日 中共中央長江局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發出了關於恢復黨組織關係的通知，並發出了「猛烈地十倍百倍的發展黨員」的指示，規定了「細心考慮，大膽發展」的方針。在不長的時間內，長江局所轄地區從省委（工委）到支部，各級黨組織迅速建立，黨員數量大量增加。[160]
但據王瀚回憶，王明曾提出「發展一千，進來一個壞人也沒關係」的論調，給發展工作帶來了不好的影響。又據《董必武傳》說，在台兒莊戰役勝利後，王明得意忘形，對湖北省委負責人錢瑛說：「怕什麽，要公開（指黨組織）！」還要中共湖北省委打著省委的旗幟到街上遊行，甚至要「共產黨員必須時時、事事、處處服從國民黨當局領導」。[161]
3月25日 中共中央收到王明起草的《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後，感到這個提綱沒有明確提出克服困難堅持抗戰到底和堅持反對妥協投降、悲觀失望的傾向問題，武裝群眾的問題及改善民生的問題，為補救其錯誤，另外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電》，提出如下八條意見：1.用一切宣傳鼓動方法，號召全國人民以中華民族必勝的信心，克服一切困難，忍受一切犧牲，誓與日寇抗戰到底。2.繼續動員全國武力、人力、財力、物力，為保衛西北、保衛武漢而戰。3.繼續擴大與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4.繼續擴大與鞏固國民革命軍。5.繼續改善政治機構。6.繼續全國人民的動員。7.為使政府與民眾進一步結合起來，為更能順利地動員民眾參加抗戰，必須採取具體的辦法，實施改善民生的法令。8.組織抗戰的經濟基礎，建立國防工業，發展國防工業，改進農業。[162]
同日 與周恩來、郭沫若等出席在漢口總商會禮堂召開的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代表大會，並接見全體代表，還與周恩來等為《新華日報》全國學聯代表大會特刊題詞。
3月26日 為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代表大會題詞，第二天以陳紹禹的名字刊登於《新華日報》。
3月28日 朱德、彭德懷、朱瑞致電中央書記處並陳紹禹、周恩來、博古，提出北方局解散決死隊內黨組織問題的意見。[163]
3月 延安解放社出版王明的《救中國人民的關鍵》。
同月 根據王明的提議，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派任弼時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共工作。[164]
有的學者對王明提議任弼時赴蘇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提議派任弼時赴蘇匯報的竟是王明。任是王明的老熟人，在1931年初六屆四中全會上，兩人同時進入政治局，王明返國後，任也和政治局其他同事一樣，對王明傳達的共產國際指示表示擁護，於是王明就認為任是自己可以聯合的盟友。殊不知，上層風雲可以瞬息萬變，到了1938年春，已有跡象顯出任已明顯偏向毛澤東一邊，而王明竟渾然不知。於是王明無意中就做了一件令毛拍手稱快的事，毛實在有太多的理由為王明的這項提議感到高興。」這「客觀上為毛『借洋師助剿』王明提供了便利的條件」。[165]
任弼時1938年到共產國際後，發現王明和康生在共產國際期間竭力奉行宗派主義的幹部路線，利用「清黨」、「肅托」的機會，排除異己，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對他不滿的幹部，對一些同誌既不讓回國，又不安排工作，長期把他們放到基層進行勞動懲罰。他們申訴無門，精神上遭受折磨，生活上發生困難。任弼時到達後，認真地進行調查，負責地解決了以下一些人的問題。
其一是吉合的問題。吉合（張期生）原是中共綏遠省委組織部長，1935年組織遭受破壞後，和省委書記劉仁（王崇義）、臨河縣委書記王逸倫假道外蒙到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團。負責組織工作的康生，先是要吉合帶著電台回國到陝北去找紅軍，吉合準備起程時，康生突然變卦，責問吉合：「你怎麽帶王逸倫來？他什麽人？」吉合說他是模範縣委書記，康生竟然說：「越是敵人，他才越好好工作，爭取信任。」不但不許吉合回國，而且一併加以「審查」。吉合從此被放在國際列寧學院中國部，一「掛」就是三年。後來他給任弼時寫報告，任弼時立即批準，吉合等同誌才於1938年7月得以回國。
其二是師哲的問題。師哲是1925年赴蘇學習的，1929年被派到遠東和西伯利亞等地實習做地方工作。在王明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期間，他幾次要求回國工作，但王明等都不予理睬。1938年蘇聯政府規定非蘇聯公民不得在蘇聯國防、外事和保衛部門任職，師哲被解職了。他再次到中共代表團要求回國，任弼時接待了他。兩三個月後，師哲被調到中共代表團工作。師哲說，任弼時「是多麽地不同於那個『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啊，在我這種交織著激動與感激的心情中，我真的覺得自己酷似重新回到母親懷抱的嬰兒！』」
3月24日 將自己3月21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送交國民黨，同時報中共中央一份。
同日 中共中央長江局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議》，發出了關於恢復黨組織關係的通知，並發出了「猛烈地十倍百倍的發展黨員」的指示，規定了「細心考慮，大膽發展」的方針。在不長的時間內，長江局所轄地區從省委（工委）到支部，各級黨組織迅速建立，黨員數量大量增加。[160]
但據王瀚回憶，王明曾提出「發展一千，進來一個壞人也沒關係」的論調，給發展工作帶來了不好的影響。又據《董必武傳》說，在台兒莊戰役勝利後，王明得意忘形，對湖北省委負責人錢瑛說：「怕什麽，要公開（指黨組織）！」還要中共湖北省委打著省委的旗幟到街上遊行，甚至要「共產黨員必須時時、事事、處處服從國民黨當局領導」。[161]
3月25日 中共中央收到王明起草的《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提議》後，感到這個提綱沒有明確提出克服困難堅持抗戰到底和堅持反對妥協投降、悲觀失望的傾向問題，武裝群眾的問題及改善民生的問題，為補救其錯誤，另外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電》，提出如下八條意見：1.用一切宣傳鼓動方法，號召全國人民以中華民族必勝的信心，克服一切困難，忍受一切犧牲，誓與日寇抗戰到底。2.繼續動員全國武力、人力、財力、物力，為保衛西北、保衛武漢而戰。3.繼續擴大與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4.繼續擴大與鞏固國民革命軍。5.繼續改善政治機構。6.繼續全國人民的動員。7.為使政府與民眾進一步結合起來，為更能順利地動員民眾參加抗戰，必須採取具體的辦法，實施改善民生的法令。8.組織抗戰的經濟基礎，建立國防工業，發展國防工業，改進農業。[162]
同日 與周恩來、郭沫若等出席在漢口總商會禮堂召開的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代表大會，並接見全體代表，還與周恩來等為《新華日報》全國學聯代表大會特刊題詞。
3月26日 為中國學生救國聯合會代表大會題詞，第二天以陳紹禹的名字刊登於《新華日報》。
3月28日 朱德、彭德懷、朱瑞致電中央書記處並陳紹禹、周恩來、博古，提出北方局解散決死隊內黨組織問題的意見。[163]
3月 延安解放社出版王明的《救中國人民的關鍵》。
同月 根據王明的提議，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派任弼時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共工作。[164]
有的學者對王明提議任弼時赴蘇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提議派任弼時赴蘇匯報的竟是王明。任是王明的老熟人，在1931年初六屆四中全會上，兩人同時進入政治局，王明返國後，任也和政治局其他同事一樣，對王明傳達的共產國際指示表示擁護，於是王明就認為任是自己可以聯合的盟友。殊不知，上層風雲可以瞬息萬變，到了1938年春，已有跡象顯出任已明顯偏向毛澤東一邊，而王明竟渾然不知。於是王明無意中就做了一件令毛拍手稱快的事，毛實在有太多的理由為王明的這項提議感到高興。」這「客觀上為毛『借洋師助剿』王明提供了便利的條件」。[165]
任弼時1938年到共產國際後，發現王明和康生在共產國際期間竭力奉行宗派主義的幹部路線，利用「清黨」、「肅托」的機會，排除異己，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對他不滿的幹部，對一些同誌既不讓回國，又不安排工作，長期把他們放到基層進行勞動懲罰。他們申訴無門，精神上遭受折磨，生活上發生困難。任弼時到達後，認真地進行調查，負責地解決了以下一些人的問題。
其一是吉合的問題。吉合（張期生）原是中共綏遠省委組織部長，1935年組織遭受破壞後，和省委書記劉仁（王崇義）、臨河縣委書記王逸倫假道外蒙到莫斯科找中共代表團。負責組織工作的康生，先是要吉合帶著電台回國到陝北去找紅軍，吉合準備起程時，康生突然變卦，責問吉合：「你怎麽帶王逸倫來？他什麽人？」吉合說他是模範縣委書記，康生竟然說：「越是敵人，他才越好好工作，爭取信任。」不但不許吉合回國，而且一併加以「審查」。吉合從此被放在國際列寧學院中國部，一「掛」就是三年。後來他給任弼時寫報告，任弼時立即批準，吉合等同誌才於1938年7月得以回國。
其二是師哲的問題。師哲是1925年赴蘇學習的，1929年被派到遠東和西伯利亞等地實習做地方工作。在王明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期間，他幾次要求回國工作，但王明等都不予理睬。1938年蘇聯政府規定非蘇聯公民不得在蘇聯國防、外事和保衛部門任職，師哲被解職了。他再次到中共代表團要求回國，任弼時接待了他。兩三個月後，師哲被調到中共代表團工作。師哲說，任弼時「是多麽地不同於那個『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啊，在我這種交織著激動與感激的心情中，我真的覺得自己酷似重新回到母親懷抱的嬰兒！』」